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頓的新生活
自由的研究者
愛因斯坦博士於1933年冬天來到了美國，在這裏展開了他的新生活。他受聘於普林斯頓高級學術研究所，這是美國最進步的一所學校。弗萊克斯納博士創立這所學校，主要是為了那些已獲得博士學位的年輕學者，希望他們能在自己的學術專長範圍內繼續進行研究。這位美國教育家仿照自由時代德國大學的模式創立了他的學校，開始時隻設立一個數學係，但很快又增加了一些相關科係。
普林斯頓時期的愛因斯坦
按照弗萊克斯納博士的計劃，他所聘請的那些偉大的學者不僅要在課堂上與學生見麵，更應該親自指導他們從事研究工作。對於學生與老師的挑選，完全取決於他們的實力，絕對不會因為他的政治或宗教信仰而遭到排斥。最初,該研究所設在普林斯頓大學的數學大樓，到了1940年，就移至普林斯頓小鎮郊外幾裏的大樓內。
在高級學術研究所內，愛因斯坦教授享受到了最大的自由。他不必定期上課,可以把大部分時間用來做研究。美國大學校園裏的隨和氣氛也令他感到高興。愛因斯坦以前所認識的那些德國教授，隨時都要裝出一副政府官員似的嚴肅麵孔。但在研究所和普林斯頓大學裏，教授們都很隨和，一位教授可以在閑暇時從事園藝或打高爾夫球，也可能出現在橄欖球比賽場地上，熱心地為普林斯頓球員加油，把聲音喊啞了。往往在同一天晚上，這名熱情的加油者又要擔任一次重要的政治會議的主席。
在普林斯頓，一位教授可能有十幾種興趣愛好，也有像愛因斯坦這樣沉迷於自己研究工作中的。第一天被帶去看自己的辦公室時，學校人員問愛因斯坦需要什麽設備。
“哦，”他回答說，“兩張桌子、一把椅子、紙和粉筆。哦，對了，還要一個大的紙簍，至於為什麽要大的,因為這樣子我才能把我所有的錯誤丟進去。”
在研究所裏，愛因斯坦博士繼續進行他多年以前在柏林所做的關於“統一場”的研究。這個“統一場”的理論，包括引力、電力磁力，以及原子核中的力量（它可以提供原子能）。愛因斯坦以前的目標——現在也是——是希望通過一項理論來解釋這三種不同的力量。
正如他二十年後對一位攝影師所說的：“你拍好照片後，就等於完成了工作。但是理論研究就不同了，工作永遠沒完。”他又說，“目前有兩個年輕人跟我一起工作，我們的工作主要是為了解決我們的日常問題。”
幸運的是，一些聰明的年輕數學家及物理學家擔任愛因斯坦的助手，替他完成了許多費力的計算工作，其中一位是黎格波·英菲爾德博士。英菲爾德的祖國波蘭已被希特勒的軍隊占領，通過愛因斯坦的幫助，他才得以安全逃到美國。
英菲爾德希望能與他最敬愛的愛因斯坦博士一起工作。他等待任命，卻久無下文，因而顯得有點不耐煩。愛因斯坦溫和地安慰他說：“不要急，有許多問題等了好幾個世紀才得到解決，你再多等兩個禮拜也無妨。”
跟所有真正的科學家一樣，愛因斯坦知道如何保持耐心。英菲爾德也擁有一種科學家的永遠的興奮情緒，他在自傳《尋覓——一名科學家的誕生》裏，有如下的一段描述：
我屬於科學家的大家庭，我們每一個人都經曆過興奮期和好奇期。在那段期間裏，除了我們正在研究的那些問題之外，生活中的任何事物幾乎都並不重要……我們也許需要幾個星期、幾個月甚至幾年的時間，才能找出正確的實驗方法。我們必須嚐試不同的方法，在黑暗中摸索。而我們一直知道，一定有一條寬闊而舒適的大路，通往我們的目標……我們每個人都經曆過這種情緒，不管是愛因斯坦還是一位學生，從事第一項研究時，都曾體會過這種痛苦、失望與喜悅交織的滋味。
他們兩人在一起作了許多次長談，並從談話中整理出他們兩人合著的《物理學的演化》。這本書出版之初，英菲爾德將一本樣書送給愛因斯坦，但他似乎一點也不感興趣。出版商問了英菲爾德許多次“愛因斯坦喜歡這本書嗎？”這叫英菲爾德博士怎麽回答呢？因為愛因斯坦教授根本不曾打開過這本書。
“某項工作一旦完成，他對這項工作的興趣也就隨之消失了，”英菲爾德說，“這同樣適用於他的科學論文。後來，很多人拿了這本書請他簽名，以致使他養成一種習慣，隻要看到那本書的藍色封麵，他就會自動去拿起鋼筆。”
在這本書推出的前一天，紐約一家大報的記者在晚上十一點打電話給愛因斯坦博士，請他對這本著作說幾句話。
“我所能說的，都已經寫在書上了。”愛因斯坦回答得很幹脆，然後隨即掛了電話。
為了了解愛因斯坦的思想，這位記者是否會花費時間去閱讀《物理學的演化》這本書尚不得而知。但的確是有很多人爭相購買，使得這本書真正成為一本暢銷書。英菲爾德很驚訝地發現，一個星期之後，這本書的銷量更大，甚至超越了當時非常暢銷的卡耐基著作《如何結交朋友及影響他人》。
愛因斯坦仍然不發表評論。他對這本書已沒有興趣，就像他以前曾經出版過十本書，但很快就把它們忘掉了。
他的一位助理，班尼斯·霍夫曼向我們描述愛因斯坦和他的工作人員討論某個問題的情形：愛因斯坦教授總是靠在椅子上說：“我們一定要想一想。”他把自己的頭發纏在手指上，沉思一會兒，然後就會想出答案來。不過，有時候要花上幾天、幾周，甚至幾個月的時間。
就像在柏林一樣，愛因斯坦在普林斯頓的家很快就成為音樂和閑談的中心。這位滿頭銀發、滿麵笑容的博士也成為最受附近孩子們歡迎的人。他們都很喜歡說愛因斯坦在普林斯頓歡度第一個聖誕夜的情景。
在聖誕夜裏，一群孩子前去按門鈴，當愛因斯坦出現在前廊時，他們就開始唱起聖歌來。愛因斯坦很專心地聽著，在演唱完畢後，有位小男孩要求他給他們一樣禮物，他卻不知道這是怎麽回事。
“什麽樣的禮物？”愛因斯坦問道。
“哦，人們通常會給我們幾毛錢。”
“等一下。”愛因斯坦博士說。
這些孩子認為他是要到屋裏去拿錢。幾分鍾後他再度出現在他們麵前，穿著皮上衣，戴著一頂小帽，手裏拿著他的小提琴。
“我跟你們一起去，你們唱歌我拉小提琴。”愛因斯坦說，“但你們可一定得分給我一點錢。”
到達美國後，愛因斯坦一家人找到了一處寧靜的避暑勝地，在這裏愛因斯坦可以再度享受駕艇出遊的樂趣。當時曾流傳一個故事，有一次愛因斯坦把遊艇開上了沙岸，後來被一位劃船的小男孩發現了。
“怎麽了，先生？”他叫道。
“現在的水太淺，必須等到漲潮後才能離開。”愛因斯坦回答。
“要不要我去找艘大一點的船來把你拉出來？要等四小時之後才會漲潮呢。”
“不必了，謝謝你。”
“但是，這四小時你怎麽辦呢，先生？”
愛因斯坦博士看著這位好奇的小男孩說：“我會很愉快的，我可以坐在這兒思考一些問題。”
愛因斯坦教授在普林斯頓安頓下來的同時，艾爾莎·愛因斯坦夫人則盡量使他們在米歇爾街的房子像他們的柏林老公寓那般舒適。熟悉的家具和照片使她不致覺得太寂寞。她知道這次已不再隻是短暫訪問這個友善而陌生的國家了。已屆中年的她，發現自己很難適應新的環境，她經常想家，想念她從小熟悉的德國景色和人。她想不通，丈夫怎麽那麽快就能適應美國的生活！
這時又傳來她的女兒伊麗莎在巴黎去世的不幸消息。在千裏之外的異國得到這種消息，怎能不叫她這個做母親的感到悲痛呢？幸好她的小女兒瑪戈爾也搬到普林斯頓來了，使她稍感慰藉。
跟著他們一家搬到美國的，還有愛因斯坦博士的秘書海倫·杜卡斯小姐。她現在必須回複一些以前未曾見過的信件，像是：“能否借助您的影響力來說服柏林的美國領事？我的家人和我都得不到簽證，而等待簽證的人又那麽多。如果我們不趕快離開德國，可能就走不了了。”有位學生要求協助他進入美國大學，一位逃出德國但滯留在西班牙的猶太科學家請求愛因斯坦推薦他擔任美國的一個研究職位，多麽卑賤的研究工作都可以。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一向樂於幫助不幸的人。現在他比以往更熱心地向這些陷於絕境的難民伸出援手。曾經有一次，有人問他，為什麽他同時推薦四個人去擔任美國同一家醫院的X光醫師？
“我推薦四個人去擔任同一個職位，”愛因斯坦承認說，“因為每個人都有他的理由，而且我也闡述了這些理由。相信醫院方麵會視其所長擇優錄用的。事實上，他們是這麽做的。”對於這件事，他似乎覺得很不好意思。
到達美國後不久，愛因斯坦博士舉辦了一場音樂會，為難民們籌募生活基金，結果募得六千美元。多年來他一直深居簡出，不願拋頭露麵。他認為自己所能辦得到的隻是募集捐款，以及利用他的名氣支持他所感興趣的團體。但現在，由於形勢所逼，愛因斯坦開始撰寫文章，並在電台發表演說，攻擊日益嚴重的希特勒納粹主義。他有絕對的權威撰寫文章和發表演說，因為他不僅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科學家，也是逃往美國定居的難民中最有成就的一位。
在紐約世界博覽會期間，巴勒斯坦亦在會場設立自己的展覽館。每當一個國家的展覽館揭幕時，該國的大使就要負責向美國大眾致歡迎詞。但是，由於巴勒斯坦仍在英國的控製下，並沒有自己的大使，那麽應該由什麽人來代表巴勒斯坦致歡迎詞呢？負責的委員會考慮了許多位傑出的猶太人，最後決定，再沒有任何人能比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更能代表猶太人。
不久，他甚至接受勸告，穿上僵硬的襯衫和禮服，出席紐約的一個午餐會，慶祝巴勒斯坦的希伯來技術學院在美國成立高級研究所。盡管他為人謙遜，但這一次，他似乎很高興特拉維夫的物理研究所以他的名字命名。希伯來大學現在擁有了自己的校區，可以俯視整個耶路撒冷。該校還接受了愛因斯坦捐贈的“相對論”原稿，並把它視為一份最寶貴的禮物。
巴特萊·克拉姆在他的《絲幕之後》一文中，談到愛因斯坦給他的印象：
他走進房內時，我們的聽證活動受到打擾停了下來。雖然當時有另一位證人在作證，但當房門打開，聽眾們一見到他們在報章雜誌上經常見到的那個熟悉的人影時，立刻發出如雷的掌聲。他滿頭白發幾乎垂到肩上，步子很慢，看起來就像是從聖經故事中走出來的先知。哈奇森法官大聲呼叫讓大家遵守秩序。後來輪到愛因斯坦發表證詞時，哈奇森法官說：“那些認為我剛才阻止他們向愛因斯坦博士表示歡迎的人，現在可以表示他們的歡迎之意了。”房內立刻響起了如雷的掌聲。愛因斯坦博士低聲向身旁的一位朋友：“我想，他們應該先聽聽我要說什麽，然後再鼓掌。”
曾在柏林出現的那種對愛因斯坦的英雄式的崇拜，在美國再度出現。有一次在匹茲堡，愛因斯坦向一群科學家發表演說，演說完畢之後，他退到禮堂的貴賓室，幕布開始降下。有位狂熱的聽眾竟然跳上講台，搶下愛因斯坦剛才在黑板上講解理論時所使用的粉筆。這位聽眾雖然拿到了粉筆，卻被急速降下的幕布打中頭部，當場昏倒。
當以“相對論”為基礎的影片在紐約的美國曆史博物館放映時，許多無法擠進去觀看的觀眾曾試圖把大門推倒。第二天早上，一家日報的頭條新聞是：“博物館的警衛被科學迷製服，警方緊急增援。”另一家報紙的標題是：“四千五百人為了觀看愛因斯坦影片，在博物館大打出手。”
在愛因斯坦一家人搬到普林斯頓三年後，米歇爾街舒適的生活因為艾爾莎·愛因斯坦的生病而受到了影響。以前她經常在屋內進進出出，一會兒在廚房裏為她的丈夫準備他最喜愛的茶點，一會兒又跑到客廳，對一位訪客說，不可以打擾她的先生。
在之後的幾個星期裏，愛因斯坦並未去研究所的辦公室，他都是留在家中二樓的書房裏研究。從大窗子望出去，他可以看到艾爾莎十分喜愛的那個花園。他經常將桌上的一些文件推開，試著翻閱書架上的幾本書。不一會兒，他就會坐在他妻子的床邊，很少說話，隻是靜靜聆聽她訴說著在德國的那些愉快的日子。
有時候，她會提到她的女兒伊麗莎：“她是那麽漂亮，那麽年輕，竟然去世了。”一旦想起兒時在慕尼黑度過的歲月，她就會談到愛因斯坦家裏的花園，以及愛因斯坦最喜歡躲藏的那處樹叢。“你那時真是一個很不友善的小男孩，你總是躲著我和瑪雅。我希望瑪雅能早點來看看我們，但我想我沒有時間在這兒見到她了。”
在艾爾莎·愛因斯坦去世幾天後，英菲爾德前往米歇爾街拜訪。家裏的人告訴他，教授已回到研究所的辦公室工作了。英菲爾德感歎地說：“隻要愛因斯坦還活著，就沒有任何力量能阻止他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