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人辭世

公元前479年，孔子73歲。他的健康情況已經一天不如一天，經常臥病在床。

自從顏回死後，子貢是孔門中最得意的弟子。他在季孫氏手下做事，曾出使吳國。因為孔子身體不好，子貢便經常抽空來照料他。有一次，子貢又來探望孔子，遠遠便看見孔子正拄著拐杖，站在門口像在等什麽人。孔子一見子貢來到，就對他說：“子貢，我非常想念你啊，你好像很久沒來看望我了。”接著，孔子歎息著唱出一首歌，歌詞的大意是：

泰山就要崩頹了，

梁柱快要折斷了，

哲人要像草木那樣枯萎了！

孔子唱完後，淚流滿麵。

子貢知道，孔子喪妻喪子，又失去了兩個很鍾愛的弟子，心裏十分悲傷。他聽到孔子唱出如此憂傷的歌，不免有種不祥的預感。老師的病勢沉重，恐將不久於人世。子貢身為弟子，雖然心急如焚，非常悲慟，但不敢在老師麵前露出哀傷的表情，免得老師更加傷感，於是隻好強顏歡笑，把孔子扶了進去。

這時候，孔子又對子貢說：“天下無道，由來已久。我走遍各國，卻沒有人采用我的主張。我已老邁衰頹，無能為力了！我昨晚做了一個夢。夢見夏朝人的棺木在東階上，周朝人的棺木在西階上，殷朝人的棺木在正廳的兩根大柱之間，而我則被放在兩柱間受人祭奠。你知道，我的先祖是殷人，想必我是沒有多久可活了。”

子貢再也抑製不住，雖不敢放聲痛哭，卻也是淚如雨下，不能自已。他勉強安慰著說道：“夫子之道，是聖人大道，就算現在沒有人肯采用，也一定會流傳後世，被奉為經典的。這種夢境，怎麽能當真呢？夫子雖然年老，可是精力還沒有衰退，哪能拋下我們這些弟子呢？”

七天之後，孔子在眾弟子的環伺下，永辭這亂離之世，享年73歲。

魯哀公接到報告後，心裏感覺十分對不起孔子，一時之間，感慨萬分，特意親筆寫了一篇悼文，並頒布天下。這在古代被稱為“頒賜誄辭”。悼文的大意是說，上天不可憐我，讓這位老先生多活幾年以輔助我完成中興大業。如今撇下我一個人在位，孤獨無依地承受一切。唉，我的尼父（指孔子），今後誰還能幫助我，我將向誰去請教啊！

哀公的這篇悼文可以稱得上是情真意切、言辭感人，但孔子的弟子們並不買賬。

子貢看了這篇悼文後，表現得非常憤慨。他說：“夫子在世的時候，魯君不能任用他；現在夫子去世了，魯君卻頒賜誄辭來大加讚揚，還有什麽用呢？何況，這悼文裏言辭多不實，不合於禮。‘餘一人’乃是天子的自稱，他怎麽可以僭越？他根本就不遵守本分。”

孔子墓碑

子貢同情孔子生時不能見用於世，因此對魯哀公的行為很憤慨，並加以抨擊，我們是可以理解的。但從史書的記載來看，國君是不會輕易頒賜誄辭的，孔子之前隻有周公死時，成王頒賜誄辭的唯一例子。魯哀公這一次，倒確實是出於一番敬慕之情。子貢很可能是誤會他了。

孔子去世以後，弟子們經過一番商量，最後並沒有把他葬在孔家的祖墳，而是選擇曲阜北郊的泅水邊作為墓地。

孔子平日待弟子們如同親生子侄，所以弟子們也就不約而同地效仿對待父親的禮節，準備為孔子服喪三年。他們在墓旁搭建草廬，在那裏日日追念老師。

三年期滿後，還有很多弟子不願離去，又留住了一段時間，子貢便是其中之一。後來，墓地附近又搬來不少人家，形成了一個村落，取名為孔裏。

弟子們在守喪期間，將孔子平時教導他們的話，仔細地討論辨正，然後一一記錄下來，這就是留傳後世的《論語》。

《論語》集孔子一生言行實錄和儒家學說之精華。從敦品為學、立身行道、處世接物，到治國平天下，凡此諸道，可謂包舉無遺。說它是集中國文化之大成者，似乎也不為過。日本人對孔子很是敬仰、崇拜，日本很多地方都建有孔廟，日本人對《論語》也推崇備至。西方各國現在對孔子的學說也非常重視，研究孔子學說的學者日見增多。弘揚傳統文化的孔子學院也遍布世界各地。

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曾讚歎說：“《詩經》裏有這樣的話：巍峨的高山令人仰望，寬闊的大路令人遵循。盡管我不能達到那種境界，然而內心還是非常向往。我閱讀孔子的書籍，可以想見到他的為人。我也曾到過魯地，觀看孔子的宗廟廳堂、車輛服裝、禮樂器物，儒生們按時在孔子故居演習禮儀，這些都使我流連忘返。天下有很多君王和賢人，生前榮耀一時，死後也就一了百了。隻有孔子，他雖然是個平民，卻名聲流傳了十幾代，學者們都很尊崇他。上到天子王侯，下到平民百姓，中原地區凡是講習六藝的，都要以孔子的學說為標準來判斷是非。孔子可以說是至高無上的聖人了！”

孔子的學說到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時興盛起來，開始成為封建社會的統治思想，延綿千年不絕。

在唐朝開元二十七年，即公元739年，玄宗李隆基曾追封孔子為“文宣王”，弟子們也都有追贈。宋仁宗至和二年，即公元1055年，改“文宣”為“衍聖”。不光是中原地區的漢民族對孔子崇敬有加，當時的少數民族政權也對孔子進行了追封。如公元1146年3月，西夏仁宗頒布詔令：“尊孔子為文宣帝，令州郡悉立廟祀，殿庭宏敞，並如帝製。”元朝大德十一年，即公元1307年，成宗又加諡為“大成至聖文宣王”。明朝世宗嘉靖九年，即公元1530年，改尊為“至聖先師”。清朝順治二年，即公元1645年，尊為“大成至聖文宣先師”。1935年，民國政府尊為“大成至聖先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