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往英國

在1893年5月9日那天，他參加一個19歲的學生拉赫馬尼諾夫所寫的歌劇《阿萊科》的首演。柴可夫斯基對這位不出名青年的作品有很深刻的印象，從許多方麵看來，他注定要成為柴可夫斯基的正統繼承人。

柴可夫斯基在5月底前往倫敦，因為那時倫敦音樂協會正準備舉行兩場音樂會，許多外國作曲家都要出席，接受劍橋大學的榮譽學位，而且他們的作品也一一地被演奏。這一年對柴可夫斯基來說並不壞，但他卻在抵達倫敦時又犯了憂鬱症及思鄉病。他在寫給達維多夫的信中說：

我自願受這折磨，你說是不是很奇怪？難道我是被鬼迷住了？我昨天在旅行途中，有好幾次想不顧一切，掉頭回去。但沒有好的理由就一走了之，而且那是多麽失禮！

昨天晚上我難過得失眠，那真是少有的事。我不但受盡了難以形容的痛苦（我新編的《第六交響曲》似乎足以表達），而且也為自己不喜歡陌生人和莫名的、不斷的恐懼感難過，至於怕的是什麽，那隻有天知道！

他在信中進一步抱怨他的內心的痛苦及兩腿無力，發誓說除非是為了“大把的鈔票”，否則將不再出國旅行。6月1日他指揮自己的《第四交響曲》的演出，倫敦的聽眾很表歡迎。他在兩天後驕傲地告訴莫傑斯特，說他的第一場音樂會“非常成功”，又說大家一致同意柴可夫斯基獲得了實際的勝利，連在他後麵演奏的聖桑都為之失色。

縱然這次成功是暫時性的，顯然它也確實使柴可夫斯基的不愉快暫時消除，因為他說過他對倫敦的第一印象受惡劣氣候影響最大：“因此我不知道它的鄉下到底是個什麽樣子。天知道，巴黎比起倫敦來隻不過是個村落而已！走在這裏的攝政街或海德公園時，看到的是那麽多的華麗車馬，那可真會把人給弄得眼花繚亂。”

但是，一星期後，他的舊病複發了，我們發現他抱怨他所必須忍受的痛苦生活，沒有片刻的安靜，以及永不停止的煩躁、懼怕、思鄉與疲乏。他隻好自我安慰，不斷告誡自己，解脫的日子馬上就要到來了。

6月12日劍橋大學開始舉行頒獎典禮，那一天可以說是讓柴可夫斯基解脫痛苦的一天，和他一起出席的有聖桑、布魯赫。柴可夫斯基發現布魯赫卻是個沒有同情心及極為驕傲的人。格裏格雖也是受獎人之一，但他因病而未能出席。聖桑是柴可夫斯基的老朋友，同時，還有位名人也和他相處得很好。

那天晚上的音樂會，是由每位作曲家指揮他自己的一首樂曲。柴可夫斯基選擇了他的交響樂詩《裏米尼的弗蘭切斯卡》，結果聖桑對他的“偉大天才及超特的技巧”表示由衷的敬佩。

第二天早晨，這四位作曲家都戴著有金穗子的黑天鵝絨四方帽，穿著紅白色的絲長袍去接受他們的榮譽學位。柴可夫斯基對劍橋大學所保留的中世紀奇特習俗，以及它那種像修道院般的古老建築留下極深的印象。同時，他也非常驚奇於他自己對此地的親切感。

次日，他離開英國，前往巴黎。柴可夫斯基寫信告訴康德拉契耶夫，說現在一切都已過去，回想起在英國每個地方訪問時，他們對他那麽親切，確實令人欣慰。但由於他的脾氣古怪，因此他在那裏時並不開心。

柴可夫斯基回到莫斯科時聽到了阿裏布列赫特和席洛夫斯基都已去世的壞消息，同時，他的朋友阿布赫金也生命垂危。莫傑斯特回憶他哥哥當時的異常反應時，曾這麽說：“早幾年前遇到這樣的傷心事時，難過的程度比現今要嚴重得多。現在，他似乎對於死亡的看法不那麽迷惘和懼怕了。究竟是他現在的感覺較為遲鈍，還是近年來的痛苦遭遇使他了解到死亡經常是一種解脫呢？我真是說不出來。我隻想強調一件事實，從他自英國回來以後，直到他死亡時為止，雖然壞消息一再傳來，他卻始終保持像往常一樣的愉快、平靜。”

當他安全地回到克林時，隨即就開始編寫《第六交響曲》。盡管他在管弦樂曲方麵經常遭遇困難，仍舊在八月底將它完成了。他高興地寫信給尤爾根鬆：“當我知道我已經完成了一件好的作品時，說老實話，我從來沒有感覺如此自滿，如此驕傲，及如此快樂。”

但在給達維多夫的信中，他卻表示有關音樂界對他新作品的反應如何，他比較沒有信心：“如果這新交響曲首先遇到的是毀詆或無人欣賞，我認為那是很自然的事，一點也不值得驚訝。不過，我認為它是我所有作品中最好的，我愛它的程度比愛我以前任何一首樂曲都深。”

他在聽到阿布赫金死去的消息時，依然處之泰然；但在同時期寫給尤爾根鬆的信中，他卻明白表示梅克夫人的事仍舊困擾著他。他說：“人們如果也看過這些信件的話，我相信他們會認為火變成水也許比她停止對我的補助來得可能。當她準備把所有的財產都給我時，人們一定奇怪，我怎麽能滿足於那樣微不足道的一點點數目。但突然間，什麽都沒有了。更重要的是，我居然還真正相信她已經破產。實際上卻不是那麽回事，那隻是一個女人的多變而已。這事真讓人惱火，但是我並不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