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故鄉

拜倫回國後，就忙於辦理一些事務和會見一些朋友，旅途中的憂鬱因為忙碌一掃而空。經由朋友的介紹，拜倫同意將自己的詩集委托給約翰·馬雷出版。不過，他仍不願意將自己的名字刊登在詩集的封麵上。馬雷是一位著名的出版商，他具有準確的判斷力和積極的進取精神。在這之前，他曾為很多當代名家出版過作品。

拜倫一麵進行出版詩集的準備工作，一麵處理債務。然而，不可思議的是，他的債越還越多。

8月初，拜倫突然接到母親生病的消息，他不得不放下一切，不過他沒有立即趕回紐斯台德，一方麵是因為他和他父親有相同的想法，認為和母親“保持一些距離”才能夠和諧地相處；另一個原因是，他身無分文，必須向漢森先生借40英鎊旅費。不料，動身前夕，有消息傳來：他的母親已經逝世了。

剛聽到這個消息時，拜倫並沒有特別激烈的反應，但是，回到紐斯台德後，一種失落感立即湧上心頭，一個女仆發現他在陰暗的屋子裏，麵對母親的遺物，低低地啜泣：“你是我在世上僅有的一個真正的朋友，可是，你卻已經去了！”

拜倫在整理母親的遺物時，發現她收集了許多有關他詩集的評論和詩集出版時的廣告，在這些資料旁邊還有母親所作的評論。從這些資料中可以看出，凱瑟琳當時必定為兒子的成就感到非常驕傲。

為了填補母親過世所造成的空虛之感，拜倫將精力放在詩集的出版上。馬雷先生對拜倫的詩集有兩點要求：一是《恰爾德·哈羅爾德遊記》中有一些宗教觀念與當時的情況不符合，必須修改；二是作者的名字必須印在詩集封麵上。

對於第一點，拜倫作了某種程度的讓步。他將詩中所提到的自己關於宗教方麵的觀點盡量模糊化。至於第二點，拜倫不太情願接受。因為他擔心早期那些不能接納他的作品的評論家們看到他的新詩集會大加抨擊。另外，他也擔心一旦署名，讀者必定會追究詩中提到的人物影射的是誰。

這期間，拜倫突然聽說一件事，他在劍橋時很喜歡的那個唱詩班的男孩，早在這年5月就意外身亡了。拜倫覺得十分憂傷，他除了寄情詩集外，隻能向好友霍布豪斯傾吐心聲：“現在我的情緒非常壞！也不知道該怎麽跟你說，你記得在劍橋時唱詩班的那個男孩子嗎？他死了——在5月時……”最後，拜倫為了紀念這個男孩子，在《恰爾德·哈羅爾德遊記》中補寫了幾行詩。

不久後發生的另外一件事幫助拜倫擺脫了死亡的陰影。一位愛爾蘭名作家向拜倫下了挑戰書，他的名字是湯姆斯·穆爾。這個人我們前麵提到過，拜倫年幼時十分喜歡他的詩，後來卻批評他的作品“沒有生機”。穆爾氣不過拜倫對他的批評，所以提出了挑戰。可是，這封信被赫金森藏了起來。後來，穆爾聽說拜倫已經回到英國，就又寫了第二封信，這封信的語氣和措辭比之前溫和許多，他沒有再提挑戰的事，隻是說希望和拜倫見麵，彼此認識一下。經過書信往返商議後，他們決定在另一位作家，也是穆爾的好友羅傑斯家中見麵。

這次會麵出乎意料地融洽。拜倫除了見到穆爾的廬山真麵目之外，還有幸認識了當時他推崇的其他作家。他們對拜倫彬彬有禮、態度謙恭，也十分讚賞拜倫的才華。

不過，當天還是出現了一點尷尬的場麵，因為拜倫正在節食，所以羅傑斯準備的點心飲料等，他一點也不能碰，而羅傑斯一時又拿不出拜倫能吃的東西，於是拜倫隻好將馬鈴薯搗碎了蘸著醋吃起來。話題轉向文學時，這個尷尬的場麵也就自然而然地化解了。拜倫從此和這些作家成為朋友，而穆爾也不再對拜倫懷有敵意，他們結為莫逆之交。

雖然拜倫也想在文學上有所發展，但他真正的目標還是在國會上議院嶄露頭角，這也是他到東方旅行的原因之一。當時的拜倫對基本人權有些認識，也有充分的信心能在國會上滔滔不絕地發言。不過，他對實際的議會程序和眾人所關心的議案卻沒有深刻的了解。同時，他還麵臨著一種矛盾的狀況——他的好友，如霍布豪斯、戴維斯等人都是平民，他既同情平民的處境，也忘不了他在未成為貴族之前的一些經曆。然而，身為一個貴族，他還是希望能夠得到同等社會階層人士的認同。

由於羅傑斯和穆爾的提攜，拜倫在倫敦文學界的名氣逐漸大起來，他也醒悟到，自己當年寫的那些文學批評確實年輕氣盛、衝動且充滿了主觀意識。

《恰爾德·哈羅爾德遊記》預定在1812年3月1日出版，但馬雷一見拜倫聲名鵲起，就推遲了它的出版時間，然後利用這幾天，大範圍地作宣傳。《恰爾德·哈羅爾德遊記》正式出版後，還不到三天，首印的500冊就被搶購一空。拜倫一覺醒來，發現自己已經成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