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君無敵”諫梁君
魏國的開國之主是魏文侯，他禮遇學者的開明作風在列國聞名。到了他的孫子惠王，是一位雄心勃勃的野心家，中原諸國中首先稱王的就是他。
惠王因無法忍受秦國的威脅而遷都到大梁（今河南開封），所以又稱“梁”。梁在軍事上連遭挫敗，先後被齊、秦擊敗。這位野心勃勃的惠王發憤圖強，希望重振雄風，於是便向外發出求賢的呼籲。
孟子聽了這個消息，認為機會來了，便決定率弟子們前往大梁。當時孟子已經53歲。
孟子一行人走到名叫石丘的地方，遇見了一個宋國人。這個宋國人是一位非戰論者，名叫宋輕，孟子很尊敬這位前輩，於是恭敬地向他詢問：“不知先生將去往哪裏？”
宋輕說：“聽說秦、楚兩國正準備出兵交戰，我要到楚國去晉見楚王，勸他罷兵。楚王不願聽的話，我就去見秦王，勸他罷兵。我想兩個國王，總會有一個聽我勸告的。”
孟子說：“我不想知道詳細情形，隻是想聽大概的意旨，您究竟打算怎樣去勸說呢？”
宋輕說：“我會告訴他們有關交戰的不利情況。”
孟子說：“先生的誌願是很偉大，但是先生所提倡的理由使不得。先生準備用‘利’字去勸說秦、楚兩國君王，如果秦、楚兩國君王都貪利而停止出軍，三軍將士們也因貪利而喜歡罷兵。那臣子們都心懷利念侍奉君上，做兒子的心懷利念侍奉父親，弟弟心懷利念侍奉哥哥。這樣一來，君臣、父子、兄弟之間最後都會拋棄仁義，大家都為了‘利’互相交接了。到那時，國想不亡都難了。
“如果先生用仁義勸說秦、楚兩國君王，秦、楚兩國君王都因仁義而停止出軍，三軍將士也為了仁義而停戰罷兵。臣子懷著仁義之心侍奉君上，兒子懷著仁義的思想侍奉父親，弟弟心懷仁義侍奉哥哥，這樣一來，君臣、父子、兄弟間都拋棄了利的念頭，懷著仁義之心相互交接，還怕不能統治天下嗎？何必一定要強調一個‘利’字呢？”
孟子抵達大梁時，惠王很興奮，用上賓之禮招待他們。初次見麵，惠王便直接問道：“您老人家不遠千裏而來，難道有什麽妙計可以為我國謀利？”
孟子回答：“君王為什麽總說‘利’字呢？除了利，還有‘仁’、‘義’二字呢。假如國君這麽說，那大夫們、一般的讀書人和老百姓都這麽想，這樣上下都為利而爭，國家不是更加危險了嗎？在有兵車萬輛的國家裏，殺天子的，一定是天子屬下享有采邑、分掌兵車千輛的公卿；擁有兵車千輛的諸侯小國，弑殺君王的，一定是掌有采邑、分管兵車百輛的大夫。從萬輛兵車裏取千輛，從千輛兵車裏取百輛，算是不少了，如果臣子不講仁義，隻以私利為重，那一定是不篡奪君位就不滿足了。但是講仁愛的人一定不會拋棄父母，也不會把君上拋在腦後。所以還是請君王談談仁義吧，利就免了吧！”
惠王聽了孟子的一番話，心裏當然不是滋味。但是當時社會，盛行實利主義，這已經成為風氣。因戰國時期諸侯國之間彼此攻伐，難有寧日，不管大國小國，都全力謀取富國強兵之策，內政設施或外交謀略的運用都希望迅速有效地見到實際成果，也就是所說的“實利”。難怪有人會用利去勸說秦、楚兩國罷兵言和，而惠王一見到孟子也以利相問。
孟子認為隻求達到罷兵目的就以利引誘，這是不對的，因為這樣一來，它所帶來的弊害比當前的利益更大。惠王的求利思想隻能讓世局更加混亂，所以孟子直接說出如果一個國家上上下下都交相奪利的話，這個國家就很危險了。
孟子認為如果想要在擾攘混亂的世局中建立一個新秩序，就要從根本著手，把仁義思想深植人心，讓人們從內心自覺遵守社會秩序，那樣社會才會安定和諧。孟子是一位擇善的學者，他認為這是一種認知，從不改變也不妥協。
一心想要強國的惠王，第一次與孟子見麵便被教訓一頓，心裏雖然不悅，但是想孟子一代賢人，又是學者，即使他那一套不合時宜，但在道理上是無可辯駁的。所以他對孟子仍然很禮遇，經常邀請他進宮，商討為政之道。
有一次，孟子去見惠王的時候，惠王正站在園圃的池塘邊上欣賞他所豢養的一些鴻雁、麋鹿。
他問孟子說：“講仁義的國君，也喜歡玩賞這些鳥獸嗎？”
孟子回答說：“因為是賢君，才會享受這種樂趣；那些不賢的國君，即使有了這些東西，也不能享受並從中感到快樂的。《詩經》上曾稱讚文王：‘文王開始準備建造靈台，他還在計劃如何布置、營建時，百姓們知道了，便一起動手建造，沒幾天就完成了。’文王本沒想急著完工，但是眾多百姓像兒子侍奉父親一樣都趕來幫忙，所以很快就建造竣工了。文王在靈囿裏遊玩，看到鹿安靜地伏著不動，全都是肥滿光澤；鳥兒的羽毛也都潔白幹淨。文王走到靈沼旁遊玩，看到滿池子的魚兒活潑地遊來遊去。
“文王用人民的勞力修築高地和深池，人民反而快樂歡喜，把這個台稱為‘靈台’，池稱為‘靈沼’。園裏有大大小小的鹿。池子裏有魚和鱉可供欣賞。這是因為古時候的賢君能夠與百姓同樂，那樣他自己也能充分享受這份快樂。
“《書經》上記載著人民對夏桀的怨恨情況，他們在暗地裏都說桀就像頂在他們頭上的烈日一樣的暴君，他們都盼著他滅亡，哪怕是和他一同滅亡也願意。人民對他怨恨到了這種地步，即使有台池鳥獸，他能獨自享樂嗎？”
惠王聽了，覺得很有道理，不由得頻頻點頭讚許。然後，他們兩個相攜回到宮內，惠王感慨道：“對於國政，我可以說是把全副心力都用上去了。如果河內有地方發生饑荒，我就把河內少壯人員遷到河東，再把河東的米糧運到河內，用來賑濟留在那裏的老弱婦孺。如果河東發生饑荒，也可用同樣的辦法。但是我看見鄰國的君主，沒有像寡人這樣用心愛民的，鄰國的人民也不見得減少，而我國的人民也沒有見增多，這是什麽緣故呢？”
孟子回道：“君王您喜歡談論戰爭，那我們就以戰爭來比喻吧。當戰鼓咚咚，揮軍進擊時，兵器一接觸，就丟棄了盔甲，拖著兵器敗下陣來，有的逃跑一百步站住了，有的逃五十步就站住了。那些逃了五十步的人反過來還笑逃了一百步的人膽子太小，您說應不應該呢？”
惠王說：“當然不應該，逃一百步與逃五十步同樣是逃啊。”
孟子說：“君王知道了這個道理，就不必希望人民的數目比鄰國多了，反正都是一樣。隻要不耽誤農家耕作的時令，五穀就吃不完；不把細密的漁網撒到低窪裏，魚、鱉就吃不完；在適當的時令，到山林裏去砍伐，材木就用不完。
“五穀和魚、鱉吃不完，材木取之不盡，這就能讓人民在養生送死方麵沒有缺憾，能做到這些，便是推行王道的開始了。再進一步，讓每戶農家在他們住宅的牆邊上種一些桑樹，用來養蠶，那五十歲的人就能穿綢緞衣服。另外再飼養一些雞、狗和豬，那麽，七十歲的老人日常就能吃到肉了。配給每家一百畝田，不要分配其他的差役影響耕作的時令，那幾口人的家庭就不怕會挨餓了。然後再慎重地辦理學校的教化，要教他們孝順父母、恭敬兄長，那頭發斑白的老人就不用親自肩挑背負地在路上辛苦了。
“七十歲的人能夠穿綢吃肉，年輕人不會挨餓、受凍，這樣子了還不能稱王於天下，那是絕對不可能的事。
“但是現在的國君們，在五穀豐登、糧食過剩的時候不懂節省，連豬、狗也用人吃的糧食喂養，卻不記得收購餘糧，以防饑荒時用。遇上了荒年，路上都有了饑死的人，還是沒有打開穀倉，拿出存糧救濟饑民。人民被餓死了，還推諉說：‘不是我的責任，是遇上了荒年。’這就如同拿刀殺人，卻說不是我殺的而是刀子殺死的一樣。隻要君王能負起責任，不以凶荒之年推脫責任，那普天下的人民都會來歸服的。”
惠王謙恭地說：“寡人願意接受教誨。”
孟子又反問：“用木棍殺人和用刀子殺人，有什麽不同？”
“沒有。”
“用刀殺人和用暴政殺人，有什麽不同？”
“也沒有。”
孟子接著說：“如今好多國君的廚房裏有肥肉，馬廄裏有肥馬，但人民臉上卻露出了饑餓的樣子，在荒地裏有餓死的屍體。這種豢養禽獸，餓死人民的做法，和率領禽獸吃人是一樣的！這能算是人民的父母嗎？孔子曾說過：‘第一個製作殉葬木偶的人，他將永遠地斷子絕孫。’因為他製作的木偶和真人太像了。殉葬木偶製作得太像真人，都要受到孔子的斥責。那國君怎麽能把人民活活餓死呢？”
當時各國諸侯都競相擴展勢力，爭搶地盤，動不動就出兵征討，殺來殺去，最苦的就是平民百姓。因為浩大的戰爭費用來自於人民賦稅的加重，兵則來自於年輕力壯的男子。
即便沒有戰爭，人民的日子也不好過。君王們的驕奢**逸、隻知享樂，無止境地揮霍來自於對民財的盡量榨取。結果廚有肥肉、廄有肥馬、園圃裏豢養著珍禽異獸，荒野裏到處能看到餓死的百姓。深居宮院、高高在上的君王根本不知道民間疾苦，隻知洋洋自得地欣賞花草鳥獸。這一切，讓孟子看了，怎能不令他義憤填膺。
孟子並不是為了求取個人的高官厚祿，他是想勸說居高位的君王能除去暴政，體恤人民疾苦，所以在為民請命。惠王不懂反省，還在為自己辯護說，他對國家已盡不少心力。孟子也毫不客氣地指出，他這樣施行小惠，與別的國君比起來，隻是五十步與百步的區別而已。孟子還進一步告訴惠王，要如何愛護百姓，如何不失農時，如何教化人民，才能讓天下歸服，達到王道之治。
孟子提出了行王道、施仁政的政治理想，希望能說服滿腦子功利思想的惠王，這注定是要失敗的。不過，他不氣餒，仍在盡力而為。
還有一次，惠王請孟子入宮，問他該如何報仇雪恥，他問道：“魏國本是普天下最強大的國家，但是到了我手上，在東方被齊國打敗，連我的長子都在戰爭中被俘而死；在西方又割了700裏的土地給秦國；在南方還要受楚國侮辱。這些事讓寡人覺得無比羞恥，真想振作起來，為那些戰死的人報仇雪恨，可是，我要怎麽做才能達到目的呢？”
孟子回答說：“即使是方圓隻有100裏地的小國，也能稱王天下，何況你這大國呢。君王隻要能夠對人民施行仁政、減輕刑罰、少征賦稅；教人民辛勤耕作，努力生產；讓年輕人在空閑時候，學習忠孝的道理，在家侍奉父兄，在外麵侍奉長上。到那個地步，即便讓他們拿木棍做武器也能痛擊秦、楚兩國的精銳部隊。
“而敵國的國君，因為奪了人民的耕作時間，使他們不能耕田鋤草，沒有收獲養活父母，父母挨餓受凍，兄弟妻子離散四方去謀生。敵國的國君把人民推進水深火熱中，人們自然會怨恨。如果君王在這個時候去討伐，恐怕就沒人會與君王為敵了。古人說，‘仁君無敵於天下’，這話說得很對，請君王不要懷疑。”
孟子看出了惠王擴張領土的野心，所以便用施行仁政的道理加以勸諫。孟子指出，隻要減刑罰、輕賦稅，一方麵增加農業生產，一方麵教導人民忠孝之德，即便是小國，照樣能稱王天下。孟子所謂的“仁者無敵”思想很進步，“仁者”就是指君主。君主好比“為民父母”，他必須要有愛民之心，行為上不能放縱，君主如果背德違仁，那是沒有資格做君主的。
但是野心勃勃、功利心很強的惠王怎麽能聽得進孟子的這番說教，在他看來，孟子的主張是“迂遠而疏於實情”。孟子也發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在梁國沒有發揮的餘地了。
他曾因此向弟子們感慨：“對不講仁德的人，怎麽能跟他講仁義的道理呢？他的本心已經被私欲遮蔽了，顛倒錯亂，明明很危險，但他卻當做安全。明明災禍即將來臨，他卻看成有利，就喜歡做那些荒**暴虐的亡國行為。如果對不講仁德的人能夠講仁道的話，他又怎麽會弄到國亡家敗的地步呢？
“從前有小孩子唱說：‘滄浪的水這麽清澈，能洗我的帽纓；滄浪的水這麽混濁，能洗我的髒腳。’孔子聽後，對弟子們說：‘你們聽聽，水清就用來洗帽纓，水濁就用來洗髒腳。用來幹什麽，都是因為水本身的清或濁啊！’大凡一個人，一定是自己先輕慢了自己，然後才受別人欺侮的。一個家庭，一定是自己先毀壞，別人才敢去毀壞它。一個諸侯國，也是因為他先征伐別國，然後別人才來攻打它的。《書經·太甲篇》說：‘天降的災禍，可以躲避；自己造了孽，那就活不成了。’說的就是這種情形啊。”
弟子們了解老師的心情，個個低頭不語。
孟子接著說道：“夏桀和商紂失去天下的原因是他們失去了人民。他們怎麽會失去人民的？因為他們失去了人民的信仰心。想要得天下，是有一定道理的；想要人民歸服，也有一定道理，那就是得到人民的信仰心。怎麽得到人民的信仰心呢？那就是給人民所需，拋棄人民所厭惡反對的。
“人民歸服仁君，和水往低處流、野獸往曠野走是一個道理！所以，把魚趕向深水的，就是吃魚的水獺；把鳥雀趕往樹林的，就是吃雀的鸇鳥。替商湯、周武王趕人民去歸服的，就是那殘害人民的夏桀和商紂啊！
“現在如果出現一個樂意施行仁政的國君，那各國諸侯都趕人民去歸服他了，即使他不願稱王於天下，也是推辭不掉的。現在那些想得到天下的人，好比患了七年的頑疾，然後去尋找收藏了三年的陳艾一樣，如果不事先預為儲存，即使耗費一生光陰，也找不到。所以說，現在那些想稱王天下的人，如果不立誌施行仁政，那他的一生就徒然生活在憂愁和恥辱中，最後必將會到身死國亡的慘境。
“《詩經》上說：‘怎麽會有好結局呢？隻有大家一塊陷溺於禍亂、死亡中了。’就是這個意思啊！”
孟子到大梁的第二年，惠王去世了，襄王繼位。這時，孟子把自己的理想寄望於襄王。孟子認為這位年輕的君主也許會比較有朝氣和幹勁，所以，他求見了繼位不久的襄王。
襄王一開口便問：“要怎樣才能安定天下？”
孟子回答：“天下統一後便會安定。”
“誰能統一天下呢？”
“不愛殺人的國君，就能統一天下。”
“誰會歸服不好殺人的國君呢？”
“天下都會歸服他的。君王知道秧苗嗎？如果在七八月間久不下雨，就會枯萎。假如天上來了一片烏雲，隨即下了一陣滂沱大雨，那這些即將枯萎的秧苗就會立刻蓬勃複蘇了。國君如果能像及時雨一樣解救人民困難，那還有誰能阻止人民來歸附你呢？
“如今天下的國君都喜歡殺人。如果出現了一個不喜歡殺人的國君，那天下人民，一定會伸長了脖子盼望他。能這樣的話，人民歸服他，就如水往低處流，是沒人能阻止得了的。”
孟子雖然對襄王說了這番道理，但他心裏有些失望，他事後對別人說出了對襄王的印象。孟子說：“襄王遠望去毫無風度，根本不像是個國君；走近他，更覺得他絲毫沒有威嚴，不讓人敬畏。”
孟子的仁政沒有用於惠王，繼任的襄王在孟子眼裏，也是一個無所作為的人。所以他打算離開大梁，再去齊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