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拉與“自然主義”

1875年4月，莫泊桑收到一本左拉的小說，名叫《穆雷教士的過錯》。左拉比莫泊桑大10歲，是當時法國文壇的主將。

左拉早期曾醉心於豪華、放縱的傳奇文學領域，如雨果的曆史小說和詩歌、莫西特的歌劇、勒弗爾和拉馬丁的尚古神秘詩等。他早期作品短篇小說集《妮儂的故事》、長篇小說《克洛德的懺悔》，都脫不開對浪漫主義作家的模仿。

後來，左拉對現實主義和自然主義逐漸產生濃厚興趣。從19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左拉提出了自然主義創作理論，主張以科學實驗方法從事文學創作，按生物學定律描寫人，無動於衷地記錄現實生活的一切方麵。他強調深入體察社會，大量掌握生活素材，所遵循的基本上還是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

法國作家左拉

在寫實文學方麵，龔古爾兄弟已經做了先導，他們寫過幾篇曆史性的專論和文藝評論，描繪勞工階級的形象和社會價值情勢，頗為感人。龔古爾兄弟在1865年出版的一部名叫《熱曼妮·拉瑟頓》的小說，描述一位女傭熱曼妮生活的痛苦。為了描述逼真，龔古爾兄弟也像福樓拜一樣，真實地刻畫了書中角色的形象。他們常帶著筆記本，親自到低級舞廳、監獄、醫院去探訪。他們還費時費力地研究熱曼妮的性格，又從許多病例中探討酒鬼的生活情形。

左拉的許多作品也是根據史實來寫的，而他1871年所寫的係列小說《盧貢—馬卡爾家族》則是借醫藥書刊的幫助而完成的。左拉效仿巴爾紮克的《人間喜劇》，要反映這整個曆史時代。這部巨著以女主人公阿·福格為中心，從她兩次結婚所生的後代來證明遺傳和環境對人的影響。它的題材非常廣泛，涉及法蘭西第二帝國和第三共和國時期的政治、經濟、軍事等各個方麵，出場人物有1200多個。雖然自然主義的理論影響了這部作品的社會意義，但作者還是成功地描寫了19世紀後期法國社會的生活畫麵。

左拉在寫作《盧貢—馬卡爾家族》係列小說之前，已分別寫過兩部這種近似科學手法的小說，如1867年的《黛萊絲·拉甘》和1868年的《瑪德蘭·費拉》。左拉在小說的情節構思和人物塑造上都突出了生理因素和遺傳因素，在探討人物悲劇的成因時，不強調社會因素，僅強調生理因素起決定性的作用。在這兩部小說的前言中，左拉聲稱，他對書中角色的描寫，像外科醫生對待病人一樣，予以公平精確的描述，不考慮什麽道德和迷信。

由於工業革命的來臨、鐵路的發達，以及他對科學理論與實驗的濃厚興趣，左拉決心要把科學帶進文學領域裏去。他繼續以“科學”作為他的工具和武器，寫出前所未見的下層生活麵貌來震撼那些愚昧而勢利的中產階級。這便是所謂的“自然主義派”的重要由來。那個年代的青年作家，包括莫泊桑在內，都對“自然主義派”心悅誠服。

莫泊桑在看完《穆雷教士的過錯》後，高興得不得了，馬上回了封信給左拉：

您的大作我剛拜讀完畢，這的確是一本優美而且引人入勝的好書，很少有書能給我這麽深刻的印象，難怪原先批判您的那些報紙，現在也轉而對您敬仰佩服了。我把整本書看完之後，愛不釋手，然後再次品嚐其中妙處……

盡管莫泊桑對他那部《穆雷教士的過錯》讚揚有加，左拉卻並未因它而功成名就。真正使他蜚聲巴黎的作品是一部專門以勞工階級為背景的《小酒店》。這本書起初是在報紙上連載的，在連載時便有人指責，左拉把勞工階級描述得大低級、太刻薄了，左拉隻好將故事轉往更自由、更開放的《國家》雜誌上登載，不料同樣遭到禁載的命運，最後再轉到他朋友孟代斯的《文學共和國》雜誌上刊載，直到整個故事完成。最後整部書出版時，報紙的編輯怕引起讀者的反對，還為這部小說的出版作了一個說明。

事實上，每一家報紙和每一位名評論家，都對這部作品展開了口誅筆伐。故事敘述的是，洗衣女工綺爾維絲原來是個積極進取的青年，結婚後開了家洗衣店，婚後生活的逐步改善使她和她丈夫古波慢慢墮落——她開始講究排場，好吃懶做，而她丈夫則開始酗酒，這使他們一步步滑向深淵。先是洗衣店倒閉，後是綺爾維絲受盡羞辱，窮苦潦倒而死。小說中綺爾維絲與其他的洗衣婦在洗衣房打架的情景，以及對工人階級的粗鄙話語的描述，對習慣了雨果傳奇故事，以及喬治·桑田園風情詩的讀者來說，當然是難以接受的。

於是一群愛好浪漫主義文學的評論家，與一群以科學精神寫作的自然主義派之間終於爆發了一場論戰。在左拉與報紙和評論家辯論的時候，他的這本書銷量劇增，在1877年一年中，他這本書已經印刷了38次。

與此同時，左拉的另一部名著《娜娜》於1880年3月出版，書中描述了綺爾維絲的女兒娜娜的命運。這本書的銷量甚至超過了《小酒店》。由於書的熱銷，左拉也成了有錢人。1878年，他不僅在巴黎波洛街買了公寓，還在郊區梅塘購置了別墅。

在與保守派的論戰中，左拉贏得了最後勝利，他也因此成為一群作家的首領。這一時期，莫泊桑也受他的影響，慢慢放棄了對曆史傳奇文學的興趣，轉而寫作現實和諷刺作品。

“自然派”的成員每周四晚上都在左拉家後麵的一間小館子裏聚餐。這些成員大致有保爾·阿萊克西、昂利·塞阿、萊昂·埃尼克、於斯曼和莫泊桑。另外，也有些臨時訪客，大都是青年藝術家。

有時候他們也到各成員的家裏去聚會，包括莫泊桑在卡勞左街的住處。這個地方小得可憐，他們聚會時，椅子隻好堆到碗櫃裏去。1873年8月1日，於斯曼撰文回憶說：“我們的談話如同我們咽下的食物，常常粗陋得很，但是氣氛總是活潑的，尤其是莫泊桑，每次他一到，就成了聚會中的靈魂和生命。”

1878年以後，這種餐會被改名為“牛肉晚餐”，自從改供這種飯菜之後，氣氛也就與前不同了。他們又從小館子移到了大飯館，會餐的人員除了左拉那一幫追隨者之外，還有小說家保爾·包格、詩人弗朗哥·考彼以及印象派畫家塞尚和馬奈等。隨後，這個聚會又遷移到左拉的梅塘別墅裏去了。於是左拉夫人要以豐富的酒菜招待這些客人。酒足飯飽後，他們便徹夜暢談文學。

其實早在1874年年底，福樓拜、龔古爾、屠格涅夫和左拉等人，就每月一次在咖啡店或別的地方聚餐，他們稱之為“被噓下台的作家晚餐”，因為他們的戲劇都已不在戲院上演了。

除了梅塘別墅的聚餐外，1877年4月13日，他們在巴黎的一家餐廳舉行了更盛大的聚會。這次聚會中，福樓拜、龔古爾也參加了。龔古爾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

今晚於斯曼、塞阿、埃尼克、阿萊克西和莫泊桑等“自然派”或“寫實派”的青年作家們，都在這次招待晚宴中，稱福樓拜、左拉和我為現代文學的三位領袖。這是一支新形成的文化隊伍……

龔古爾雖然對自己被邀請參加這次晚宴感到榮幸，但是敏感而自負的他見到左拉的作品中有剽竊他的寫作技巧和結構的成分，難免感到不快。

福樓拜之所以參加這個晚宴，是因為莫泊桑的勸說。他這個“克魯瓦塞的隱士”從來就不相信什麽派別運動。左拉作品中對下層階級作缺乏文藝形式和美的寫實表達，使這位保守的隱士很難接受。福樓拜雖然對左拉的“自然主義”不以為然，但是當他在左拉的小說中發現生動有力的描述時，他也對這個36歲年輕作家的才華感到佩服。福樓拜之所以來參加這次晚宴，除了莫泊桑的勸說，還因為他愛好美食，而且最近他的心情煩悶，想趁這個機會與朋友輕鬆一番。

這次晚宴因為有法國當代文壇長輩參加，加上報紙的大力渲染，《文學共和國》雜誌更是宣稱4月13日為文壇的大日子。有了這些渲染，左拉及他的追隨者獲得了大量的出版機會。他們的勝利對法國當時的文學趨勢產生了重大影響。再也不是左拉一人在為“自然主義”搖旗呐喊了，這位《小酒店》的作者，已獲得青年一代和老一輩作家們的集體擁戴了。

希望成名的念頭驅使莫泊桑去接近左拉，並加入他的圈子，這情形正如他之前想獲得福樓拜的協助而與他接近一樣。“自然派”者描繪角色，根本不考慮什麽文體、道德和心理狀態，而隻從事物的外表來描寫。這種風格並不適合這位曾經受過福樓拜教導的青年。

這一點，莫泊桑一開始就感覺到了。當他的《往昔的故事》上演時，莫泊桑便對福樓拜報告說，左拉及他的門人並不喜歡他這種傳奇故事和貴族事跡，他們認為這些違背了“自然派”的精神。塞阿參觀過表演後寫道：“我們應邀去參觀過了，但沒什麽興趣。我們在爬上舞台去向莫泊桑道賀後，便一起到戲院去觀看《小酒店》第40集的演出。”

但是，為了鞏固自己的利益，莫泊桑隻好繼續與他們為伍。事實上，左拉的運動確實對莫泊桑的成功大有幫助。1877年2月，左拉的《小酒店》正在流行，莫泊桑仍在寫他的曆史劇。他寫信給他的朋友賓康：

我身處的這個文學圈，人人都討厭詩歌，但是詩歌對寫作大有裨益，這個想法不會錯。我在戲劇與小說方麵，被迫站到了“自然派”的隊伍裏，因為這種作品越是寫得多，就越容易被人接受……別人都認為這是對的，但是總有一天，會有一種新的形式來取代它吧……

顯然莫泊桑是想利用“自然派”的出版圈，獲得更大的利益。但是不幸的是，左拉的小說《娜娜》出版以後，也引起了一股新的反對浪潮，有些激烈的群眾也開始批評莫泊桑在報紙上刊登的兩首詩。幸虧有福樓拜的辯護，證明他的詩中的文學價值，莫泊桑才沒有被卷入更大的風波。

莫泊桑參加過“自然派”的聚會，當左拉的小說《小酒店》和《娜娜》在戲院演出時，莫泊桑也到場觀看。莫泊桑甚至幫左拉買了一艘船，取名為“娜娜”，並於1878年7月，在封丹和埃尼克兩人的協助下，把這條船由49公裏外的比桑，送到左拉的鄉村別墅。

起初左拉的別墅小得可憐，他把它形容為“兔子窩”。直到1878年夏天，左拉才把房子擴建，在旁邊添建了一座四方塔形的房子，從花園中可遠眺河流的風景。左拉發跡之後，他大部分的時間住在“梅塘別墅”接待賓客，與門人聚會，也不去巴黎了。偶爾他的門人乘坐 “娜娜”號在河上遨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