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〇經略四夷：大國的虛榮（上）

從大業元年到大業七年（公元611年）間，楊廣除了在內政上完成一係列重大舉措外，又把自信的目光投向了八荒四夷，以雷霆萬鈞之勢展開了一連串對外擴張和強勢外交。

早在隋文帝楊堅在位期間，便有許多朝臣紛紛傳言，說南邊的林邑王國（今越南中南部）盛產奇珍異寶，楊廣當時就動了心思。即位後，他自然就把林邑列為第一個征服對象了。

大業元年正月，交州道行軍總管劉方剛剛平定交州（今越南河內市東北）叛亂，楊廣便命他乘勝南下，征服林邑。劉方旋即兵分兩路，命大將寧長真率步騎一萬，從越裳（今越南甘祿縣）出發，自陸路進攻林邑，自己則親率艦隊，從比景（今越南箏河河口）入海，渡海包抄攻擊。

林邑國王梵誌聞報，立刻派軍扼守各處險要。劉方率部登陸後，一路勢如破竹，擊潰了沿途的守軍，並越過闍黎江（今地不詳），兵鋒直指林邑都城典衝（今越南茶蕎城）。

梵誌大為驚駭，慌忙出動自己的王牌軍——大象部隊。

在冷兵器時代，大象部隊就相當於今天的裝甲部隊，其強大的殺傷力是普通的步騎兵無法比擬的。劉方的部隊一遇上這個兵種，頓時吃了大虧。劉方想了好幾天，終於找到了應對的戰術。他命部下大量挖掘深坑，在坑上覆蓋樹枝雜草，然後主動向林邑軍挑戰。等到雙方接戰後，劉方就佯裝敗北，將大象部隊誘入了遍地深坑的包圍圈。

結果，那些龐然大物紛紛墮入坑中，四周埋伏的隋軍遂一躍而出，紛紛放箭，將坑中的大象射殺。而那些僥幸沒有墮坑的大象，則驚慌奔逃，反而衝亂了自己的軍陣，踩死了很多士兵。劉方乘機揮師反攻，大敗林邑軍，俘虜了一萬多人。

此後，劉方連戰連捷，迅速向縱深挺進，通過八天的急行軍，進抵林邑都城。梵誌不敢戀戰，棄城渡海而逃。當年四月，劉方進入典衝，繳獲林邑宗廟裏用黃金鑄造的牌位十八個，並勒石記功，然後班師凱旋。

同年八月，隋朝剛剛征服林邑不久，東北邊境傳來戰報，稱契丹入寇營州（今遼寧朝陽市）。楊廣大怒，即命正在東突厥啟民可汗處巡視的文臣韋雲起（時任通事謁者，從六品），就地征調突厥部隊討伐契丹。啟民接到詔書，立刻調撥了二萬精銳騎兵，交給韋雲起指揮。

韋雲起是個地地道道的文臣，這輩子根本沒打過仗，可這次麵對的卻是窮凶極惡的契丹人，這仗他要怎麽打？更糟糕的是，啟民交給他的這兩萬突厥人馬，表麵上說是受他指揮，可心裏壓根就瞧不起他。因為突厥人自由散漫慣了，就算是個武將來帶他們，也不見得能帶得動，何況還是個從沒上過戰場的文人！

可是，這些桀驁不馴、重武輕文的突厥人很快就會發現，他們大錯特錯了——以為隻有武將才能帶兵，而文人隻能動動嘴皮子、搖搖筆杆子的想法，絕對是一種錯誤！

韋雲起臨危受命後，立刻把這兩萬突厥兵分成了二十個營，每個營一千人，兵分四路，同時進發。韋雲起下令，各營之間相距一裏，不準交錯混亂，聽到鼓聲就前進，聽到號角就停止，並特別強調，除非奉有軍令，否則紮營之時，不準任何人在營中騎馬奔馳。

頒布完號令，韋雲起又命傳令兵在各營中反複宣布了好幾遍，直到三令五申之後，才擊鼓出發。

對於這些號令，突厥人當然是當成了耳旁風，所以隊伍第一天紮營，就有一個低級軍官故意騎著馬在營裏縱橫馳騁。韋雲起二話不說，把人抓過來哢嚓一刀就砍了，並讓傳令兵把人頭拿到各營示眾。

全軍上下頓時全部傻眼。

他們這才知道，這個叫韋雲起的家夥不是吃素的。隨後，所有突厥將領凡是參見韋雲起時，皆跪地而行，渾身顫抖，連抬頭看一眼都不敢。

韋雲起的威信就此建立。二萬精銳騎兵迅速進抵契丹轄境。由於契丹部落曆來受突厥管轄，所以看到突厥大軍突然來到，他們並不驚訝，更沒有防備。韋雲起命一個突厥將領去見契丹人，揚言要前往柳城（營州治所），跟高麗人進行貿易，所以要跟他們借個道。

契丹人當然滿口答應。

為確保行動的隱秘性，韋雲起對所有將士下令：膽敢泄露此次出征任務者，殺無赦！

現在，隻要是韋雲起的命令，絕對是沒人敢違背了。隨後，大軍如入無人之境，推進到契丹大營的五十裏外，然後迅速發起閃電攻擊。契丹人猝不及防，稍作抵抗後便繳械投降。突厥軍共俘獲契丹男女四萬餘人、牲畜不計其數。韋雲起下令，將其中的男人全部斬首，然後把一半婦女和一半牲畜賜給突厥人，將剩下的全部帶回長安。

韋雲起身為文臣，受命於危難之際，不但不辱使命，而且在沒有動用隋朝一兵一卒的情況下，就輕而易舉地平定了契丹，幾乎可以說是創造了一個奇跡。楊廣大喜，馬上召集文武百官，說：“韋雲起用突厥軍隊平定契丹，堪稱文武全才，朕今日親自舉薦他。”隨即將韋雲起擢升為侍禦史（從五品）。

隋文帝一朝，在外交戰略方麵最有建樹、功勳最大的人，非長孫晟莫屬。然而，到了隋煬帝一朝，長孫晟的風頭就被裴矩搶光了。

自從開皇十三年自告奮勇出使突厥起，裴矩開始在隋帝國的外交領域嶄露頭角。大業三年（公元607年），時任吏部侍郎的裴矩又奉楊廣之命，負責掌管西域諸國與隋朝的貿易。從此，裴矩便成了隋帝國外交舞台上最惹眼的人物，並成為隋朝交通西域的第一人。

當時，西域諸國與隋朝的貿易活動主要集中在張掖（今甘肅張掖市）。裴矩知道楊廣好大喜功，很看重隋朝的國際影響力，就在張掖設立了一個部門，專門采訪那些來此貿易的外國人，仔細詢問他們國家的山川地形、風俗民情，以及服飾文化等等，然後精心編撰了一本《西域圖記》，詳細介紹了西域的四十四國家，並專程回朝呈給了楊廣。

此外，裴矩還命專家根據采訪所得的資料，繪製了一套具有重要價值的地圖。該地圖起於敦煌，西至地中海（當時稱西海），東西距離長達二萬裏，幾乎橫貫歐亞大陸。裴矩不僅在其中標明了各國的關隘要衝，而且詳細繪出了從隋朝前往地中海的三條交通線：北路，從伊吾（今新疆哈密市）出發，沿天山山脈，過西突厥王庭，然後穿過羅馬帝國，抵達地中海；中路，從高昌（今新疆吐魯番市東）出發，經焉耆、龜茲、疏勒等國，越過蔥嶺（帕米爾高原），再經康國、安國等地（今烏茲別克斯坦），然後穿過波斯王國，抵達地中海；南路，從鄯善（今新疆若羌縣）出發，經於闐，過蔥嶺，再經吐火羅（今阿富汗），入北婆羅門王國（今巴基斯坦），然後穿過天竺（印度），從海路抵達地中海。

在獻上書和地圖的同時，裴矩還呈上一道奏疏，說：“如今，以我隋帝國之威德，加上將士的驍勇，過大漠、越昆侖皆易如反掌。問題在於，西突厥（今新疆北部及中亞東部）與吐穀渾（今青海）分別控製羌、胡等國，將我國交通西域的線路攔腰切斷，故而西域諸國朝貢不通。而今，西域商人東來，無不向我大隋暗表忠心，引頸翹首，願為臣藩之國。若我國遣使招撫，不需動用武力，西域諸國都會歸附，而西突厥和吐穀渾更可從容消滅。統一戎狄與華夏的時機，看來已經成熟！”見到裴矩的工作如此卓有成效，楊廣大喜過望，當即賞賜綢緞五百匹，並天天命裴矩上殿，坐在禦榻旁邊，親口詢問西域諸國的各種情形。裴矩對答如流，並極力強調：“西域諸國多有奇珍異寶，而吐穀渾也很容易征服。”楊廣聞言，頓時怦然心動，“慨然慕秦皇、漢武之功”，立刻擢升裴矩為黃門侍郎，並把交通西域、經略四夷的任務交給了他，然後命他再赴張掖，用一切手段招撫西域諸國。

裴矩殫精竭慮地做了那麽多工作，又是編書又是畫地圖，為的當然就是得到這個足以令他享譽天下、名垂青史的任務，所以欣然接受。

平心而論，裴矩所做的上述工作，在中國古代的對外交通史上確實具有重大意義，而他隨後展開的一係列對外擴張和外交行動，也對當時的隋朝作出了不小的貢獻。從這個意義上說，作為有隋一朝的“外交雙雄”之一，裴矩的影響力甚至比長孫晟還要大，頗有青出於藍、後來居上之勢。

然而，遺憾的是，無論裴矩創造了多麽輝煌的曆史功績，都難掩其代價的沉重與高昂。當初長孫晟經略漠北、削弱突厥，基本上全憑縱橫捭闔的智慧與謀略，隻是在必要的情況下，才對外輸送一些利益，但由此換來的回報卻巨大而深遠。反觀裴矩的外交戰略，幾乎從一開始就走上了一條與長孫晟完全不同的道路：“引致諸胡，啗之以利，勸令入朝”。

說白了，就是四個字——金錢外交。

裴矩的手法，就是用巨額金錢去購買那些小國對中國表麵上的尊敬和名義上的效忠。這種做法，貌似締造了一個萬邦來朝的盛世，實際上卻是在浪費納稅人的金錢，甚至是在透支一個國家的未來，其弊端是顯而易見的。

盡管最終將這種外交政策付諸實行的人是決策者楊廣，但裴矩作為首倡者和執行者，顯然也難辭其咎。事實上，裴矩積極爭取並展開外交活動的初衷，本來就是為了迎合好大喜功的楊廣，同時也是為了博取自己的政績和聲譽。因此，隻要能達到“招撫西域”、粉飾太平的目的，不管付出多少代價，裴矩和楊廣一樣都在所不惜。

關於這麽做的代價和後果，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作了這樣的記載：“自是，西域諸胡往來相繼，所經郡縣，疲於迎送，靡費以萬萬計，卒令中國疲弊以至於亡，皆矩之唱導也。”（《資治通鑒》卷一八〇）“自西京諸縣及西北諸郡，皆轉輸塞外，每歲巨億萬計；經途涉險及遇寇鈔，人畜死亡不達者，郡縣征破其家。由是百姓失業，西方先困矣。”（《資治通鑒》卷一八一）綜合這兩段記載，大意就是，自從裴矩對西域諸國展開金錢外交（啗之以利）之後，西京長安所屬各縣，以及西北各郡的財稅收入，全都要輸送到塞外，每年以億萬計。由於路途遙遠，地勢險惡，沿途經常遭到盜匪洗劫，民夫和牛馬往往在中途死亡，不能抵達目的地。而郡縣政府則把責任推到百姓頭上，實施嚴厲懲罰，致使很多百姓家破人亡。從此，許多百姓紛紛逃離家園，放棄農業生產，隋帝國的西部地區首先陷入了貧困。

除此之外，各國商人頻頻來往於西域與長安之間，所經郡縣，各地方政府無不疲於應付，招待費用數以億計，終於使得隋帝國的人、財、物力逐漸枯竭，進而導致滅亡。

這一切，歸根結底都是始作俑者裴矩惹的禍。

不難看出，司馬光把隋朝國力衰竭、以致最終滅亡的責任全部歸咎於這種“金錢外交”，肯定是失之武斷的，而將其全部歸咎於“裴矩的倡導”，則更是以偏概全，顯然不夠公允。但無論如何，司馬光的說法至少有一點是對的，那就是——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楊廣與裴矩這種外交戰略的實質。

這種實質是什麽？

一言以蔽之，就是“大國的虛榮”。

綜觀楊堅與楊廣、長孫晟與裴矩、文帝一朝與煬帝一朝在外交戰略上的差異，我們可以用最簡單的兩個詞來概括，前者是“務實”，後者是“務虛”。雖然務虛的事情表麵看上去往往更有光環，也更值得炫耀，但到頭來，人家務實者收獲的是實打實的利益，可務虛者收獲的，卻隻能是一個徒有其表、吹彈可破的“盛世肥皂泡”，或者隻是一個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虛胖的大國”。

如果打一個不太恰當的比方，楊堅與長孫晟的外交戰略更像是今天的美國，而楊廣與裴矩的外交戰略，跟今天的我們似乎也有得一比。

當今，美國在幾乎所有國際事務中，總是以“大棒”（軍事手段）開路，必要時才輔之以“胡蘿卜”（利益賄賂）；在他們的外交行動中，謀略往往是最主要的利器，而目標則一定是基於現實、著眼長遠的國家利益。除了這個目標，其他任何東西在他們眼中都是浮雲。

然而，同樣作為世界大國，我們花費巨大代價所追求的東西，卻往往不是真正的國家利益，而是一朵閃爍著“盛世光環”的巨大浮雲。

從古到今，中國人都很喜歡這朵浮雲，不知道為什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