第十九章 方中允教授
第二天早晨，戰教團果然來了。
他們一共有二十幾個人，年紀都隻在二十左右，穿著草鞋，帶著健康的風塵顏色。領隊的是他們的團長方中允和副團長餘新之。方中允有四十多歲，高瘦個子，白淨麵皮，戴著近視眼鏡，操著帶有紹興土音的官話。他是一位有名的學者，自幼就鑽研著中國的古書本子像蠹魚一樣，立誌要追蹤乾嘉學者的後塵。十幾年來他一直在平津各大學過教授生活，被青年們看做是國學大師。“九一八”以後，他從書齋中猛然驚醒，思想開始轉變，開始和一些救亡青年們發生關係。隨後他接觸並且認識了新的哲學思想和拯救中國的道理，從乾嘉學派傳給他的純學術的牛角尖裏解放出來，變成了一個擁護共產黨和馬克思主義的學者。隨著國難的日趨嚴重，他更加勇敢地正視現實，主張抗日救亡，和北平的進步學生和教授的關係日益密切。由於有共產黨嫌疑，他曾經被國民黨當局“請”去過三次，甚至有一次硬是被“請”到南京，軟禁起來。由於他的學術地位，當局顧慮著社會影響，對他不采取公開逮捕。經學術界多人營救，三次都獲釋放。抗戰爆發前一年，北平的某大學在當局的壓力下將他解聘，他來到多風多沙的黃河南岸，在河南大學中暫過著沉默的教書生活。雖然他所講授的課程與現實毫無關係，但他的一舉一動，依然被那些愛關心別人思想的人們注意著，監視著，煞有介事地猜測著，使他連呼吸都感到十分窒息。學生們對他極其崇拜。那些讀死書的學生們崇拜他學問淵博，而關心現實的學生們在暗中更親密地圍繞著他。抗戰一爆發，任何有害民族解放的反動力量都暫時在愛國的**下動搖，亂了陣腳，於是方中允毫無留戀地放下古書，放下考證，在地下黨的要求下，在知識界從事救亡運動的領導活動，而他也熱情地、堅決地獻身給民族解放的神聖事業。
半年來他領導著戰教團沿平漢線各處工作，到處播撒著新鮮種子，到處受著廣大青年的熱烈歡迎。為要把自己的薪水（他在大學中的教授位置並未取消）拿來貼補戰教團的經費，他早把太太和孩子送到一位做地方法院院長的哥哥那裏，如今隻有這個團體才是他的家，能給他無限的快活與安慰。時常為了政治上的阻撓，他不得不回到省城或往武漢去托人疏通，解除誤會。最近河南大學遷到了雞公山，他因事到雞公山上住了半個月，昨天晚上趕到離這裏二十裏的小鎮上找到團體，今早同大家起五更一道前來。每次他離開團體期間，團員們想念他正像想念著慈愛的媽媽。雖然餘新之也是把全副精神獻給團體，但團員們對他遠不像對方中允那麽敬愛，時常積起來一些小矛盾、小問題，等方中允來時解決。
前幾天餘新之匆匆地來了一趟，僅僅在城裏耽擱半天，拜訪了縣長、駐軍師長和師政治部的幾位負責人，下午就轉往潢川。在潢川他拜訪了一位堅持抗戰的桂係高級將領，將戰教團的成立經過和工作情形報告給這位將軍。這位將軍很耐心地聽他報告，詢問了許多問題，對他們的努力十分同情，說了些慰勉的話，還捐出來兩千塊錢。他是那麽永不疲倦，一方麵在外邊奔走活動，一方麵處理團體內部的煩瑣工作，致使他的兩隻眼睛經常是紅茫茫的，臉上罩著一層因睡眠不足和疲勞過度而起的灰暗神色，有時露一點反常的微紅。如今他穿著一雙廉價的新布鞋，提著一根磨得短禿的土產手杖，跟方中允走在隊伍後邊。他們的背後是幾副行李挑子。因為昨天走了幾十裏山路，又一直陪同誌們忙到半夜，當大家睡了以後，方中允還在向他詢問著近來的工作和團員們的生活與學習問題，所以如今他臉上的疲勞神色越發顯得重，而眼睛也越發顯得紅。
在城門外和歡迎的青年遇在一起，稍耽擱幾分鍾，然後重整隊形，戰教團走在前邊，一路歌唱著走進城門。沿街民眾都以驚奇和喜悅的目光注視著他們，有許多小孩子在他們走過後拍手歡呼，跟隨著他們唱歌。方中允和餘新之都極其興奮，心像青年們一樣燃燒著青春的熱情。他們都不會唱，卻不自覺頻頻地開合著嘴唇，從喉管裏發出來低微模糊的斷續聲音，分明他們的心靈在這激昂的歌聲中同青年們的融化到一起了。餘新之的臉色開朗了。在歌聲停歇時，他望著方中允，嘴唇蠕動了一會兒，喃喃地小聲說：“方先生，你瞧瞧，雖然我們碰了許多釘子……”他看見方中允的眼睛隻顧在街兩邊的民眾、店鋪、各救亡團體貼在牆上的歡迎標語上溜來溜去，並沒有注意他的話，他也就不再說了。
整整的一個上午，本地的救亡青年、尚未參加救亡工作的知識青年、懷有抗日救亡熱情和民主思想的教育界人士，穿梭似的來同學會拜訪這個有名的救亡團體和他的領導人。一般知識分子對於方中允教授極其崇拜，誰都希望看一看他的風采，聽一聽他的談話。青年人把各種各樣的紀念冊送到他的麵前，要求他題句話或簽個名字，等他題過後再要求餘新之題。但方中允還要跟餘新之去拜訪縣長、師長、師政治部和縣黨部，因此有許多人跑來較晚，就沒有看到他，頗為悵然。人們對戰教團的團員們也懷有很大敬意，喜歡和他們接近，向他們問長問短。尤其抗敵工作講習班的先生和學生們自從參加了在城門口的歡迎之後，感情激動得簡直不能夠安心上課。“我們也組織個團體到各處工作！到前線工作！”他們在教室中紛紛嚷叫著，有的還要求羅明和張克非介紹他們參加戰教團。由於大家對戰教團的同誌們的工作和生活非常羨慕，遂將平常所談的客觀環境的種種阻力、困難忘得一幹二淨，仿佛這世界已經掌握在他們自己的手中。
午後兩點鍾，各救亡團體在同學會院子裏的草地上為戰教團開歡迎會，師政治部的魏科長也帶領了一部分同誌參加。這個會由陶春冰擔任主席。一直開了三個鍾頭，到吃晚飯的時候在大家的歡呼聲中宣布散會。在這個小城市中，從來沒有一個歡迎會像這樣熱烈，像這樣給每個參加者以莫大的鼓舞力量。當方中允演講時候，雖然他的話使當地同誌聽起來有點費力，但沒有一個人不是在聚精會神地望著他，聽著他，會場裏忽而肅靜得像夜的森林中風絲毫無，忽而響起來如雷掌聲。從他的演講裏人們更親切地接觸到他的靈魂，感覺到他的靈魂極其天真、誠懇，而且在發光和燃燒。換句話，人們從他的演講裏清楚地認識了什麽是真正的文化戰士，認識了一個為青年愛戴的進步學者的整個人格。他報告了他自己怎樣由老學究變成“新青年”，一步比一步堅決地走上了今天所走的光明大道，每句話都叫人感到極其實在、樸素，貫穿著一個極其簡單的中心觀念，即做人必須毫無畏懼地為真理服務。方中允演講過後，戰教團的同誌們站起來唱了兩支歌，主席請餘新之講話。
“各位同誌，”餘新之開始說，“我想大家一定很想知道戰教團的產生經過和它半年來的工作情形，現在我就來一個簡單的報告。”
他的報告不但不簡單，反而過於詳細，費去了一個半鍾頭以上。首先，他報告“八一三”以後從北平、上海、東京回來了一批文化朋友，集中在省城，和原在省城工作的一批朋友聯合起來。先辦了個救亡刊物，跟著辦了個遊擊訓練班。遊擊訓練班的主持人是姬非武和方中允兩位教授，而餘新之他自己也在班裏麵擔負了一部分責任。遊擊訓練班參加的分子都是省城裏大中學生，可惜隻辦了一期不能再繼續下去。遊擊訓練班就是戰教團的前身，不過大部分同學分散到全省各地，參加了別的救亡團體，也有一部分過黃河到戰地去真正打遊擊，現在留在戰教團的隻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講到這裏，他又把那位眾人皆知的學者，本省文化界的領袖人物，現在擔任著河南大學文學院院長的姬非武教授作一個補充介紹，然後才又繼續報告下去。介紹姬非武教授在餘新之的講話中是一個不十分必要的枝節，但是通過這個枝節可以反映他同姬教授的師生關係。他像愛談掌故的曆史教員一樣，有許多地方他的報告顯得囉嗦和重複。不過因為他報告出了許許多多寶貴的工作經驗，描繪出團員們的充滿著學習熱情、愛國熱情以及民主精神的生活瑣事，所以大家聽起來都感到津津有味，還時常引起來一陣哄笑。
當天晚上，縣長請方中允和餘新之吃飯，並請了許多陪客，其中有地方上的重要紳士，教育界同人和師政治部的一位科長。縣長肥頭肥腦，四十多歲，頭頂半禿，如果不是他穿著公務員製服，他的神氣倒很像一個發財的小城市商人。他對方中允極其客氣和恭維，處處表示他對後者的學問、道德、事業，都是五體投地的佩服。在酒席上，大家的話題忽而由軍事轉到政治，忽而又由政治轉到軍事，忽而又轉到青年問題。因為有幾位紳士談興很高，使這個宴會十分熱鬧。縣長頻頻地向客人敬酒，並且當他敬酒時一再聲明上頭有命令實行“新生活”，禁止煙酒，今天是歡宴佳賓，所以要大家痛飲一番。旁邊一位紳士端起杯子時再三推辭著不肯多喝，說是他近來喝酒太多，正患眼疾，為證明自己的話，他取下眼鏡，讓縣長和方中允看一看他的紅眼睛。方中允一麵和縣長、紳士們應酬，一麵聽著另外兩張桌上的高談闊論，心中湧起一種不能忍耐的厭惡之感。在左邊的一張桌上，紳士們正以非常樂觀的論調談論著台兒莊勝利，認為敵人經這次失敗，絕不敢再向徐州進攻，一定要同我們中國講和。於是就有一位穿草綠軍服的年輕紳士說：
“抗戰本來很簡單，隻要有好的武器，好的指揮官，就能夠把敵人打敗。但目前還有個政治問題。現在許多人煽動青年……”
一位胖胖的紳士怕他的話被方中允和餘新之聽見會引起誤會，趕快一麵對他使眼色，一麵截斷他：
“政治固然也重要，不過畢竟是緩不濟急。如果等政治動員工作完成，我看，起碼也得五十年。”
“可是我們的戰爭至多再打一年，”穿草綠軍服的紳士說，“不說我們再連打幾個勝仗，隻要我們能在津浦路支持一年，使敵人沒有進展，敵人自己就非崩潰不可。”
“那當然，”另一位紳士說，“日本是一個小國，經濟上絕不允許它長期作戰。其實要是抵製日貨能做得徹底，不用打仗它就會崩潰了。”
“況且《曹劌論戰》所講的‘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的話，我看日本對中國進攻起初就是‘一鼓作氣’，現在到了‘衰’的階段，再過半年就要‘竭’了。”
“對對。我看台兒莊之戰就是一個轉機，就是一個轉機。我們住在大別山下，離戰場遠隔千裏以上，盡可以放心好啦。來，來，我們共同幹一滿杯！”
“共同幹杯！”大家都舉起杯子叫道。
在方中允右手的桌子上，首席是餘新之，陪客中大部分是教育界同人和新派紳士，他們正談論目前的教育問題，有人讚成實行“抗戰教育”，即加強求知與救亡兩種教育目的之間的密切聯係。有人認為學生隻應該埋頭讀書，培養成將來的建國人才，至於抗戰救國，應由政府負責。於是滿桌子議論紛然。在起初，後一派顯然是占了優勢，隨後餘新之加入辯論，後一派才讓了步，不再堅持。但並不是後一派每個人都對他的話誠心接受，而是有些人心裏邊大不以為然，表麵上不好意思同他駁辯。那位教育局長就用十分客氣的口氣向他說道：
“我對於餘先生的這番高論佩服之至！佩服之至！可是呢，”他感慨地搖搖腦袋，“不管什麽教育方案，我看今天的中等學校全得停辦，我們大家都必須改行才行。”
“為什麽要改行？”抗戰教育派有一位問道。
教育局長冷冷地一笑，回答說：“學生們都不安心讀書，大批逃走，學校不停辦有什麽辦法？”他舉杯向餘新之敬酒：“請，請。”放下酒杯回頭來對發問的同行接著說：“咱縣裏兩個中學：男中從今春開學到現在逃走了三分之一，女中逃走了一半。一天前還有一批女學生結伴逃走，小學教員中也時常有人走掉。照這樣下去，再過半年，還辦的什麽學校？”
“其實，據我看，”有一位主張要學生埋頭讀書的紳士說，“逃出去的學生十個有九個都是假借救亡名義，並不是真心救國。那些在家中訂過婚的就趁這個機會逃婚，沒訂過婚的更可以到外邊大膽地自由戀愛。我作了粗略估計，逃走的女學生多半是不滿意父兄們為她們包辦訂婚。”
“這也不見得，”教育局長說，臉上浮著諷刺的微笑，“青年人總是富於革命性的……”
方中允沒有聽完，動委會秘書程西昌站起來向他敬酒，並且拱拱手說：
“縣長命令我打個通關，先從方先生起，三拳兩勝，輸的喝一滿杯。請！請！”
方中允推辭不過，但又不願猜拳，隻好站起來喝一滿杯。等他喝畢這一杯酒，程西昌就同坐在他右邊的政治部科長大聲地吆喝起來。縣長對猜拳很感興趣，就望著餘新之的桌子叫道：
“喂喂，你們不要盡喝啞巴酒，也猜幾拳熱鬧熱鬧呀！”
因為下午同縣長見麵時候，他對於戰教團的工作表示極願幫忙，所以方中允對於縣長的印象還相當滿意。當宴會之後，縣長率領著一群陪客把他和餘新之送出縣政府大門時候，他特別重重地握了縣長的手，表示衷心的感謝之情，並再一次誠懇地要求說：“請在工作上多多指導。”縣長連連鞠著躬，很恭敬地回答說：
“我對於救亡是外行，今後要多向方先生請教。”
雖然疲憊不堪，又帶了三分酒意，方中允教授回到戰教團後仍不肯倒下睡覺。看見團員們分成幾組圍著小煤油燈讀書和研究問題，他的精神馬上又振奮起來，臉上閃著快慰的笑容，一直向團員們走去。團員們聽見他輕快的腳步聲和手杖聲，紛紛抬起頭來，歡快地叫道：“方先生，你回來啦！”他站在他們中間，向每一雙注視他的眼睛輕輕點頭，報以微笑，同時從鼻孔裏發出來嗯嗯聲音。因為他是那麽快活，簡直不知用什麽話來表達自己的心情。餘新之跟在他的背後，像一個學生對待他所敬愛的老師似的，說道：
“方先生，讓我來照顧他們學習，你該休息啦！”
“我不累，我不累。”
方中允教授一麵回答著餘新之，一麵從一位女團員麵前拿起書來看了看。看見是一本翻譯的哲學名著，他向麵前的女孩子表示讚許地點點頭，隨即問道：
“你們剛才在討論什麽問題？”
“我們討論得可熱烈啦，方先生！我們討論，日本鬼子已經打入內地，北平、天津淪陷之後，上海淪陷了，太原淪陷了，南京淪陷了，濟南淪陷了……為什麽救亡工作仍處處受到阻礙？”
有的團員問：“方先生，有人說台兒莊勝利之後，日本鬼子在軍事上會停頓下來，重點工作將轉到向蔣介石政治誘降，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的秘密活動將更加緊。你說，蔣介石會投降麽？”
另一個團員問：“有人說，台兒莊大捷是抗戰軍事上的一大轉機，從此日寇將不敢冒險前進，中國將轉入反攻。你說，這樣的判斷有道理麽？”
有一位名叫高瞻的團員問道：“方先生，我也有一個問題。為什麽從出現偽滿洲國，到出現殷汝耕的偽冀東自治政府，到近來在平、津和華北各地出現的各種大小維持會都是日本人搜羅的社會上的封建殘渣餘孽？為什麽國民黨內部阻礙抗戰的力量也是反對民主進步的頑固力量？這是不是證明反帝必須反封建？中國人民反封建的任務到何時才能完成？”
有人馬上接著說：“對，方先生，高瞻提出的問題請你講講。我們小組剛才討論了這個問題，正在討論你回來了。”
另有人要求說：“請方先生先講台兒莊大捷以後的戰爭形勢！”
方中允對團員們爭搶著向他提出問題十分愉快，一天的疲累一掃而光。他在他們的中間坐下去，又點頭示意餘新之坐下去，然後說道：
“台兒莊大捷值得慶祝，打破了日本‘皇軍’不可戰勝的神話。但是這次勝利並不能改變中日整個戰局，不能阻止日軍向中國的繼續進攻，也不能改變日軍的整個戰略。有些人盲目樂觀，我今晚在縣政府酒宴上也聽到了這種論調，實際上對抗戰沒有好處。日本是強國，中國是弱國，中國人必須樹立堅持長期抗戰和抗戰到底的思想，反對妥協投降，才能最終戰勝日本帝國主義。我昨天從武漢帶回來一篇極為重要的文章，對於當前的抗日戰爭形勢，以及未來的發展變化，分析得十分精辟，你們大家看一看好了。”
“什麽人寫的論文？”幾個人同時問。
“是毛澤東寫的《論持久戰》。”
“啊！”
團員們吃了一驚，紛紛要求將這篇文章拿出來讓大家一讀。餘新之笑著說：
“文章寫得確實精辟，可以解決許多糊塗觀點。我今天馬不停蹄地忙了一天，今夜一定看，明天上午就給你們大家傳閱。”
“方先生，你在武漢，對日本通過陶德曼向蔣介石誘降的事，有什麽新的消息？”
“沒有什麽新的消息。以目前全國民氣看，陶德曼的幕後活動不會成功。”
高瞻要求說：“我剛才提的問題，請方先生替我們講講！”
方中允笑著點點頭：“你們討論的問題很有意思。中國從近代開始，就遭受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瘋狂侵略。中國是一個大國，任何侵略者都隻能分頭蠶食中國，而不能占領中國，這就需要在中國尋找代理人。辛亥革命前，最能為帝國主義效力的是腐敗的滿清政府，民國成立以後是封建軍閥，如今肯替日本帝國主義效力的人也主要是封建社會的殘渣餘孽。當然問題不是這樣簡單，國民黨的上層要人中也會有親日派。五四運動時提出來反帝反封建的戰鬥口號，這是中華民族的曆史任務。如今還是這兩大任務。五四運動還提出科學與民主兩個口號，至今依然十分必要。提倡科學是醫治中國的文化落後，提倡民主是要醫治政治上的半封建性，而提倡民主與科學這兩大曆史任務又關係密切。你們學了近代和現代史，就會明白，目前我們所進行的抗日戰爭，仍然是反帝反封建的曆史任務。反帝反封建的任務不僅包括當前的抗日鬥爭，也包括未來能不能建設一個合乎廣大人民需要的現代國家。”
團員們對方中允的回答紛紛點頭，還互相交換著會心的微笑。隨即有一個團員興奮地問道：
“方先生，你說，抗日戰爭勝利之後，中國會建設成一個什麽樣的國家？”
這一群青年的思想本來很活躍，而這個問題又是大家平時最關心的，所以登時所有的眼光都集中注射在方中允的臉上。他從這些期待的眼神中讀出了一句同聲的要求：“請你替我們講講吧！”他沒有馬上回答。如今在國民黨統治的地方從事救亡活動，情況很複雜，有些敏感的問題應該回避討論。然而他畢竟是一位教慣了書的學者，不回答學生覺得不好。他又拿眼睛向大家望了一遍，像故意逗著大家玩兒似的詢問道：
“要不要我幫你們弄清楚？”
好幾個人回答說：“要！”那些不說話的都用點頭和眼神表示他們的希望也正是如此。餘新之想著這問題還是不討論為好，趕快向大家笑著說道：
“喂喂，方先生不同咱們年輕人，還是讓他快去休息吧。你們提的這個問題，以後……”
他的意思是說以後有時間，再請方先生替同誌們解釋這兩個問題。但他的話還沒說完，同誌間就有人截斷他說：
“好，好，方先生要是累的話，就明天再講吧。”
方中允教授出乎餘新之的意料，搖著頭聲明自己毫不疲乏。真的，每次不管方中允怎樣的奔波辛苦，隻要一回到生氣勃勃的青年群中，立刻就感到精力充沛，變得年輕了。他開始詳細地給大家講解中國社會應如何發展，將來在抗日戰爭的廢墟上應該建成一個什麽性質的國家。盡管他回避了一些名詞，但是他的意思大家還是清楚的。他一麵講一麵注意著每個人的麵部表情。他了解每個團員正像慈母了解她身邊的孩子們一樣，從團員們的麵部表情，下頦的動靜和眼睛的神色，他會看出來他們對他的話是否了解和了解的程度。但同時他也曉得團員們的興趣並不一致，喜歡文學的不一定喜歡哲學或社會科學；他還知道因大家對他非常敬愛的緣故，無論他講什麽大家都愛聽，都相信，這樣往往會使他們在接受時失去了主動性。因此，他雖是講解問題，也仍然采取了一部分討論方式，隨時請他們自己說出看法，互相討論，一直把問題初步弄清楚之後，他還是不放心地囑咐大家多參考幾本書繼續研究，在研究時應該注意活生生的現實問題。一個女團員閃著一雙明媚的眼睛，非常天真地向他問道：
“方先生，我想將來在哲學上多努點力，你說可以麽？”
“好，好，”方中允教授點著頭說，“可是不要做一個學究。哲學不僅是要人怎樣去認識世界，解釋世界，而尤其要人們怎樣去改造世界。”
好幾個聲音答道：“要人怎樣去改造世界！”
方中允教授望了望餘新之一眼，又轉回頭去向那些熱情的眼睛笑著點頭。看見餘新之也在向他笑著，想說話沒有說出來，方中允猜到又是那一句：“你瞧瞧，方先生！”他又轉向餘新之，點點頭，心裏邊歎息說：“‘後生’真是‘可畏’啊！”就在這當兒，他想到自己的少年時代所過的生活，所接觸的人物，所閱讀的書本，所思考的問題，完全是另一方麵的，不禁對眼前的這群孩子起一種羨慕之情，同時也惋惜自己過去有許多年的寶貴時間和精力都浪費於無用之地。當他在少年和青年時代，他壓根兒就沒有聽說過什麽是“否定之否定”，“本質和現象”，“內容和形式”等等，壓根兒沒想到過人類的前途，更莫說參加改造世界的神聖工作。那時，他所關心的是宋學和漢學的爭執問題，是今古文的誰是誰非，一直到北伐前後，他還相信胡適的話，認為考證出一個字和發現一顆星星有同樣價值。五四運動時他二十幾歲，醉心於史學和考據學，偶爾也搞一點中國思想史，他除對儒家的經典比較熟悉外，對《老子》和《莊子》都認真鑽研過，很感興趣。由於老師梁任公的推薦，他讀過孫詒讓的《墨子間詁》，開始注意墨子學派。那時他偶爾讀一讀《論衡》，感到王充有些見解很新鮮。直到北伐以後，他才接觸到現代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哲學，逐步成為新哲學的信徒。如今抗戰一開始，新哲學的學習迅速在青年中普及了，這是他在青年時代連做夢也沒有想到的。“啊，新的時代產生了一代新人！”他又一次在心中歎息說，深深地感覺到時代的偉大和曆史的飛速向前進。但他的歎息絲毫也沒有傷感意味，僅是因為他心中有一種無法表達的強烈的感情罷了。
“方先生，”那個女孩子又跟著問道，“你既然是研究老古董的，為什麽對新哲學和社會科學也研究得這麽好呀？”
“哪裏，我也是才開始學習！”方中允又笑著說：“雖然接受新哲學有點晚，可是朝聞道夕死可矣。相傳著《道德經》的李耳生下來就有白胡子，那是靠不住的。不過我在青年時代是一個老頭子，到壯年才開始青年生活，這是真的。要不是‘九一八’的炮聲，我一頭鑽進故紙堆中，大概一生也不會有青年期吧。”
大家都笑了。餘新之坐在他的對麵，慢慢向口袋中摸索紙煙，向同誌們說道：
“我們的方先生雖然四十多歲，可是比二十歲左右的人更要年輕。他跟別的青年人不同的隻有一點，你們曉得是哪一點？”
“哪一點？”幾個青年搶著問。
“他一心拚命地搞革命工作。”餘新之把紙煙放進嘴角又接著說，“到處散播革命種子，但沒有鬧過戀愛，別人除工作以外還要鬧戀愛。青年人鬧戀愛不要緊，但不要影響工作和學習。”
大家又哄笑了。笑過之後，方中允整了整近視眼鏡，給大家說了一個小笑話，是關於他開始思想轉變時期的教書的一個笑話。他說：“九一八”以後他在北大教書，開的有門課程叫做“古曆術”，是一種相當高深的東西。有一天他正在講台上講得津津有味，忽然有一位學生站起來問道：“先生，我們研究這門學問對現實有什麽用途？”他眨著眼皮想了想，很坦白地回答說他自己也不曉得有什麽用途，因為學校當局知道他寫過這方麵的學術論文，請他講這門沒有用處的課程，他就講了……這小故事又把同誌們逗笑了。他自己也忍不住笑起來，兩隻手抱著膝頭說：
“不要笑，有許多大學教授明明拿沒有用的東西騙飯吃，還要說一套‘為學術而學術’的理論替自己辯護哩。”他笑著停一停，補充說，“當然，抗戰勝利以後，再過若幹年，我國的學術文化有很大發展，在今天看來是冷門學問到那時都有用處，隻是今天首先需要的學問最好同現實的關係多一些，直接一些。”
一個坐在角落裏的男同誌問道：“方先生，你將來還回大學教書麽？”
所有的男女同誌都忍住了歡喜的餘笑，重新把眼光集中在方中允教授的臉上，傾聽著他的回答。
“什麽時候抗戰不結束，”方中允回答說，“我什麽時候不回到大學教書。抗戰後如果我必須回學校教書的話，我也不打算再拿沒有用的東西騙學生。”
“假若戰爭延長下去，比如說延長兩年或三年吧，方先生，你也一直不回到學校？”
“當然不回。從現在情況看，你們估計兩年三年太短啦。明天你們讀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就明白什麽叫持久戰了。不管怎麽，隻要抗戰不勝利結束，我就不重回學校。最近我去雞公山，辭去教授位置，就是決心同你們在一道做救亡工作；將來如果需要，我還要同你們一道上山打遊擊。”
“真的麽？真的麽？”好幾個同誌一齊叫著，因為不勝驚喜而不自覺地把聲音提得很高。
餘新之插嘴說：“當然是真的。我本來決定今晚要對各位同誌報告這好消息的……”
“我本來早該辭職，”方中允不等餘新之的話說完就搶著說，“起初因為姬先生和幾位朋友都認為保留著大學教授的名義好做工作上的掩護，對於團體的活動有不少幫助，所以都不讓我辭。半月前學校一天三個電報催我回學校教書，我到山上見了姬先生，才知道學校催我回去是由於某方授意，要我和團體脫離關係，然後就容易無所顧忌地打擊團體。他們看見我們的團體到處受青年歡迎，工作成績好，他們害怕，才想出這個陰謀！”
屋子裏的空氣登時嚴肅起來，沒有人發出一點聲音。停了片刻，方中允又接著說道：
“現在同學們在山上都沒心讀書，教授們也沒心教書，事實上等於集體逃難。將來敵人再進一步，學校再逃一步，一直逃到四川的峨眉山為止。民族已到了生死關頭，還盡有人把大批人才拋擲在無用之地，讓他們生鏽發黴！”
“姬先生怎麽說呢？”一個同誌問道，因胸腔窒塞而發的聲音很低。
“他讚成我辭去教授名義，因為事實必須如此。他自己是本省人，社會關係複雜，現在又擔任了文學院長，留在學校中所產生的作用比較大，所以他還是留在山上。”
“這更好，”一位同誌說，“方先生永遠同我們一起了！”
“好，好，永遠一起了！”另一位同誌高聲附和著。
“永遠一起了！永遠一起了！……”
同誌們紛紛歡呼起來。一陣熱烈的掌聲跟著爆發了。
夜裏睡了個香甜大覺，到太陽照到窗子上，方中允才被院中的一陣雄壯的救亡歌聲驚醒。雖然還很困倦，但他伸一個懶腰就忽地坐起來了。
同誌們每天太陽剛剛閃邊兒就吹哨起床，匆匆漱洗後跟著早操，早操後跟著有一個鍾頭的自修時間。現在，自修的時間已經完畢，有的在繼續看書，有的在寫壁報、畫漫畫、刻木刻，有的在院中唱歌、玩耍，還有的在幫助餘新之忙於事務。一看見方中允端著洗臉盆走去舀水，那些在院中唱歌和玩耍的同誌們紛紛地向他叫道：“方先生，你起來啦！”“方先生，你為啥不多睡一會兒呀？”“讓我替你打洗臉水，方先生！”方中允教授應接不暇地向大家笑著點頭，不曉得應該回答哪個。為不讓別人替他打水，他加快腳步從他們中間走過，一麵走一麵喃喃地說：“我自己來，我自己來……”他把水端回屋裏，洗過臉之後就把兩件髒襯衣泡進盆子，搓洗起來，而同時也開始考慮著工作問題。一個女同誌從院裏看見他在屋裏洗衣服，趕忙跑到門口，手抓著門框叫道：
“方先生，你別洗，讓我替你洗！”
“我自己來，自己來。我近來時常自己洗衣服。”方中允教授拒絕了她，又向她誇耀說，“你看，這一隻袖子已經快洗淨了。”
但那個女同誌跳進屋來，站在盆子邊執拗地說：“不行，你洗不淨，還是讓我替你洗吧！”
“我學習學習，學習學習。我這一刻沒有什麽事，洗衣服也可以使胳膊活動。”
女同誌又要求一次，見方中允執意不讓她幫忙，就站在他麵前望了一陣子，提供意見說：
“你應該把肥皂通通打上，放一會兒，然後一搓就淨。哎哎，對了……我替你換盆水吧？”
肥皂還沒有打完，師政治部的魏科長打發人送封信來，問他什麽時候有工夫到政治部作一次演講，並說明這是政治部主任和全體同誌的共同要求。方中允立刻草草地寫了回信，答應明天早飯後一準前去。剛放下筆，陶春冰和郭心清走來看他，談了幾句閑話，跟著就聽見同誌們在院中準備早餐，並有人在呼喚他了。方中允一麵回答著屋外的呼喚，一麵向牆上掛的布包中摸索自己的筷子和搪瓷飯碗，又邀陶春冰和郭心清一道吃粥。他們因為在門口的小飯鋪中包有夥，已經吃過早點，所以隻跟著方中允教授一道兒走到院裏，參觀戰教團大夥兒的簡單早餐。
院中地上放著兩木桶的大米粥，一筐饅頭，幾碗鹹菜。大家都蹲在地下，圍著菜碗，狼吞虎咽地迅速吃著。方中允和餘新之同大家擠在一起，吃得同樣迅速，有時故意和同誌們爭搶半塊饅頭或一塊鹹菜，逗得大家都笑了起來。這一群二十歲左右的年輕人好像從來沒有過憂愁似的，特別愛笑，愛唱。他們在吃飯時也笑，在各自洗刷碗筷時笑得更多，不笑就唱，連方中允教授的臉上也一直是堆滿了愉快的笑。陶春冰對方中允教授的吃飯和自己洗碗深為感動，他走到他麵前打算問他對這種生活是否能過慣，但話沒有說出口，他自己感到慚愧了。
餘新之洗畢碗筷走到陶春冰和郭心清的跟前，問道：
“你們同方先生說了沒有？”
他們回答說：“還沒有。”
餘新之轉過去告訴方中允：“吃過早飯開個會，談一談工作問題。地點在婦女會，因那邊清靜一點。”方中允點點頭，問：
“幾個人？”
陶春冰回答說：“我們這方麵除我同心清兩個外，還有張克非和馮永青。馮就在婦女會工作。”
“咱們戰教團都是誰參加？”方中允又望著餘新之問，隨即眼光又移向一位正吃飯的同誌身上，意思說：“他也參加嗎？”
“老馮也參加，”餘新之點頭說，“其實你同老馮參加，我就可以不必參加了。”
馮子興是一名團員。從前他在北平作學生運動，如今在戰教團中是一個核心人物，團員們對於他的信賴並不在餘新之以下。
“你們倆不管誰參加都可以，最好是都參加。”
方中允說畢後向陶春冰和郭心清點點頭，把碗筷送回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