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榮德生：滄桑曆盡晚風清
在風雨飄搖的20世紀上半葉，有一家民族企業頑強地生存了下來，這就是號稱麵粉王和棉紗大王的榮氏企業。
在動亂的20世紀上半期，榮氏企業曾曆經飄搖和分裂，其中最引人關注的便是榮德生被綁架一案。72歲高齡的榮德生被綁匪囚禁了將近一個月，榮家人四處奔走營救，上海當局卻看似警匪一家。案件最後雖然偵破了，但是警方的酬謝費竟比綁匪的勒索費還高。當時的政界、商界、輿論界皆嘩然。這究竟是怎麽一回事？
榮家祖上有人做過大官，曾經也是顯赫的大家族，但到了的榮德生的祖父這一輩，家道就開始中落。祖父榮錫疇是個小商販，經常搖著小木船往返於錫滬之間，販賣各種商品。他留給後代的家產隻有兩間舊瓦房和十來畝土地。父親榮錫泰在四兄弟中排行第二，小時候念過幾年私塾。太平天國以後，因為家裏貧窮念不起書，便到鐵鋪去當學徒，以維持家計。他為人忠厚，辦事勤勉，深得店主賞識。後來為了重振家業，他遠出謀生， 1883年，隨太湖水師提督王青山到廣東做了賬人，直到1896年1月中旬才因為患病回到無錫。在廣東的十餘年中，他積下了一筆積蓄，據說有現洋6000元，這也是日後榮氏兄弟創辦實業時原始資本的一個重要來源。榮氏兄弟的母親石氏，是無錫山北石巷的一位農家女兒，勤勞賢淑，自從嫁到榮家後就挑起了全家的重擔，種桑養蠶，繅絲紡織，哺育兒女，伺奉長輩。
艱苦創業、守業的先輩們，為榮氏兄弟提供了勤奮向上的好榜樣。
榮宗敬13歲就離開學堂，到上海南市區一家鐵錨廠當起了學徒。比榮宗敬小兩歲的弟弟榮德生此時還在私塾讀書。因為他們的父親一直希望家中有人踏上仕途，篤信書中“四十五歲有子入拌池”之說，對他抱有很大的希望，所以堅持供他讀書。
可榮德生自己卻並不這麽想，他認為寒窗數載不一定能中科舉，而且世道正亂，前途堪憂，不如學商，一樣可以求得上進之路。榮德生自小就懂得家貧辛酸，一直以哥哥為學習的榜樣，很想早日為家庭分憂。於是在他14歲時，也接受了哥哥榮宗敬的引薦，到上海通順錢莊當了一名學徒。他獨自一人乘著小木船從閉塞的無錫郊區一路搖進了喧鬧的大上海，從此刻苦學習，鑽研業務，深得老板器重。此時的榮宗敬則在另一家錢莊做學徒。榮氏兄弟倆走上了同一條習業謀生的道路。
在學徒生涯中，兩兄弟一樣勤奮好學，他們通曉了珠算、記賬、存款、放款、貼現、匯兌等各種錢莊業務，並抓緊一切空閑時間讀書寫字，以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榮德生還練就了一手好書法。他後來就曾深有體會地說：“餘之一生事業，得力在此時。”
1891年榮宗敬學徒期滿後轉到上海森泰蓉錢莊做了三年跑街，在此期間學習和積累了許多關於金融市場的資金調撥以及小麥、棉花的生產、銷售行情等方麵的知識和經驗。榮德生滿師後也因為不滿意錢莊微薄的工資，於1893年春隨父親到廣東三水河口的厘金局做了幫賬，辦理進出口稅務。所有這些經曆，對榮氏兄弟後來經營麵粉、紡織企業，都是非常有幫助的。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後，森泰蓉錢莊倒閉了，榮宗敬隻得失業回家。不久，榮德生也因父親患病，陪父親從廣東回到無錫。此時的榮家三父子已不滿足於替人做幫工，開始籌劃自己辦錢莊的事宜。榮泰錫在廣東工作十餘年存下一筆積蓄，在他的支持下，榮氏兄弟出資1500元、招股1500元，就於3月在上海鴻升碼頭附近開辦了廣生錢莊。
外人大多認為他們兄弟倆太年輕，經驗不足，生意恐怕維持不久。可這兄弟倆並沒有讓人失望，他們格外小心，做事穩重，開支節省，漸漸就令外界信服了。義和團事件後，大批北方商人到上海買麵粉，導致匯兌活躍。廣生錢莊在這兩年間贏利近兩萬元。兩兄弟於是又在無錫的榮巷開設公鼎昌繭行，每年也賺得兩三千元的利潤。錢莊和繭行的贏利，為榮氏兄弟後來創辦實業提供了重要的資本來源。
就在生意蒸蒸日上之時，榮德生南下廣東，留下榮宗敬一人打理錢莊。榮德生在廣東待了整整一年，期間他留心觀察，大受啟發。廣東人思想活躍，敢於開拓，善於經營，這些都使榮德生獲益匪淺。
他發現，從外國進口的物資中，麵粉的量是最大的，尤其是在兵荒馬亂的年代，銷路非常好，而國內麵粉廠卻隻有天津貽來牟、蕪湖益新、上海阜豐以及英商在上海經營的增裕這四家。麵粉業的商機還非常大。
榮德生看出了麵粉行業的商機後，便把這一想法告訴榮宗敬。此時的榮宗敬也從幾年來廣生錢莊的業務和上海麵粉廠年年獲利的情況中認識到：“粉廠一業，關係到民生所需，倘在無錫產麥之區建設一廠，必能發達。”兄弟倆一拍即合。
20世紀的第一個年頭，榮氏家族事業邁出了其決定性的一步：榮氏兄弟與從廣東卸職回鄉的朱仲甫合作，經過一年多的籌備建設，在無錫西門梁溪河畔的太保墩開辦了保興麵粉廠。榮德生挑了農曆二月初八這一良辰吉日破土動工。廠名之所以取名保興，是取其保證興旺的意思。
17畝地皮，四部法國石磨，三道麥篩，兩道粉篩，這便是他們麵粉廠的所有家當。雖然設備簡陋，規模不大，產量也不高，以致有的學者認為它還不能稱作近代企業，而隻是一家“機器磨坊”，但它畢竟是我國早期由民族資本經營的小型機器麵粉廠之一，是無錫曆史上繼楊藝芳、楊藕芳兄弟在1895年創辦的業勤紗廠以後的第二家近代企業。而且，作為榮氏兄弟創辦實業的第一步，它確實是榮家企業百丈高樓的奠基石。
保興麵粉廠投產後，由於封建勢力的詆毀中傷，導致麵粉銷路不暢，獲利甚微。朱仲甫失去了信心，便於1903年抽股重回廣東官場。此時榮氏兄弟擁有的股份增至2.4萬元，成為最大的股東。為了表示一個新的開端，他們將保興更名為“茂新”，由榮德生任經理，榮宗敬在上海任批發經理。榮德生切實地把好從選麥開始的每一個環節，不斷擴大生產，重用善於營銷的王禹卿，從而使他們生產的麵粉銷路大暢，還創出了“兵船”名牌。
在茂新麵粉廠日益發展的同時，榮氏兄弟根據“發展實業，應從吃、著兩門入手”的指導思想，於1905年8月又集資創建了振新紗廠。開工初期，因經營管理不善，虧損巨大。後來榮宗敬親任董事長，榮德生親擔經理，兄弟二人齊心協力，振新紗廠才一改經營落後的局麵，扭虧為盈。到1910年時，振新紗廠生產的棉紗在市場上已能與日紗“藍魚牌”相匹敵。
此時的榮德生兄弟算是成功地從金融轉向實業，再從麵粉業發展到紡織業，在實業界站穩了腳跟，在創業的道路上邁出了很好的第一步。隨後，他們又抓住辛亥革命及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民族工業發展環境相對寬鬆的有利條件，采用設立新廠、租辦和收買舊廠等辦法，接連擴大生展規模。
麵粉業方麵，他們在無錫新建了茂新二、三廠，在濟南開設茂新四廠，在上海創辦福新一、二、三、四、六、七、八廠，在武漢開設福新五廠。這12家麵粉廠生產的麵粉約占全國麵粉生產總量的23.4%。
紡織業方麵，添機至3萬錠。他們提議在上海、南京、鄭州增設三家新廠，卻遭到一部分股東的強烈反對。因為振新部分股東隻想分紅，不願將盈利用來擴大再生產。榮氏兄弟隻得毅然退出振新，去上海新辦申新紗廠。他們買下恒昌源舊紗廠改名為申新二紗廠，在無錫籌建申新三紗廠，在武漢創建申新四紗廠。至1922年，這四家申新紡織廠成為當時我國棉紡織行業的巨頭。
從1914年至1922年，榮家產業發展迅速。這種高速度不僅在中國產業史上絕無僅有，在世界產業史上也非常罕見。
從1932至1933年，有史以來最嚴重的世界性經濟危機爆發，列強紛紛向中國傾銷剩餘產品，其中棉布占到進口貨物的將近一半；“九一八”事變後，日商又相繼操縱我國東北、華北市場，榮氏集團的棉紗紡織業遭到巨大的損失。“一二八”事件之後，申新各廠曾一度停工。
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和中國的民族危機交織在一起，我國的民族工業遭受到很大的打擊。加上國民黨政府的苛捐雜稅倍增，人民購買力驟降，國內市場不斷萎縮，榮氏企業連年虧損，債台高築，產生了創業以來最嚴重的經營危機。到1934年6月底，申新的全部資產是6800萬元，負債6300萬元，光利息支出就超過500萬元，後來連利息也付不起，銀行不再放款，申新一至九廠都全部抵押出去了。
麵對危機，榮氏兄弟一麵呼籲政府給予支持，一麵求助外國銀行繼續發放貸款，結果不但都未如願，反而引禍上門。國民政府實業部和陳公博、宋子文等人企圖趁火打劫，揚言要把申新收歸國有，一舉吞並申新；英商匯豐銀行和不法日商相勾結，公開以低價拍賣申新七廠。在這種局麵下，榮氏兄弟拚死抵抗，上海和全國各地實業界同行和社會公正輿論也聲援榮氏，申新廣大職工更是奮起反抗，全力支持，這樣才使國民黨政府和帝國主義的陰謀沒有得逞，申新勉強維持了下來。但是，到1935年4月，申新各廠的負債總額超過了全部資產的總額，出現資不抵債的局麵。榮氏兄弟日日憂愁，千方百計要讓榮氏企業恢複元氣。
幸運的轉機在1936年出現了，申新各廠年終贏利高達308萬元，這使得榮家兩兄弟精神大振。但是，抗日戰爭爆發了。
日軍有備而來，狂轟濫炸。榮氏企業所在的濟南、上海、無錫、武漢等城市很快便相繼淪陷。廠房設備絕大部分都遭到日寇破壞、搶劫和強占，損失慘重。其中上海申新八廠和無錫茂新一廠全部被毀；申新三廠庫存的棉花、棉紗、棉布、煤，連同部分廠房和機器設備，有的被日軍搶走，有的被澆上柴油，放上硫黃、炸藥，縱火焚燒或炸毀；茂新二廠庫存的小麥、麵粉、麩皮，也被洗劫一空，直接經濟損失按戰前幣值計算為5281萬元。
盡管損失慘重，淪陷區的一部分設備仍在內遷的途中，但是抗戰一開始，榮氏兄弟就投入了抗日救國的偉大洪流之中。他們在一個多月內，先後捐助麵粉5萬包和其他許多慰勞品；還把申新三廠裝運棉花的船隻交給榮永記輪船公司到上海接運難民回無錫，費用全部由榮氏兄弟負擔；公益鐵工廠奉政府之命，停止生產紡織、麵粉機器，專門生產手榴彈、地雷等軍需品，支援前線；還把濟南茂四積存的幾萬包麵粉和數千包小麥，用記賬方式轉交給第三集團軍充作軍糧。
1937年11月，榮德生避居武漢，全力支持他的女婿李國偉加緊生產。他們將申四、福五的生產設備通過水陸兩路，運往四川、陝西。根據榮德生“報效國家社會，在荒僻創建事業”的指示，李國偉等人經過多次實地勘察，先後在重慶、成都、寶雞、天水等地建立新廠，規模雖然不大，但開工很足，獲利豐厚，為支援抗戰和發展內地工業作出了貢獻，也為榮氏企業清償戰前債務、恢複戰後重建積累了資金。
1942年5月，汪偽政府進行“幣製改革”，榮德生抓住這個新舊貨幣交替、黃金價格暴漲的機會，利用抗戰以來企業的盈利，一舉還清了戰前積欠的幾千萬元債務。
好不容易喘口氣，這時候，日本人又找上門來。
日軍曾提出要無錫申新三廠和茂新二廠“合作經營”，或者簽訂租約租用這兩家工廠。榮德生嚴詞拒絕。日商豐田紗廠企圖強行收買上海申新一廠和八廠產權，榮德生也不答應。偽政府的外交部長、大漢奸褚民誼為了討好日本侵略者，專門在國際飯店設宴招待榮德生，企圖迫使他作出讓步。
麵對日偽勢力多次威逼利誘，榮德生說：“我是中國人，決不把中國的產業賣給外國人！”他還正告大漢奸褚民誼：自己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榮德生眼看著日軍把企業搬空、摧毀，也絲毫沒有屈服之意，鐵骨錚錚，為整個家族作出榜樣。結果，沒有一個榮氏子侄或親屬向日偽屈服，也沒有一家榮氏企業願同日商“合作”。
抗日戰爭勝利後，榮德生滿懷喜悅的心情，立即投入到舊企業的修複和新事業的創建中。他曾真誠地希望政府能向日本索取賠款，以補償榮家企業在戰爭中遭受的重大損失；並希望得到政府的扶持和借款，以便有足夠的資金致力於企業的恢複和發展。
然而，殘酷的現實把榮德生的理想化為泡影。蔣介石政府一意孤行，堅持獨裁、賣國、內戰三位一體的反動政策，四大家族官僚資本更是巧取豪奪，變本加厲地壓製民族工業。榮家企業既沒有得到日本的賠償，也沒有得到政府的借款，還在收回被日偽強占和搬走的設備時，多次遭到接收大員的無理刁難和公開勒索。
抗戰勝利後的幾年裏，榮德生除了在無錫創辦了天元毛麻棉紡織廠、開源機器廠等幾個規模較大的新企業，修複了申新三廠，重建了茂新一廠外，原有的紡織、麵粉企業幾乎都沒有得到新的發展。還有些毀於戰爭的老廠，如上海的申新八廠，始終沒有恢複。戰後榮家企業的規模和產量都沒有達到戰前的最高水平，而且逐年縮減。
在企業不斷遭到慘重損失的同時，更令榮德生悲痛的是，榮氏家族的成員接連遭到劫難。1937年年底，榮宗敬為了維持企業生產，曾參與以工商界人士為主體的上海市民協會的活動，不料這個組織的幕後操縱者是日本侵略軍。真相被揭露後，他毅然脫離關係，為了躲難，隻好於1938年1月4日秘密離開上海。年老不堪周折，2月10日，這位榮家企業的創始人在悲憤抑鬱中病逝於香港養和醫院，終年66歲。1939年7月20日，榮德生的長子榮偉仁因患鼻咽癌在上海去世，年僅34歲。1940年，次子榮爾仁被匪徒綁架，在魔窟關了58天。1942年，三兒子榮一心又被日本憲兵隊扣押。
而榮德生自己被綁架一事，鑒於事發過程中的危險、無奈和事發後的謎團百出，更令他深切體會到國家政權穩定的重要性。
綁架案發生在1946年4月25日，榮德生已值71歲高齡，在上海的家中吃過早飯又休息了片刻後，大約10點鍾，他和三兒子榮一心、女婿唐熊源一起乘福特轎車去江西路的總公司辦公。轎車剛駛到高思路轉角處時，突然從馬路斜處解角落裏躥出三個身穿軍裝的人，雙手一橫，攔在汽車前麵。司機一驚，猛刹住車，那三個已揮舞著手槍向車裏的人吼道：“下來，趕快下來！”榮德生和兒子、女婿都愣在原地。坐在司機旁邊的保鏢把頭伸出車窗，略微壯膽地問道：“你們是幹什麽的？”
為首的一個軍官取出一張紅色逮捕證，在他們所有人麵前晃了一晃，榮一心眼利，看到那張紙上麵蓋有“第三方麵軍司令部”的大印，還有淞滬警備司令部二處處長毛森的簽字，不禁目瞪口呆。保鏢頓時嚇得失了神色。麵對不法匪徒還好，麵對軍人，他們就不知該怎麽辦了。軍人們見勢，趁機將榮一心和唐熊源拉下車來。其中一個軍官大聲宣布：“榮德生是經濟漢奸，請他到局裏去一趟！”另外兩個人不由分說，硬把榮德生拉下福特轎車，強行將他架上了早就停在旁邊的小汽車。三個軍人緊跟著鑽進了汽車，引擎立即發動，風馳電掣般開去，整個過程還不到3分鍾。
榮一心這時才醒悟過來，猜到是遭到了匪徒的綁票，不禁失聲大哭。事出突然，大家都沒有心理準備。細心的唐熊源一麵勸慰榮一心，一麵告訴他，看那汽車的牌照，是淞滬警備司令部的車。二人當即乘車趕到淞滬警備司令部，詢問逮捕之事。淞滬警備司令部矢口否認有逮捕榮德生的事。榮一心和唐熊源隻以為綁匪神通廣大，設法盜得警備司令部大印，蒙混過關，頓時捶胸頓足，懊悔不已。
而此刻，榮德生正坐在車裏不明所以，思忖著近日發生的事情。他從車窗中望出去，看見汽車轉了幾個彎後，沿著中山路直直向上海西郊駛去，馬上意識到這並不是去警察局的方向。榮德生年紀雖老，但頭腦仍十分清醒，他心中很快掠過一個念頭：綁票！他不禁想起當年他兒子榮爾仁被綁票的事情，也是在上班途中被人劫持的。而且，最近上海一再發生綁票案，被綁者都是有名的大富翁，像號稱“鑽石大王”的嘉定銀行總經理範回春、號稱“五金大王”的唐寶昌等。廣東巨商陳炳謙的兩個兒子也先後遭歹徒綁架，被勒索去巨額贖款……嚇得富商大賈們終日惶惶、膽戰心驚。榮德生一向做事謹慎，認為自己平時樂善好施、待人寬厚，沒有什麽仇人，所以才不太有防範，誰知災禍竟落到了自己的頭上。事到如今，隻好省下氣力，再伺機而動。
開了很久之後，汽車轉入了一條小路，又開了有好幾裏路。車開到一處小河浜時，那裏停著一隻小船，顯然是匪徒預先安排好的。那幾個人把榮德生拉下汽車並塞進窄窄的船艙裏，不許他活動也不給他吃喝。榮德生隻能蜷縮在船艙中。直到第二天晚上8時左右，才有兩名綁匪將小船搖到距榮德生的申新一廠前約有半裏路的小河邊靠了岸，把榮德生架出小船。上岸走了一段之後，又乘上一輛小汽車，開了大概15分鍾，才停下。
兩個匪徒讓榮德生下了汽車，又改乘三輪車，幾番周折，最後來到一扇石庫門前。榮德生被推進門去，借著燭光被推上一折三拐的樓梯，最後被關進一個四麵無窗、漆黑一團的小屋裏。
整整受了兩天驚嚇的榮德生，此時疲倦不已，他在黑暗中摸索，摸到一張床剛想坐上去休息一下，卻碰在了一個人身上。榮德生嚇出一身冷汗，啞聲叫道：“你是什麽人？”那人從**坐了起來，哈哈大笑說：“我是專門被派來看守你這個財神爺的。”榮德生聽著那陰陽怪氣的聲音，不寒而栗。
第二天，匪徒開始給他水喝，給他飯吃，這使榮德生有些安心：看來，匪徒並不打算要他的性命，隻是求財。
榮德生被綁架的消息像台風一樣，迅速刮遍了整個上海灘。蔣介石得知後極為震怒，覺得上海已經“光複”半年多，接二連三地發生綁架案，對政府的威信造成極大損失，就嚴令上海當局限期偵破案件。然而上海警察局和淞滬警備司令部對破案卻一籌莫展。
榮家為了營救榮德生緊張奔走著。榮爾仁和榮一心全力以赴。但是，他們既不知道綁匪的來曆，又不知道榮德生的下落。唯一的線索，就是榮一心親眼看到的那張逮捕證，那個“第三方麵軍司令部”的大印和毛森的簽字。可是，這些都是惹不起的角色。人家矢口否認，他們也不敢再繼續追究。榮家人隻得在擔驚受怕中急切地等待著匪徒來主動聯係。
27日榮德生吃過早飯後，有兩個男人走進了關押他的黑屋子。其中一個胖子有40多歲，滿臉橫肉，一副凶神惡煞的樣子，自稱是“司令官”。另一個是個瘦子，30來歲，笑嘻嘻的，自稱是“參謀長”。“司令官”守住門口，“參謀長”挨到榮德生身邊坐下，皮笑肉不笑地說：“您老不用怕，我們請您來，隻是想交個朋友！”
榮德生明白，綁匪要的是錢，不破財是不可能的了。他小心翼翼地開始摸綁匪的“價碼”，說：“辦實業也不容易，經常拆東牆補西牆，靠借債過日子。不過，長官和弟兄們看得起我，我榮德生不會不謝大家的。”
參謀長又笑道：“您老可真會哭窮。滿上海灘誰不知道您的家底？弟兄們要求也不高，100萬美元，您老一個噴嚏就打出來了！”100萬美元是個大數目，榮德生嚇了一跳，連忙說：“我實在沒有這個力量。”一直沒有開口的胖司令這時說話了：“你跟他囉唆什麽！不見棺材不掉淚，不拿錢咱就‘撕票’！”榮德生聽得心驚肉跳。那參謀長仍然笑嘻嘻的，說希望榮德生能識時務，早拿主意。總之，錢是一定要的，而且要得不少。
一連幾天，榮德生都被關在那黑屋子裏，除了有人送飯、送水外，再沒有人過問他。這使得榮德生的心情越來越緊張。他甚至在想，無論綁匪再提什麽條件，他都一定要答應下來……
直到榮德生被綁架的第7天，申新九廠的經理吳昆生突然接到綁匪打來的電話。因為吳昆生在日偽時期也曾被綁架過，到現在還後怕，他不敢和綁匪談話，就讓一個叫陳品三的人代接。陳品三戰戰兢兢地拿起話筒，對方問清了他的姓名，就指定他為今後的接洽人，不準再另換他人。從這天起，綁匪先後打了10多次電話給陳品三，索要100萬美元的贖金。
榮家兄弟看破案希望渺茫，不再寄希望於警方能夠破案，隻得自己設法營救。他們聚在一起商量，最後下定決心要不惜一切代價救出榮氏事業的開創人。可是，100萬美元不是個小數目，一時間他們真的是湊不出來。
為了防止警方竊聽電話，綁匪後來又改為用信件來聯係贖票事宜。5月13日，綁匪逼榮德生寫下親筆信，然後將信放在亞爾培路樣生飯店下層廁所裏的洗臉盆下麵，打電話叫陳品三去取。陳品三取到信馬上交給吳昆生，吳昆生不敢怠慢，當即又送到榮爾仁手中。信上寫道：“司令”已同意將贖款減少到80萬美元，要兒子們盡快準備好，切實答複綁匪。
榮爾仁等既擔心父親的安危，又心疼80萬美元，而且短期內確實籌不足，就繼續和綁匪討價還價。綁匪唯恐時間拖延過久會走漏風聲，於是又在5月15日從郵局寄出一封恐嚇信，信由申新二廠廠長詹榮培轉交給榮爾仁。信中威脅說要將榮德生“判處死刑”，同時還附有榮德生的親筆信，說明綁匪已同意將贖金降到50萬美元，並決定由各廠分擔，將各廠分擔的數目也確定下來，要榮爾仁等去落實。
榮爾仁看見父親的親筆信，相信父親還是安全的，便接受了綁匪的條件，按照綁匪的意思，他派了申新二廠廠長詹榮培作為榮家代表，去與匪徒談判付款方式、地點、時間等“技術性問題”。匪徒方麵的代表是吳誌剛。荒謬的是，吳誌剛的公開身份竟是華大企業公司的總經理，而且實際上還擔任著淞滬警備司令部稽查處上校副處長。詹榮培之所以被綁匪指定為榮家代表，榮家隻以為他與綁匪方麵的人相識，卻沒料到詹榮培早已同綁匪勾結，做了綁匪的內線。所以談判的結果當然完全是按綁匪的意思，不但50萬美元贖金分文不能少，而且榮家提出的一部分以黃金支付的要求也被拒絕。榮家救人心切，沒有辦法，隻得在市場上高價收購美元，好不容易才湊足50萬美元。
錢湊齊了，但交款的時間、地點還得等綁匪的通知。眼看著綁匪規定的最後期限就要到了，還是一點消息都沒有。榮爾仁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團團亂轉。榮家人終日愁雲慘霧。
這時，在外麵打探消息的幾個人跑回來報告說，綁匪在南京大戲院、靜安寺等熱鬧地點公然貼出了紅色的招貼廣告，廣告後麵附了一張紙條，上麵寫的是：“5月25日下午，長樂路1210號附近，攜款贖回肉票。”榮爾仁和榮一心看了，心中都大為疑惑。因為，這個地點正是淞滬警備總司令湯恩伯住處的隔壁！綁匪竟敢在這種地方進行交接，莫非真是警匪一家了？可是疑惑歸疑惑，事情也不敢耽誤。榮爾仁兄弟怕有再多榮家的人被綁架，再三考慮之後，決定請申新二廠的協助經理顧鼎吉帶著贖金前往指定地點。顧鼎吉思索再三，最後勉為其難地答應了。
當天下午，顧鼎吉親自用汽車把巨款送到指定地點，卻不見有人來接款。周圍都沒有什麽特別的動靜，汽車隻好慢慢在這一帶兜著圈子。沒想到綁匪沒來，警察卻來了，他們攔住了顧鼎吉的汽車，搜出他所攜帶的巨款，當即把顧鼎吉帶回警備司令部審問。
警官們動手就打，打傷了顧鼎吉的眼睛，還威脅說要送他坐老虎凳。顧鼎吉隻得說出了交款贖人的真相。警官大怒，指責榮家不能和綁匪私下作交易，還說要按規定沒收這筆錢。顧鼎吉隻得苦苦哀求。後來警官才改變了態度，同意把巨款發還給榮爾仁。
這時綁匪又來了通知，說贖款不必再送，由他們到詹榮培處直接領取。果然，當天下午，一輛標明“淞滬警備司令部”的汽車，連喇叭都不按一下，直接駛到廠長辦公室門前停住，車裏隻有一個司機。會計幫司機把兩隻皮箱裝上汽車，司機說了聲“謝謝”後，就不慌不忙地把車開走了。
綁匪順利拿到50萬美元，高興之餘，就決定釋放榮德生。28日晚10時左右，一輛三輪車將榮德生送到了他的女婿唐熊源家。唐熊源立即打電話通知家人好友，眾人紛紛趕來相見，歡喜萬分。榮德生老淚縱橫，哀歎不已！
榮德生雖然脫離了虎口，但這樁綁票案仍然被人們議論紛紛。因為在案發過程中留下了太多警匪勾結的痕跡：綁匪怎麽會有第三方麵軍司令部的逮捕證？為什麽綁匪能使用淞滬警備司令部的汽車來綁架人和領取贖款？據查該汽車是警備司令部副官處處長王公遐的，司機是來連生。不管怎樣，司機來連生都直接參加了綁票、移票和釋票活動，警方卻為什麽不加以追究？還有，綁匪怎麽會選中警備司令部的吳誌剛來作他們的談判代表？這一係列的疑點，使得淞滬警備司令部受到很大的輿論壓力，成為眾矢之的。
人言可畏，外界正沸沸揚揚之際，淞滬警備司令部不得不認真偵破這一案件。鬆滬警備總司令湯恩伯立即將二處處長毛森從無錫調到上海，主持此事。同時，他又對警備司令部和上海警察局采取保密措施，禁止偵破消息外泄。
到8月4日，警方終於公布了榮德生綁架案的真相，承認參加這起綁架案的有中美合作所和毛森的部下組長，劫人和領取贖款的那輛汽車確實是從淞滬警備司令部借來的，匪徒方麵的談判代表吳誌剛也是案中的重要人物。
但是，根據了解內情的人所說，下令逮捕榮德生的，正是負責破案的毛森自己！而且從案情的處理上看，警方確實沒有把這個大案弄個水落石出的決心和誠意，隻是捉住了底下的幾個小嘍囉，不能讓人信服。他們或許隻是為了緩和一下輿論壓力，才開了殺戒。破案過程中，他們先後逮捕了15人，殺了8人。民間有著生動的流傳，說這是：“藏起了一窩老虎，打死了幾隻蒼蠅！”
事情到這裏還沒有結束。破案之後，榮家之前送出的50萬美元贖金，警備司令部隻發還了13萬美元給榮家，發還時警方又是拍照又是登報，大肆渲染道：“全國震驚之棉紗兼麵粉大王榮德生綁票案，昨日始告全部結束，贓款已為榮家領去……”可實際上大部分贖款都被當局扣留了。其中有5萬美元由蔣介石獎賞給了破案的毛森。犯案參與者吳誌剛之前用分得的贖款所買的兩部汽車，也被官方留下使用。而且，在此之前，榮家還分別送給警備司令部和上海市警察局各4萬美元，作為對警方人員破案出力的酬謝。
其實在警方發還十幾萬美元贖款給榮家的第二天，警備司令部就派人到申新總公司公然索要所謂“破案賞金”，一而再、再而三，直到把發還榮家的那十幾萬美元都要走了為止。榮家無可奈何，隻得又高價收購了十幾萬美元，作為“酬金”給了他們。各地官員見榮德生這位大財主向上海當局“慷慨解囊”，分外眼紅，紛紛趁火打劫，要榮德生將領回的所謂“巨款”捐獻出來。僅上海一地，要求榮德生捐款的機關團體就達50多家。此外，還有一些個人，也一再糾纏，要“借”錢，弄得榮德生苦不堪言。能推脫的他隻好婉言推脫，但對於“黨國要人”，不便得罪的，也隻好忍痛解囊。
風波既是衝著錢財來的，錢財散盡了，風波也就平息了。榮家確實在這張綁架案中損失慘重。但是更重要的是，在這場綁架案中，警匪到底是不是一家呢？真相到底是怎樣的呢？
榮家人心中有數，但在那樣的亂世中，政府、警備處都不成體統，向他們索要公道就好比緣木求魚。榮家人大概也是明白了這一點，才忍氣吞聲，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因為湯恩伯對警備司令處采取保密措施，曆來史料上也未確切提及，今天，我們就隻能根據一些蛛絲馬跡來大膽猜測了。
先說鬆滬警備司令部二處處長毛森。他是浙江省江山縣人，和軍統頭目戴笠是同鄉，是戴笠的得意門生，又和保密局頭目毛人鳳是同鄉同宗，還有湯恩伯做後台。抗日戰爭時期，軍統先是派他到上海活動，他被日本憲兵隊抓獲後當了漢奸。抗戰勝利後，毛森被戴笠、毛人鳳庇護下來，戴笠還派他任第三方麵軍第二處處長。
再看榮德生脫險回來以後，毛森又氣又急，督促部下加緊破案。毛森估計，綁匪肯定不是一般的綁匪，一者綁匪沒有司令部的印章這個“紅色硬卡”，二者一般的綁匪沒有能力動用上海警備司令部的黑色轎車。這樣一來，毛森便指示手下，首先著手偵查他手下在上海行動的人員。果然，原來綁架榮德生時打扮成軍人模樣、出示“紅色硬卡”的人確實曾經是毛森的部下。毛森一聽，又氣又喜。氣的是，作案的就是他的部下；喜的是榮德生綁架案終於有了線索，這線索是他毛森查得的，蔣介石肯定會對他另眼相看，這就能給自己增加籌碼。
經過嚴刑審問，毛森知道匪首可能潛逃到了杭州，便速令三個偵探立即去杭州追捕匪首。後來，綁架榮德生的匪徒8人無一漏網。案破後追回了榮德生先生的所有贖款，8名作案匪徒全部被槍決。
這樣看來，綁架榮德生的是毛森的部下，毛森又把他們緝拿歸案。再看看這起綁架案得益最大的人，是毛森！偵破案件後的功績第一，蔣介石親自召見他，又是嘉獎，又是提升。毛森從此一路青雲直上。
從這裏，明眼人大致可以窺探到榮德生綁架案的一斑。不妨做這樣的假設：毛森指使部下綁架榮德生，索要錢財，然後再指使別的部下偵破案件，拿來贖款。這樣，贖款可以變相地以酬金的方式納入口袋，破案的聲名也當仁不讓，一舉兩得。
或者也可以再往深層去推敲，毛森代表的是第三方麵軍勢力，第三方麵軍的幕後，便是龐大的國民政府集團。榮氏家族出身寒微，且做的是實業，腳踏實地，根深蒂固，與國民政府庇護下的官僚資本企業集團的運營模式相去甚遠。麵對榮氏企業這樣資力雄厚的財團，國民政府應該是會有所行動的。
當然，這都是後話了。
在被綁架的這場磨難中，榮德生不僅經濟上遭受了重大損失，身心健康也遭到嚴重摧殘。
1949年，國民黨政權倒台前夕，榮氏家族內部出現了大震**。這一年也是一個分水嶺，榮家由此走向低潮。1948年9月4日，上海市警察局根據蔣經國的旨意，以涉嫌私套港匯為由，將榮宗敬的長子榮鴻元逮捕，關押77天，經特別刑事法庭審判，處以六個月徒刑，緩刑三年，榮家先後被勒索去棉紗、布、麵粉、棧單、黃金、美鈔，總價值折合5000件棉紗。1949年5月，上海地方法院又以所謂“軍粉黴爛案”的莫須有罪名，對榮毅仁起訴，原定於5月25日開庭審理，由於上海迅速解放，才避免了更大的厄運，但已被敲詐去黃金10條、美金5000元。
至此，榮德生終於認識到國民黨當局“視民力若牛馬，待民意如敝履，剝盡民脂民膏，終至自棄於民”；這個政府“比之日本，不相伯仲”。這也是後來上海解放後，榮德生不願遷台的原因吧。
因為國民政府倒台前推行幣值改革和限價政策，不久就導致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引起搶購狂潮，上海經濟漸趨癱瘓。上海產業界人士紛紛遷資海外，尋求新的出路。資金的外流，致使留在內地的榮氏企業元氣大傷。這讓榮德生氣憤不已，道：“生平未嚐為非作惡，焉用逃往國外？”在最後關頭，榮德生和榮毅仁父子經再三斟酌，決定留在大陸。
上海解放後，榮氏企業麵臨困難，不僅資金緊張，原料也供應不足，國家通過發放貸款、供應原料、收購產品委托加工等方法，對榮氏企業予以大力扶持，實現了新的複蘇。榮德生父子加深了對共產黨的信任。這件事的直接結果是，榮毅仁在1954年向上海市政府率先提出將他的產業實行公私合營，這一舉動為上海對私營工商業的改造工作起了積極帶頭作用，榮毅仁“紅色資本家”的稱呼由此得來。此後，榮氏企業在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中不斷調整政策，發展壯大。
1952年7月，榮德生逝世，終年78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