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場失意

上書建言

開慶元年（1259年）正月，弟弟文璧要赴京應試，文天祥就陪他走水路，取道長江，一起來到臨安。五月殿試完畢，文璧這次也考中了進士。

這時候，有旨召文天祥入宮，授承事郎、簽書寧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三年前，文天祥中進士後因父喪沒有行門謝禮，因而這次要補行之後才能赴任，就這樣又拖延了一些時候。

就在這個時候，國家形勢變得緊張起來。

蒙古在完成了對南宋的大包圍後，於公元1258年發動了第二次蒙宋戰爭。

蒙古大軍共分三路：中路軍由蒙古大汗蒙哥親自率領，南下四川，直撲重慶；南路軍從雲南出發，經廣西，直撲長沙；北路軍由忽必烈率領，直撲鄂州（今武漢）。三路軍計劃在鄂州會師，然後順江東進，直取臨安，企圖一舉滅亡南宋。

1259年九月，忽必烈引兵南下，渡過淮河，進入大勝關，並且已經在圍攻鄂州了。

消息傳來，朝野上下慌成一片，大家心亂如麻。正當早朝的時候，又有快訊傳來：“報告陛下，邊防吃緊，北兵自湘北黃州沙武口渡江，節節東下。”

皇帝立刻下令，命賈似道為丞相，統率著江西兩處人馬，北上救援。而朝廷中怕死的官吏一聽到這個消息，便大呼小叫地紛紛請求皇帝遷都，遷都，趕快遷都。

膽小如鼠的宦官董宋臣極力勸理宗皇帝遷都四明（今寧波），他還振振有詞地說：“四明靠海，如果蒙軍逼近，可以乘海船逃走。當年金兀術渡江時，宋高宗就是由臨安到四明，乘海船才保住性命的。”

理宗也不知該怎麽辦才好，沒有什麽定見。

軍器太監何子舉說：“陛下要三思啊，如果陛下遷往四明避難，那麽京師裏百萬百姓必定生靈塗炭。”

禦史朱貔孫也跟著說：“鑾輿一動，守邊將士必將軍心瓦解，若有盜賊趁機四起，必將舉國動亂。”

這隻是少數人的意見，而董宋臣在當時是最有勢力的，他還是一味地慫恿理宗逃跑。這個董宋臣因為受理宗寵信，恃寵弄權，不可一世，人們把他稱為“董閻羅”。

這時朝廷中籠罩著失敗、逃跑的氣氛，南宋處於極端危急的境地。

遷都消息一傳出，臨安城裏頓時風聲鶴唳，達官貴人都收拾行裝，準備逃往別處，一般百姓惶惶不可終日。文天祥還沒有就任，不能用職銜向皇帝上書，便以“敕賜進士及第”的身份，寫了那篇著名的《己未上皇帝書》。

他在奏章中寫道：“目前，三江五湖的險要之處還沒有落入敵人的手中。我們擁有六軍百將之雄，並不比他們弱。陛下若能效法勾踐臥薪嚐膽的精神，勤於政治，鼓勵士氣，那麽人民必定同仇敵愾，寇賊之死就在旦夕之間了。

“征兵抗敵，乃是名正言順的事。如果以每20戶征一兵，一郡有20萬戶，就可以得到精兵一萬。再合數州郡為一鎮，一鎮就有精兵兩三萬，諸路各鎮，立刻可以征到十餘萬精兵。隻需半個月的時間，天下雲動雷合，四方響應跟從，賊寇就可驅逐出境，中原也能收複了。陛下何必為宗社而惴惴不安呢？”

他還在奏章中揭露了董宋臣的罪惡，指出：蒙古勢力之所以能深入，是因為朝廷失去民心，民心之所以喪失，是因為官府壓榨太甚。而聚斂財富、刮民脂膏這類事情，是皇帝身邊人帶頭幹的。現在天下人都在憤然怒罵，指斥權宦當道，言路阻塞，君民上下隔絕，奸邪為所欲為，弄得國事不可收拾。

近來丁大全雖已革職，董宋臣依然執掌大權。此刻董宋臣又煽動遷都逃跑，動搖軍心民心。如果按這種意見辦，則“六師一動，變生無方，臣恐京畿，為血為肉者，今已不勝計矣！小人誤國之心，可勝誅哉！”因此，懇求“陛下以宗廟社稷之故，割去私愛，勉以分眾”，將董宋臣“付之有司，暴其罪惡，明正典刑，傳首三軍以徇”。

理宗將這道奏疏暫時擱置起來，既沒有殺文天祥，也沒有斬董宋臣，倒是遷都的浪潮平定下來了。

因為遷都的主張是董宋臣提出來的，附和他的人很多，就連丞相吳潛也沒有提出什麽異議。吳潛認為皇帝是國家的象征，隻要皇帝安全，國家還是有希望的。自己身為宰相，守土有責，當然不能離開京師。

理宗便問他：“卿家為何不與我同行？”

吳潛說：“臣當留守臨安，以便抵禦敵寇。”

理宗忽然起了疑心，便說：“卿家是想效法張邦昌？”

原來理宗皇帝怕自己一走，吳潛乘機在臨安另立國家，所以才決定留在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