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之舞

7月的某一天，鄧肯獨自一人在一艘開往美國的大船上。從她搭乘運牛船離開美國，已經過去整整十年了。與當初相比，鄧肯已經揚名歐洲，並且創造了一種藝術、一間學校，和一個寶寶。收獲似乎頗為豐碩，然而，經濟狀況卻並沒有太大的改善。

8月，查爾斯安排鄧肯配合一個小樂隊，在百老匯表演格盧克的《伊菲格尼亞》，以及貝多芬的第七交響曲。結果一敗塗地。為數極少的觀眾冒著高溫，在酷熱的夜晚到劇院來看鄧肯的舞蹈，然而他們大都看不懂她要表現什麽，所以顯得很不高興。這次演出的評論幾乎是一邊倒的批評。這使鄧肯覺得，此次返回祖國是一個大錯誤。

有一天晚上，一個身材不高，但很魁梧，有一頭棕色的卷發和一臉迷人微笑的男人來拜訪鄧肯。他毫不吝嗇自己對鄧肯的藝術的讚美，這讓鄧肯覺得自己幾天來在紐約遭受到的奚落都得到了補償。這個人是偉大的美國雕刻家喬冶·格雷·巴納德。從那天開始，他每天晚上都來看鄧肯的舞蹈，而且還時常帶他的藝術家朋友、詩人朋友來。其中有偉大的戲劇家戴維·貝拉斯科、畫家羅伯特·亨利、畫家喬治·貝洛斯、畫家伯西·麥凱，以及畫家馬克·伊斯曼。

這些詩人和藝術家的熱情，使鄧肯覺得很快樂，補償了紐約的觀眾們對她的冷淡和疏忽。

那時候，巴納德有一個主意：要為鄧肯雕刻一座跳舞的塑像，稱之為“美國之舞”。於是，10月的某一天，秋高氣爽，鄧肯和巴納德離開他的工作室，前往華盛頓高地，他們站在一座小山丘上，眺望四周的田野。鄧肯張開手臂，想象著巴納德想在雕像中表現出來的意義。之後，鄧肯每天早上都到巴納德的工作室，並且還帶著一個午餐盒。他們在一起共度了許多快樂的時光，討論振興美國藝術的新計劃。

在巴納德的畫室裏，鄧肯見過一座年輕女子迷人的半身軀幹像，他告訴鄧肯那就是艾維莉沒有遇見亨利之前的樣子，那時候她還是一個很純潔的少女。她的天生麗質感動了所有的藝術家。

“美國之舞”的雕刻工作有一個好的開始，然而卻沒有完工。因為開始不久後，巴納德的夫人突然生病，鄧肯的雕像隻好半途而廢。鄧肯一直期望這件作品能成為巴納德的得意傑作，結果它並沒有成為他最偉大的作品。巴納德最偉大的作品是亞伯拉罕·林肯的雕像。

查爾斯發現在百老匯賣座的情形不佳，便帶鄧肯到各鄉鎮表演，但是這次的安排也很糟糕，結果比在紐約的情況還要失敗。最後，查爾斯無可奈何，他開始勸說鄧肯回歐洲。鄧肯的自尊心受到很大傷害。但是巴納德曾經告訴她，他以鄧肯是一個地道的美國人為榮。鄧肯覺得如果巴納德知道美國無法接受她的藝術，將會對他造成很大傷害。因此，鄧肯決定仍然留在紐約。她在藝術大廈租了一間舞室，掛上藍色的窗簾，鋪上地毯，繼續創作一些新作品，每天晚上為詩人和藝術家們跳舞。

1907年11月15日的《太陽報》上曾經這樣描寫鄧肯跳舞的情形：

她（伊莎多拉·鄧肯）穿著一件中國式的刺繡的衣裳，黑色的長發鬆鬆地盤在頸背，前麵落下來的頭發自然地分散在臉龐兩邊，看起來就像聖母瑪利亞。至於她的臉，翹翹的鼻子和藍灰色的眼睛。很多報紙描寫她身材高大又勻稱，是一件藝術的勝利品。事實上，她隻有五尺六的高度，體重一百二十五磅。

琥珀色的燈光柔和地照著，天花板的中央是一個黃色的圓盤燈，光線輕柔，使得氣氛非常迷人。鄧肯小姐說：“繪畫、雕刻、音樂、詩歌，這些藝術已經將舞蹈遠遠地拋在後頭。我這一生所致力奉獻的目標，便是恢複這種失傳的舞蹈藝術。”

當她開始講話時，她站在這群詩人旁，但是當她講完時，她卻站在屋子的另一端。你根本不知道她什麽時候走到那邊去的。她的朋友艾倫·泰瑞和她一樣，常常讓人忽視空間的距離。

她不再是一個憂鬱、麵露戚容的女主人，而是成了一個異教徒。在破裂的大理石上自然地跳出舞步，好像這是世界上最值得做的事。

難怪她這幾年來已經厭倦站在那塊大理石上娛樂英國的貴族們，雖然他們並不很讚賞她的藝術。展現在我們麵前的是一連串塔納格拉的小雕像、巴特農神廟的雕刻、裝飾墓碑的悲傷的花環，以及酒神的狂放。你看到的仿佛是她，實際上卻是人類真情的流露。

鄧肯小姐承認她將全部生命致力於複古，致力於尋回失落了數代的質樸。

“在很久以前，我們稱為異教徒的時代，每一種情緒都由動作來表現，”她說，“靈魂、肉體、心靈完美而和諧地共同努力。看看古希臘雕刻家所捕捉的男人和女人的神情，實在不太像鑿刀能夠刻得出來的。你幾乎可以看出他們要對你說什麽，如果他們能開口，其實即便他們不能開口也無所謂，因為你已經明白他們的心意。”

然後她停止說話，再度跳起舞來，一個琥珀色的身影，將玫瑰花撒在雅典神的神座，在愛琴海深紅色的浪潮上漂浮。這時候詩人們專心看著，預言家輕拂他的胡子，其中有一個人引述濟慈的希臘短詩：

是誰要來獻祭？

美是真理，真理是美——這是一切。

你們所知道的世界，你們必須知道的一切。

《藝術雜誌》的主編瑪麗·羅伯茲很欣賞地說，鄧肯小姐的說明是她的工作的最好總結，她說：“當伊莎多拉·鄧肯舞蹈時，好像將人的情緒牽回幾世紀以前。退回到世界的初期，那時候心靈還能自主地表達出身體的優美，情緒的節奏還能配合大自然的韻律，人的動作與風和海相結合，婦女的手臂就像玫瑰含苞待放，當她的腳輕輕地踩在草地上，就好像一片落葉緩緩飄到地麵。當一切宗教、愛情、愛國和犧牲的熾情都借著音樂宣泄出來，男人和女人在他們的神壇或是森林、海邊盡情地舞著，因為他們體會到了生命的快樂。這種快樂非常強烈，驅使心靈不得不借著身體的媒介，完美地和宇宙的旋律相融和。”

鄧肯後來很慶幸自己沒有因為一時的打擊而離開美國。因為，有一天，有一個男人來到她的舞室，他後來幫助鄧肯重新獲得了美國觀眾的愛戴，這個人就是沃爾特·戴洛斯。他曾在劇院看過鄧肯舞出貝多芬的第七交響曲，那次表演很失敗，戴洛斯認為完全是樂隊配合的問題。他認為假如換上他自己那高水平的樂團和優秀的指揮，鄧肯的舞蹈一定會發揮出驚人的效果。

戴洛斯提議鄧肯於11月底在大都會劇院舉行一連串的表演，鄧肯欣然答應了他的安排。

結果正如戴洛斯所料，首次演出時，查爾斯想要找一個包廂的位子，卻驚訝地發現劇院裏座無虛席。這次的經驗證明一個事實，不論藝術家多麽偉大，如果沒有適當的配合，再偉大的藝術也可能被埋沒。

這次的巡回演出非常成功，指揮、樂團和鄧肯之間的配合幾乎天衣無縫。

鄧肯和戴洛斯之間很有默契，對於他的每一個姿勢，鄧肯都能立刻感到一種相和的震撼。當他強調樂音的高度時，鄧肯覺得自己的生命都要化為舞蹈姿勢飛揚起來了。每一個音符化為一個動作時，鄧肯的整個心靈就完全和戴洛斯緊緊地契合。

這之後在美國的日子，成了鄧肯一生中最快樂的一段時光。隻是，她患了嚴重的相思病，當她跳第七交響曲時，她不斷地幻想著，如果她的學生們現在可以和她同台演出，那將會是怎樣快樂的場景。

在華盛頓演出時，鄧肯遇到一場大風波，有些教會人士激烈地反對她的舞蹈。但是，事情卻總是出人意料，在某天下午的演出中，羅斯福總統親自光臨劇院的包廂。他似乎很欣賞鄧肯的舞蹈，每一幕結束時，都率先鼓掌，後來他寫信給朋友提起此事時說：“教會人士能從伊莎多拉的舞蹈中找出什麽壞的影響？我看她就像一個純潔的小女孩，清晨時在陽光照耀下的花園中跳舞，愉快地攀摘美麗的花朵。”

羅斯福的這種說法，曾經被許多家報紙引用，並傳播開來，這使得那些教會人士很羞愧。

除了這件事之外，整個旅行演出都很快樂而且也很順利。鄧肯認為再也找不出比戴洛斯更好的指揮家或者更吸引人的夥伴了，他溫文儒雅的態度，頗具有藝術家的風範。每當他閑暇時，他會好好享受一頓晚餐，並且不停地彈琴，很少顯露倦容。他一直很親切、輕快和愉悅。

當他們回到紐約後，鄧肯很滿意她的銀行賬戶裏又有一筆為數可觀的存款了。假如不是因為強烈地掛念著寶寶和學校，鄧肯可能不會離開美國。

1908年2月，鄧肯在碼頭揮別一群前來送行的朋友，乘船回到歐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