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官之道
以天下為己任
東晉建國之初全靠王、謝、袁、蕭四大家族全力支持，局勢才算是穩定了下來，若是沒有丞相王導安撫江南百姓，收容那些由北方逃來的人民，使得人心歸向於東晉，就不可能有一個偏安的局麵；若是當年沒有大將軍王敦坐鎮長江上遊，胡人鐵騎很可能會渡江滅掉岌岌可危的東晉新王朝。
東晉建國後能逐漸穩定下來，王氏家族功不可沒，無怪日後王氏家族的聲勢一天比一天顯赫，成為最有力量的政治集團。而王羲之出生於這個家族之中，對他而言，卻是一件十分不幸的事。王羲之從小就看不慣貴族的自命不凡、生活奢靡，他認為有地位、有才氣、有能力的人更應該多出一份力量，而不應該把全部精力用在謀求個人的利益上，更不應該彼此鉤心鬥角，一心隻想打倒對方，眼中隻看到個人或家族的利益，置國家、人民於不顧。王羲之對鬥爭奪權最為痛心，他認為有家族觀念或派係觀念的人，隻會造成國家內部的不安和分裂，是不可原諒的。也許是命運的安排，出生於王氏家族的王羲之，怎麽可能逃離政治的爭鬥獨善其身呢。
在東晉，仕宦享有貴族的特權，在那一時代可以順理成章地擔任朝廷的官員，出身名門望族的王羲之自然也不例外。19歲的王羲之以一等官宦子弟的身份就任秘書郎之職，主要的職務是整理並校閱宮中文庫的圖書。這在當時可是一份肥缺，真是羨煞了其他的貴族子弟。
任職不久，王羲之便由秘書郎轉為元帝的小兒子會稽王司馬昱的役從，職稱是“會稽王友”。事實上，會稽王的所在地隸屬京城，這就相當於沒有封地，所以王羲之依舊沒有離開建康。當他由會稽王友遷為臨川郡（令江西省臨川縣）太守時才首次離開建康。
王羲之27歲那年應征西將軍、都督六州軍事、三州刺史庾亮的邀請，做了參軍，繼而又任長史，服務於武昌。在武昌的為官經曆給王羲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後他曾向伯父王導吐露了在武昌生活的一些情形。
在一個秋天的夜裏，王羲之與同僚殷浩和王胡之等在武昌的南樓上吟詩作對，大夥兒興致正濃的時候，刺史庾亮走上樓來和他們吟詠同樂，這位平時不苟言笑的上司與大夥相處得十分融洽。
庾亮雖說私下裏也算是一位喜歡舞文弄墨的風雅文人，應該與王羲之十分契合。但是在政治上，庾亮與王氏家族始終是處於對立的兩方，庾亮不滿意王導的“寬和、寬惠”政策，王導也不讚成庾亮的苛刻、嚴厲的作風。而二人的不睦也由來已久。
有一次，王導曾在一個炎熱的午後去拜訪庾亮，當他看到庾亮在大暑天裏還一邊抹著汗一邊處理公務，便打趣地對他說：“這大暑日裏，你又何必如此緊張，時時苛刻自己，弄得下屬也不自在。”庾亮聽出王導語帶譏諷，便反唇相譏：“我是怕耽誤了國事，我可不像某些人，天氣一變化或身上一不受用便鬆懈了政務。”王導聽了庾亮的搶白，十分氣惱，又不好當場發作，於是一次拜訪也弄得不歡而散。
不久，庾亮離開建康，鎮守武昌。雖然調離了都城，但這不表示他被降職，相反，他如今官居司空，控製了中央軍政，這更加深了他與王導之間的嫌隙。之前是多少有些忌憚王家的權勢，畢竟王導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丞相，連王敦叛亂都沒有動搖他的職位。可如今，他握有軍政大權，不再把王導這個丞相放在眼裏了。於是庾亮開始擴大黨羽、拉攏親貴，並計劃想要將王導扳倒。他曾多次邀請王羲之的嶽父郗鑒加入自己的陣營，並協助自己，但郗鑒一直未予理會。
就在公元339年，王羲之的伯父王導病故。僅隔一個月，他的嶽父郗鑒也去世了。二人的相繼離世使王羲之受到了很大的打擊，一位是全族中聲望最高的伯父，一位是將愛女托付給自己的老嶽丈，這讓感情豐富的王羲之悲痛萬分。第二年，王羲之的上司庾亮也去世了，雖然庾亮與伯父不睦，但他畢竟是提拔過自己的上司，而且任職期間，庾亮也並沒有因為他與伯父的親戚關係而難為自己，對王羲之來說，這總是一件令人傷感的事，而且三位在王羲之心中具有極其重要地位的人物的相繼離世，也使王羲之的內心如失去了支柱的房屋一樣，幾近崩塌了。
兩年之內一下子失去了三位王朝元老的東晉，一時間不免國本動搖，這個早已風雨飄搖的國家如今愈發衰弱不振了。而今後振興國家的重任也順其自然地落到了王羲之一輩青年的肩頭。
王導生前一向十分看重王羲之的才學和人品，覺得他是東晉難得的棟梁之才。在臨終之前也曾向皇帝奏請，稟明王羲之是清廉自持、品格高尚的青年才俊，並竭力向朝廷推薦。恰巧庾亮死後，他的幕府也隨之解散。不久，王羲之被提升為寧遠將軍、江州刺史。
王導與庾亮的對立在二人去世以後演變成了王導的後繼者何充與庾亮的弟弟庾冰兩方的對立，而庾亮的後繼者也順其自然地繼承了庾亮的兵權，於是，王庾雙方的不睦非但沒隨著老一輩的離去而消散，反而愈演愈烈。在二位後繼者之後，又出現了以桓溫為代表的一派勢力與殷浩、會稽王司馬昱為代表的另一派勢力之間的抗衡。
王羲之的政治眼光和見識，表現在他極力勸阻殷浩和桓溫的對立，以及力陳北伐前秦的不智之舉上。可惜，卻沒有人接受過他的忠言。王羲之受到了排斥、攻擊，不願再留在京城看大家鉤心鬥角、你爭我奪，他想從事基層的地方工作，這樣可以施展自己的抱負，也可以實際接觸他所關心的人民，並能實際地幫助他們。
王羲之42歲時因殷浩的推舉出任右軍將軍，並兼任會稽內史，負責會稽一郡的郡政，世稱“王右軍”。王羲之真正地參與政治也是由此開始。王羲之在政治上確實有著卓越的才華，絕對不是光說不練或是紙上談兵而已，他的政治才能在任會稽內史的時候便表現了出來。
幼年時代王羲之便立下了為天下百姓謀福的大誌，上任之初，他也雄心勃勃地想好好成就一番事業。一直憂國憂民的他早已了解到百姓生活的疾苦。王羲之時常感慨地說：“連年戰亂，百姓是最大的受害者，他們失去了親人、財產和賴以為生的土地。政府應該體恤人民，減輕各種賦稅徭役，使百姓能夠休養生息，百姓安居樂業了，國力也才能漸漸恢複。可是為什麽現在國家還在壓榨這些流離失所的可憐人呢？”
有一年，會稽一帶發生罕見的旱災，周圍的幾個省份也都發生了糧荒，百姓隻能以草根、野菜充饑，王羲之身為一郡的父母官，看到如此情景，不禁潸然淚下。他幾次對災民傾囊相助，試圖救濟，但即使他把自己的俸祿全捐出去，對數量龐大的饑民來說也無異於杯水車薪，根本解決不了問題。
於是王羲之召集了各主事官員，一起商討賑濟百姓的事宜。再不快想法子，百姓就要餓死了，在王羲之看來，這可是他們這些為官之人的頭等大事。
王羲之對他的屬下們說：“各位，今天召集大家來，是為了找出一個能在最短期間內救活多數災民的辦法，希望各位能夠暢所欲言，積極提出建議。不必拘束於其他，隻要有辦法能使災民們渡過難關，我一定全力支持。”
話剛說完，主管運輸的官員開口說道：“長官，是不是可以動用本郡的所有交通工具來運輸糧食救濟災民？這樣做不僅方便，而且數量也會增加很多。”
王羲之聽了以後搖了搖頭，說道：“這個辦法我早已想過了，交通工具以及其他運輸工具運送糧食自然沒有問題，隻不過周圍的幾個地區都在鬧糧荒，他們自顧不暇，哪裏還有糧食分到我們的車船上來呢？”剛剛發言的官員聽了王羲之的分析也閉口不言了，是啊，沒有糧食可運，調用那麽多運輸工具來做什麽呢？
其他官員們聽後麵麵相覷，然後一個個地耷拉著腦袋無計可施。這也難怪，現在主要的問題是糧食短缺，除非有辦法能變出糧食來，否則其他的辦法都解決不了問題。王羲之看看他們，知道再等下去也不會出現實際可行的建議，便開口說道：“既然大家都沒有更好的法子，那我隻好下令打開城南的那幾座大倉庫，把裏麵庫存的米糧拿出來，賑濟災民！”
開倉放糧？王大人是不是被幾個餓死路邊的窮百姓嚇得失去理智了！大家立即打破了剛剛的沉默局麵，紛紛向王羲之勸誡道：“長官，那幾座倉庫裏的米糧是百姓上一期繳給朝廷的賦稅，如今你要把這些全部分配給災民，朝廷怪罪下來，我們都脫不了關係啊，大人，您可要三思啊！”
王羲之以異常冷靜的口吻回答說：“我知道那些米糧是繳給朝廷的稅，但是如果現在不拿來救濟饑民，老百姓餓死的餓死、逃亡的逃亡，田地也沒有人耕種，以後朝廷還向誰去征稅？到時候別說這幾倉庫的米，恐怕連一粒米也征不到了。這不是殺雞取卵嘛！我主張先打開倉庫以解燃眉之急，以後的事以後再說。”
這些手下大多是謹慎行事，雖然愛戴王羲之，但他們都覺得王羲之做事太性情，不考慮後果，而作為屬下，他們認為有責任提醒他不可魯莽行事，於是，一位官員說道：“長官，這件事請千萬慎重，沒有上級的命令而擅自動用朝廷的稅糧，輕則丟了烏紗，嚴重了可是死罪啊，如果長官一定要開倉放糧，那必須要按照規定，請示上級的批準。請長官還以身家性命和自身仕途著想，萬萬不要魯莽啊！”
王羲之笑了笑說：“私自開倉放糧的嚴重性我知道，後果我也考慮過了。但是就算馬上擬一道公文呈請上級，上級也不敢作決定，一定會再送更高一級的長官那裏去請示，這樣一層層轉呈上去，再層層轉送下來，一來一往，要有好幾個月的時間，等公文批準，發到我的手上，隻怕本郡的人早就死光了。所以我決定不向上級報備，馬上發放這批米糧來救濟災民，隻要糧食都能用在百姓身上，就算上麵降罪於我，我也問心無愧。這事完全由我一人來承擔，你們盡管做好賑災的工作，其他事情不用擔心。”
聽了王羲之這番話，在座的官員們無不深受鼓舞，即使為官多年的官員們，也深深被王羲之的愛民之心和敢做敢為的魄力所折服，於是他們下定了決心要追隨這位勤政愛民的好官，治理好這方水土。
王羲之從他們的眼神中看出了認同與誠服，便揮揮手道：“救人如救火，都快去吧，不要坐在這裏發呆了。”官員們一個個站了起來，對這位可敬可佩的長官行過禮之後，便分頭去辦事了。
王羲之開倉放糧的舉動挽救了無數百姓的性命，他也一下子成為了深受百姓們愛戴的父母官。可是，王羲之私自放糧的事卻讓那些上級官員十分不滿，他們覺得王羲之擅作主張，目無王法，簡直是對他們職權的褻瀆。於是那些大官兒們紛紛檢舉王羲之，奏請朝廷處王羲之重罪。
朝廷接到檢舉之後，便派人下來徹查這件事。經過一番徹底的調查，人們發現王羲之和他手下們並沒有人利用這個機會徇私舞弊，也沒有人從中謀利，而且王羲之的這次賑濟，在當時進行得正是時候，的確保住了全郡百姓的命。除了擅自做主外，上級也找不出其他能攻擊王羲之的把柄，於是隻好放過了他。但是這次事件以後，王羲之雖然在百姓心中樹立了威望，但在仕途之路上，卻樹敵無數，而且他的對手都是位高權重的人物。
經過了這一次災荒之後，王羲之開始檢討災荒發生的原因以及應付的方法，他發現天災發生不是人力所能控製，那麽就要注重事前的防範和事後的處理了。
從前隻要是遇有荒年，當政的人便將災民遷移到別處，以此來解決問題。但這種方式隻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絕非解決問題的辦法。很多災民都走空了的地方自此沒有了人煙，沒有了生息，變得更加荒涼了，而那些移往別地的災民在途中變成了難民，增加了其他地區的負擔，在這種製造惡性循環的政策下，難怪常常出現災荒。
在王羲之看來，這種情形之所以會產生，歸根結底就是那些不顧百姓生死的貪官汙吏在作祟。他曾對朋友說：“有些當官的，隻想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鍾。如果任期內沒有天災，那便能安穩享樂；萬一不幸遇上荒年，幹脆眼不見為淨，就把百姓遠遠地遷走。等到任期一滿，馬上拍拍屁股一走了之，把百姓丟在一旁不管不顧，這叫什麽父母官！這樣的官員還整日吃著朝廷的俸祿，對得起朝廷，對得起國家嗎！”
朋友回答說：“天災這種事情，的確是不好處理。他們有的是不想辦法，有的是想不出辦法，你呢？可有徹底的解決辦法？”
王羲之說道：“我想了很久，總算想出一個辦法可以應付，我們現在對於天災當然還沒有法子避免，但我們可以減少它的危害程度。江南這一帶不是有很多河流嗎，有的因為淤積過久，一有大雨便泛濫成災，如果我們能加以疏導使河川暢通，不但沒有了水災的顧慮，而且一旦遇到荒年，也不用擔心了。”
王羲之的朋友詫異地問道：“這跟應付災荒有什麽關係？”
王羲之得意地解釋道：“河川如果暢通，河運便會發達起來，萬一遇到荒年，可以從千裏之外，用船把糧食運來，既快捷利便，數量又多，比起在陸地上運輸好多了，從前需要好幾個月的時間才能從遠地運來一點點米糧，如果有了河運，幾天之內便能運到堆積如山的糧食，這不是比遷移人民要省事經濟得多嗎！”
朋友聽了以後，也十分讚同他的想法。於是王羲之便開始未雨綢繆，疏浚了許多河川，拓寬了河麵，並在各地普遍設立糧倉，儲備糧食，以備不時之需。這種公忠體國、憂國憂民的精神令人欽佩，但是竟有一些人偷偷地盜用這些準備賑災的糧食。那些狡猾的貪官，常常利用職權，克扣或盜取這些物資，用以彌補一些任內的虧空或是中飽私囊。
王羲之帶著滿腔熱血和理想到了會稽，卻為了賑災而受到權貴的攻擊，遭受上級的責難。但那時熱情的王羲之認為：如果凡事都要請示上級，那不是成了上級的傳話筒，那還特意調他來這裏做什麽？
為了懲治貪汙，王羲之決心用重典，卻因官官相護而無法執行。王羲之不明白，普通貪汙罪就該處死，將救災用的糧物錢財中飽私囊，不是更該處死嘛！為什麽有這麽多人替那些貪官汙吏掩飾、說情？難道人格可以收買嗎？難道公理不存在於官場中嗎？
觸及到這些黑暗內幕之後，王羲之十分痛心，便下定決心要好好地整肅一番，重新建立一個廉潔、公正的為官形象。可是，官場上官官相護的惡習使得王羲之屢屢受挫，改革的措施也無法貫徹執行，王羲之為此極為憤慨。他曾寫了一封信給謝安，大意如下：
地方上的那些貪官汙吏為所欲為，竟然勾結管理糧倉的人盜用賑災的儲存物資，而且盜用的數量多得無法估計。我準備殺掉幾個貪官，以儆效尤，但卻沒有人支持我，竟然還有人提出各種理由為他們的行為辯護，一想到這裏，我便痛心不已！你知道嗎？據我調查，光是餘姚一縣就有將近十萬斛的米糧被人盜賣，這一筆錢不知養肥了多少貪官汙吏！這些人像蛀蟲一樣地啃噬著國家的根本，一天不除去他們，國家就一天比一天空虛，而我卻束手無策！每念及此，怎不令人憤慨！
謝安也是在政治圈中打過滾的人，他深深了解王羲之的個性，但他更了解官場的黑幕和那一套貪汙伎倆，除了對王羲之安慰一番以外，他還能說些什麽。
王羲之一個人的力量有限，自然敵不過多年的惡習，但是，一個有決心、有抱負的人絕不會放棄嚐試，隻要一有機會，王羲之仍會盡力去做他應做的事，就算樹敵無數也在所不辭。
為了解決糧食問題，王羲之絞盡了腦汁，但糧食產量仍然不足。為此，王羲之曾與自己的朋友和屬下討論過無數次，但結論都是一樣——政府賦稅徭役過重，除去被征走的，剩下的能夠自家吃飽已經不錯了，而且戰亂已久，國家又征調很多人去服徭役，哪裏還有更多的勞動力去開墾勞作。這兩個問題如不解決，糧食的產量就不可能提高。
王羲之曾上書朝廷，建議減輕人民的賦稅和徭役：
如果百姓努力耕作，而收成的大部分卻要繳給朝廷，僅靠留下的一小部分用來養活妻小，自然是不夠。家人越多，日子越不好過。再說，農人生活實在很苦，不論晴雨都得下田耕種，又要除草、施肥，終年辛勤所得，卻難獲溫飽，很多農民隻好放棄耕作，另謀生路，因此糧食產量自然也越來越少。況且，農人的困擾還不止這些，上級或縣府衙門中出現的所有需要勞力的事情都找農人去做，例如修建官署、築路、修橋，不管是農忙或是農暇的時節，動輒征農民服役，今天去修橋補路，明天運送各項物資，徭役的工作始終不斷，田裏的事隻好放下不管，農田一旦荒蕪，糧食也就減產。假如賦稅和徭役略微減輕一點，不但是一項惠及百姓的德政，而且，這麽一來，糧食增產，對朝廷也有好處啊！
可惜，王羲之的這種建議沒有受到重視，更沒有被采納。但他卻並不因此而灰心，更不會就此放棄，“民以食為天”、“衣食足而後知榮辱”，吃都吃不飽，還談什麽榮辱道義，談什麽教化百姓。即使沒有上級的支持，王羲之仍舊常常帶領主管人員到處巡視，看看農民們有什麽困難需要解決，或是有什麽問題有待他去發掘。
有一次，王羲之和一班官員接受當地父老的宴請，席上賓主盡歡，有一位老人感慨地說道：“唉，如今是一年不如一年了。想當年，我們喝的酒哪像今天這麽淡，真是不夠味！”話一說完，席上就有人七嘴八舌地接上去說：“當然不同啦！你們當年用精選的大麥或高粱製酒，味道當然香濃囉！可現在用來吃的都還不夠，哪來的好酒！充其量也不過是把差一點的米拿來釀酒，分量既少，質量又不好，釀出來的酒當然是淡而無味。”
王羲之聽了這番話，似乎是愚鈍了很久後猛然省悟似的，對著手中的酒杯愣愣地出神，再也沒有去沾一滴酒，在座的官吏都很奇怪，因為王羲之的酒量他們很清楚，王羲之愛喝酒，更會品酒，今天，他為什麽隻是看著杯中的酒發呆呢？
王羲之回到官署，便詢問有關人員：“本地一年之中，用來釀酒的米、麥、高粱等穀物大概有多少？”
這個問題突如其來，大家都不知道該如何回答，有位老成持重的官員很謹慎地說：“屬下不知道確實的數量，不過百姓家家都會釀酒，而且市麵上也有酒出售，再加上日子不好過，大家更是以酒澆愁，我想酒的消耗量既大，用來釀酒的米穀雜糧恐怕也不在少數。”
王羲之沉吟了半晌，然後才開口說：“我們拚命想法子開源節流，一粒米都不肯白白地浪費掉，卻沒有想到，一年之中有這麽多的米穀被釀成酒，喝進肚子裏去了。如果年頭好、收成多，那倒還無所謂，但是現在怎麽能如此地浪費呢！這些糧食本可以養活不少人，現在卻被人一杯一杯地喝掉了。”
底下有人說：“這有什麽辦法，喝酒是人家的自由，官府也不能管得了那麽多啊！”言下之意，便是抱怨王羲之別再生事了。
王羲之說道：“我決定馬上下令，在一年之內，本郡不得釀酒和出售任何酒類。”看著大夥錯愕不已的表情，王羲之接著解釋道：“現在糧食緊張，這些糧食本來可以填飽肚子的，關鍵時刻可以用來救命，怎麽能釀成酒水白白地喝掉了，這種事當然要從我自己做起。這一年內，我絕不喝一滴酒，這樣子百姓就沒有話說了吧！你們盡量去宣傳，要百姓把這些糧食儲存起來，有朝一日用到它的時候，他們就會了解我的苦心了。”
禁酒這一措施一實施下去，的確節省了不少的雜糧穀物，救了不少人命。但是，這件事卻又成為政敵攻擊他的把柄，他們指責王羲之，認為他大事不去管，糧食仍無增產，卻管起了百姓喝酒這種閑事。有些人甚至道貌岸然地向朝廷上奏，批評起王羲之來：“對於百姓喝不喝酒這種事，曆朝曆代都沒有禁令，而王羲之卻打破前人的規矩，對百姓下起了禁酒令，太不合朝廷對百姓的寬大政策了！”
王羲之被這一類貌似體恤百姓的指責鬧得哭笑不得，他心想：百姓吃不上飯的時候，你們這些滿嘴寬厚政策的“正義之士”和“父母官”都去了哪裏？他也曾寫信給好友謝安，說起了這件事：
我之所以下令禁酒，原因很簡單，因為除此之外再無更好的辦法了。糧食的生長和收獲不是兩三天的事情。春天播種，要到秋末才有收成，這段期間，農人也要吃東西啊，而且到了秋天，能不能順利收割還是一個大問題。萬一碰上旱災、水災、蟲害，農人一年的辛苦就白費了。所以一定要在手頭上有糧食的時候盡量儲備，嚴格控製糧食的浪費現象，以備萬一。喝酒遠比不上填飽肚子重要，難道為了喝酒連性命都不顧了嗎？我下令禁酒，實在是不得已的辦法。現在這麽多人攻擊我、指責我，我並不傷心。我隻是覺得，為什麽我做一件對百姓有益的事，就有那麽多人反對，難道官員個人的利益要比天下百姓的利益還重要嗎？想到朝廷之內有這麽多唯利是圖的小人，我就十分憂心，再這樣下去，廉政清明的官員會越來越少，到那時候，還有誰來關心百姓？
從給友人的這封信中可以看出，王羲之已看出此時的局勢對他很不利，光憑滿腔的熱血和幹勁是行不通的，政敵們隻要一抓住機會就會顛倒黑白地惡意攻擊他。隻因他是不肯巴結附和他們、不與他們同流合汙的異類。
王羲之是個政治家，他有經世濟國的才能，有以天地萬物為念的胸襟，不圖個人的享樂，一心隻以國家人民為念，隻做自己認為該做的事。但是身處官場的他，卻不是個政客，現實不停地給予他殘酷的打擊，同時，他也不滿包括自己族人在內的豪強貴族的膚淺浮誇的子弟習氣。漸漸的，他開始對政治灰心了，他自忖個人的力量不足以扭轉局勢，因此，心中逐漸萌生了“退隱”的念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