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秉承天命的官二代

寺院本是清修之地，可這年夏末的一個夜晚，關中同州（今陝西大荔縣）境內的般若寺，卻顯得有些忙碌和不同往常。般若寺是一座尼寺，在重簷複宇的三進大殿背後，有一排僻靜素雅的尼眾禪房。若是平日此時，尼眾們肯定都已熄燈就寢了，因為次日還得早早起床做早課。可這天晚上，禪房裏卻燈火通明，隻見一群官宦人家的婢女和六七個女尼正忙裏忙外，進進出出，臉上無一例外地帶著緊張的表情。

其實也無怪乎她們緊張，因為一向莊嚴清淨的這座般若寺，此刻卻變成了臨時產房，準備給一位即將臨盆的貴婦接生。從禪房緊掩的窗戶中，不時傳出產婦劇痛之下的呻吟，那令人揪心的聲音一下一下敲擊著尼眾的耳膜，仿佛是在告訴她們：出家縱有萬般清苦，但至少有一個好處，就是可以躲過每個俗世婦人必經的這一劫。

產婦的呻吟很快就轉成急促而幹啞的嘶喊，顯示出那個即將投奔人間的小生命正在進行最後的衝刺。約摸半炷香的工夫後，產婦的嘶喊在最後的爆發中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初生嬰兒異常嘹亮的第一聲啼哭。

這個嬰兒就是楊堅。

他出生的這一天，是西魏大統七年陰曆六月十三，時當公元541年。

這一年，西魏的實際統治者宇文泰與東魏的實際統治者高歡還在進行曠日持久的拉鋸戰。多年來，這對你死我活的冤家你來我往、纏鬥不休，大大小小數十百戰，都想把對方一口吞掉，可費盡九牛二虎之力，還是誰也奈何不了誰。

這一年，南朝的梁武帝蕭衍還在佛教信仰的世界裏癡迷不返，屢屢把身為皇帝的職責拋諸腦後。十幾年來，他不近女色，誦經茹素，還先後“舍身出家”兩次（不久還將陸續出家兩次），每次都把大臣們搞得六神無主，最後隻好捐出巨資將他贖回，可他卻渾然忘我，樂此不疲，誓將這場“皇帝菩薩”的出家秀進行到底。

這一年，東羅馬帝國的皇帝查士丁尼正在雄心勃勃地進行著針對西地中海世界的征服戰爭，試圖重新統一羅馬帝國。可就在他的夢想剛剛展開之際，屬地埃及卻爆發了大規模瘟疫，疫情迅速蔓延到首都君士坦丁堡，並席卷整個地中海沿岸的國家和地區，導致大量人口死亡，其中僅君士坦丁堡就死亡80萬人，占城市總人口的1/3以上。長期肆虐的大瘟疫使得東羅馬的勞動力和兵力銳減，繼而引發饑荒和政治動亂，從而徹底粉碎了查士丁尼重建羅馬帝國的雄心。

這一年，已然在分裂和動亂中生活了三百多年（自東漢滅亡算起）的中國人，無論是南方還是北方，對於無休無止的戰爭和恍如輪轉的政權更迭，似乎早已見怪不怪，甚至習慣到了麻木的程度。作為普通老百姓，不管明天的城頭又要變換哪一杆大王旗，隻要還有一畝三分地可以種，隻要老婆孩子還有一口飯吃，這日子就可以照舊過下去，無所謂痛苦和傷感，也沒什麽追求和祈盼。

所以，大統七年這個燠熱難當的夏夜，在關中一隅的某座寺廟裏，誕生了某個哭聲嘹亮的嬰兒，對於這個擾攘紛亂的世界來說，實在構不成任何意義。換言之，楊堅來到這個世界的第一聲哭喊，除了惹來附近村落的幾聲犬吠，騷擾了個把村民的夜半好夢，影響了寺中尼眾的次日早課之外，恐怕就真的沒什麽了。假如這時候有人說，若幹年後，這個男嬰將終結三百多年的亂世，締造一個統一的帝國，並且帶給芸芸眾生傳說中的太平盛世，人們肯定都會當成笑話來聽。

不過，般若寺中一位法名智遷的女尼並不認為這是笑話。恰恰相反，自打楊堅呱呱落地的這一刻起，她的目光就被繈褓中的嬰兒牢牢吸引住了，同時心裏不斷響起一個神諭般的聲音——這孩子定非凡人，日後必有一番驚天動地的造化！

所以，當楊堅的母親呂氏從產後的短暫暈厥中幽幽醒轉時，就聽見智遷尼師用一種毋庸置疑的口吻告訴她：“此兒所從來甚異，不可於俗間處之。”（《隋書·高祖紀》）也就是說，這孩子大有來頭，不能跟普通的孩子一樣在俗世中養育。

據說，這位智遷尼師從小出家，戒行精嚴，尤其擅長禪觀，也就是能在深入的禪定狀態下觀照宇宙世間的萬事萬物，因而“時言吉凶成敗事，莫不奇驗”。

（《佛祖曆代通載》卷十）現在，尼師對剛剛出生的這個孩子如此另眼相看，實在是讓呂氏驚喜莫名。所以，她沒有過多猶豫就答應了智遷的要求——把孩子交給她撫養。

後來，楊堅剛剛滿月，就被智遷尼師從呂氏身邊抱走了。智遷將楊堅“舍於別館，躬自撫養”，給他起了一個佛教法名“那羅延”（梵語，意為金剛力士），從此獨自承擔起楊堅的啟蒙教育工作，並一直把他培養到了十二歲。

在完全佛教化的教育環境中，楊堅的精神成長自然與世俗之人大異其趣。從懂事的時候起，智遷尼師就反複告訴他：你不是凡人，而是護法金剛轉世，今生必當成就一番濟世安民、弘法利生的偉業。她對楊堅說過的最重要的一句話，不啻於是對未來中國佛教的準確預言：“兒當大貴，從東國來，佛法當滅，由兒興之！”日後，北周武帝宇文邕果然大舉滅佛，“融佛焚經，驅僧破塔”，而登基後的楊堅則大興佛法，曾先後兩次在天下各州興建舍利佛塔達八十三處，而中國佛教也正是在隋朝至初唐之際臻於極盛。

智遷給予楊堅的特殊教育，無疑在他幼小的心靈刻下了永難磨滅的烙印，並且賦予了他宏大高遠的誌向和抱負。多年以後，已然君臨天下的楊堅每每回憶起這位非同尋常的女性，總會懷著無比敬仰和感激的心情，親切地稱她為“阿闍黎”（梵語，意為導師），並命史官為智遷立傳，命畫師將她與自己畫一張合像，然後頒發天下，讓大隋帝國的萬千臣民頂禮膜拜。

盡管楊堅的母親呂氏篤信佛教，也非常信任這位德高望重的智遷尼師，但孩子出生不久便被抱走，感覺就像被剝奪了撫養權一樣，心裏難免有些酸楚和失落。當然，呂氏還是擁有“探視權”的。智遷不辭辛勞地把楊堅放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中親自撫養，並不是為了隔絕她們的母子親情，而是為了給孩子提供最嚴格、也是最高質量的早期教育。

呂氏自然深知這一點。可饒是如此，每次去看望孩子，心裏還是充滿了難言的酸澀，每回離開更是戀戀不舍。直到有一天，呂氏無意中目睹了令她萬分驚愕的一幕，才真正體會到——智遷將孩子“舍於別館”的做法，是一種多麽明智且用心良苦的選擇。

那是楊堅出生不久的時候，呂氏去“別館”探望孩子，抱在手裏親撫逗弄，可忽然間，她的眼前出現了可怕的幻覺，隻見懷裏的孩子突然“頭上角出，遍體鱗起”，露出了一條張牙舞爪的龍的模樣。呂氏大驚失色，下意識鬆開了手，連連退了好幾步。孩子掉在地上，哇哇大哭。智遷聞聲從外間跑進來，抱起孩子，看著張皇失措、驚魂未定的呂氏，淡淡地說了一句：“已驚我兒，致令晚得天下。”你把我們的孩子嚇著了，害他要晚幾年才可得到天下。

天可憐見，真正被嚇著的其實不是繈褓中的楊堅，而是呂氏。那天她再也不敢伸手去抱孩子，並且一直愣在原地，許久沒有回過神來。之後很長一段時間，呂氏始終心有餘悸，每當再見到孩子，都會不由自主地產生心理障礙。當然，說這件事帶給呂氏的純是驚愕，也未必盡然。準確地說，呂氏的驚悸之中，其實包含了很大程度的驚喜。畢竟，這世上隻有極為個別的母親，才能生出“頭上長角、身上長鱗”的真龍天子。智遷尼師不動聲色的那句話，其實也已經明白無誤地向她泄露了天機。至於孩子為何經此驚嚇就會“晚得天下”，則大可不必深究。因為“得天下”三個字才是重點，其它皆可忽略不計。

總之，“龍子事件”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給呂氏造成了困擾，但自此以後，她已經發自內心地認同了智遷的做法，相信自己的孩子確非凡夫俗子，所以必然要采取跟別的孩子完全不同的教育方式。

楊堅在智遷的特殊教育下慢慢長大，無論是體貌特征還是性情舉止，似乎都在逐步印證尼師當初所作的預言。史稱，楊堅相貌與常人迥異，天生一副“龍顏”，具體特征是“額上有五柱入頂，目光外射”，且手上有一個奇特的掌紋，細看分明是一個“王”字，而身材則是“長上短下”，亦即上半身較長，腿卻比普通人短（據說這是帝王之象，比如劉備也是身長腿短，方能“兩手過膝”）。除了外貌，楊堅的性格也與同齡人有很大差異：別的孩子成天活蹦亂跳，他卻打小就莊重自持、沉默寡言。大約在十二歲以後，楊堅從女尼的“別館教育”中畢業，進入西魏的官辦學校太學就讀。此時的楊堅儼然已是一副小大人模樣，舉止沉穩，不言自威，就連親朋好友也不敢隨便接近他。

（《隋書·高祖紀》：“雖至親昵不敢狎也。”）楊堅與生俱來的種種天命征兆，與史書記載的其他帝王一樣，都不可避免地帶有強烈的神秘主義色彩，在今天的讀者看來肯定是不值一哂的。不過，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從心理學的眼光來看，則不難發現，即便圍繞在楊堅頭頂的種種天命預言和宗教光環並不符合唯物主義者眼中的客觀真實，但隻要當事人相信、認定其為真，那麽這些東西就會對他產生強烈的心理暗示作用，從而潛移默化地成為他的人生目標，並推動他去實現它們。

換言之，古人的理性思考能力和科學精神固然弱於今人，但他們對神秘主義的篤信和熱衷，卻可以給他們帶來心理學意義上的無窮妙用，並給他們的人生和事業注入強大的動力。這一點對楊堅來說也不例外。日後，當楊堅在北周朝廷的地位節節攀升、並逐步成為手握大權的輔弼重臣的時候，從出生之日起便圍繞著他的種種天命征兆，肯定會帶給他無比強大的信心和能量，並推動著他去完成改朝換代、經天緯地的事業。

以當下流行的成功學信條——“吸引力法則”而言，每個人每一天的所思所想，都在創造自己的未來。你心裏最常想的是什麽，最常把焦點放在什麽事物上，這種事物就會被“吸引”到你的生命中，成為你的人生。倘若用佛教的語言來說，就是“萬法唯心造”“命自我立”“如是因得如是果”。而智遷給予楊堅的“濟世弘法”的人生觀，或者說楊堅從智遷那裏獲得的“天命在我”的信念，正是在一定程度上暗合了吸引力法則。

二十世紀以來，中國人總是把“物質決定意識”奉為絕對真理，事實上這樣的論斷正在遭受現代科學的質疑。比如量子物理學就認為，我們不可能擁有一個獨立於我們意識之外的宇宙，“所有被我們感知的一切，都是由意識所塑造的”。

（朗達·拜恩《秘密》）由此可見，在人的意識深處，至今還隱藏著諸多不為我們所認知的現象，同時也蘊涵著尚未被我們開發的巨大能量。從這個意義上說，所謂的唯心論或者說神秘主義，就不該被現代人全盤否定，而是值得我們用更加多元的眼光和方法，去重新考量和探究。

無論楊堅身上的種種帝王之象是否為真，有一點是無庸質疑的，那就是——他擁有比別人高得多的人生起點。毫不誇張地說，楊堅是含著金鑰匙出生的。

據隋朝宗室自己的譜牒記載，其祖籍地是弘農郡華陰縣（今陝西華陰市），並聲稱東漢名臣、官居太尉的楊震，就是楊堅的十四世祖。由於自漢代以降，弘農楊氏便是名聞天下的世家大族，所以後世許多姓楊的人往往喜歡冒認祖先，以此光耀門楣、自抬身價。而據有關學者考證，楊隋宗室出自弘農楊氏一說，實際上也是附會。不過，雖然楊堅的祖上和地望不像他自稱的那麽顯赫，但是，從史籍可考的楊堅的六世祖楊鉉以下，楊氏曆代皆為官宦則是不爭的事實：楊鉉官至北平太守，子楊元壽官至武川鎮司馬（武川，今屬內蒙古，北魏“六鎮”之一，宇文泰家鄉），後代子孫便世代居住於此；楊元壽生子楊惠嘏，官至太原太守；楊惠嘏生子楊烈，官至平原太守；楊烈生子楊禎，官至寧遠將軍；楊禎因戰功卓著，死後追贈柱國大將軍，其子楊忠，就是楊堅的父親。

西魏的軍事製度是府兵製，最高階設置八個柱國大將軍，即宇文泰、元欣、李弼（李密曾祖）、獨孤信、趙貴、於謹、侯莫陳崇、李虎（李淵祖父）。按府兵製規定，宇文泰位總百揆，是最高軍事統帥；元欣是西魏宗室，僅為掛名性質；餘下六個柱國，每人統率兩個大將軍，共計十二人；每個大將軍統率兩個開府，二十四開府下轄全國一百個軍府。十二大將軍分別是：元讚、元育、元廓、宇文導、侯莫陳順、達奚武、李遠、豆盧寧、宇文貴、賀蘭祥、楊忠、王雄。

這“八柱國十二大將軍”，大多是戰功赫赫的一代名將。他們既是西魏王朝的中流砥柱，也是宇文泰逐鹿天下的軍事資本，更是宇文家族日後篡魏立周的佐命功臣。以他們為首的政治軍事集團（被陳寅恪先生命名為“關隴集團”），對當時和此後的中國曆史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而楊忠作為關隴集團的核心成員，在西魏、北周的權勢和地位自不待言，對楊堅的蔭庇作用也是可想而知的。

顯赫的官二代背景，十二年特殊而嚴格的宗教教育，加上兩年太學的深造，把楊堅打造成了一個品學兼優、出類拔萃的貴族少年，也使他成長為最符合關隴集團標準的後備人才。難怪當時西魏的實際掌舵者宇文泰隻見過他幾麵，就對他大加讚歎，稱：“此兒風骨，非世間人！”（《北史》卷十一）西魏恭帝元年（公元554年），年僅十四歲的楊堅從太學畢業，被授予京兆府功曹的勳職，開始登上西魏的政治舞台。十五歲，因父親楊忠攻取南朝的江陵（今湖北省荊沙市）立下戰功，楊堅又被授予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之勳官，封成紀縣公。十六歲，遷驃騎大將軍，加開府銜。

盡管這一係列勳位和爵銜都屬恩蔭和榮譽性質，並無實際職權，卻都是貴族身份和政治地位的標誌，也是楊堅作為關隴集團後起之秀的“資格認證”。有了這些勳位爵銜，總有一天，楊堅就能從父親楊忠那裏繼承所有的世襲利益和政治資源。換句話說，此時的楊堅雖然還沒有正式踏上仕途，但是一條前程似錦的金光大道，已經確鑿無疑地擺在了他的麵前。

關隴集團內部非常流行政治聯姻，亦即通過子女通婚的方式，加強彼此的利益聯結和情感紐帶。其中，西魏八柱國之一、大司馬獨孤信就是一位著名的“紐帶人物”。他的長女嫁給了宇文泰的長子，即北周明帝宇文毓；四女嫁給了李虎（八柱國之一）的兒子李昞（李淵之父）；而七女獨孤伽羅（梵語，意為香爐木），則大約在西魏恭帝三年（公元556年）年末，由獨孤信和楊忠親自主婚，許配給了楊堅。

獨孤信與楊忠都是武川人，兩人自幼便是好友，從北魏末年起，楊忠便追隨獨孤信南征北戰，兩人稱得上是過命的交情，如今再加上這樁婚事，雙方的關係自然更為緊密。獨孤信一直以來都是楊忠的頂頭上司，眼下在西魏朝廷的地位也比楊忠高得多，所以，楊堅能夠成為獨孤信的乘龍快婿，對其未來的政治前程無異於錦上添花。

然而，就在楊堅和獨孤氏剛剛成婚不久，西魏帝國突然間風雲變色，一場改朝換代的政治動亂迅速把獨孤信和楊忠這兩個家族推入了權力漩渦之中。原本一帆風順、前程似錦的楊堅，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了政治鬥爭的血腥和殘酷，以及鼎革之際高層博弈的波譎雲詭與驚心動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