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王國維：沉湖棄世解塵埃

1927年6月2日上午，中國20世紀傑出的學術大師王國維，正值其學術生涯巔峰之際，卻在北京頤和園昆明湖自沉棄世。消息傳出，頓使海內外學界同深哀悼。人們在痛惜他“中道而廢”之時，更競相揣度其不明不白自沉的原因。幾十年來，猜測、推論，時有新見，又因各執一隅而難以定論，於是成20世紀中國文化界一大“公案”。

王國維主編的中國第一份教育雜誌，即所謂《教育世界》，幾乎成了他一個人的刊物：大量的文章都出於他一個人之手，以至常常不得不隱去作者本人的姓名。借助於這一雜誌，他創造了許多“中國第一”：第一個在中國較係統地介紹德國哲學，尤其是叔本華、尼采和康德的哲學；他的《紅樓夢評論》，為我國文學批評史上的開山之作；後來，他的主要精力就慢慢轉到國學上去了，最終成為一代國學大師，劉夢溪稱他為“中國現代學術奠基人”，郭沫若稱其是“新史學的開山”，以至魯迅也讚揚道：“要談國學，他才可以算一個研究國學的人物。”可是，他怎麽能在《三十自序》中，把自己以後的進步“圈定”在十年、二十年呢？莫不是冥冥之中就有某種預感了？

人間地獄真無間，

死後泥洹枉自豪。

終古眾生無度日，

世尊隻合老塵囂。

這樣的人生感悟，才真是絕望到極點了。

人死萬事休。他是顧不得後人評說了。

要說王國維，需從江南風景勝地錢塘江談起。

錢塘江秀麗壯美，是浙江一筆天然財富。而錢塘江邊的海寧，則出了一位學術風雲人物——王國維。

王國維的誕生地位於浙江省海寧州（今海寧市鹽官鎮）雙仁巷王氏舊宅。雖然王國維後來的學術建樹大有王者風度，但他落入紅塵的這一王氏舊宅，卻並不是一座王宮。這是一個中產人家。1877年12月3日，舊曆十月二十九日，王國維來到“人間”。

正如王國維《人間詞話》所說的“獨上高樓”那種治學意境，他自己是一介寒儒知識分子中不尋常的典型，是富於傳奇色彩的文化人，他的一生無疑也是一場漫長艱苦的攀登，充滿著堅信卻又坎坷。之後留給我們的是許多發人深省的謎團。

王國維幼年時代的第一大不幸，便是親生母親的病逝，當時王國維隻有4歲。

不過，王國維的父親王乃譽後來娶了葉硯耕之女，叫葉孺人。王國維對這位葉姓繼母，比較敬畏。據陳守謙回憶：王國維十五六歲時，跟少年朋友們有聚會，到吃午飯的時候必定要離去，留他吃飯是留不住的。因為後母在家裏等著，午飯要全家人一起吃，所以王國維不能不回家，以討得後母的喜歡。

早年喪母對王國維的影響有哪些呢？也許我們可以從王國維自己的記述裏麵找到線索。王國維後來說，古今的詩人，幼年有很多是膽小的，而想象的能力，確實是從這裏得來的。王國維小時候比較“畏葸”，膽子小。不過這膽小倒不是全部來自幼年喪母。因為人們很可以假定：王國維若是幼年不喪母，而是深得慈母長期精心照料，有可能變得更為懦弱膽小。

王國維在母親去世後，靠祖姑母範氏以及叔祖母提攜撫養。他還有一個姐姐，叫王蘊玉，比他大5歲，也這樣跟著祖姑母、叔祖母過活。

王國維7歲時到附近讀私塾，啟蒙老師是潘緩昌，受的是傳統啟蒙教育。內容大抵有“帖試”或“帖括”之類的科舉文字、八股文章，特別空洞死板。家有藏書五六篋，除了他不喜歡的《十三經注疏》，每日從私塾回來，他都要翻閱這些雜書。從王國維後來的教育觀點看，他顯然不喜歡這種讀死書的做法，以至聽說光緒帝廢除八股、改試策論時，高興得不得了。

次年，恰逢全家搬往城內西南周家兜新屋。對十多歲的孩子來說，搬新屋不是一件小事情，何況這一搬就搬到西鄰城腳、北臨小河、南隔城牆、與錢塘江相望的好去處呢！這是一所二進庭院，坐北朝南，在正房樓上可以望見錢塘江洶湧奔騰。王國維在江邊，一住就是12年，直到22歲，親見錢塘江日日西流，日日東趨海，於是有“潮落潮生，幾換人間世”之歎。後來，海寧市政府將此處王國維故居修繕一新，定為市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並布置了“王國維學術成就陳列室”，以示紀念。王國維身在江邊時，大概沒料到百年之後，人間世會換成這樣吧！

之後比較重要的事件就是光緒帝親政。這件事看上去對王國維並無直接影響，但第二年，也即1888年，康有為就上呈《上清帝第一書》，提出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等變法主張。這樣就影響到王乃譽。王乃譽喜談經世之學，大概就從這時候開始。王國維的父親性格是很爽快的，逢人就講新學，吹“新政”，直談到別人捂著耳朵躲開。由於別人漸漸躲著父親，父親隻好在家裏跟小輩談。這對王國維觸動很大。

王國維十幾歲的時候學作詩文，並喜金石書畫，並已經開始以文會友，跟同縣的少年名士們相互切磋，頗有才子派頭，被列為“海寧四才子”。

後來，王國維與大家“同舟赴府試”，結果沒有考取。於是重新振作，參加歲試，入了州學。

而此時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了，清軍慘敗，全國震動。這對王國維來說，這也是一個轉折。1895年，清政府便與日本簽訂了《馬關條約》，把台灣、澎湖列島、遼東半島割讓給日本，並賠償白銀二萬萬兩，開放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為商埠。當時清政府每年的財政收入還不到賠款的三分之一。這些對王國維影響極大。

而在王國維困苦潦倒的同時，北京城裏，康有為正在鬧他的公車上書，提出變法主張，但沒成功。於是康有為回到廣州講學，學生中有一位就是梁啟超。之後他又進京應試，適逢《馬關條約》簽訂在即，康有為馬上請梁啟超聯合廣東籍的舉人上書反對簽約，一時間轟動全國。此時王國維正是七尺男兒，熱血青年，追慕新學，極為迫切，但迫於窮困，想遊學而不得，卻有家事纏身。

此時，他跟莫氏成婚了。莫氏出生在商人家庭，是同縣春富庵鎮莫寅生的孫女。

1898年2月間，王國維代理《時務報》書記工作。這時候的他渴念新學、心係外界，尤其對於《時務報》更是心向往之。恰好有這麽一個好機會，於是馬上動身去上海。父親也一同前往，但把妻室留在家鄉了。

這是王國維一生事業的開始。

進《時務報》館，開頭是擔任書記之職，薪金雖然不多，但是興趣頗高，盡心盡責。

他在致許默齋的信中說：“閣下（在時務報館的薪水）確係每月20圓，弟則每月12圓。弟當時唯唯。唯念閣下與弟所辦之事固屬不殊，況弟係為閣下代庖，原與一人無異，何以前後多寡懸殊若此，即使弟辦事或有不妥，亦應函告足下，申明當酌減之處，弟亦可以自定去留，未有追減前月薪水者。”可見王國維對這薄薪是不滿意的。

不久，王國維想到翻譯中西文報館去，因為進入《時務報》館後，歐雲樵勸他一起去翻譯中西文報館。那是各路高才薈萃之所，幾個月後就可能長進很大，可以再另外找個好地方。跟父親商量這事後，父親不同意，勸他初來乍到，以慎重為妥。不過，從這事倒可以看出王國維的不死板，思想相當活躍。

這時候，羅振玉創辦的農學社，正缺翻譯人才，於是與《時務報》諸同人共同創立了東文學社。東文學社是我國近代第一所日語專科學校，兼教英語，以培養翻譯西方農學書刊的譯才。這樣，王國維又來了一個機會，去東文學社學外語。不過，東文學社的學習並不輕鬆，製度也頗嚴格。王國維一邊在《時務報》工作，一邊在東文學社讀書，半工半讀，非常緊張。

在報館，王國維任書記，又兼校對，還要代汪氏兄弟寫信、作文、翻譯，報酬卻很少。學習上隻有在東文學社的三個鍾頭，沒有空來進一步鑽研學問。這使王國維進退兩難，抑鬱不樂，考試也不及格。不久就因工作與學習的矛盾激化，與館方發生了齟齬。

王國維被弄得身心交瘁。隨後，他又得了一個長女。但是他根本沒有時間去照看自己的長女。之後他又因為積勞成疾，得了腳氣病而回家療養。不幸的事情在這時候發生了，他的長女夭折了，離他而去。他隻做了兩個多月的父親，又加上腳氣病，禍不單行。

在這種情況下，王國維病愈離家去上海。到上海後，《時務報》已關閉了。羅振玉請王國維到東文學社任庶務，讓他隨班學習，並免去學費。在此之前，羅振玉因看到王國維書題的詠史絕句“千秋壯觀君知否，黑海東頭望大秦”，驚異非常，予以特別照顧。

從此以後，王國維才有時間專心於學問。

這位話不多、藏鋒芒而又很自負的王國維，現在運氣不錯。沒多長時間，又得了一個長子——王潛明。

1904年，王國維前往江蘇師範學堂講課。這時候，清政府成立了“學部”，也就是教育部。不久，羅振玉調任為學部參事，王國維也隨同進了北京。這時的王國維已經30歲了，他似乎已將天涯路望盡，深感疲憊，而又意猶未盡。而立之年，新生活在北京等著他。初來京城，王國維沒攤上什麽新鮮事做。由於辭去了江蘇師範學堂的教職，他得以花大量精力主編《教育世界》，寫文章發表，搞研究工作。

後來，蔡元培擬聘王國維為北大教授，王國維婉辭不就。日本大學也欲聘他為教授，他也謝絕了。不過，他卻兼任外國人在上海辦的金聖明智大學教授。

之後北京大學國學研究所成立，蔡元培兼任所長，聘請校外學者羅振玉、王國維為函授導師。北大送來薪水200圓，王國維退回聘金，並致函馬衡辭謝。

隨即，溥儀手令，王國維“加恩賞給五品銜，並賞食五品俸”。

1924年秋，清華學校擬創辦研究院，聘海內名流任院長，胡適薦王國維去，校長曹雲祥去敦請，王國維婉辭。

同年11月，溥儀被逐出宮，住進醇王府。王國維隨行。

1925年2月，清華創辦了國學研究院，胡適去請王國維任“研究教授”，被謝絕。胡適便又托溥儀代為勸駕，溥儀下了一道詔書，王國維這才答應去清華。

當時清華國學研究院主任吳宓帶著曹雲祥校長的聘書，到地安門內織染局10號王國維寓所，進了客廳，見到王國維，恭敬地三鞠躬，然後才說明來意。後來王國維對別人說：“原以為來者必是西服革履、握手對坐的少年，這樣一看，不是那麽一回事，才決定受聘。”

清華教授的薪金很高，教授月薪大洋300至400圓，有特殊貢獻者可達500圓，王國維、梁啟超當然是最高者，月薪皆為500圓。1925年4月17日，王國維全家遷居清華園西院。3月間他給兒子寫信說：“京寓已決計遷移，已於清華校內租定房屋兩所。一所七間月租25圓；另一所五間月租19圓。擬家眷住七間，書房及男仆住五間。兩屋相離近百步許，然已無他屋可租，隻得暫時勉住。”

王國維薪俸雖豐，但他家有子女8人，求學等費用就很可觀，故生活仍不豐裕。

坎坷加流離，王國維一生的生活有太多這樣的不幸了。屋漏偏逢連夜雨，王國維的大兒子患傷寒，在“中西兩醫並誤”之後終告不治，病逝於上海，年僅27歲。王潛明是王國維的原配莫氏所生。莫氏病逝後，王潛明對繼母潘氏不怎麽好，他妻子羅振玉的女兒羅曼華與婆婆之間也有摩擦。王國維平日隻顧讀書寫作，對家事很少留心，身居其間，調解乏術。羅振玉一向視女兒為掌上明珠，聽說愛女在王家受了委屈，心中不快，他認為婆媳之所以不和，都是因為王國維偏袒潘氏造成的。對此指責，王國維隱忍緘默，未置一辯。待到喪事完畢，羅振玉惱怒未消，於是負氣攜女兒返回天津，給王家一個老大的難堪。事情鬧到這步田地，王國維生氣地說：“難道我連媳婦都養不起？”王國維將一些錢寄至天津羅家，作為兒媳的生活用度，羅振玉不肯收，退回來，王國維再寄，並寫信給羅振玉，羅振玉仍舊把錢退回來，太掃人麵子，王國維氣得不行，便從書房中清理出大遝信件，撕碎後付之一炬。長子早喪，兒媳大歸，老友中絕，經此變故，王國維傷心之至。

1927年春夏之間，北伐軍打到了河南、山東一帶，北京的遺老遺少們感到惶恐。王國維對這一切，也是憂心如焚。

春天，北伐軍進駐上海；3月，進軍徐州，馮玉祥兵出潼關；5月中旬，河南山東告急，北京大恐，謠言四起。

王國維憂憤異常。5月30日，溥儀的侍臣金梁從天津跑來北京看望王國維，就是這種感覺。

王國維痛感時局急變，事情無法做下去了；又擔心天津的溥儀小朝廷，他曾極力勸說左右侍從懇請皇上快快搬遷，以防不測，但那些人居然不代為轉告。王國維激憤得幾乎要哭出來。

金梁說了些安慰的話，說著說著忽然說到頤和園，王國維喟然長歎：“今日幹淨土，唯此一灣水耳！”金梁回憶說，王國維這時已決心投湖自盡了。這離自殺僅三天。

其實更早一點他可能已下了決心。死前十天，王國維拿出去年秋天定稿的《觀堂集林》補編目錄，對門人趙萬裏說：“這是我近年來精心寫出來的，幸好現在定稿了。日後刊印補編的時候，都可以依次編入。你有空的時候，要為我次第作副錄。”趙萬裏後來才想到，這也是打定了死的主意。

也就在6月1日這一天，清華研究院放暑假，師生們在工字廳開惜別會。姚名達記得當時情景，如在目前，心痛欲裂，不知此一惜別，竟成永訣也。姚名達說，餐前聚坐，眾人談笑不拘形跡。有向大家談蒙古史料的，那就是王國維。共有四桌宴席，歡聲沸騰。隻是王先生那一桌，寂然無聲。不知先生是有所感而不快樂呢？還是這一席的同學們都不善辭令呢？但大家正暢談別情，沒顧得上這邊冷清一角。宴席將盡時，梁任公先生忽然起立致辭，曆稱同學們成績優秀，說是我院如果繼續努力，則辦成國學重鎮是沒有問題的。大家都恭敬地聽著，靜安先生也點頭，但不說話。

散席了，王國維像平時那樣，跟大家告別，並沒有特別之處。竟沒想到他此時是死別諸生，而這個宴會竟好像是促先生之死的。姚名達念師心切，不知該怎麽怪罪自己才好。別後不久，他和同學朱廣福、馮國瑞同遊朗潤園，往回走時經過兩院，朱君忽然問：“王老師家在哪裏？我竟沒看過一眼！”名達說：“何不去拜訪一下？”到了王國維書房，空無一人，仆人打電話去南院陳先生家，原來他正在陳家。於是等了一會兒，王國維就回來了。幾個學生提了好多問題，非常虛心，先生是言簡意賅，回答精辟。這樣談了一個小時，晚飯都擺上桌了，才起身告辭。王國維把學生們一直送到庭中，這是他一向的慣例。

到了晚上，又有謝國楨等人造訪，問起陰陽五行說的起源，又論及某位日本人研究幹支的得失。談到時局的時候，王國維神色黯然，好像有避亂移居的想法。

其實在白天開宴會時，學生衛聚賢曾勸王國維到山西去避難。王國維說：“沒有書，怎麽辦？”可見移居避難的想法一直有，但死誌是基本抱定了。

送走了謝國楨等人，王國維又回到書房批閱試卷。批完後，寫好《遺書》，放在懷中，像平常一樣安睡了。

這不是好兆頭。這種安睡是大事將出的信號，但一般人怎麽能有此預感？

有人就是這樣：自殺多次未遂，都是因為親友攔救；後來悄然自盡，誰都不知道。此前多次未成，易使人產生僥幸心理。

1927年6月2日，這是清華學校放完暑假後的第二天。王國維八點鍾去公事室，九點鍾向湖南籍助教侯厚培商借二元銀洋，對方無零錢，借給他五元紙幣。十點鍾左右，他雇用校中一洋車，前往頤和園，購一張六角門票，於是走進園子。頤和園與清華園同在西郊，王國維常到這座前清帝後的花園裏舒舒眼、散散心、看看風景、想想事情，他以頤和園為題材、為背景寫過多首詩詞。可以說，他對頤和園有很深的依戀。隻是今天很奇怪，他並不留意景物，而是徑直前往佛香閣排雲殿附近的魚藻軒，兀坐在石舫前，點燃紙煙，於煙霧嫋嫋騰騰間，陷入沉思。

他在石船上坐了很久。

他吸煙，不停地吸。他大概想起：這船造建已125年了，乾隆建造此船，取的是唐代魏征“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典故，乾隆偏要造一條大石船，穩如磐石，讓“水不能覆”，然而大清還是滅亡了。其實這船在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中便毀於戰火了，現在這艘是1893年重建的。乾隆大概沒想到，水不能覆，火能燒之，就是石頭也能燒成粉末。而且從根本上說，怎麽知道火不是水？石不是木？

王國維在大石船上吸煙，吸了很久。

王國維來到湖邊長廊漫步，抬頭便見冠山傑閣，層層而上，但是這種感受，就未必有了。現在是“年年柳色，昆明訣別”了。排雲殿下，緊臨湖畔，有一魚藻軒。王國維來到這裏。天下隻剩下這一彎湖水還算幹淨，恰如一麵“盤鏡”，可以證得我心之淨。

十年前，張勳複辟，王國維說：“今日情勢大變……結果恐不可言，北行諸公隻有一死謝國，曲江之哀，猿鶴蟲沙之痛，傷哉！”又說：“末日必在今明，乘輿尚可無事，此次負責及受職諸公，如再覥顏南歸，真所謂不值一文錢矣！”張勳複辟失敗後，向外界宣稱“誌在必死”，王國維讚歎道：“三百年來，乃得此人，庶足飾此曆史，餘人亦無從得消息，此等人均須為之表彰，否則天理人道俱絕矣。”1924年，馮玉祥逼宮，溥儀危在旦夕，南書房行走王國維與羅振玉、柯劭忞即有同沉神武門禦河的打算，後因形勢緩和，遜帝溥儀脫險出走天津，他們才放棄自殺計劃，留下性命，以圖日後報效。王國維心想，當時死了，倒是好了。眼下，馮玉祥成為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司令，他又將揮師出潼關，直取京城，一旦與南方的北伐軍會合，必定危及流寓天津張園的遜帝。覆巢之下，豈有完卵？“君辱則臣死”，乃是古之遺訓。今日唯有一死，別無選擇。

王國維早年精研德國哲學，當然還記得叔本華關於自殺的那段話：一般都會發現，隻要生存的恐懼達到了一個地步，以致超過了死亡的恐懼，一個人就會結束他的生命。

王國維忠於清室，忠於遜帝，自知複辟難成，大勢已去，遜帝行將受辱，他的感情承受不住殘酷現實的打擊，已經瀕於絕望。他還有學問要研究，還有著作要撰寫，還有弟子要栽培，還有妻兒要照顧，俗世的一切計慮，隻能悉數拋開。他選擇頤和園，不為別的，三天前他曾對好友金梁透過口風：“今日幹淨土，唯此一灣水耳！”

以前發生的所有的事情都曆曆在目，於是王國維扔下快要燃盡的煙蒂，踱到昆明湖邊，他不再遲疑，縱身躍入水中。一位園工正在距離他十餘步遠的地方打掃路麵，看見有人投湖，立刻奔過去施救，前後不到兩分鍾。由於王國維頭部插入淤泥，口鼻堵塞，遭到窒息，倉促間於是氣絕。再說同來的車夫，他一直在園外靜等，遲至午後三點多，仍不見王國維出園，他前去門房打聽，才知一位拖辮子的老先生投湖自盡了。這一驚非同小可，他趕緊跑回清華學校報告噩耗。這時候天氣悶熱得很，陰雲密布，雷聲四起。

消息傳至清華園。國學院人心浮動，尤為淒惶。看看時間已是晚間九點，大家忙亂已畢，收拾停當，曹雲祥校長、梅貽琦教務長、國學院的教授學生及吳宓等三十餘人，共乘了兩輛汽車，往頤和園開去。路上經過朗潤園，看見花木森森，各人心中抑鬱難言。平日與王國維關係好的人，此時不免腦中泛起王國維的音容笑貌。天氣悶熱得很，大家都透不過氣來。

可悲的是，盡管清華校長曹雲祥親自出麵交涉，但由於警局尚未驗屍，不得移動。王國維濕漉漉的屍身上覆蓋著一床蘆席，蘆席的四角鎮以青磚，就這樣，死者麵目紫脹，四肢拳曲，仰臥在魚藻軒中，足足橫陳了二十多個小時，令人慘不忍睹。當時警方辦事效率之低，由此可見一斑。法警驗屍時，從衣袋中找到銀洋四元四角，還有一份死者於自殺前一天草擬的遺囑，遺書背麵寫明“送西院十八號王貞明先生收”。王貞明是王國維的第三個兒子。紙麵雖已濕透，字跡完好無損。全文如下：

五十之年，隻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我死後，當草草棺斂，即行蒿葬於清華塋地。汝等不能南歸，亦可暫於城內居住。汝兄亦不必奔喪，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門故也。書籍可托陳、吳二先生處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歸。我雖無財產分文遺汝等，然苟謹慎勤儉，亦必不至餓死也。

喪事全由清華校方擔負，而治喪委員會則由研究院同學成立。梁任公去外交部力爭恤金，羅振玉則在天津代王國維擬寫《遺折》遞呈溥儀，以求加諡及賞賜。後人稱此為“偽折”。

溥儀讀了此折，大為感動，便下了一道偽詔，諡王國維為“忠愨公”，並賞賜銀物若幹。

喪事頗為隆重，於6月16日在北京市下斜街全浙會館舉辦了悼祭，共收得哀挽詩聯幾百幅。

日本友人狩野直喜、內藤虎次郎等在日本京都袋中庵誦經追悼，神田喜一郎致悼詞，並出刊《紀念冊》，題名者60餘人，幾乎囊括了當時日本漢學家中全部名流。日本《藝文雜誌》則推出特別追悼號。

家屬遵死者遺命，將他安葬於清華園東二裏西柳村七間房。校長曹雲祥為首數十人相送。

之後，清華研究院開學，梁啟超手持鮮花，率領研究院老學生，到王氏墓前拜奠，並發表著名的《墓前演說》，聲淚俱下。

梁任公盛讚王國維的氣節和學術，認為他有伯夷叔齊的誌氣，代表了中國學者“不降其誌，不辱其身”的精神，不可以用歐洲人反對自殺的眼光去苛評亂解。學術上，王國維以“通方知類為宗”，不貪多，不昧全，看全部很清楚，做一部很猛勇；《觀堂集林》，幾乎篇篇有新發明，方法上最科學而合理；辨證最準確，態度最溫和，完全是大學者氣象。

至於自殺的原因，梁任公認為，那是因為三種矛盾性格合並在一起所造成的。第一，因為王國維有冷靜的頭腦，所以能看得清楚；第二，有和平的脾氣，所以不能取激烈的反抗；第三，有濃厚的感情，所以常常發生莫名的悲憤。積日既久，隻有自殺一途。

王國維之死，在國內外引起巨大反響。海內外學者，無論認識他或不認識他，都沉痛悼念，認為是中國學術界一大損失。許多報刊發表追悼專號或追悼詩文，有的學術團體設祭致悼，或捐贈恤金。法國巴黎大學教授伯希和走告巴黎東方學專家，發起向王氏家屬捐贈薪俸的活動。德國漢堡大學中國文學教授顏複禮博士代表德國政府，聘王國維做“東方學術研究會”名譽會員，聘書還在途中，忽接訃告，又改拍唁電。

兩年後，清華大學研究院師生，於王國維逝世二周年忌日，在清華園內樹了一塊紀念碑，由陳寅恪撰寫碑文。

關於他的死，後人已有不少評議了。生死事大，死亡問題是人人必定要關注的。殉清說、悲觀厭世說、畏懼革命說、恐辱人格說、自亡其學術說，乃至羅振玉逼債說等，不斷探討，唯獨逼債說最少倡和者。其主要原因，在於新材料的發現。所謂新材料，也就是王國維與羅振玉的通信。

死者已逝，生者的種種臆測無法就證，可謂瞎子摸象，各得一偏。有道是，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王國維身在民國，心存清室，這是一個實際的矛盾，也是他精神痛苦的主要根源。

王國維先生是死於一種文化。他在為“文化殉節”，為一個逝去的文化時代，他悲壯一躍。事實是不是這樣呢？人之求死乃內心最隱秘之事，正如王先生之女王東明所言：“這種心情隻有當事人能體認出來，至於其他的猜測，我想都是多餘的。”

的確如王女士所言，對於一個已經逝去的人來說，他的心跡隻有他自己最清楚，任何外在的猜測都是多餘的，但是當這個人由於曆史的機緣而成為一個時代的標誌時，他的死因就非同小可，就不可避免的成了一個重大事件，非得要對世人做出一番交代。或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們才造就了那麽多的英雄和偉人。對於任何一個人物，都應該將他置於曆史的天平上，拋卻由親疏敵對形成的情感好惡以及時代拚湊起來的各種人為因素，爭取把他還原為一個普通的個案來處理，隻有這樣才可能更為客觀、公正，也隻有這樣才可能更接近人物的本來麵目，從而揭開曆史真相。

當用梁任公先生的觀點來推敲王國維先生死亡的前前後後時，我們會發現疑點重重。毫無疑問，最有可能證明王國維先生自殺死因的無疑是那份遺書了。然而唯一能證明死因的遺書卻偏偏又是語焉不詳。遺書沒有一字一句提到了前朝或者遜帝。這樣要說他是“殉節”，實在有點說不過去。另外，即使說王國維先生自沉是為了“殉節”，那他也應該是在清朝被推翻或者是溥儀皇帝被驅逐出宮時，而不可能是這個時候。這是其一。

其二，王國維先生若果真是死於一種文化的話，他內心當是十分痛苦，而且這種痛苦不是一朝一夕，而是以一貫製的。如此強烈而持久的痛苦在他自沉前或自沉當時是不可能沒有任何蛛絲馬跡的。然而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王國維先生的死卻是出奇的“雍容淡雅”。據清華國學研究院學生姚名達等人的事後追記，王國維先生在“自沉”前至6月1日的言動比較“從容”：中午，研究院畢業諸生在清華學校工字廳公宴諸導師，梁啟超致辭，王國維則“雍容淡雅之態感人至深”，“席散與眾作別如常，無異態”。下午，來到清華南院二號陳寅恪處，同往常一樣與陳先生“閑聊”。晚飯前回寓，在書房內接待姚名達、朱廣福、馮國瑞等本屆畢業生，“博問而精答，相語竟一小時”。至晚餐，始送別諸生。晚飯後，又有本屆畢業生劉節、謝國楨來寓，“問陰陽五行學說之起源”，予以解答，並談“日本學者研究幹支之得失”。唯談及時局，“神色黯然，似有避亂移居之思也焉”。送別劉節等同學後，在書房內“閱試卷畢”，爾後起草臨終《遺書》。其忠誠學業，可謂至死不變！當晚，“熟眠如常”。翌日早八時，至研究院“公事房”，“如平日無異”。9時許，向研究院秘書侯培厚借紙幣5元，出“公事房”雇校中35號“洋車”赴頤和園。10時許，漫步至排雲殿前魚藻軒，兀立沉思，緩緩吸完卷煙一支。約11時，投昆明湖。

其三，根據侯培厚先生敘述：“先生今早八時即到校，命院中聽差往其私第取諸君成績稿本，且共談下學期招生事，甚久。言下，欲借洋二元，予即與以五元鈔票一張，即出辦公室。”作為一個打定主意要自絕於人世的人竟然在事前是如此不露聲色的平靜。更令人奇怪的是，既然決定了要走這一步，卻連走這一步的必須的物質條件——錢都沒帶，以至於開口向人借現洋二元。另外，倘若說決意要自殺的話，為何又讓車夫在外稍稍等候？種種跡象表明，先生似乎根本就沒有準備走這一步，而最終之所以走上這一步，似乎完全是因為一個偶然。特別是投湖的時間、地點，更好像是臨時決定的。否則，以一個在北京待了那麽久的人不可能不知道頤和園一張幾角錢的門票，根本犯不上找別人借洋二元。如果是深思熟慮的話，他應該非常清楚在上午十點左右這樣的時間段、頤和園昆明湖這樣的地點自殺成功的摡率是非常低的。他完全可以選擇在夜間無人知曉的情況下自行了斷，更犯不著在自殺前還得找人借錢以至於成為笑談。

基於以上這些理由，梁任公先生關於王國維之死的觀點是值得商榷的。那麽，王國維自沉的真正原因又是怎樣的呢？

這其中既有內因也有外因，既有遠慮也有近憂，既有時代的因素，也有個人性格缺陷的原因。

眾所周知，研究一個人最重要的是要研究他的成長經曆和人生思想。經曆和思想弄清楚了，也就八九不離十了。

正是由於王國維獨特的成長經曆、悲觀而不為人知的思想造就了他的悲劇人生。王國維在文章中曾不止一次這樣寫道：“人日日居憂患，有憂患，而無希求解脫勇氣，則天國與地獄，彼兩失之。”關於人生王國維有一個著名論斷——“鍾擺論”：故人生者，如鍾表之擺，實往複於若痛與厭倦之間。”老子曰：“人之大患，在我有身。”莊子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在王國維看來，“生”即是“憂”。王國維終生都有一種人生的幻滅感。難怪他的女兒王東明說：“父親一生是個悲觀的文人，他的死亦如他的詩，有著孤寂之愴美——最是人間留不住，朱顏辭鏡花辭樹。”王國維的兒子王慈明也認為王先生死於嚴重憂鬱症。倘若王東明與王慈明的說法屬實的話，那麽王國維的自殺則是不可避免的。因為現代科學早已表明：一個人如果長期處於悲觀憂鬱之中，那麽這個人就很可能會自殺。至此，王國維之死的全部真相水落石出——‘經此事變’為王氏自沉之外在因素，‘義無再辱’則說明了他自沉的內在因素；悲觀厭世之思想是王國維自沉的遠因，而生活顛沛形成的內心之痛苦是促使他奮身一躍於魚藻軒前、脫然無所戀念的近因；至於痛失愛子以及老友失和等事件，那無疑是誘發自沉的直接原因和導火線。總之，王國維的死，是不能以俗眼觀之的，王國維之死，是死於人生之憂！

王國維的猝然投湖自盡，確實令人震撼，令人不解，令人一時回不過神來，以致我們現在甚至還能觸摸到王國維沉甸甸的手稿的溫熱，聞到這位天才詞人口吐蓮花般吟誦詩詞的芬芳。

這是一個貧弱國度的學人，試圖在學業上效仿強國時，經曆的一次慘重乃至決定性的失敗。西方哲學家的深湛之思、創造之力，成為中國學人王國維的死因。這是一個民族最可怕的內傷。這個戰場沒有硝煙，卻又最為壯觀、最為殘酷。心靈上一旦被擊敗，還愁肉體上的敗退嗎？不戰而勝之法，於心戰中表現得何等觸目驚心！

王國維身後，揣測他死因者很多。中國古代隻有兩位大詩人自殺引起了如此之多的揣測，一位是屈原，另一位就是王國維。直到今天，還有這樣有趣的現象：王國維之死養活了許多的人，正如舉家食粥的曹雪芹身後之作喂肥了無數人。王國維泉下有知，亦當竊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