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坦的音樂之路
1873年3月，柴可夫斯基接到莫斯科皇家劇院的邀請，為奧斯特洛夫斯基的新劇《雪娘》配樂，他的名望進一步被確立了。19節樂曲在3個星期內完成，柴可夫斯基一時頗引人注意，盡管劇本本身並不怎麽轟動，他卻因此獲得了250盧布的報酬，使他得以在第二年出國旅行。德國、瑞士、北意大利及法國巴黎之旅確實多彩多姿，柴可夫斯基在旅遊期間又恢複了往日記日記的習慣。
莫傑斯特說：“對柴可夫斯基來說，每一天都很有價值。他想到必須與消逝的歲月做鬥爭，及忘卻每天的生活痕跡時，就非常難過。他寫日記的目的，是為了便於日後回憶這段經曆與這期間的生活情形，因為，從陳年舊事中保留一些值得懷念的事情，是一件快樂的事情。”
柴可夫斯基認為幼年時期的日記是可笑的而且毫無意義的，於是把它們全都毀掉。以後的日記雖也都不想保留，但理由卻不盡相同。他弟弟記得，柴可夫斯基自重新開始寫日記以後，大約有10年的時間未曾間斷。
他說：“他從來不拿給別人看，因此我不得不向他保證，一定在他死後把它都給燒毀。”
事實上，莫傑斯特也依照柴可夫斯基的遺願，焚毀了他的許多日記和信件，人們縱使想保留他的私人生活記錄也未能如願。不過，至今保存下來的柴可夫斯基日記中很有些值得閱讀的內容。例如，我們知道1873年夏季旅行時，他有意開始編寫新交響曲。他在6月23日的日記中寫道：“昨天前往基輔途中，沉寂已久的音樂重新在我的腦海中回響。我心中孕育著B大調的樂曲主題，那使我全神貫注，幾乎立即就想編寫交響曲。我突然想把斯塔索夫的《暴風雨》序曲暫時擱置，夏天寫一首比之前作品都好的交響曲。”
青年時期的柴可夫斯基
他在以後的日記中仍繼續把樂曲作為主題。不過雖然在日記中計劃要編寫一首快板的曲子，當年夏天他卻沒有完成自己的計劃。
回到俄國後，柴可夫斯基暫時居住在席洛夫斯基的家中。在5年後寫信給梅克夫人時，說出了他在那兩個星期的生活情景：“當時我的心情非常興奮與激動。白天盡情在森林中遊**，黃昏在草原上消磨，夜晚坐在窗前傾聽無限的寂靜。在那兩星期中，我好像受到一種神奇力量的影響，毫不費力就構思出《暴風雨》序曲的輪廓。”
他雖在當年秋季忙於教學等工作，仍然將莎士比亞的《暴風雨》序曲編寫完成。
歌劇《禁衛兵》也是他所關心的一件事，它的首演之期尚未決定。他在12月寫信給獲得唯一出刊權的出版商，提到皇家劇院有意演出，而且保證做到盡善盡美，但他堅稱“除非也在聖彼得堡演出，否則絕不同意它在莫斯科露麵”。最後，由出版商代他在1874年1月底將問題徹底解決了，劇院要求刪減的部分，柴可夫斯基均表示可以接受。
《暴風雨》12月19日的首演，受到與《第二交響曲》一樣的歡迎。
1874年1月間，柴可夫斯基集中精力編寫一首新的弦樂四重奏樂曲，完成後在魯賓斯坦主辦的音樂會中演奏。卡什金回憶說：“1874年初期時，第二首《F大調弦樂四重奏》樂曲在魯賓斯坦家中的音樂晚會上演奏。我相信東主尼古拉·魯賓斯坦不在，但他哥哥安東·魯賓斯坦當晚曾經出席。
“安東始終以不滿意的態度聆聽演奏，最後以習慣性的粗率語氣，說那根本不屬於室內樂形態，及他自己不懂那作品等一類的話。其他聽眾及演奏的人都被他那些話逗得大笑。”
雖然魯賓斯坦對四重奏樂曲表示不滿，3月22日第一次公開演奏卻非常成功。此時，《禁衛兵》正準備在聖彼得堡排演，柴可夫斯基應納甫拉夫尼克的邀請，於4月出席參加。由於一再被迫同意刪減及修改內容，到了最後，他已開始對這新作品產生反感了。
4月6日他告訴阿裏布列赫特，說那歌劇實在不好，他勸朋友們首演時最好不要出席，可是沒人理會。4月24日首演那天，魯賓斯坦及幾乎莫斯科音樂學院所有的人都出席了那場成功的演出。柴可夫斯基在演畢的宴席中，獲得300盧布的獎金。
不過報界對它的批評卻比較複雜。丘伊曾說：“歌劇的內容等於是小學生的作品，而且，樂曲也是同樣地不自然與不成熟……柴可夫斯基的創作天才，雖然有時在他的交響曲中鮮明地流露，但在《禁衛兵》裏卻完全沒有。”
拉羅什另有一番見地：“在《禁衛兵》中，樂曲美得可使它在他的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所有的俄國劇樂中也屬不可忽視。”
柴可夫斯基承認丘伊的批評不無道理，為了避免再看到類似的文章，在首演兩天以後，他就到了意大利。雖然情緒不佳，他仍訪問過羅馬、佛羅倫薩和威尼斯，不過那些美麗的城市都沒能排除他心中的煩悶。
5月2日他寫信告訴阿納托裏說：“我離開俄國已經8天，這段期間我未曾對任何人談過一句友善的話。除了旅館雇工和鐵路人員以外，沒有人聽我開過口。”
他在5月9日給莫傑斯特的信中，同樣地表示出感傷：“你想象不出還會有誰比我更難過……我一切的傷感主因都是來自《禁衛兵》。”
以後他在信中又談起那惱人的歌劇：“它非常失敗，我常在排演中途離席，以免再聽到它……它不但缺乏靈氣，而且也沒有動感及風格。我相信它演出的機會不會超過6次。”
結果和他悲觀的推測正好相反，它先後演出過14次。正如莫傑斯特所說的，“比較同時期的其他歌劇而言，它很成功”。柴可夫斯基的意大利之行並沒治愈他心靈的創傷，回到俄國後，為了想證明自己能編寫出比《禁衛兵》更好的作品，他6月中旬開始埋首編寫另一首新歌劇。
俄國音樂協會曾經舉辦過一次征曲競賽活動，入選者除了可以獲得現金獎以外，作品還可以在馬林斯基劇院上演。柴可夫斯基原本不想耗費時間編寫歌劇，除非有把握確實能夠演出。這次見到這樣的機會，不禁磨刀霍霍。經查證，巴拉基列夫、安東·魯賓斯坦，及裏姆斯基·科薩柯夫等人均無意參加後，他自認頗有信心拔取頭籌。
他在一個月內完成了參加競賽的作品《鐵匠瓦庫拉》，但匆忙中未注意收件截止日期是在一年以前的同一天。發現錯誤後，他不但未耐心等候，反而不理會不可公開參加競賽人姓名的應征規定，徑自進行遊說，並請納甫拉夫尼克等人允準他的應征作品演出。
柴可夫斯基這種“不可思議的天真行為”，不但受到了嚴重斥責，而且還被要求給納甫拉夫尼克遞交了一份很長的道歉書，承認自己犯了“拙笨的錯誤”，並說明自己毫無惡意。雖然低聲下氣地表示懺悔，柴可夫斯基卻沒有放棄想贏得競賽的念頭，他隻不過暫時按兵不動而已。
為了這件事，他在1874年冬季時，脾氣變得壞透了，由於急於要演出《鐵匠瓦庫拉》，加上自己的工作進度不是很理想，他的心情惡劣到極點。縱使聖彼得堡的消息傳來，《弦樂四重奏》樂曲及《暴風雨》的首演都很成功，他仍然提不起精神來。
他隻在拉羅什嚴厲批評《暴風雨》後才有了反應：“他竟然暗示我的作品素材都是取自別的作曲家，沒有絲毫自己的成就，那真讓我氣惱！”
好在《禁衛兵》在基輔演出很成功，柴可夫斯基的心情暫時輕鬆了些。他在12月3日把不與人往來的實情告訴阿納托裏。他說：“我現在把全部精神都用在編寫鋼琴協奏曲上，很希望魯賓斯坦的音樂會能演奏它。雖然工作進度緩慢，成績不是很理想，但我仍一本初衷，盡量構思編寫，我的脾氣也是因此才壞起來的。”
他希望魯賓斯坦和他合作，結果卻未成功。1875年1月21日他又寫信告訴阿納托裏說：“我不能忘懷那無情的打擊對我自尊心所產生的影響。”
他在3年後給梅克夫人的信中，曾解釋了那“無情的打擊”是怎麽一回事。他說：
我在1874年12月間完成了一首鋼琴協奏曲。因為我自身不是一個鋼琴家，在技術上必須請專家指正缺點。我所需要的，隻是一位嚴厲而不失友善的批評家，指出我的樂曲有什麽地方不妥而已。
不必說，您當然知道我心裏實在不願意去找魯賓斯坦作為我的技術顧問；可是，他不但是莫斯科最好的鋼琴家，而且也是一流的音樂家，如果他知道我把協奏曲拿去請教別人，一定會很不高興，於是我決定先請他聽聽我的作品，並希望他能告訴我，他對獨奏部分的意見。
1874年聖誕夜時，我們在音樂學院的一間教室裏會麵。我帶著曲稿先去到那裏，魯賓斯坦和休伯特隨即也都露了麵。休伯特是個有身份的聰明人，但沒什麽主見；再者他說話相當囉嗦，連講“是”或“否”也都得費一番口舌。他發表不出任何決定性的意見，通常都是被別人牽著鼻子走。我認為他不是怯懦，隻是缺乏個性使然。
我把協奏曲的第一樂章演奏過後，沒有人說話，更別提提出意見了。你想想那滋味有多麽難受！你自己燒的菜請朋友品嚐，而他吃過後竟然不說一句話！天啊！說一個字，或是善意地加以批評都可以，隻要打破沉寂就行，可是魯賓斯坦始終沒有開口。他是在準備以晴天霹靂的氣勢向我轟擊，而休伯特則正等著瞧風是往哪一邊刮。
我的作品隻需要他們從技術、藝術等方麵提出意見就行了，可是魯賓斯坦的緘默好像表示說：“我親愛的朋友，當這作品本身根本就不符合我的想法時，我還有什麽好說的呢？”
我耐心地把協奏曲演奏完畢，周圍仍然是一片寂靜。“我這協奏曲怎樣？”我站起來問道。
魯賓斯坦這時才口若懸河一般地發表意見。先是語氣溫和，繼而聲調升高，最後竟像發怒似的，把我轟得體無完膚。他說我的協奏曲毫無價值，完全不能演奏；樂章互不連貫，編寫沒有技巧，甚至都沒有辦法修改；作品本身不好，淺薄，普通；到處都有偷自別人的痕跡；隻有一兩個樂章有點價值，所有其他部分最好都毀棄或是全部重寫……
中立的旁觀者看到那情景時，一定認為我是個沒有天分的瘋子，及不會作曲的三流音樂家，可是膽子卻大得竟敢把自己的破爛東西端在一位名人麵前。
休伯特看我一語不發，深為詫異，他一定感覺奇怪，像我這已經寫過許多作品的音樂學院作曲教授，居然能靜聽魯賓斯坦大放厥辭而不加以辯解；同時，魯賓斯坦在沒仔細研究自己的學生的作品以前，就橫加批判，休伯特可能也覺得真是不可思議。他隨後對魯賓斯坦的意見加以附和，隻不過語氣稍微和緩罷了。
這一切不但使我感到驚訝，而且深感屈辱。我永遠隻需要友善的建議與批評，而此時此刻卻毫無親切感可言。魯賓斯坦的非難讓我坐立不安，於是我沒回答，徑自離開教室，走到樓上。魯賓斯坦也跟了出來，招呼我到另一間屋中，再次告訴我，那協奏曲實在不行，他指出許多需要全部修改的地方，還說我若是聽從他的意見，重新寫過，就可在他的音樂會中演奏。
我答複他說：“我一點都不改動，就照它現在的樣子出刊發行！”我的確是照著自己的意思那麽辦的。
柴可夫斯基所采取的回應，是馬上把魯賓斯坦的名字從曲稿的扉頁上刪除，代以德國的著名鋼琴家畢羅。柴可夫斯基曾在3月份聽過畢羅的演奏，而畢羅也非常欣賞柴可夫斯基的樂曲。
畢羅深以柴可夫斯基獻贈樂曲為榮，他認為那協奏曲十分完美，無懈可擊。1875年10月畢羅到美國旅行時，曾在波士頓首次演奏它。柴可夫斯基與魯賓斯坦的此次衝突，造成他們兩人的失和，直到1878年，魯賓斯坦表示懊悔時，二人才盡釋前嫌，言歸於好。
這件事，使得柴可夫斯基的心情惡劣到極點，3月間寫信給弟弟，說整個冬季都沒有好過，真希望了結此生。他在這段不愉快期間，隻寫出編號26的《憂鬱小夜曲》及編為25及27號的若幹作品，它們都反映出他內心的消極情緒。從他給阿納托裏的信中，我們知道他對《鐵匠瓦庫拉》的前途仍相當執著：“現在我的全部思想都集中在《鐵匠瓦庫拉》上，你想不到我是多麽看重它。如果它不能給我帶來好運，我想我一定會發瘋。我並不想得獎錢，它雖不是壞東西，我卻看它不起，但我希望它能有機會演出。”
不但他自己正忙於準備《鐵匠瓦庫拉》的演出，而且魯賓斯坦早就在莫斯科演奏過它的序曲了。柴可夫斯基像是故意要評委知道那是他的應征作品似的，在把曲稿送進去以前，還親筆在扉頁上加了題句。
皇家劇院在暑假前委托他編寫《天鵝湖》芭蕾組曲，報酬是800盧布。當時，柴可夫斯基雖然表示自己是為了錢才接下了這份工作，日後他卻對裏姆斯基·科薩柯夫說：“我早就有了編寫這種樂曲的念頭。”
夏季開始譜寫的第三號D大調新交響曲，在8月中旬完成了，同時《天鵝湖》的前幕也已經定稿。他9月回到莫斯科時，接到裏姆斯基·科薩柯夫的信。裏姆斯基·科薩柯夫認為《鐵匠瓦庫拉》一定能在征曲競賽中獲獎：“你的歌劇將會得獎，我永遠對它有信心……我覺得除了你的作品外，別的都不配得獎或演出。”
皇子康斯坦丁在10月底證實了每一個人都已經知道的事，《鐵匠瓦庫拉》獲得歌劇競賽的一等獎。柴可夫斯基開心地出席了《第一鋼琴協奏曲》11月13日在聖彼得堡的首演。他的老同學彈奏鋼琴，指揮是納甫拉夫尼克。
不過，它並未獲得什麽好評，社會大眾的反應並不令人欣慰。拉羅什雖對它的前奏曲很為欣賞，但預言這作品將不會有什麽前途。柴可夫斯基本人則把演奏失敗責任歸諸指揮不當。以後《第三交響曲》在11月19日首演時，是由魯賓斯坦主奏，結果成績很好。
這次成功，讓柴可夫斯基的信心大增，他認為自己在樂曲的風格方麵已向前邁進了一大步。《第三交響曲》全部5個樂章中沒留下一絲他編寫時的憂鬱感痕跡，以後它又被稱為《波蘭交響曲》，顯然是源起於它最後樂章中帶有波蘭曲調節奏及風味。
《降B小調協奏曲》由塔涅耶夫獨奏，魯賓斯坦指揮，在莫斯科演出兩星期後，獲得了第一次良好的反應。柴可夫斯基認為他這個學生的演奏完全把握了他樂曲的精髓。更讓柴可夫斯基高興的，是畢羅由美國傳來的好消息，說他每次演奏自己的樂曲，都得再次重複演奏，以答謝聽眾的捧場。
1875年秋季，法國作曲家聖桑訪問莫斯科，對柴可夫斯基而言是一件重要的大事。他們兩人結成好友，並共同起了模仿幼時喜愛的芭蕾舞星的念頭。莫傑斯特回憶說：“他們一起在音樂學院的舞台上演小型芭蕾舞劇《派格瑪隆和蓋洛蒂》，40歲的聖桑扮演蓋洛蒂，32歲的柴可夫斯基則演派格瑪隆，而劇本則是魯賓斯坦編寫的。可惜，除了他們三個人外，並沒有其他觀眾在場欣賞這項獨特的娛樂。”
柴可夫斯基雖和聖桑盡情遊樂，但也為俄國的著名男低音歌手寫出一首清唱曲，這是為慶祝他的50歲生辰而作的。此外，他還接受一份音樂雜誌編輯的請托，編寫一係列12首鋼琴曲，每月交出一首，刊載過後隨即出刊發行。他這種打臨工的生活，完全得靠男仆在每月截稿前通知他趕工交卷。全部12首樂曲合稱為《四季》。
柴可夫斯基和莫傑斯特在1876年初前往法國。因為有一個聾啞男童請莫傑斯特擔任導師，他必須去到國外接受為期一年的專業訓練。兄弟倆取道德國及瑞士前往巴黎，莫傑斯特記得他哥哥陪同他這沒經驗的遊伴到處瀏覽時，非常愉快。他們曾在巴黎欣賞歌劇《卡門》的演出，莫傑斯特說，當時柴可夫斯基體驗到一種生平最強烈的音樂印象。
莫傑斯特說他哥哥愛《卡門》愛得入了迷，那是他一生中最喜愛的歌劇。二人在1月22日分手，柴可夫斯基帶著新寫的《弦樂四重奏》回家。
他在2月6日參加《第三交響曲》在聖彼得堡的首演，結果成績不佳。丘伊說：“就整體而言，新交響曲確實表現出柴可夫斯基的天分，但我們有權希望從他那裏得到更多的東西。”不過，拉羅什另有見地，他認為那是最近10年間最出色的作品。
柴可夫斯基因為《第三交響曲》失敗而意誌消沉，他開始懷疑自己究竟還有沒有創作新作品的能力。但他仍繼續以降E小調編寫第三首四重奏樂曲，並在3月1日完成。這是為紀念前一年亡故的當代第一提琴手而作的。當它在3月28日首度演奏時，很受歡迎。
柴可夫斯基編寫《天鵝湖》組曲的進度良好，於4月22日大功告成。但幾個月來的過度辛勞，使他的健康大受影響。5月時，柴可夫斯基的病情惡化，醫生囑咐他去接受礦泉治療。6月抵達治療地點以後，他病情變得更糟，且時常爆發“可怕的恐懼感”，他抱怨當時完全缺乏工作的念頭。
1876年的6月底，病情稍見好轉以後，柴可夫斯基前往維也納，與莫傑斯特和康德拉契耶夫會過麵後，又回到治療的地方去停留一段時期，實施莫傑斯特所謂的“半治療”。柴可夫斯基在拜羅伊特有事，所以來去匆匆，因為那裏有節日慶典，而音樂會需要他出席參加。音樂會的主要節目是瓦格納的作品。柴可夫斯基曾針對拜羅伊特節日的印象寫了幾篇多彩多姿的長文。
他譏諷地表示：“節日慶典期間，大家的興趣都集中在食物上，他們談論炸肉排、烤馬鈴薯和蛋卷的時候，比討論瓦格納的音樂更要來得起勁，藝術表演反而變成了次要的事。”
他同時非常驚奇地發現自己的名聲早已深入那個德國鄉村，他說：“看來我並不是如自己所想象的，在西歐默默無聞。”可是，這並不足以使他不嫌惡當地的那種“不受幹涉的嘈雜”。
在拜羅伊特停留期間，柴可夫斯基結識了李斯特，但瓦格納沒有接見他。柴可夫斯基曾表示了他對瓦格納音樂的印象：“……我對他偉大的天才和豐富的技巧不勝敬佩……不過他的歌劇原則我仍須繼續研究。他的作品是劃時代的作品，對全世界而言，真可謂是空前的。”
在拜羅伊特停留到精疲力竭後，柴可夫斯基才取道維也納回到家中。他一抵達卡明卡，就投入到了家人的懷抱。快樂的家庭生活與他自身的孤寂形成鮮明的對比，使他感覺到沉重的精神負擔。在企圖改變本身命運的意念下，他做了一種無可挽回的悲慘決定：結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