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戴笠：亂世風雲無情血
1946年3月17日，國民黨軍統局局長、大特務戴笠，乘222號專機由青島飛往南京。誰知途中南京上空烏雲密布，雷電交加，大雨不停，與地麵聯係勸他另換機場。戴笠不得已命令轉飛上海，可上海仍然下著大雨，無法降落，飛機又改飛徐州降落，之後撞上岱山，機上人員全部死亡。戴笠死了，國民黨上層官員暗中拍手叫好。從最新解密的國民黨檔案中得知，戴笠之死並非單純的墜機事件，疑是謀殺。風雲一時的大特務戴笠，也因此走進了曆史謎案。
那麽以殘酷無情著稱，並號稱“蔣介石的佩劍”、“中國的蓋世太保”、“中國最神秘人物”的戴笠，到底是個怎麽樣的人物？他究竟是被人暗殺還是墜機而死？
戴笠（1896—1946），小名春風，字雨農，據說他的名字戴笠是源自《越歌謠》中的“君乘車，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車輯；君擔簦，我跨馬，他日相逢為君下”。而這裏的“君”也許指的就是蔣介石。戴笠是浙江江山人，早年曾在浙軍周鳳岐部當兵，後脫離部隊到上海，在交易所結識蔣介石、戴季陶等人。1926年入黃埔軍校，畢業後任蔣介石侍從副官。1928年開始進行情報活動。1930年建立國民黨第一個特務組織——調查通訊小組，深得蔣介石寵信。1932年3月，蔣介石為加強特務統治，先組織力行社，後在南京秘密成立“中華複興社”（又名“藍衣社”），戴笠被任命為特務處處長。
1938年，特務處擴大為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戴笠任副局長。1942年，美蔣聯合組成特務機關“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戴笠兼任主任。1943年，兼任國民政府財政部緝私總署署長，不久又兼任財政部戰時貨物運輸管理局局長。1945年被選為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其畢生積極發展軍統特務勢力，排除異己，殘害人民，破壞革命。1933年6月暗殺民權保障同盟副主席楊銓，同年11月捕殺察綏民眾抗日同盟軍第二軍軍長、共產黨員吉鴻昌；次年將上海《申報》主持人史量才刺殺於滬杭道上。種種血腥事件，都由戴笠一手布置。
一位外國記者後來這麽回憶戴笠：一個隱麵人，總是藏在房間的暗處，而其他人則處於其一覽無餘之下。然而當戴笠正處於鼎盛時期，個別的幾個在太平洋戰爭期間見過他的西方人，卻對他有著強烈的印象：從一方麵看，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沒有一個人的形象要比他更黑；而從另一方麵看，又沒有人比他更白。幾乎所有的人都被他銳利的目光所震懾。一個戴笠領導下的在敵後工作的OSS(美國戰略情報局)人員說：“戴笠中等身材，壯實，外表粗獷強硬，有軍人的幹練。他的臉輪廓分明，尖銳的目光咄咄逼人，還有一張堅毅的嘴。”一個出生於中國傳教士家庭的美國軍官寫道：“戴笠英俊瘦長，有一雙纖細優美的手，走起路來像是脊梁骨上了鋼條，步子大而有力，像是中國戲台上的英雄人物誇大了的步伐。他那犀利審視的目光，像是要把人的五官和個性記下來以備日後之用。”
對於20世紀40年代在中國的大多數外國人來說，戴笠是一個傳奇式的人物，他被普遍認為“不是中國的卡那瑞斯上將，而是亨利希·希姆萊”。戴笠給人的印象是聰明而有想象力，殘酷而不擇手段。他是中國國民黨的希姆萊。他幾乎是所有美國民主理想的敵人。在蔣的統治下，他企圖通過鐵腕來統一中國。
戴笠出生於浙江的江山。據說戴家是西漢時期戴聖的後代。但根據當代江山縣地方誌，戴家有案可籍的祖宗可追溯到晉朝的戴安道。他的子孫分散到江蘇、兩湖、安徽和浙江。在安徽休寧，以元朝秘書修撰戴安德為首的戴氏家族於14世紀元明過渡期遷移到了浙江的龍遊縣。這一支家族的首領是戴天熊，後來他把家遷到了江山仙霞嶺的龍井。
戴笠的曾祖父戴啟明（字日明），在當地鎮壓太平天國起義的戰爭中贏得武德左射騎的榮譽稱號，而提高了其貧窮農民家庭的社會地位，像所有在清朝鎮壓農民起義的過程中立功而在鄉村升官發財的後代一樣，戴氏變成了當地的地主和高利貸者，進入了小康。戴啟明偶聽一算命先生說仙霞嶺的保安村風水好，“得此地者昌”，便動了心，幾經周折，舉家遷到了保安鎮，後來搬到了離仙霞嶺20公裏之外的保安村。
戴啟明帶著妻子和三個兒子楨奎、順旺、大猷在保安村安頓下來。二子戴順旺便是戴笠的祖父。和父親一樣，戴順旺也因效忠清政府而被授予晉升五級的榮譽。他利用這個榮譽，一麵繼續以高利貸賺夠了錢置了200畝良田，同時在保安村開辦了一係列的產業，並獲得了種茶、收木材和在附近山坡上采礦的權利。到戴順旺死時，這筆可觀的產業主要落到了在衢州府衙任巡警、揮霍無度的兒子戴士富之手。
戴士富是一個嫖賭成性的敗家子。在生下兩個兒子春風和春榜時，大部分家產已被他揮霍掉了。在他去世時，那原有的200畝地也隻剩下了20畝。那段時期，戴家隻得靠戴母的勞動來維持。戴氏夫人是江山縣貴族藍氏家族的後代，為養活孩子，她開始替人縫縫補補。戴母是個識字的人，她毫不猶豫地承擔了教育兒子的責任，尤其是對長子春風。
戴春風（字子佩）原號芳洲，14歲進入高小，取學名征蘭。在30歲進入黃埔軍校第六期時他改了名字，叫作戴笠。
戴笠的母親在戴笠7歲時替他在當地的私塾裏報了名。9歲時，私塾老師毛逢乙指點他通讀了“四書”，次年戴笠便開始了習作。到11歲時，母親的鼓勵和教導使他進入了當地的小學，也使他養成了忠孝之心。
當然，這種情況並非少見：這個缺少父愛的孩子受到意誌堅定的母親的督促。戴母下定決心，要使這個衰落的家庭繼續保持它溫雅的外表。她不遺餘力地讓兒子上完了學，而且還不斷地提醒兒子不要重蹈覆轍，像父親那樣當個衙門的巡警，軟弱地對上司俯首帖耳。而戴笠銘記母親的教誨，對母親十分孝順。後來有人評論說，當戴笠憑著自己的本事成為一個令人懼怕的人物時，他仍然對母親十分孝敬。
戴笠孝心的象征便是他在仙霞嶺下為母親蓋的別墅。戴母原來的房子被改建成一座精心設計的公館，現在是保安的“文化館”，裏麵還保留著一些洛可可式的家具、精致的樓梯以及抗戰時期用作裝飾的華麗鏡子。她在鄉間的別墅用了一個模棱兩可的名字“率性齋”，建在一個山頂上。這座別墅俯視著一個美麗的池塘及一旁那個被叫作“天雨亭”的亭子。
戴笠常對手下的人說要向他母親學習，學習她管理如此繁多事務的能力。每當戴笠劣性發作把手下人當仆人一樣虐待時，他的母親便會勸說他，於是他會立刻安靜下來，壓住怒火。看來，隻有她能完全地控製他，而他同時也是母親的寵兒。當戴笠的飛機在1946年失事後，沒人敢去告訴她兒子的死訊。為了不讓戴母得知戴笠的死訊，毛人鳳特派交警總局局長馬誌超，帶人前往江山，謊稱戴笠已出使英國，並留下一個大隊，駐紮江山，護衛戴家老小，每月偽造兩封戴笠的電報，向戴母問候。戴母73歲壽辰時，毛人鳳又精心策劃了一個隆重的祝壽活動，陳誠、胡宗南、何應欽等國民黨要員致賀信、送壽禮，大宴賓朋，以慰戴母思子之心。即使她後來猜出了真相，但是她也從來沒表露出來。次年她便去世了。
也許戴笠在母親眼裏是個善良的人，但從少年時起他便是一個並不討同學喜歡的“剽悍”的小夥子。雖然他很會裝假充善，但早在他十來歲上小學時，他就被發現是個不守成規、嫖賭成性的搗亂分子。不過他是個天生的領頭人物。
1909年，戴笠離家進入了縣立文溪高小；16歲時成了學校宣傳衛生、提倡進步、反對鴉片和裹小腳的“青年會”主席。戴笠的記憶力非常強健，因此功課比較好。文溪高小畢業時，他是班上的第一名。次年秋，戴笠考取了浙江省一中，他在那裏過了3個月。他因偷竊被抓，被校方開除。於是他在杭州的一家豆腐坊裏幹了一段時間。之後，他便回到了山區的老家與家人團聚，那時他20歲。
無所事事的戴笠對賭博產生了極大的興趣，這也使他卷入了更大的麻煩之中。他把撲克牌玩得得心應手，而且學會了在洗牌時做手腳的訣竅，所以經常作弊。有一晚他因屢次作弊而被抓，被打得鼻青臉腫。
為了保命，戴笠把偷來的扇子賣掉，湊足了路費回到杭州，在那裏誌願報名加入了潘國綱指揮、總部設在寧波的浙江陸軍一師。
戴笠參軍後繼續賭博。他所受的軍事訓練，後來被證明完全不合格。
晚上熄燈以後，他會翻越柵欄到兵營外去和流氓、光棍們打牌。戴笠從打牌中賺了很多錢。他用這些錢請他的同伴們吃喝（他總在手頭放一些酒，口袋裏裝些西瓜籽，身邊有一些小吃），他還用這些手段與地痞們結交，而這些人最終又把他介紹給青幫分子。
當他這些夜間活動遭到上司的懲罰時，戴笠當了逃兵。1918年，他在寧波一帶掙錢糊口，後來他的母親下決心把他帶回江山，為他在一所比較像樣的民間學校報了名。
在戴母的督促下，他以榜上第二名的成績通過了衢州師範學校的入學考試。但是，戴笠無心成為一個小學教師。畢業後，他利用和青幫的關係離開杭州去了上海。
在那裏，他在杭州的秘密幫會“師傅”把他介紹給了青幫頭子，即當時上海最有權勢的幫主黃金榮。在劉誌陸、張嘯林、王曉籟、向海潛、張子廉、田得勝、馮石竹、唐紹武、石孝先及範紹增橫行的時代，戴笠成了那些臭名昭著的上海流氓和“打手”們的好友。
對於這些人來說，戴笠隻不過是一個跑腿的。他在賭場當過私人保鏢、跑堂，而且常常還沒有事做，於是他想賺點外快或找靠山來支撐自己的職業。不過，哪怕是俗豔廉價，他也總要保持衣冠楚楚。比方說，在杭州“打流”，也意味著得保持他唯一的一套夏裝的整潔。因此他通常在西湖邊找一塊無人之地，脫下上衣和褲子來洗，然後把衣服晾在一塊有陽光照射的岩石上曬幹，自己在一邊替帆布鞋上粉，直到看上去像新的一樣。
在上海，戴笠力圖保持同樣的形象，每晚都洗身上唯一的那套西服，好在他睡覺時晾幹。於是戴笠在人們眼裏總是顯得要比他的實際情況得體。事實上，他是靠在商務印書館當職員的表弟張冠夫的供養生活的。張冠夫在小北門地段租了一間小閣樓與妻子住，戴笠就睡在這對夫婦床邊的地板上。這一點造成了戴笠與表弟媳王秋蓮之間的緊張關係。戴笠曾企圖通過表弟在商務印書館找工作，結果由於張太太的阻撓而沒能得逞，而且她有一次還真讓他吃了閉門羹。
不過，盡管她反對，張冠夫還是隨戴笠進入了情報工作係統，成了他聯絡組的一員，並在1937年接受了軍統財務處副處長的任命。
盡管有這些報答，張太太仍舊看不起戴笠。到了戴笠揚眉吐氣的時候，他對張太太十分鄙視，管她叫作毫無青春魅力的“黃臉婆”。與此同時，他又慫恿表弟納妾，來竭力折磨她。
當他表弟去商務印書館上班時，戴笠經常光顧上海小東門那兒的十六鋪一帶，他在那裏的流氓中算是小有名氣的。十六鋪是個混亂的商業地帶，出過像杜月笙這樣的人物。而杜月笙正是在那時看出那個年紀的戴笠是個“人才”。關於這位青幫頭子與未來的蔣的特工首腦的關係，萬墨林的說法最具有權威性。他原來是杜月笙的機要秘書，後來加入了戴笠的軍統。萬墨林在1928年說，當戴笠隻有31歲時，他已作為一個情報員在為胡靖安工作了，他決定自己的未來成就取決於在上海黑社會中建立同盟關係。
於是，戴笠拜訪了當時的上海警備區司令楊虎，楊司令直率地告訴他：“你要在上海搞情報，就得跟一個朋友聯係。”這位朋友，自然就是杜月笙了。
那天楊司令帶了戴笠來拜訪杜月笙。戴笠身著整潔的西服，頭發梳得平整光亮，一雙明亮的眼睛睜得很大，談吐也很得體。雖然他剛離開軍校不久，而且隻不過30歲的年紀，他在杜先生和楊司令麵前講起話來卻既慷慨激昂又胸有成竹。尤其是在簡單的客氣話後，他直截了當地向杜先生提出請求，而杜先生則毫不猶豫地回答說：“好吧，以後有事的話，你可以給我打電話。如果我不在，你可以讓萬墨林轉告。”
後來這三人成了結拜兄弟（戴笠比他們兩人小8到9歲）。戴笠把這個幫會頭子稱作“三哥”。當戴笠的嫡親表弟張冠夫得知他們的關係後，驚恐萬狀，馬上把戴笠趕了出去，怕他與黑社會的關係連累到他家的安全。
丟了親情的戴笠卻有一個臭味相投的“靠山”兼“啟蒙”的知己，那就是胡宗南。
在後來的年代裏，在黃埔軍校畢業的國民黨將軍中，胡宗南成了戴但他們的密切關係可以追溯到這個秘密警察頭子當年在上海街頭“打流”的日子。
雖然戴笠很討厭別人談論他的這些往事，但他自己卻喜歡講那時他完全靠自己本事吃飯的故事。他談起自己為了生存而不擇手段的往事的時候，經常放聲大笑。在他看來，那段日子是“陶冶”階段。他唯一的遺憾是沒有更快地看出蔣介石後來會晉升得如此之快，所以沒有馬上在這個未來的國民黨領袖身上下他的賭注。
官場得意的人自然不願情場失意，可天性好色的戴笠在私生活上卻是一團糟。戴笠不僅總與某個女特務有糾葛，而且還不斷地威脅他部下的妻子或姐妹，所以隻要他對這些家屬發生興趣，他的部下會馬上告誡這些女人躲開。鄒誌英是杭州人，戴笠多年的情婦。起初她以為戴笠是真心愛自己，後來卻發現自己隻不過是他偶爾尋開心的玩具，而且長期不許見麵。鄒傷心失望之餘，跑到軍統局大吵大鬧。戴為顧及顏麵，下令將鄒逮捕，先送重慶集中營，鄒因過度刺激以致精神失常，後又被轉息烽集中營長期囚禁。鄒在獄中毫無顧忌，大談戴笠的豔事與醜聞，鬧得不可開交。為避免醜聞擴散，集中營主任周養浩受戴笠之命為她專建一小屋，四周栽植花木，生活上給予優待。直到戴笠死後，她才獲得自由。
前軍統特務說，戴笠在許多地方有住宅的原因之一，就是供他隨時隨地、隨心所欲地玩弄女性。戴笠與毛秀叢在1915年秋天結婚，他形容他的妻子是個“鄉下人”。據說她非常固執刻板，勤勞節儉，正直而胸無大誌，甘於平庸的生活。雖然早在20世紀30年代她就疑心戴笠有風流韻事，但她怕他如同怕虎，從來不敢跟他爭執。最終，他們分居了。分居後，毛秀叢就病了，並於1939年死於上海。戴笠的手下宣稱，他們對於戴笠玩弄女性感到非常尷尬。每次他坐車外出視察特務站，總有各種女性陪同。笠至關重要的同盟。戴笠在講起他們結識時的口氣，好像是在描述《三國演義》或《水滸傳》中的兄弟結盟一樣，栩栩如生。
一天，他在西湖邊靈隱寺入口處的一塊岩石上曬那套由灰色軍裝改成的服裝，一邊光著身子藏在水裏等著衣服曬幹。胡宗南當時是小學老師，帶學生來玩兒。那些學生也壞，其中有人看見石頭上的衣服和鞋子就上來撿，然後威脅戴笠：“你要光屁股回家了。”戴笠很著急，小孩子做事情可是沒有譜啊！戴笠於是忙叫喊起來，讓他們把衣服放下。那位教師發現戴笠沒穿遊泳衣，便叫自己的學生把衣服放回岸邊曬幹。
過了一會兒，等學生和老師走了以後，戴笠穿上了衣服。等到有了機會，他便去當地的小學感謝胡宗南的周到。不久，胡宗南便進入黃埔軍校，成了蔣介石寵愛的“天子門生”之一。於是，早在胡宗南變成“西北王”、戴笠變成蔣的秘密警察頭子以前，這兩人就發現他們之間情投意合，更不用說他們同樣的勃勃野心了。
戴笠的另一個重要機遇——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天意——是他在上海與蔣介石的會麵。雖然會麵的具體時間不詳，但可能是在1921年。當時蔣正同包括戴季陶、陳果夫在內的一幫朋友在上海經營股票貿易市場，為孫中山集資。
當時這些革命派把他當作“小癟三”。當他們需要人跑腿時，戴笠就受到差遣。當他們要泡熱茶時，戴笠就被招進屋裏。戴季陶很快就發現，這個竭力想討好他們的跑腿跟他同姓，於是他開始詢問這個年輕人有什麽生活目標。戴笠意識到這些人可不是一般的記者或生意人。他告訴戴季陶，他那幹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的欲望是如何使他來到了上海過“打流”生活的。於是這個長者對“小癟三”的態度開始轉變了。蔣介石注意到戴季陶對戴笠這麽好，這個年輕人已經開始稱老戴“叔叔”了，他也開始交給戴笠更重要的任務。當然，很久之後戴笠才成為總司令的親信，
但他並非跟所有的女人都這麽隨便。在他生活的後期，戴笠似乎變得比較穩定並且有點重感情起來。在抗戰前，據說他有兩個主要的情人：趙靄蘭和葉霞翟。他經常同時攜她倆外出。比如，每當外地情報組送來緊急報告時，戴笠會從他所在的任何地點親自連夜坐車去南京向蔣介石匯報。通常有兩個司機輪換開車，戴笠往往坐在後座的趙靄蘭和葉霞翟中間休息。
葉霞翟畢業於浙江警察學校特訓班。她在三機無線電學校當事務員時，戴笠看上了她，便決定讓她住到上海警備司令部司令楊虎的公館裏，學一套上層風度。戴笠是楊家的密友，也是楊家在環龍路公館的常客，他對這位國民黨將軍能夠在身邊圍起一大堆女人替他應付社交的能力非常羨慕。後來，戴笠替她安排了到美國學習政治經濟學。她回國後，他又安排她在成都華西大學教書。後來據一個傳記作家稱，戴笠把葉霞翟嫁給了他最好的朋友胡宗南當妻子。
戴笠把自己的另一個情婦許配給了一個朋友。趙靄蘭最終嫁給了軍統電訊處處長魏大銘。1940年戴笠又引誘他的英文秘書餘淑衡，雖然這個年輕的湖南女人已經與軍統的一個重要特務訂了婚。戴笠說要跟餘結婚，但兩年後他迷戀上了影星胡蝶，馬上用送她去美國學習的方式把已經懷孕的餘淑衡拋棄了。
這裏或許有誇張的成分，但戴笠在生命的最後年月裏的確為這位女演員所傾倒。戴笠是國民黨的軍統特務頭子，胡蝶是著名的電影皇後，對他們兩人的同居曾經有過許多街談巷議。
抗戰期間，電影皇後胡蝶原來居住於香港。1941年香港被日本軍隊占領，她和她的丈夫倉皇出走，先到廣東韻關，再由韻關到桂林，最後抵達山城重慶。
這時，戴笠愛上了胡蝶，軟硬兼施，終於把她占為己有。原來，日本軍隊占領香港後，胡蝶因不想躲來躲去，疲於奔命，打算滯留在香港。不料日本人卻找上門來，邀她赴東京拍一部《胡蝶遊東京》的影片，宣揚所謂“中日友善”的思想。胡蝶這才意識到繼續留港的嚴重性，決定繞道回內地。行前，胡蝶夫婦將曆年積存的財物裝成30隻箱子，托當時在香港秘密負責接送工作的楊惠敏女士代運回國。不料，當胡蝶夫婦抵達廣東韶關時，卻得到30箱財物在東江被劫的消息。
胡蝶失寶，極為傷心，但戴笠卻喜之不盡，認為是天賜良機。為了贏得胡蝶的好感，戴笠先是百般安慰，然後又信誓旦旦地保證要破案。於是他將楊惠敏抓來嚴刑拷打，得知的確是土匪搶劫之後，又派一批強幹的辦案人員赴廣東全力偵破劫案。由於兵荒馬亂，劫匪如麻，任憑有通天之能，此案也無法偵破。
戴笠情急之中心生一計，按胡蝶開的丟失珠寶、衣物的賬單，派人去外國購置，然後謊說是追回了一部分財物。胡蝶是見過世麵的人，一看這些“追回”的珠寶、衣物雖不是原物，但款色更新，價值更貴，於是對戴笠說了許多感激的話。
戴笠和胡蝶同居於中美合作所內的楊家山公館。此公館布置得相當豪華，但胡蝶還是討厭這個地方，屋前是山，屋後是山，連一個供散步的花園也沒有。戴笠聽到胡蝶這樣一講，立即下令在公館前速造一所大花園，限一個月內完成。戴笠還親自設計，在斜坡上用石塊鑲成了“喜”和“壽”兩個大字，空隙處栽上各種奇花異草。胡蝶與戴笠同居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迫的，所以一天到晚總是鬱鬱寡歡。戴笠是個殺人魔王，他要殺死一個人，比踩死一隻螞蟻還容易。因此，胡蝶表麵上不得不應付他，心中卻在思念自己的丈夫潘有聲。而戴笠為了霸占胡蝶，特地送給潘有聲一張特別通行證，讓他在滇緬公路上運輸貨物，通行無阻。因而潘有聲行蹤不定，時而這裏，時而那裏，使戴笠有機可乘。
戴笠為博得胡蝶的歡心，想方設法地在生活上滿足她。於是在附近的神仙洞畔，又造了一所更華麗的公館，作為他和胡蝶的新居。為了使胡蝶不爬坡，他把平坦的馬路一直修到胡蝶的房門口。潘有聲從外地歸來，得知嬌妻已被“鳩占鵲巢”，非常惱火，就直奔中二路羅家灣19號軍統局本部，但連去幾次，都吃了閉門羹，又打聽不出胡蝶的住所。有一天，他正在皇後飯店生悶氣，戴笠的秘書王漢光去找了他，明確指出：“你要把胡蝶女士帶回去，這點萬萬做不到，你還是拿些錢，做個官算了，聰明人不吃眼前虧。”潘有聲知道雞蛋碰不過石頭，就獨自悻悻地回到了上海。
抗日戰爭勝利了。戴笠準備與胡蝶正式結婚，囑咐胡蝶飛往上海，先與潘有聲辦理離婚手續。潘有聲迫於權勢，同意與胡蝶解除婚姻關係。正在這個節骨眼上，戴笠因飛機失事摔死於南京近郊，與胡蝶結婚即刻成為泡影。以後，胡蝶便與潘有聲一起，神不知鬼不覺地離開上海到香港去了。
1946年3月17日下午1時13分，軍統特務頭子戴笠乘坐的專機墜毀，機上人員無一幸免。
戴笠死後，關於死因有不少民間傳聞。戴笠一生十分迷信，早年困苦潦倒，有一次找人算命，算命先生說他“八字屬於雙鳳朝陽格，但因缺水，故早年命運蹉跎，仕途難登”。於是他就改名戴笠，字雨農，意思是雨中戴笠的農夫，水足得很，後果然青雲直上，當上了軍統局局長。戴笠每次出去時，起的化名都是帶水字旁的，如“塗清波”、“沈沛霖”、“洪淼”等，一向平安無事。然而，1945年年底，軍統局秘書室助理袁寄演是位青年書生，替戴笠起工作化名時，故意不用水，而擬了一個缺水多山的化名——高崇嶽。戴笠正好不在局本部。而毛人鳳也一時糊塗，沒有好好想一下，竟馬馬虎虎地批準使用。但這一次卻是命中注定難逃一劫。本來，他從北平起飛就有一點兒勉強，因為氣候原因部屬都勸他取消這次飛行。可是戴笠此時正與大名鼎鼎的電影女演員胡蝶打得火熱。據說當天或是次日是胡蝶的生日，戴笠答應她一定趕到上海為她慶賀生日，所以強行起飛。又由於上海下雨，戴笠才改飛南京，目的仍是下機後便於乘車及時趕赴上海。哪裏想到他匆匆忙忙趕的竟是一條不歸的黃泉路。結果他的飛機撞山，這不能不說冥冥之中有一種不可逆轉的巧合。
對關於戴笠專機失事的原因，人們一般認為是天氣惡劣所致，但新近披露的史料也提出了另一種說法。
1928年7月2日，剛剛被蔣介石收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六軍團第十二軍軍長的孫殿英，一夜之間將慈禧和乾隆兩座墓掘開，將墓內陪葬的金銀珠寶洗劫一空。這就是著名的東陵盜寶案。
在孫殿英所盜得的寶物中，最珍貴的當數乾隆墓中的一柄九龍寶劍。這柄劍長5尺，上雕九條紫金龍，象征“九九歸一”。劍鞘用名貴鯊魚皮製成，嵌滿紅藍寶石及金剛鑽。
孫殿英是個有名的兵痞，被蔣介石收編不久，就幹下了盜清皇陵的重大案件，一時全國輿論嘩然。然而，老於江湖的孫殿英用盜陵得來的贓物買通了當朝權貴，結果轟動一時的盜寶案最後不了了之。
抗日戰爭爆發後，蔣介石任命孫殿英為冀察遊擊隊總司令。但由於他出身於臭名遠揚的雜牌軍，始終難得蔣介石的青睞。於是，他想到了蔣介石身邊的紅人、軍統特務總頭目戴笠，通過關係與戴笠成了拜把子兄弟。後經戴笠引薦，受到了蔣介石的接見和任用。
為表示對戴笠的謝意，孫殿英將從乾隆墓中盜得的九龍寶劍交給戴笠，由他轉獻給蔣介石。戴笠把寶劍隨手交給了軍統特務馬漢三，要他設法將寶劍送往重慶，呈獻給蔣。馬漢三接過寶劍後，知道這是一件無價之寶，立即起了貪心。
戴笠回到重慶後，遲遲不見馬漢三將寶劍送來，於是發電給馬漢三詢問。馬漢三撒謊說：“為安全計，寶劍仍留在孫殿英處，容日後再做計議。”
1940年年初，馬漢三以商人的身份到張家口一帶活動時，被當地日諜機關逮捕後暗中投敵。寶劍先後落入日本大特務田中隆吉與女間諜川島芳子手中。
馬漢三被田中釋放後，幾年中在軍統內步步高升。盡管如此，私自藏留寶劍的陰影始終籠罩在腦海中，成了他的“心病”。他經過多方打聽，了解到寶劍落到了川島芳子手上。抗戰勝利後，馬漢三通過活動，被戴笠任命為軍統北平辦事處主任。馬漢三到北平後，第一件事就是將川島芳子逮捕，在川島芳子住宅的地窖中找到了寶劍。
幾年後，戴笠到北平檢查肅奸工作。在提審川島芳子時，他意外地得悉了九龍寶劍的下落和馬漢三投日之事，多年來縈繞在戴笠腦海裏的疑問終於有了答案。
戴笠從馬漢三手中索回九龍寶劍後，並沒有一句責備馬漢三的話。相反，戴笠還故意留下一封信，讓他轉交文強，以示對馬漢三的信任，以穩住馬漢三。自交出寶劍後，馬漢三感到，與其坐以待斃，不如鋌而走險，向這個無人能敵的頭號殺手挑戰。
1946年3月16日，戴笠由北平去天津，隨即轉飛青島。馬漢三找來心腹死黨劉玉珠，命他先期趕到青島，設法在戴笠的專機上安置定時炸彈，製造空難事故。
第二天，戴笠決定上午11時飛往上海。劉玉珠獲悉戴笠登機的時間後，立即驅車來到機場，向警衛戴笠專機的軍統特務提出要登機檢查安全。由於劉玉珠有華北督導員的身份，警衛沒有懷疑。劉玉珠登上專機後，將一顆高爆定時炸彈放入一個木箱之中，並將引爆時針撥到飛機飛臨上海上空時爆炸，以造成飛機降落時失事的假象。
21日，國民黨的《中央日報》首先刊登了戴笠專機失事的新聞。戴笠的死因，就此成為定論。一件彌天大案就此掩蓋了過去。
戴笠專機失事後的第四天，軍統總務處長沈醉趕到失事現場，從當地百姓手中追回了兩件寶物，一件是一隻一尺多高的宋代羊脂玉白九龍杯，一件就是戴笠從馬漢三手中討回的九龍寶劍。
負責辦理此案的保密局司法處長李希成從清理戴笠的遺產和飛機失事的遺物入手，一步一步追查，終於弄清了馬漢三藏留寶劍、投敵叛變並暗殺戴笠的全部事實真相。毛人鳳認為將此結果公布出來對國民黨及軍統局本身的形象不利，於是決定不公布馬漢三案真相。1948年9月27日，馬漢三、劉玉珠被秘密處決。就這樣，戴笠死亡的真相就被掩蓋了起來。
蔣介石跟戴笠的關係，是很有意思的。蔣介石非常倚重戴笠，甚至很怕戴笠。這其實非常容易理解。特務，不過是抓人隱私以控製人，戴笠就是這麽一個幫助蔣介石控製人的人。他做得很成功，很有一手，蔣介石當然倚重他。他太成功了，抓了太多的隱私，包括蔣在內的四大家族的隱私，他都抓得清清楚楚。蔣介石當然怕他。所以，戴笠不得不死。
這時，民間流傳出一首與戴笠之死有關的打油詩，有人推斷這是一處巧合，是天意：
三五三十七，騎鶴去遼西。
不怕南來一隻虎，就怕北來一支機。
這首詩詩出有因：戴笠在北平會上遇見多年不見的老同學李某，李某幼時曾受異人傳授，精於看解手相，並且非常靈驗。那天他給戴笠看了手相，囑咐戴笠要多加小心，戴笠不以為然。後來戴笠死亡後，李某曾驚呼太靈驗，為戴笠之死可惜。
“三五三十七”，意思是民國35年的3月17日那天要出大事，叫大禍臨頭。若在家中不出門，就躲過了災難，這天正好是1946年3月17日。
“騎鶴去遼西”，是人死後駕鶴飛往無邊的西方。這裏的遼西，不是遼寧。
後二句說明戴笠乘飛機而死，戴（岱山之岱）落笠（泥）溝，是戴笠人生注定的歸宿之所，上天早有安排，在劫難逃。
國民黨元老張群，素知章士釗先生與杜月笙交誼不淺，與戴笠也有很多交往；戴笠死後，他極力推薦章士釗主筆。在眾人一致附和下，章士釗先生自知已不好推辭，稍加思索後，一揮而就：
生為國家，死為國家，平生具俠義風，功罪蓋棺猶未定。
譽滿天下，謗滿天下，亂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後人評。
章士釗寥寥數十字，入木三分地刻畫了戴笠一生的特點。
蔣介石親臨重慶“四一”軍統紀念大會，與參加會議的特務一同悼念戴笠；6月在南京親自為戴笠的葬禮主祭，蔣介石在挽聯上寫著“雄才冠群英山河澄清仗汝績，苛禍從天降風雲變幻痛予心”；8月，蔣介石親自到了戴笠摔死的地方，並在山腳一座不大的廟中，對軍統大特務們訓話。他要給戴笠找一塊風水寶地，所以戴笠的大柩，一直未安葬，停在靈穀寺。而毛人鳳深知蔣介石專程研究過各種術數，卜卦算命看風水，樣樣精通。半個月後，蔣介石來到南京。此回，蔣委員一身短衣，一頂草帽，還戴了一副淺色墨鏡。在一幹大特務的尾隨之下，他拄著手杖一直走到靈穀寺後山的山頂之上，左看看右看看。跟隨之人，誰也不知他在玩什麽玄虛，無一人吭聲，默默跟著。最後，蔣介石站在一水塘邊，對毛人鳳說：“這是一塊好地，風水不錯，模樣又好，前後左右，都有講究，非常吉利。不過，一定要注意，安葬時務須取子午向。”
沈醉後來說：“聽來他對這些很內行的樣子，這位經常做禮拜，手不離聖經的虔誠基督教徒，原來是一個迷信風水的陰陽家。蔣介石選擇好地點，定好方向之後，又叫毛人鳳找人看什麽時候下葬最適宜，才擦著滿頭汗珠鑽進汽車。毛人鳳和許多軍統特務，看到他對戴笠這樣愛護，莫不為之感動。主仆之間的關係，由這點也可看出很不尋常。”
蔣介石曾對人說，戴笠“生也為國家，死也為國家”。為此，蔣介石多次示意時任教育部部長陳立夫，要發動一些文化、教育、法律界的名人，寫幾副挽聯來悼死撫生，以提高戴笠的身份。為此，陳立夫利用一些名流聚會，向大家提出了給戴笠送挽聯的事。在場的名流們雖然感到欽命不敢違，但想到戴笠其人的一生，如何能歌功頌德？假使照實寫來，豈不有違蔣介石的初衷，很有可能引火燒身、自找麻煩。想來想去，一個個相互推諉。
總而言之，這起發生在南京上空的神秘墜機事件，是失事還是謀殺，到現在為止仍然是一樁未解的懸案，至今依然沒有準確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