誨人不倦

公孫醜雖沒有萬章那樣對很多事都存疑，但他喜歡追根究底，問話也很坦誠、大膽。例如前麵講到的，他曾問孟子如果在齊國執掌政權後，能不能重現管仲、晏子的功業；又問到孟子如果出任卿相，就能實行自己的政治抱負時，是否動心等。因為在當時，很多人認為孟子的言論隻是表麵上的仁義，其實功利心未泯。通過孟子與公孫醜的一段對話，大家更加了解了孟子的人格。

公都子問孟子說：“全國的人都說匡章不孝，老師卻與他來往，還禮貌相待，這是為什麽呢？”

孟子說：“世俗所說的不孝有五種：第一種是手腳懶惰，不管父母供養；第二種是不務正業，賭博喝酒，不奉養父母；第三種是喜好財物，偏好妻子兒女，不顧父母衣食供養；第四種是放縱自己，隻顧滿足自己私欲，而讓父母蒙羞；第五種是經常與人打鬥，並連累父母。而章子有其中一項嗎？

“章子枉受不孝之名的原因是他請求父親歸向正道，而導致父子意見不合。責備向善，是朋友間相處之道，但是父子間責備向善，是最傷害親情的。章子心裏何嚐不願意有夫妻、母子的天倫呢？就是因為得罪了父親，被父親驅逐，不得近身奉養，也隻好休退妻子，摒絕了兒子，終生不受奉養。他是用心良苦啊，如果不這樣做，他的罪就更大了。這就是章子的為人，我為什麽不和他來往呢？”

公都子又問孟子關於好辯的問題。孟子曾詳詳細細地向他解釋說，並不是好辯，而是不得不辯啊。

用世俗的眼光看，孟子和匡章的交往似乎有違世俗，因為匡章是齊國大將，他握有軍權，有人認為孟子是在籠絡他。其實，孟子深深了解匡章的為人和遭遇。據說匡章的母親被父親殺了，埋在了馬房的地下，匡章屢次懇求父親把母親改葬，結果惹火了父親，一氣之下，把他趕出家門。匡章甘冒不孝之名而沒有為自己申辯，難怪不明白內情的公都子也要向老師發出如此責難。

孟子的這份勇氣，可以解釋為“唯仁者敢愛人”。他在齊國時對齊王的寵臣王不予理睬，可解釋為“唯仁者敢惡人”。這種精神和勇氣，是一般人所不具備的。

後來匡章率軍抗秦，大勝秦軍，齊王為了酬功，下令把他的母親改葬。過去大家都認為是他不孝，直到這時才真相大白，他因此受到了全國人民的稱頌和讚揚。

孟子還曾經與弟子們談論出仕為官的事情。周霄問孟子：“古時候的君子，也出去做官嗎？”

孟子說：“是的。古書上說：‘孔子如果有三個月沒做官侍奉君上，心裏就會十分渴求。他丟掉官職到別的國家去，車上一定會帶著進見君上的禮物，希望能在別國得到官位。’魯國的賢人公明儀也說：‘古時候的人，三個月不做官侍奉君上，親友們就要慰問他了。’”

亞聖殿

周霄說：“這是不是太性急了？”

孟子說：“士人失去官位，如同諸侯失去國家一樣。《禮記》上說：‘諸侯親自耕種田地，拿出了供祭祀用的米穀；諸侯的夫人親自養蠶，拿出祭祀時穿的衣服。如果祭祀用的牛羊三牲不夠肥壯，盛在祭器裏的米粟不夠豐潔，該穿的禮服不夠完備，就不敢舉行祭祀。士人失去了官位，就沒有了祭祀的圭田，也就不能舉行祭祀。’由於特設的三牲、祭祀用的器皿、該穿的禮服等三項都不能完備，就不敢祭祀，心裏當然也安逸不得，這還不值得慰問嗎？”

周霄說：“失去官位出國，車上一定要帶進見君上的禮物，這是為什麽？”

孟子說：“士人外出做官和農夫耕田一樣。農夫難道會一出國界，就把犁鋤丟掉嗎？”

周霄說：“我們魏國以前本是很強大的晉國，也是做官的士人很願意來的國家，但從來沒聽說過有這麽急切的。既然士人這樣急切地想要做官，但那些有學問道德的君子卻又很難外出做官，這是什麽原因啊？”

孟子說：“男人生下來，父母總希望他能找個好妻子；女子生下來，父母總希望他找個好丈夫。做父母的這種心，人人都有。假如不等父母命令、媒人說合，就私自在牆壁上挖一個洞互相偷看，甚至翻越牆頭隨人私奔，那他們的父母及全國人民都會輕視他們。

“古時的君子並不是不想做官，隻是憎惡不用正道謀取。不走正道做官的，全是一群挖壁爬牆的賤人啊！”

孟子還說：“做官為了行道，不一定因為貧窮，但有時也是因為貧窮。娶妻為了續嗣，不是為了服侍，但有時也是為了服侍。但是因為貧窮而做官的，就應該辭去高位任職低位，辭去豐厚的俸祿而接受較少的俸祿，例如看守城門和敲更守夜之類的最合適。孔子從前也曾因貧窮做過管理倉庫的小官，當時他曾說，隻要米穀出入的數字計算得沒錯誤就可以了。他還做過管理園圃的小官，他說，那隻要牛羊肥壯長大就行。小官談論國家大事，有越職之嫌，但是作為朝廷的大官卻不行大道的，才是真的可恥。”

孟子認為做官就是為了行道，不一定因為貧窮，如果因貧窮而做官，就不要貪圖祿位。但做大官的人，如果不行大道，那是可恥的事。

孟子還談到了為政之道，他說：“仁厚的言論沒有仁厚的聲譽讓人感動；好的法令製度，不如好的教化讓人信服。好的法令製度，是讓人因畏懼而服從；好的教化，才會受人愛戴。好的法令製度，能夠得到人民的財富供給；好的教化，可以讓人民真心悅服。”“有一種人，他侍奉國君的目的是為了迎合國君的私意來博取寵悅；有一種安定國家的臣子，他服務國家，以國家的安定為樂；還有一種人是盡天理，他看清楚自己的道理能夠施行於天下，然後出來侍奉國君以便行道；還有一種有最大學問、最高道德的人，他先端正了自己的身心，然後再去匡正天下的萬事萬物。”

曹交問孟子：“人人都能成為堯、舜嗎？”

孟子說：“是的。”

曹交又問：“聽說周文王身高十尺，商湯身高九尺，我現在身高九尺四寸，卻隻會吃飯，怎麽才能成為堯、舜呢？”

孟子告訴他，說：“這與身高沒什麽關係！隻要努力去做就行了。例如這裏有個人，他的氣力小得連一隻小雞都提不起來，那算是沒力氣的人了。現在據說能夠舉起3000斤重的東西，應該算是有力氣的人了。這樣看來，能夠拿得起古時候的力士拿的重量，也就算是大力士了。一個人難道還怕有什麽做不到的嗎？隻不過是不肯做罷了。

“慢慢走在長輩後麵，表示對長輩的恭敬，這叫悌；相反的，很匆忙地走在長輩前麵，叫不悌。走慢一點，難道做不到嗎？隻不過是不肯做罷了。

“堯、舜的道理也隻是‘孝’、‘悌’二字。如果你穿著堯所穿的衣服，講堯所說的話，做堯所做的事，那你和堯就一樣了。如果你穿著桀所穿的衣服，講著桀所說的話，做著桀所做的事，那你就和桀一樣了。”

孟子教育弟子，不說無能隻說不為，凡事力行就可以了。孟子還經常告誡門人，千萬不要因私欲而失掉本心的義，一定要時時省察。

孟子說：“魚是我最喜歡吃的東西；熊掌，我也喜歡。如果兩種東西不能同時得到，就舍棄魚取熊掌。我很看重自己的生命，也想堅守義，兩件事如果不能兼顧的話，寧可舍棄生命而取義。

“我想保持生命，但是還有比生命更要緊的事情存在，所以不能苟且偷生。我憎惡死亡，但還有比死亡更讓人憎惡的事情存在，所以遇到禍患就不逃避。如果人們想保持的、最重要的是生命的話，那麽凡是能夠保住生命的手段就都可以用。如果人最憎惡死亡，那凡是能夠逃避禍患的方法就都可以做。有方法保住生命，但不肯用；有方法逃避禍患，但不肯做，這就是為了大義。因為人所想保持的還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人所憎惡的還有比死亡更嚴重的。不僅賢德的人有這種存心，其實人人都有，隻是賢人不讓它喪失罷了。

“譬如說，一竹籃飯，一小碗湯，吃了就能活命，吃不到就會餓死。如果嗬斥叫罵著別人，即使是饑餓的行路人也不會接受。如果更惡毒地用腳踢別人，那就連討飯的乞丐也不屑理睬了。

“比方我有一萬鍾的俸祿，如果不從禮義上分辨它應得不應得，就接受，那這一萬鍾的俸祿對我有什麽好處？為了有華麗的屋宇、妻妾的侍奉，還是窮朋友們得到我的周濟而心生感激？如果不是為了這些，那從前寧可餓死也不肯接受，如今為了華麗的房子接受了；從前寧可餓死也不接受，如今為了妻妾成群接受了；從前寧可餓也不接受，如今為了周濟窮朋友讓他們心生感激而接受了。難道這些就不能放手不做嗎？這就是喪失了本來的良心啊！”

孟子和孔子一樣對學生誨人不倦，有問必答。不管問話太過率直，還是膚淺，他都不輕視，仍然仔細分析，詳加解答。所以，他與弟子之間的的情誼，親如家人。孟子經常勉勵弟子們要奮發努力，他最痛恨那些自暴自棄、墮落沉淪的人。

他說：“自己放棄人格的人，不能與他談論道理；也不能和他有所作為。一個人開口就說自己不識禮義，叫自暴；以為自己不能處仁行義，叫自棄。其實，仁是人類最安穩的住宅，義是人類最正大的道路。而現在的人，卻放著安穩的住宅不去住，舍棄正大的道路不去走，真是可悲啊！”

孟子很討厭所謂“鄉願”一類的人。

有一次，萬章問孟子，怎麽樣叫做狂？

孟子說：“像琴張、曾哲、牧皮這一類人，就是孔子所說的狂了。”

萬章說：“為什麽說他們狂呢？”

孟子說：“他們誌氣太高、言語太誇張，看不起現在的人，一開口就說古時候怎樣怎樣。但是他們的行為又掩蓋不住他們的大話。”

萬章說：“從前孔子曾說：‘走過我門口卻沒進我的屋子，而我並不引以為憾，但是那些假裝忠厚的鄉願一類的人是戕害道德的害蟲！’請問老師，怎樣的人才算得上是鄉願呢？”

孟子說：“鄉願譏笑狂士們何必誌氣那麽高？言辭不顧及行為，行為不顧及言論，開口閉口古時候的人如何。活在世界上，就按照世上的流俗做人，隻要大家說好就可以。自己做事總是遮遮掩掩的，希望能夠討好世人，這就是假裝忠厚的鄉願啊。”

萬章說：“既然當地人都說他是個忠厚的人，那不論他到了哪個時代也不應該不是個忠厚人，孔子為什麽要說他是道德的害蟲呢？”

孟子說：“如果要把他的不是列舉出來，也舉不出什麽大錯；要責備他的行為，也沒處可責備。他隻是被下流風俗同化了，一味地迎合著卑汙的世風。他的居心，似乎是忠厚可信，行為似乎清正廉潔，大家都很喜歡他，他自己認為也不錯，但這與堯、舜之道完全相悖，所以說是戕害道德的害蟲。

“孔子說過：‘我最嫌棄討厭那些似是而非的東西。討厭地裏的雜草，因為它會混亂禾苗；嫌棄自作聰明的人，怕他會混亂義理；嫌惡伶牙俐齒的人，恐怕他會混亂信實；嫌惡鄭國的**聲，怕它會混亂雅樂；嫌惡紫色，是怕它會混亂朱紅的正色；嫌惡假裝忠厚的鄉願，是恐怕他混亂了真正的道德啊！’所以，君子回到大道上就可以了。大道如果正，百姓們自然會感動奮發起來。百姓感動奮發了，就不會有鄉願一類的邪僻行為了。”

孟子在這段教學生涯中，他心境平淡、安詳，因為他正在享受著“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人生樂趣。

他說：“君子教誨人的方法有五種：一種是像及時雨對草木一樣；一種是就他的本性淳厚而成就他的德行；一種是讓他的才能發揮出來；一種解答他所提出的問題；一種是私自掇取君子的善言善行，修養自己。”

因材施教，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所遺漏。孟子說過，教誨人的方法很多，不屑於教誨實際上也是在教誨。孟子勉勵弟子不要對現實的苦難屈服，因為人之所以能夠成大功、立大業，都是經過了一番磨煉和試探的。他說：“當初舜於田畝間發跡，後來成為天子；傅說原來是築牆的工人，後被舉用為相的；膠鬲之前是魚鹽商販；管夷吾則是在監獄中被舉用的；孫叔敖是隱居海邊被舉用的；百裏奚是在市街上做買賣時被舉用的。所以上天如果想要把重責大任交給某個人，必使他心誌困苦，筋骨勞碌，軀體饑餓，身體窮乏，以此來擾亂他的行為，讓他的行為都不順，目的是激發心誌，鍛煉他堅韌的性情，增長他所欠缺的能力。

“一個人本來就難免會犯錯誤，然後再改正。心誌困頓不暢，思慮不順，然後才能奮發振作。察看人家的臉色，聽人家的聲音，才能有所覺悟，通曉道理。國家也是如此，如果國內沒有守法度的世臣和輔佐的賢士，外麵沒有敵對國家和外來禍患，那這個國家往往會滅亡。”

這就是孟子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名言。

因為看到人民遭受戰爭禍亂的影響，孟子非常痛心，所以他極力反對戰爭。

孟子曾說：“《春秋》中所記載的戰爭都不合理。不過，戰爭雙方，其中一方比另一方略好一些，倒是有的。所謂的‘征’就是天子討伐有罪的諸侯，但是敵對的諸侯國之間是不能互相討伐的。

“征的意思是正，人們處在暴君的苛虐之下，希望有人來匡正他們的國家，民心所趨，還用得著戰爭嗎？”

孟子曾批評好戰的惠王：“惠王真是不仁啊！凡講仁道的人，是把自己所愛推到自己所不愛；而不仁的人，就由自己不愛的推到自己所愛的。”

公孫醜不明白該話的真實意義，他問孟子：“這話怎麽講？”

孟子解釋：“惠王為達到爭奪土地的目的，不惜塗炭百姓，強迫他們去打仗，但是大敗而歸，他便一心想要報複，但怕不能取勝，就驅使他的子弟們拚死去戰。這就是以不愛惜疏遠人的心來對待自己所愛的親近的人身上。”

對那些不行仁政、隻圖富國強兵的諸侯，孟子一向痛斥。

孟子說：“從前冉求在魯國做季氏的家臣，他沒有讓季氏的不良行為得到改善，但是對百姓米穀的征收反而比往日增加了一倍。孔子氣憤地對弟子們說：‘冉求不是我的門徒，你們可以大張旗鼓去攻擊他。’可見，國君不施仁政，做臣子的反而幫著他搜刮民財，這些都是孔子所棄絕的人。更何況是那些專仗兵力強大，喜歡戰爭的人呢？他們為了爭奪土地而打仗，死的百姓堆滿了田野和城池。這些人的罪惡豈可一死了之？所以，最擅用兵的人該受極刑；聯合諸侯興兵相爭的人，可減一等；開辟荒地、盡力增加打仗資本的人，再減一等。”

在孟子看來，那些黷武好戰的人，簡直罪可當死，可惡至極！

孟子進入暮年後，無論在學問還是道德修養上，都已達到完熟境界，他的言論更富有哲理，深邃而廣遠。

徐辟問孟子：“從前孔子經常讚歎流水，說：‘水呀！水呀！’我就不明白，流水有什麽值得讚許的？”

孟子說：“有根源的泉水，滾滾湧出，晝夜不停，注滿低窪地區後，又繼續奔流，一直流到大海洋裏。而學有根本的君子，能夠自強不息，循序漸進，不到達善的境界絕不中止，不正如同這流水一般嗎？孔子取的就是它這點。如果沒有根本來源，就像那七八月降下的暴雨，田裏的小溝和水道會突然間滿溢，但是隻要稍作等候，它很快就又幹涸了。所以，外麵的虛名如果超過了自己的實學，這在君子看來是可恥的事情。”

一天，公孫醜忍不住問道：“老師的大道固然高明，但是學道的人，卻像登天一樣難，似乎永遠也趕不上。老師何不降低一些，讓它變成可以做得到，也好讓我們天天勤勉學習呢？”

孟子說：“一位好的木匠師傅不會因為徒弟笨拙就改變或者廢棄他用墨線的方法；後羿也不會因為學射箭的人笨拙就改變他拉弓的方法。君子教人學道，和教人射箭一樣，就是拉滿了弓，但不發箭，然而發箭的情勢已躍躍而出。所以君子隻在折中的地位立個法則，能夠學的人，跟著他去做就是了。”

孟子50歲開始周遊列國，十多年後又退隱回鄉，從事教學寫作工作，轉眼間，漫長的20年又過去了。公元前289年，這位被後世尊為“亞聖”的孟子永遠地安歇了，享年84歲。

孟子去世後，他的門人遍布鄒、魯、齊、宋、滕、晉、楚等國，大多都秉承了孟子的遺誌侍奉諸侯。但是，戰國時代人人競尚功利，使得孟子的學說並未受到太多的重視。

司馬遷曾慨歎地說：“餘讀孟子書，至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嚐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可見後人對孟子的評價之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