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黨派定性
既然東林黨已經被摧毀，實體力量已經不複存在了，那麽下一步就要摧毀他們的精神力量了，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及爪牙已經意識到了這點，於是給魏忠賢做了匯報，魏忠賢便做了安排，由吏部給事楊所給天啟皇帝上奏，內容是要把影響很大的三個案子輯錄成一個讀本。刊印天下，這樣才能夠警示後人。不久後又上奏建議仿製世宗禦製的《明倫大典》。
天啟皇帝收到上疏後並沒有在當時點名如何處理，這個事情一直放在一邊，在九月份的時候，和楊漣等人有過過節的禦史賈繼春又給天啟皇帝上疏，建議把楊漣等六人所犯的罪尤其是他們在詆毀先帝，侮辱李選侍和“皇八妹”這些重罪公開。讓天下的黎明百姓都知道他們所犯的罪過不可饒恕。
這一次天啟很快就同意了。但對於具體怎麽編，曆史上沒有明確記載。
到1626年的一月，天啟皇帝覺得三大案件應該有個蓋棺定論了，於是就下諭要求編篡《三朝要典》，由顧秉謙擔任總負責人，黃立極、馮銓、丁紹軾擔任副手。這些編寫的人員全是閹黨的清一色。
編撰的架構體係建立之後，閹黨的骨幹大臣紛紛加入，總負責人深知這個事情很重要，馬虎不得，於是認真挑選可靠的人員參與謄寫，結果第一次報上去，魏忠賢就否定了四個人，懷疑這幾個人與東林黨有關係，於是便將四人免職。
編寫工作開工以後，工作順利展開，從一月份人員的組成，到三月底全部編完，花了兩個多月時間，編完之後崔呈秀把稿子瀏覽了一遍，覺得稿子有寬度，但還缺乏深度。他覺得可以從另外一個方向，比如把國家的根本和案子的關係講起，就可以突出案子的示範性，於是他提筆上疏《三案本末》，把故事重新捋一遍，天啟皇帝看後很認同，於是采用了。
這本刊好的《三朝要典》麵世之後，當時擔任工科給事的虞廷弼給皇帝上疏，建議廢止以前的《點將錄》，認為那本冊子頗有些戲謔的味道，不嚴肅。天氣皇帝采用了他的建議。
十九號一大早，文武百官齊聚內殿，天啟皇帝帶頭為《三朝要典》舉行了進獻儀式。
《三朝要典》一共二十四卷，儀式上百官跪拜稱賀，皇帝也心情大好，儀式完畢之後，正本送到皇史館收藏，副本由禮部負責刊印，頒布天下。
工作一波接著一波，完成《三朝要典》之後，《光宗實錄》也隨之修改。
閹黨編撰《三朝要典》的時候還出現了一個小插曲。在編錄的時刻，抓捕了一個剛正不阿的東林黨大臣，此人名叫惠世揚，其為陝西清澗縣人，萬曆甲辰的進士。因為在之前的梃擊案和移宮案中，他對閹黨的一些所作所為無法容忍，曾在天啟二年（1622年）二月份複奏《論宰輔沈交通客魏狀》，直接彈劾附勢閹黨的大學士沈潅，從而得罪了魏忠賢的閹黨，閹黨欲除之而後快，其被編入《東林點將錄》，稱其為天猛星霹靂火。隨後被羅列罪名，罷官免職。
在天啟九年九月份，楊漣的案子牽涉到他，於是被逮捕到京城聽後發落，和以前的流程一樣，他被三法司的官員審訊，三法司此時早已經是閹黨的人員掌管，特別是剛上任的一把手，刑部尚書徐兆魁，為魏忠賢所提拔，自然要感恩戴德表示一下。
惠世揚在三法司這幫混球的審訊下，自然得不到很好的結果。
因為六君子當時已經全部死去，所以審訊的大臣們也沒怎麽把惠世揚當回事，就想隨便走個過場，然後給他判個死刑就了事。
審訊的地方在城隍廟，所謂城隍廟在古代就是用來祭祀城隍神的廟宇，為中國古代宗教文化中普遍崇祀的重要神祇之一，大多由有功於地方民眾的名臣英雄充當，是中國民間和道教信奉守護城池之神。
在這樣的地方來審訊惠世揚，真是莫大的諷刺。
審訊伊始，時任河南道禦史的徐揚打趣的問他：邵輔忠邵大人是否是小人？
惠世揚說：你們看他是君子，是因為聰明，我就是太笨，所以看他是小人。
周應秋說，你這麽認為的話，那麽，徐大化和孫傑等是好人還是壞人呢？
惠回答：自然是好人。
既然知道是好人，那為什麽還要彈劾，周應秋接著問。
惠說：正是我的愚笨之處，我甘願死。
幾個大臣發現被惠世揚戲謔了一陣，惱羞成怒，決定好好的給惠世揚一個顏色看，便直接命令衙役狠狠的杖打二十五大板，眾人拿起板子一頓痛打，直接打得惠世揚半死。收拾完了之後命令將其關進牢獄。隨後把判詞寫好，準備呈報給天啟皇帝，為了讓皇帝滿意，三法司的幾位官員商議把惠世揚和移宮案的事情串聯起來，這樣的話，也好交差。
收到三法司官員上遞的判決書之後，天啟皇帝和魏公公都覺得很好，魏忠賢本意想馬上處死他，但轉念一想，還是把他的死放在祭奠修好之後的《三朝要典》和《光宗實錄》上，這樣一來也有一定的紀念意義。就沒有馬上處死他，隻是把惠世揚關在大牢裏，可憐惠世揚這個時候算是領教到了閹黨的歹毒，他在大牢裏鬱鬱寡歡，本想一死了之，但總覺得這樣走了不好，他就這樣不明不白的死了，那不是太便宜了那幫壞蛋了，於是就不再尋死，惠大人福大命大，還沒有等到他死，隨著天啟皇帝的駕崩，魏忠賢的閹黨也迎來了滅亡的日子，他在牢獄裏被關押了半年多，新皇帝上任之後，他便得以釋放，最後還被委任官職，特別是在崇禎皇帝時期，居然官至副都禦史實和侍郎。不能不說是一種造化。
《三朝要典》把東林黨可以說是一頓貶低，一群雞鳴狗盜之徒卻標榜成光明磊落的朝廷重臣，這黑白調也算是明朝天啟年間才獨有的，眾多依附於閹黨的官員拋棄了為國家懸壺濟世的理想，拋棄了自己的人生操守，很多通過科舉取仕的精英分子，本可以伸張正義，卻在閹黨的大權之下，低下了自己的頭顱，要說這幫人完全是不知廉恥也不完全對，至少他們還惦記到自己的名聲，不管自己做的事情有多麽的齷齪，還是想給自己留一個好的名聲，避免自己給家族的曆史抹黑，這估計算是閹黨在本可以趕盡殺絕的時候殘存的一點良知吧。
明朝天啟年間編寫的《三朝要典》，本意是想通過這本書給閹黨正名，但時事易變，曆史雖然跟當時的掌權者有著緊密的關係，畢竟曆史是勝利者來記錄，但時間是最好的證明，它可以透過時空看見未來，這部《三朝要典》隨著明朝的日漸潰敗湮沒在曆史的塵埃之中，沒有什麽是永恒不變的。
東林黨重要骨幹被殲滅之後，魏忠賢的閹黨就基本把持了朝廷的內外，沒有對手以後，日子就變得很無趣，自從和東林黨交手之後，魏忠賢等人發現這種戰勝對方的感覺居然如此過癮，特別是和權力裹挾在一起的鬥爭，有著強悍的爆炸力。
手上掌權，就是我的天下。
天啟六年，閹黨的老大魏忠賢又開始謀劃用計，先後將東林黨人周起元、周順昌、高攀龍、宗建、李應升、黃尊素、繆昌期等七人抓捕到牢獄中。
因為所在的年份為丙寅年，因此被曆史冠以“丙寅詔獄”，加之被逮捕的一共有七個人，所以稱之為，“七君子之獄”。
閹黨自從把六君子骨幹除掉之後，基本上東林黨都沒有還手之力了，剩下的人員也基本不構成威脅，為什麽魏忠賢要捉拿他們？
除了因為怕遭受報複的原因之外，還在於魏忠賢是一個非常敏感的人，這當然和他從小的生長環境有關，那逮捕這六個人的導火線是什麽呢？
說到七君子的事情就不得不說到一個大太監，這個太監叫李實，為河北雄縣人，也就是現在的雄安新區所在地，他進攻的資格要比魏忠賢都還要老，1578年萬曆六年的時候就進了宮，那時候魏忠賢還沒有進來，在他進宮當差的十一年以後，魏忠賢才進宮，也就是說魏忠賢可以算作他的小弟了。他在明光宗朱常洛繼位之前還在當太子的時候，就在常洛身邊做貼身伴讀，和太子關係非同一般，在1620年，朱常洛繼帝位之後，李實也升任司機監秉筆太監，同時也掌管禦馬監，深得皇帝的倚重。
他雖然是秉筆太監，但也和魏忠賢一樣，也是一個粗人，不認識字，而泰昌皇帝在位時間又極短，明神宗朱常洛一駕崩，自然司禮監秉筆太監的位置就不保，被調到江南任蘇杭織造，所謂織造是指生產織造宮廷所需的絲織品，他就負責管理這個。
蘇杭織造的辦公地在蘇州，古語有雲：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江浙一帶一直都是絲綢業發達的地區，因為盛產綾羅綢緞，這一帶經濟發達，生活富足，把李實調到蘇杭擔任織造這個官職也沒有虧他，畢竟這是一個肥缺。
李實這個人做事情還是可圈可點，雖然沒有多少文化，可也沒有做出有損自己名譽的事情，但他有兩個手下，名叫孫升和樊得，都是得隴望蜀之徒。常常借用上司李實的名義去搜刮民脂民膏，謀取不正當的利益。
蘇杭一帶本來是當時紡織業的中心，經過兩個手下這麽亂搞，弄得是民憤極大，當時楊薑代理蘇州的知府，聽說有人反映這個事情以後就對太監李實不滿，覺得也太過分了，看到太監李實也隻是冷冷的照麵，也不主動去拜訪他，李實見楊薑很無理，於是就找了個機會就把他向朝廷參了一本。
恰逢周起元剛被調到應天府擔任巡撫，周起元對李實的做法也很有意見。就上疏幫楊薑辯護，陳述李實存在的問題。這件事情被李實知曉後，直接上疏誣告楊薑犯法，楊薑因此被逮捕起來，於是雙方就生了恩怨。
因為自己出身太監，加上沒有多少文化，因此李實在一些東林黨人的眼中都是看不起的，他曾經在黃尊素被罷免之後，因為欽佩黃的才華，所以想去拜訪一下，但黃拒絕不見他，他隻好悻悻而歸。
這個事情傳出來之後，風言風語就有了新的說法，變成了黃尊素和李實經常在往來。
魏忠賢的耳目告知了這個消息，他馬上有些警覺，和自己同屬一個太監陣營的人，再怎麽也是先皇的紅人，如今和東林黨人摻和在一起，那還得了。魏忠賢於是派遣了正在南方出差的刑部侍郎沈演去看看事情到底是怎麽回事，回來如實向他報告。
沈演親自跑去問了一下，匯報給魏忠賢的消息就是幾個字：確有其事。
這幾個字雖然不對，卻很有爆炸力。
把當時的魏忠賢給炸蒙了。
李實的事情一定要查清楚，於是火速就派親信到蘇杭一帶查詢。
這個時候，李實的下屬司房，就是一個負責謄寫文書的小官正在京城辦事，聽到關於李實的消息很吃驚，馬上去找閹黨的大骨幹李永貞求助怎麽辦？
李永貞因為和他很早就很熟，便安慰他不要驚慌，聽完他的陳述，他給了一個主意，說既然魏大公公懷疑到這個事情了，那肯定無論有沒有，多少都是有風險的，為了擺脫自己的幹係，你最好讓你們家李公公上奏東林黨人一本，以表明自己的清白。
司房問：需要參奏哪些人？一個人可以？
一個人肯定不夠，李永貞板著手指數了一下說，七個人差不多，說著便說了七個大臣的名字。喊他給李公公講上報這七個人就可以了。
司房覺得這個主意很好，為了能夠早日免去李實的禍患，當場就求李永貞代寫一個上疏稿。李永貞和司房關係不錯，就答應了。馬上提筆就寫好了一篇奏疏，司房本來就是奉家主李實的意見來京城出差，恰好身上就帶的有李實的空白奏本，於是就找筆認真將李永貞幫忙寫得上疏稿件給謄寫了一遍。
謄完之後就呈遞給朝廷。
司房未經李實同意就做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
《先撥始誌》和《三朝野記》等大部分曆史書籍對此都有記載，也有零星的書籍提出了另一種看法，認為是李實受不了魏的人馬詢問，於是喊司房找京城崔呈秀幫忙，崔呈秀出的這個主意。從後來明廷間對後麵幾位大臣的處理，推測出來前麵的說法比較準確。
明朝最後的皇帝崇禎在裁定這個案件的時候，認為李實的罪實際上不能完全怪罪到他一個人身上，畢竟這個上疏還有朱批修改過的痕跡，實在是依附魏忠賢的勢力所為，所以未有判定李實死罪，將其充軍革職而已。
上疏一呈遞上去，皇帝很生氣，於是下令，馬上派錦衣衛速速將七人逮捕歸案。
對於李實，則安慰他好好工作，不用擔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