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詩人

初出茅廬

11月，拜倫將自己的詩作整理出來，拿給了一位出版商。這些詩作半數以上都是他在學校裏的即興之作，其中有些諷刺別人的詩，也有些情詩，比如《獻給瑪麗》——這首詩的措辭熱情得有點露骨。這本詩集印好之後，拜倫將其送給他的導師拜切爾過目，拜切爾對這些詩評價不高，而且建議拜倫不要公開出版發行。這是一次極大的打擊，拜倫的熱情被澆滅了，他感到失望而痛苦。他將分送給朋友們的詩集全部收回，然後焚燒，隻有兩本逃過了這場祝融之災，其中一本正是在拜切爾手中。

隨後，拜倫著手編寫另一本詩集，他與出版商爭分奪秒地工作，下定決心要出一本“極為正確且極為純潔”的詩集。幾個星期後，詩集的編寫工作告一段落，1807年1月，這本詩集以“雜詩”為名正式出版。雖然拜倫自己也說這本詩集“從頭到尾正確無誤，而且奇跡般的純潔無瑕”，但這種過分嚴謹的創作風格無疑限製了拜倫寫實、尖銳和幽默的才華。之後，拜倫還為這本詩集做了些增補重編的工作。再次出版時，它的印數增加了，書名也改為《閑散的時光》，署名為喬治·戈登·小拜倫男爵。這個“小”字帶有滑稽色彩。拜倫還寫了一篇序文，他認為這篇序文一定會受到讀者們的喜愛：

這些詩是一位剛滿19歲的少年在閑暇時間創作的。因為它們是一個幼稚頭腦裏的自省，所以有人也許並不喜歡它，甚至不屑一顧一位博士曾對我的貴族親戚的詩發表意見說：“當一個達官貴人以一位作家的身份出現時，他可以巧妙地運用自己的特權。”那些評論家對這句話並不在意，他們絕不會因為詩的作者是貴族而停止他們的批評。不過，即使情況並非如此，我也不願意利用貴族的特權。

6月，《閑散的時光》出版，拜倫帶著新出版的詩集回到了劍橋。他身為男爵每個月領到的零用錢有所增加，並且凱瑟琳為他借了點錢，這使得拜倫能夠繳納學校的費用。不過，最令他得意的不是金錢上的充足，也不是詩集的出版，而是他的舊朋友、舊同學沒有一個人能認出他。因為在這之前，拜倫一直在減肥，減肥之後的拜倫與原來完全不同。

減肥前的拜倫大概有92公斤，這實在有損他作為一個男爵和一個詩人的形象。拜倫的減肥方法是很殘酷的。據他說是由“激烈的運動、許多瀉藥和熱水浴”構成。說也奇怪，從此以後，拜倫竟能一直保持這樣的身材，1818年他到威尼斯以後，才又胖起來。

一回到劍橋，拜倫就打算退學，不過朋友們很舍不得他，他也與朋友們相談甚歡，不知不覺就又在劍橋待了一年。從表麵上看，拜倫似乎很容易改變主意；其實，在他內心深處，有一種很強烈的情緒因素在支配著他的行動。他在認識約翰·霍布豪斯和查爾斯·麥修斯這兩個朋友後，又決定留在劍橋讀書，從這件事中，我們就能看出他的性格特征。

拜倫新認識的這兩位朋友，和拜倫一樣，很會惡作劇，同時他們也和拜倫一樣有異於常人的能力和興趣。

約翰·霍布豪斯是國會議員本傑明·霍布豪斯的兒子，他在1806年進入劍橋大學。他閱讀了大量的曆史書籍和政治刊物，並且具有激進思想，充滿了政治野心和對文學的熱愛。

查爾斯·麥修斯和拜倫的相識有點特別。拜倫回紐斯台德度假時，他曾住在拜倫的房間，有一個人跟他開玩笑說：“拜倫很不喜歡別人亂動他的東西，你最好格外小心他的物品，免得惹他不高興。”結果麥修斯就小心翼翼地使用拜倫的東西，連別人進出房間，他都要人家輕輕地開關門。和霍布豪斯比較起來，他可能較為偏激，他和拜倫討論一個兩人都感興趣的問題時，常令霍布豪斯暗地裏捏一把冷汗。拜倫和他在一起時，常會情緒高昂地製造些惡作劇來捉弄人。

1807年7月，拜倫以作家的姿態回到倫敦，同時，他在紐斯台德的知名度也越來越高。倫敦的出版商考斯貝在自己的雜誌《每月文學漫遊》中對拜倫的《閑散的時光》給予了不錯的評價，並且還刊登了一篇拜倫寫的關於華茲華斯詩集的讀後感。拜倫的虛榮心因此得到更大的滿足，他對別人說：“我在出版商那裏看到自己的名字，但是我並沒有表明自己的身份，隻是暗暗地享受這份光榮！”

拜倫閑暇的時候，除了寫詩之外，就是滿腦子的奇思怪想。他計劃到蘇格蘭高地旅行，然後雇一艘船航行到愛爾蘭島，最後再遠征冰島。暑假結束他回到劍橋後，還買了一隻幼熊，把它養在閣樓上，每天帶它去散步，好像牽著一隻狗一樣。

雖然拜倫極力要讓別人有一種錯覺——覺得他和其他貴族一樣，在劍橋就隻“專修”吃、喝、玩、樂。但事實上，我們從他寫給伊麗莎白·比格小姐的信中可以看出，自從他的詩集付印出版後，他的作品大量地增加了。在短短的八個星期裏，他寫了一本214頁的小說、幾首約400行以上的詩，還有一些諷刺時事的小品文。在這樣多產的情況下應該沒有什麽時間吃喝玩樂吧。

拜倫覺得自己已經荒廢功課太久了，於是，從11月底開始整理他“15歲以來的作業”。他很懊悔地說：“自從我離開哈羅公學以後，因為寫詩和追女人，變得既驕傲又懶惰。”不過，有些跡象顯示：拜倫一旦認真去做某件事，就會格外仔細，並且能應用他敏銳的判斷力將事情做好。

因為受到朋友的影響，拜倫更喜愛諷刺時事的作品。霍布豪斯、麥修斯介紹他認識了戴維斯和其他幾個有點小聰明的同學，這幾個同學在劍橋成立了一個有政治主張的團體，後來他們將拜倫吸收為他們的團員——盡管拜倫有的隻不過是一點單純的政治思想和自由意識，以及反抗心理。漸漸地，拜倫對霍布豪斯的欣賞和景仰之情日益加深。他們兩個人在一起，與其說是因為同在一個團體裏，倒不如說是因為有共同的文學興趣。那時，他們兩人正巧各自完成了一篇諷刺時事的小品文。拜倫的作品是對當代英國詩人作的一次評述，而霍布豪斯則仿效別人的作品對政治和社會腐敗作了一番深刻的批評。

拜倫的另一個文藝界友人名叫弗朗西斯·赫金森，他和拜倫都喜歡盧梭的作品，更重要的是赫金森的父親與當時最著名的文學批評雜誌《文學季刊》的主編威廉·基弗是好朋友。

赫金森與拜倫成為朋友之後，拜倫曾模仿赫金森的諷刺小品文以示敬仰，而生活嚴謹的赫金森曾有意把拜倫改變成一個正派人物，結果當然沒有成功。不過赫金森和拜倫早期的其他朋友一樣，終生對拜倫忠心耿耿。

拜倫在劍橋的新生活沒過多久又結束了。他利用向漢森先生借來的20英鎊在倫敦過了一個聖誕節，以後便再也沒有回劍橋，除了偶爾去拜訪他的朋友，直到第二年夏天去領取碩士學位。

這幾年間，霍布豪斯等人的友誼，算是拜倫在劍橋進進出出多年所能帶走的唯一最寶貴、最永恒的東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