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唐紹儀:身陷是非空遺恨

1938年9月30日上午,民國第一任內閣總理唐紹儀先生於上海公寓的客廳接待古董商人,賓主坐定後即開始賞玩古董,討價還價。當唐紹儀背對商人凝視古玩時,其中一名商人突然從古董花瓶中取出一把小鋼斧,朝唐紹儀砍去,唐紹儀不及作聲,頹然倒下,鮮血噴湧,並於當天下午4時不治身亡。

古董商有備而來,其後必有陰謀。幕後指使者是誰,唐紹儀又與其有著怎樣的糾葛而招致殺身之禍?

唐紹儀字少川,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政治活動家、外交家。他於1862年1月2日出生在廣東香山縣唐家灣一個有一定“洋味”的家庭中,父親唐巨川是茶葉出口商,族叔唐廷樞是李鴻章手下的洋務人員。唐紹儀雖在清末居於高位,但他既不是書香門第,也不是封建科舉製度下的“正途”出身,他後來能成為民國第一位內閣總理,一切皆始於曾國藩為培養人才組織幼童公派留學之事。當時風氣未開,大江南北的士紳子弟都不肯漂洋過海遠赴他鄉學習技藝,最後就遴選了多位風氣已開的廣東幼才。唐紹儀就是其中之一,赫赫有名的還有詹天佑等。

唐紹儀自幼就到上海讀書,1874年官派留學美國,經中學升至哥倫比亞大學文科。在美留學期間,因天資聰穎,勤學好問,唐紹儀的學問大有所長,視野漸漸開闊。

留學事業雖後來因國內頑固派的反對而提前中斷,但毋庸置疑,此時的唐紹儀已是一名對國家有用的人才。回國的唐紹儀好長一段時間鬱鬱不得誌。幸運的是,他很快就與野心勃勃的袁世凱結識,並從此成為袁的智囊之一。

1881年,歸國後的唐紹儀先是被派往天津的洋務學堂讀書,1885年進入天津稅務衙門任職。1889年底被委任為駐龍山商務委員,也就是駐朝鮮漢城領事。在朝鮮期間,唐紹儀表現出幹練的外交才能,並與當時正駐紮在朝鮮交涉通商事宜的袁世凱結識,受到袁世凱的肯定和推薦。1896年10月,清朝政府正式委任唐紹儀為中國駐朝鮮總領事。直到1898年9月,唐紹儀才因奔父喪返國,結束了他出使朝鮮近十年的外交生涯。

袁世凱被擢升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他便重用唐紹儀為天津海關道。唐紹儀在上任期間,辦理接收八國聯軍分占的天津城區、收回秦皇島口岸管理權等事務,成就斐然,令同僚們刮目相看。袁世凱亦上奏朝廷,稱讚唐紹儀出色的表現和能力。

唐紹儀在政治和外交活動中確實有許多漂亮的作為和成績。

1904年,清朝政府任唐紹儀為全權議約大臣,赴印度與英國代表談判有關西藏的問題。唐紹儀堅持了民族立場,運用靈活的外交手段,極力主張推翻英國與西藏地方政府簽訂的所謂《拉薩條約》,從而挫敗了英國妄圖將西藏從中國領土中分割出去的陰謀。結果中英雙方於1906年 4月簽訂了《續訂印藏條約》,使得英國不得不承認中國對西藏的領土主權——盡管英國取得了從印度架設電線通往西藏已開商埠的特權。

唐紹儀在西藏問題談判中的成就,使他被晉升為外務部右侍郎。此後,唐紹儀多次參與中日、中俄關於東北問題的談判。在客觀條件十分不利的情況下,他總能力爭避免損失過多的權益,在一定程度上抑製了日本在東北擴張侵略的野心,並完全拒絕了俄國企圖保留在東北利益的要求。

自1906年起,唐紹儀又先後被委任為全國鐵路總公司督辦、稅務處會辦大臣、郵傳部左侍郎等職務。

他擔任全國鐵路總公司督辦時,大力主持路政,以期擴大我國在外資鐵路中的行政管理權,並挽回我國在鐵路借款方麵的損失。由於他的力爭,滬寧鐵路的續借款由原定的9折改為9.55折,總管理處由原來的華員2人、洋員3人組成改為隻設華員總辦1人,洋員在總辦主管下分理部門職能。在廣九鐵路合約的談判中,唐紹儀把用人、用款之權從英國人手中爭回,轉由兩廣總督一手經理。

唐紹儀是近代第一位致力於收回海關控製權的人。1906年,他以稅務處會辦大臣之職主持全國稅務總署的工作,上任伊始,他就宣稱:“此次奉命辦理海關稅務,實為收回稅權之一大關鍵,且海關為中國海關,聘用洋員自應歸中國節製。今雖時事艱難,無所措手,亦當力任其難。”唐紹儀在稅務部署成立之時,就電召海關總稅務司赫德及各關稅務司到京城聽訓。過去壟斷海關稅務司職位數十年的洋員,如今不得不收斂其威風,在稅務處會辦大臣的統轄下辦事了。

1907年,唐紹儀被聘任為奉天巡撫,並負責東北地區的對外交涉。此時的唐紹儀又做了一係列在他“職”所能為範圍內的努力,以求遏製日本在東北的勢力。他先是計劃引進英、美資本,修築一條貫穿東北全境的鐵路以製約日本,但英商在日本的抗議下退縮了;唐紹儀又打算聯合美國抵製日本,即依賴美國資本來開發東北以遏製日本。翌年,美國將部分庚子賠款退還給中國政府,此時唐紹儀被派為專使,赴美活動。在美期間,他繼續鼓動美國財團到東北投資,並以考察財政為名,訪問歐洲國家、日本等八國。最後日本拉攏美國,搶先簽訂了日美協議,使唐紹儀的計劃落空。

武昌起義爆發後,清廷起用袁世凱為總理大臣。唐紹儀深受袁世凱器重,被聘任為袁士凱內閣的全權代表,赴上海與南方民軍總代表伍廷芳談判議和。在南北談判中,孫中山成功地爭取了唐紹儀,使其逐步走上了孫中山所指引的民主革命道路,與孫中山攜手合作,促成了共和製度在中國的建立。

作為袁世凱議和專使的唐紹儀,在少年留美時曾接受過民主共和思想的熏陶,他認為清廷不足保全,共和應該推動。基於這種思想,自唐到達上海的第二天起,和議就分明暗兩條線:一是唐紹儀、伍廷芳的公開談判;二是著名的“惜陰堂”密議。1911年12月25日,孫中山歸國抵滬,旋即在惜陰堂會見了唐紹儀。兩人“同鄉裏,彼此一見,以鄉音傾談,握手稱孫中山,似故交。此後不三五日而一晤,盡掏肺腑”。自此,唐紹儀的思想有了新變化,對孫主張的西方議會製表示讚成。

在南北交涉過程中,孫中山表現出對唐紹儀的高度信任;唐紹儀也對孫中山真心地支持,在孫、袁的鬥爭中袒護孫而疏遠袁,使幾件關鍵事項,如停戰、召開國民會議確立國體、優待退位的清廷等,迅速達成協議,為南北統一、清帝退位、建立共和政府奠定了基礎,解決了國民必須解決的問題。

唐紹儀以最大限度地爭取和平穩定為中心,在和談中並沒有把袁世凱的意思全部傳達,而是先勸說袁世凱迎合南方之意將談判地點設於上海,並一直以“清廷不足保全,而共和應當推動”為自己參加議和的指導思想;議和過程中一直堅持“擁袁共和”的方針,對南方作出了很大的讓步。

正因為唐紹儀在和談中未能盡袁世凱之意,被袁世凱中途撤銷了總代表資格。袁親自出馬,以電報方式與伍廷芳交涉,並不斷地對革命軍施加政治、軍事壓力。和談的結果是清帝退位、建立民國、孫中山臨時總統職位讓給袁世凱。然而伍廷芳、唐紹儀在議和中所簽署的條款已產生重要的影響,使革命黨人處於較有利的地位,袁世凱陷於較被動的地位。

在南北雙方代表的共同努力之下,終於達成了確定共和體製、優待清室、推舉袁世凱為大總統的協議。這樣的談判結局,在當時的情況來說,特別是對於急切盼望國家統一、實現民主共和的同盟會革命者來說,應該是大勢所趨、情理之中的。

袁世凱雖篡奪了革命成果,實現了其做大總統的陰謀,然而,要維護這安定的局麵就必須選擇南北雙方都能接受的人物出任首屆總理,唐紹儀適當其選,是孫中山、袁世凱雙方的選擇。

南北談判成功後,袁世凱繼任臨時大總統,唐紹儀出任民國的第一任內閣總理。當初孫中山當大總統的時候,采用的是美國的總統製,不設總理,由總統直接統轄內閣。在交權前夕,為了限製袁世凱,孫中山臨時起意把政府改成內閣製。但是,老謀深算的袁世凱不可能入其彀中。這樣一來,唐紹儀這個內閣總理必然要與袁世凱起衝突。因為唐紹儀不會是唯命是從之人,他有他的政見和抱負,有他所堅持的為國為民的“大道”;而袁世凱是不可能放棄獨斷專權的計劃的。

唐紹儀少年時期就留學美國,已接受過民主共和思想的熏陶。民國初年,唐紹儀的思想立場更向民主共和方麵轉變。他由黃興、蔡元培介紹,並由孫中山監誓,加入了同盟會——這也是他當上民國第一任內閣總理的原因,既深受袁世凱信任,又備受同盟會肯定。唐紹儀出任內閣總理後,抱有極大的政治抱負。於是,他挑選宋教仁、蔡元培、陳其美等同盟會骨幹成員入閣,擔任農林、教育、工商總長,使同盟會會員在政府中占據多數,內閣也因此被稱為“同盟會中心內閣”。唐紹儀勤於公務,注重辦事效率,使政府呈現一派新氣象。

袁世凱習慣了獨攬大權,對唐紹儀推行責任內閣製、“事事鹹恪遵約法”自然甚為不滿。兩人在用人、財政、遵守《臨時約法》規定的總理附署權等問題上常有矛盾,裂痕逐漸加深。唐紹儀主張“民國用人,務貴新不貴舊”,拒絕親袁派內閣內務總長趙秉鈞私自安排北洋舊人入閣之事。在籌款方麵,唐紹儀拒絕英、美、德、法四國銀行團提出的監督中國財政的無理要求,引起了袁世凱和財政總長及四國銀行團的合夥攻擊。1912年6月初,直隸省議會選舉同盟會成員王芝祥為直隸都督。袁世凱不予承認,並將總理附署權拋諸一邊,公布另任命令。唐紹儀見《臨時約法》已遭到破壞,他“徹悟袁之種種行為,存心欺騙民黨”,冷靜之後,於6月15日憤而提出辭呈,時任總理不足3個月。

雖然隻任內閣總理不到3個月時間,但後來唐紹儀被暗殺的緣由,皆因唐曾經位及高位、政績出色、影響力甚大而起。

辭去內閣總理後,唐紹儀寓居上海數年,與他人集資創辦了金星人壽保險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長,但他一直密切關注著政治舞台。1913年,對於袁世凱刺殺宋教仁之事,唐紹儀給予了強烈的譴責,並堅決拒絕袁世凱拉攏其複任北洋軍閥政府總理。1915年,袁世凱終於按捺不住,大興複辟,唐紹儀遂與蔡元培、汪精衛等民主人士聯名致電,警告袁世凱“取消帝製野心,並辭職以謝天下”。護國軍興起後,唐紹儀再次致電袁世凱,勸其退位。

袁世凱死後,黎元洪繼任總統,但皖係軍閥段祺瑞大權在握。唐紹儀仍力主恢複舊約法和國會,站在孫中山革命派的立場上,多次拒絕北洋軍閥的拉攏利誘。

護法運動開始後,唐紹儀也南下參加,並被孫中山任命為護法軍政府財政總長。軍政府改組後,唐紹儀又被任為七總裁之一,在護法軍政府中分量不低。

1919年初,北洋軍閥政府與護法軍政府談判議和。唐紹儀經驗豐富,且具有很強的談判能力,故又擔任南方總代表。他竭力維護孫中山的護法旗幟,但這主張被北方的代表拒絕,同時也為把持南方軍政府的桂係軍閥所不容,遂被撤掉總代表之職。南北議和曆時一年餘,最終未能達成協議。

五四運動時期,唐紹儀表現出愛國熱情,他通電北洋軍閥政府表示支持愛國學生;又多次通電巴黎,要求出席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他的女婿顧維鈞拒絕在和約上簽字。

1920年6月,唐紹儀與孫中山等在上海通電反對桂係軍閥。桂係軍閥勢力被驅逐出廣東後,唐紹儀又隨孫中山回到廣州重建軍政府。此時,唐紹儀與孫中山已發生分歧。唐認為孫中山的理想太高,難以實現,且孫所製定的總統製與他的政黨政治和責任內閣製理想亦不符。於是他拒絕出任軍政府財政總長一職,在政治上表現消沉,寓居上海閉門不出。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唐紹儀又掛名為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和國府委員。1931年3月16日,唐任中山縣縣長,遂集中精力實施建設模範縣的計劃。一個小縣,被他治得井井有條,門路頓開。已值古稀之年的唐紹儀做起七品芝麻官來,跟當年做巡撫、尚書和總理一樣,雄圖大誌,有板有眼,絕不糊弄。

早在1920年,他就曾向孫中山提出過在香山設立模範縣的建議。此番設立中山模範縣並由他領銜,了卻了他夢寐以求的夙願,終於可以實現他報恩故土,“回鄉辦事目的”。他表示,自己並不是“為官而來”,“自當竭誠盡事”。

作為早期的留美幼童,唐紹儀深諳教育對一國發展之重要。在任期內,他不遺餘力地興辦學校,培訓師資,在全國率先實行義務教育,每年增加教育經費,使中山縣的教育事業取得了較快的發展。他還重視文化、衛生、保健等社會福利事業,提倡體育活動,設立中山港醫院,開鑿機井,興建公共宿舍、廁所等,提升了社會的文明程度。

唐紹儀主政五年,中山縣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單就財政收入,中山縣一年的收入可與貴州一省的收入相媲美。他的巨大成功,為中山縣積累了巨大的財富,但卻使廣東省的財政收入銳減,招致了“南天王”陳濟棠的不滿,被逼迫辭官。

唐紹儀舉家寓居上海後,沒有再參與政治。直到1938年抗日戰爭進行到關鍵階段之時,唐紹儀才因為蔣介石與日本軍政府的相爭而死於非命。

1938年,日軍在中國的戰線拉得太長,人力、物力、財力均告疲乏,需要喘息,或者另謀他路拿下中國政權。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府由於在正麵戰場大力抗擊日軍,軍力大減,傷亡慘重,也正值政治空前敏感之際,恐再有動亂,疲於應付。恰恰日本政府在此時策動了一個叫作“南唐北吳”的計劃,欲將吳佩孚和唐紹儀拉下水,成立偽政府,取蔣介石地位而代之,以求漸進侵略中國。

1月16日,日本發表了“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對華聲明,公開宣稱要在中國建立與之合作的“新政權”。這是日本禦前會議製定的侵華新政策,也就是所謂的“南唐北吳”計劃——有意讓中國第一流人物唐紹儀、吳佩孚分掌南北政權。日本顯然想以此打垮中國的抗日力量,以華製華,盡早結束戰爭。拉攏勸降活動就在此時急急開始了。

日本先是派一個叫拙井的專使去勸說唐紹儀。唐以自己年邁體衰,無心再參與政治為由,多次拒絕。由於唐紹儀聲望過大,偽政府需要這樣具有影響力的人物來支撐,所以日本始終未放棄對唐紹儀的勸說行動。南京淪陷後,1938年3月,日本在南京成立偽中華民國維持政府,漢奸文儒梁鴻誌任“行政院院長”。傀儡政權扶植起來後,日軍依然沒放棄唐紹儀。7月份,日本對華特別委員會負責人土肥原二賢專程南下上海拉攏唐紹儀。此時日方有意讓唐擔任南北聯合政府的主事。

唐紹儀自1936年遷居上海以來,都是以失意政客的姿態在過優哉生活的,在政治上的表現比較消極。經過了漫長的政治生涯,唐可能也頗有倦意;卸下公職後,雖有一種寂寞之感,但也不妨礙他安度晚年。唐紹儀的別墅位於上海法租界的福開森路,租界警方在他的別墅附近采取了特別的安全措施,在他的門口設崗,並派不少安南巡捕在周圍來往巡邏。唐紹儀也就落得個安閑自在。早上他都到四馬路上的杏花樓喝早茶,除了精美的廣幫糕點外,他還要喝點人參湯、鹿茸湯之類,以補氣養神。每當夕陽西下,他就在別墅園內散步,或在花蔭下閑坐讀書。平日在家裏,他經常把玩古董玉器,是個古玩鑒賞的行家裏手。每見古玩器具,他都愛不釋手,曆朝珍品他都如數家珍,尤其是瓷器。這也為他日後喪命埋下了伏筆。

“八一三”事變後,上海法租界依舊燈紅酒綠。唐紹儀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深居簡出,做起了海上寓公。

9月份,日方加緊了對唐紹儀的拉攏步伐。9月下旬的某一天,土肥原由唐紹儀的女婿岑德廣陪同,坐車來到唐宅。岑德廣曾於日本貴族學校就讀,精通日文,故讓他當翻譯。會談中,土肥原小心翼翼地詢問:“閣下能否起草一份‘和平通電’或者‘和平救國宣言’,這是我們要建立新政權的第一步。”

正是這次會談,加快了唐紹儀被殺的步伐。

潛伏在上海的軍統特務絲毫不敢懈怠,嚴密監視著唐紹儀的一舉一動。軍統特務頭子戴笠正因近期情報和除奸工作開展不利受到批評而惴惴不安,見手下送來唐紹儀有可能落水的情報,以為發現了一個重大的除奸對象,喜出望外之際,一麵將情報呈報給蔣介石,另一麵加緊監視唐紹儀。

蔣介石得知唐紹儀與日本人接觸頻繁的消息後,立即通過各種關係對唐對行籠絡。孔祥熙先對唐說:“少老如有所需,擬請隨時電告。”唐的另一個女婿諸如年,也受指使來滬,勸其脫離日偽勢力的包圍,移居香港。若能先到武漢,當委以外交委員會主席之職。戴笠根據蔣介石的意思,也叫杜月笙從香港寫信給唐,勸他赴香港居住。麵對這些規勸,唐紹儀回答說:“請諸位朋友放心,我唐某寧做亡國奴,不去當漢奸,若有機會,一定去港。”後來又說:“等把上海一些家務事料理完畢之後便起身。”話是如此說,但唐紹儀一直滯留上海,未見動靜,引得軍統特務們杯弓蛇影。

此時最關鍵的就是唐紹儀自己的態度了。當下情勢,如若唐願意接受日偽勢力的拉攏,則軍統特務必殺之;如若唐接受國民政府的勸解,則有可能遭來日方怨恨而起殺心。

現今史料沒有具體提及,我們也隻能猜測,唐紹儀是曆經政治風雲,老於世故的成熟政治人物,對於自己的榮辱得失,是有充分考慮的;但又以身居日寇包圍中的孤島上海而不願得罪任何一方,便采取與各方曖昧不明的態度,這就不能不引起各方的揣測,而置自身於險境。

土肥原與唐紹儀在抗戰前就有所交往,麵對外界紛紛揚揚的傳言,唐也隻是以外交辭令推托:“一生政治活動中,對於外間任何謠言,皆視為癡人說夢。”但這也不能表明唐有堅定拒絕土肥原的立場。麵對蔣府成員的規勸,他也說寧當亡國奴不做漢奸。

還有傳言,唐的女婿諸如年暗中與日方勾結,背著唐私自允諾日方所開出的條件。軍統以為是唐紹儀所允。

另有一傳言,軍統在1月28號得到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情報,一是說唐紹儀對日方表明態度,一旦中方達到相當程度上的敗績,他同意與日軍進行議和。這一情報引起了軍統極大的不安。因為當時武漢正受日軍三麵包圍,搖搖欲墜,武漢會戰的失敗已是必然。

另有一情報,國民黨方麵也派人來動員他離滬赴港時,唐紹儀答應說,料理好家務就去香港。可巧這時候,住在唐紹儀隔壁福開森路20號的一戶人家搬走,騰出一所花園洋房廉價出售。唐紹儀見價錢便宜,又帶有花園,於是便買了下來,還打通了兩院之間的界牆,以便把女兒一家接來同住。軍統特務頭子戴笠偵知這一情況,便斷定唐紹儀不肯離滬,是想留下來為日本人服務。如此,軍統不得不采取行動,以防萬一了。

也有傳言唐紹儀拒絕日方的一切要求,日方惱羞成怒欲除之。

至此,大致可以對唐紹儀的死因做出幾種猜測:

一是唐晚節不終,落水做了日偽漢奸,準備去日軍占領區南京主持新政府的工作,而被刺。若真是漢奸的話,行刺者的答案就多了,所有愛國團體都有可能。

二是唐與日寇接觸頻繁,徘徊不去,但最終不肯出山,日方一不做二不休派人將其刺殺。

三是唐紹儀保持了晚節,拒絕日方的要求。因唐的女婿諸如年背著唐私自應允日方要求,被軍統所知,以為是唐紹儀投敵,故而除之。

9月30日上午,一場安排周密的暗殺行動開演了。那日細雨秋風,陰霾沉沉。一輛藍色轎車直駛唐宅門口,車上走下來古董商一行四人。安南門衛見是熟客,便拉開鐵門放行。商人們提著一個裝有古董的大皮箱,箱內確有好貨,一隻南宋禦製大花瓶,一把據說是抗倭名將戚繼光所佩之劍,另有古玩數件。

一行人來到客廳,管家早已上樓稟報唐紹儀,說謝大少爺又帶人來出售古董,請老爺下樓過目。不多時,唐紹儀便下樓來與客人略事寒暄。賓主坐定後,其中一個古董商人抽出那把寶劍,舉到唐紹儀麵前,說:“此劍係戚繼光抗倭時所用,價值連城,請唐總理過目。”唐紹儀接過寶劍,略一把玩,眉頭微皺,以行家的口吻說:“恐非真物也,明朝軍人已多佩刀而不佩劍,時倭寇與戚將軍針鋒對峙,也是有名的日本倭刀。”兩人討價還價,爭執不下。此時唐為了緩和氣氛,便令下人給客人點煙。因屋內找不到火柴,用人便到屋外去取。

此時便隻剩唐紹儀一人了。商人見時機成熟,便互相用眼神示意。當唐紹儀背轉身低頭凝視其他古玩時,其中一個商人迅速從南宋花瓶中取出事先藏好的小鋼斧,敏捷地繞到唐紹儀的背後,照著其頭顱猛然砍下。唐紹儀不及哼聲,便已頹然倒下,立時腦漿飛濺,鮮血噴湧。

商人們見大功告成,趕忙撤退。臨到房門口時,他們還振振有詞地說:“唐總理不必送了,留步,留步。”並帶上房門出來,四人又齊向門內一鞠躬,恭恭敬敬。門外的保鏢、仆人見狀,也沒有疑心。他們就這樣緊一步慢一步走出大門來,坐上那輛一直沒有熄火的藍色轎車,風馳電掣般離去。幾個仆人隱約記得車牌號是6312。

等到仆人找到火柴回到客廳,老主人已經奄奄一息,倒在血泊之中。唐紹儀被急送到附近的廣慈醫院搶救。醫生給唐紹儀打了強心針,又輸了血,仍不見效。唐紹儀一直處在神誌不清的狀態。當天下午4點,唐紹儀終於不治身亡。

第二天,上海各大報紙紛紛刊出唐紹儀被刺喪命的消息。法租界搜捕房驗了屍後,唐氏親戚子女把唐的遺體領去,於膠州路萬國賓館設禮堂祭奠。

法租界捕房接到唐紹儀被刺的消息後,立刻派人前往唐宅展開調查。他們用一輛裝甲車守住要道路口,同時通知各處巡捕房緝捕6312號藍色轎車。中午時分,捕房巡警在麥其路主路口找到了一輛空無一人的黑色轎車。經查實,這輛黑車轎車的車牌號正是6312,但車內早已空無一人,這條線索被強行切斷。

另有一路巡捕根據唐家人提供的其中一位古董商人的地址,直撲該處搜捕,但也早已人去樓空。

原來這位古董商人叫謝誌磐,是唐紹儀一位故人的兒子,有些沾親帶故的關係。難怪唐紹儀對他疏於防範。這個謝誌磐有一個胞兄,名叫謝力公,是軍統的大特務。謝誌磐是軍統上海特區的情報員,一直與謝力公保持著“工作”上的聯係。

謝誌磐身為情報員,利用其父與唐紹儀是故人的關係,一步步接近唐紹儀,搜集了大量情報,並配合軍統特務做周密的暗殺計劃。9月上旬開始,謝誌磐就借倒賣古董之由靠近唐紹儀。特務們探知唐紹儀喜愛古董,不惜高價收集,便找著了暗殺良機。

軍統先是安排謝誌磐帶著幾名身著便裝的軍統人員冒充古董商人駕車直開唐宅,他們帶上幾件古董上品,與唐紹儀討價還價,故作商人狀,做成買賣。這隻是軍統設計暗殺唐紹儀計劃的第一步,先讓軍統人員做一次演習,熟悉唐家情勢,以確保日後萬無一失。他們以後又來了幾次,發現唐紹儀對古董簡直到了入迷的地步。對特別珍貴的貨,他還要把仆役支開,關緊房門,獨自鑒別。這更讓軍統部找準了下手機會。

當時參與刺殺行動的還有老牌軍統特務趙理君,軍統殺手王興國、李阿大。幾個刺客行刺逃脫後,徑直跑到軍統戴笠處邀功討賞。趙理君被委任為軍統局第三處行動科科長,王興國、李阿大也各有所用。唯獨謝誌磐,事發後一直惶惶然如喪家之犬。可能也因為他與唐紹儀的關係,他經常自言自語地說:“我對不起唐伯伯!”因此,軍統沒有辦法給他安排工作,就讓他先在一家旅館暫時住下。不久,他被送進一家醫院診治,安置在特別監護病房中,可是病情越來越嚴重。他偷偷在他的褲袋裏放了一隻手槍,總說有人要加害於他,一隻手老放在口袋裏。重慶偵緝所的幾個特務去這家醫院公幹,見謝誌磐的病房門緊閉,就從窗口探視,謝一驚之下拔出槍射擊,這幾名特務一齊還擊,當場把謝誌磐打死。後來也有傳言說,這是戴笠在殺人滅口。

事情發生到這一步,已經可以確認唐紹儀是軍統特務部所殺。特務部為何要殺死唐紹儀,依然是一個不解之謎。

唐紹儀被刺的消息披露後,滬上輿論一時嘩然,成為社會民眾街談巷議的一大話題。於右任、張繼等國民黨元老都向蔣介石表示不滿。蔣介石遂讓陳布雷起草,代表蔣介石發布了一道唁電,有“痛悼何及,頓失瞻依”雲雲,還以孔祥熙的名義下令褒獎唐紹儀,撥付治喪費五千元,並將唐紹儀的生平事跡付諸國史,讓後人仿效評價。

而今學者們曾於1987年、1989年在珠海召開過兩次唐紹儀研討會,唐紹儀之死自然成為會議的熱點。沈醉先生也與會並發表了意見。他原是軍統特務,是謝力公的同事,身為個中人,應該是深知其事,能夠作出準確解釋和判斷的。他認同刺唐是軍統的奉命行事。軍統刺唐顯然是處心積慮,精心策劃,由專人執行專案的,定不是誤殺。當時國民黨政府也已在事實上承認“錯殺”,所以事發之後,軍統即建議“專電慰問唐氏家族,或由中央明令褒恤”,並由國民黨政府明令褒揚,撥發治喪費5000元,宣付國史館立傳以掩飾其“錯殺”之誤。因此,唐紹儀之死應該說是“慘遭錯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