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歧視
晚上9點，火車抵達納塔耳的省城馬利茲堡。一個乘務員來問甘地要不要臥鋪，他說：“不要，我自己有鋪蓋。”
不久，又來了一位白人乘客，他把甘地從頭到腳打量一番，便馬上走開了。
甘地正準備好好睡一覺，那個白人突然又走了進來，身後還跟著兩三個乘務員。乘務員一言不發地走到甘地身邊說：“跟我來，你必須到貨車車廂裏去。”
“可是我買的是頭等車票呀。”甘地說。
“什麽車票都沒用，告訴你，印度人隻配坐貨車。”乘務員麵無表情地說。
“我在杜爾班上車時已被允許坐頭等車廂，因此，我有權利坐到終點站。”
“少在這裏囉嗦了，快滾到貨車車廂去，不然我就叫警察把你攆出去！”
“那你去叫吧，反正我絕不到貨車車廂裏去。”
結果，他們拿甘地沒辦法，果真把警察叫來了。那個警察一看到他坐在頭等車廂裏，便不由分說要把他攆到滿載貨物、牛、豬等的貨車車廂上，甘地寧死也不去，警察便把他拖到月台上，並把他的行李都拋出窗外。
不久，開車的時間到了，火車噴出一串黑煙揚長而去。甘地隻好檢起行李，慢慢地走進候車室。
當時正是冬天，在南非，冬天是非常寒冷的。馬利茲堡海拔很高，冷得特別厲害，加上又是夜裏，候車室內既沒生火，也沒有電燈，甘地一個人孤零零地在黑暗中發抖，腦海裏思考著很多事：
——買了頭等車票就有坐頭等車廂的權利，現在該怎麽辦？是應該堅持下去，力爭到底？或者就此罷休，回印度算了！
——回印度就能解決問題嗎？不！我遭受的這些並不是我個人的問題，而是所有在南非的印度人，以及英國統治下的所有印度人共同的恥辱和痛苦。即使回印度去，種族歧視也依然存在。如果可能的話，我應當設法把這病根拔除，哪怕是為此付出代價也在所不惜。
想通了以後，甘地決定繼續前往比勒陀利亞。度過了漫漫長夜後，天一亮，他立刻打電報給杜爾班的鐵路局長和謝多，說明了這段不公平的遭遇。謝多很快回電給他，告訴他他已經向鐵路局長提出抗議，不過局長說乘務員這樣做也是迫不得已，因為他們不能拒絕白人乘客的要求。不過，鐵路局長已給馬利茲堡的站長下了命令，讓他不受幹擾地繼續旅行。同時，謝多還打電報給馬利茲堡的朋友，請他們到站上來照料甘地。
當謝多的朋友到車站時，甘地便把他的遭遇告訴了他們，他們解釋說，他所碰到的事情並不罕見。他們還說，印度人出門如果坐頭等或二等火車，就得準備遭受鐵路官員和白種人旅客的白眼。
到了晚上，與昨天同一時刻的列車又來了。謝多已為甘地預先訂好頭等座位，同時還付了臥鋪的車費，甘地終於順利地搭上了這班列車。
第二天早晨，火車抵達查爾斯敦，那時候查爾斯敦與約翰內斯堡之間還沒有通鐵路，乘客必須在此換乘馬車。甘地走到馬車的停車場旁，拿出前往比勒陀利亞的頭等車票，那個領班的馬車管理員是個白種人，他認為甘地和白種人乘客坐在一起是不恰當的，便冷冷地說：“這張車票無效。”接著，他又指著駕駛座旁的自己座位說：“你不能坐在客車車廂，就在駕駛座旁邊坐下吧。”
這對已經付過錢的甘地來說，實在是個很大的侮辱。他本想據理力爭，可是如果他提出抗議，這輛馬車就會把他丟在一旁。這樣便得再延誤一天，天知道第二天又會發生什麽事。所以盡管他心裏非常憤怒，卻還是不聲不響地在車夫旁邊坐下了。然後，這個蠻橫的領班便大模大樣地進入客車廂，得意洋洋地坐在原本是甘地的位子上。
大約在下午3點鍾的時候，馬車到了巴德科夫。這時領班大概是想到外麵呼吸新鮮空氣、抽抽煙，於是他從車夫那裏拿了一塊肮髒的抹布鋪在腳踏板上，然後指著腳踏板惡聲惡氣地對甘地說：“喂！印度人，你的位子讓我坐，你坐到這裏來。”
這種侮辱未免過分了，甘地實在無法忍受。因此，他理直氣壯地說：“我本來有坐在客車廂裏的權利，但卻被你趕到駕駛座來，這個無理的要求我已默默忍受了，可是你卻要我蹲在你的腳邊，不覺得太過分了嗎？這種侮辱我受不了，不過我倒可以坐到裏麵去。”說著，甘地便起身走向客車廂。
甘地話剛說完，那個人便走過來使勁地給了他幾個耳光。他抓住他的胳臂，想要把他拉下車。甘地則緊緊地抓住駕駛座旁邊的欄杆，死也不肯鬆手。
雖然有很多乘客圍觀，但這個人一點也不介意，仍然又罵又打。有兩三個白人乘客似乎覺得很過意不去，便嚷道：“別打了，這位印度人說得也有道理，你就讓他進來和我們一起坐吧！”後來，也許是他打得疲倦了，也許是自己覺得不好意思了，他便放開了甘地的胳臂，罵了幾句，然後命令坐在駕駛座另一邊的仆人下來，把位子讓給甘地坐。
等乘客們坐定、吹過哨子以後，馬車又趕下一程了。那個馬車長還意猶未盡地揮著拳頭說：“混賬！印度鬼，等我到了史丹德頓，你再看看我的厲害。”
甘地坐在那裏一聲不響，隻默默地向神祈禱，請神賜給他平安。
天黑以後，他們趕到了史丹德頓。那時已有五六個印度朋友在等著他了。他們是接到謝多的電報而特地來接他的，還為他安排了住宿問題。甘地把路上的遭遇都告訴了他們。他們聽了很難過，也向甘地講述了他們遇到的相似的經曆。
在史丹德頓過了一夜，馬車的旅程大約還需一天。為了避免再受這種非人的待遇，甘地便找到馬車公司的代理人，陳述了他在路上遭遇的一切，並請他主持公道。負責人回答說：“明天的車廂較大，馬車長也換了人，這樣的事絕對不會再發生，請你放心。”
第二天早上，印度友人送甘地上了馬車，也沒有發生與昨天類似的情形。當天晚上，他順利抵達約翰內斯堡。
在史丹德頓時，謝多曾打電報給甘地，說到了約翰內斯堡，有一個名叫雅尼的客戶會在那裏迎接他，他把雅尼商店的地址給了他。甘地原以為到了車站就可見到雅尼，可是他們彼此素不相識，而且約翰內斯堡又那麽大，所以他們沒有馬上見到麵。
甘地租了一輛馬車，叫車夫送他到國際飯店。到達飯店時，他請旅館經理給他一個房間。旅館經理看了他一眼，客氣地說：“很對不起，客滿了。”
甘地隻好又叫了一部馬車，去了雅尼的商店。雅尼正在店裏等他，甘地跟他講了在旅館的經曆，雅尼卻哈哈大笑地說：“你以為飯店會把印度人當客人看待嗎？”
“為什麽不會呢？飯店不就是讓人住宿的地方嗎？”
“你隻要在這裏待上四五天，就可以知道印度人要在南非立足多麽困難！至於我們，為了能賺更多的錢，隻好忍受這些壓迫和侮辱。我們這種人才能夠在這種地方住下來。”
雅尼便把印度人在南非吃到的苦頭講給甘地聽，講完後他說：“這種地方是不適合你這樣的知識分子居住的。你明天起程前往比勒陀利亞時，千萬不可乘坐頭等或二等車，印度人在南非隻能坐三等車，我們也壓根買不到頭等和二等的車票。”
“你們就沒有提出過抗議嗎？”
“當然抗議過，可是沒有用。即使僥幸能坐上頭等、二等車，在車上也一定會受到白人和列車員的侮辱，我們寧可不受這個窩囊氣。”
雅尼的話使甘地很憤慨，為了向這種不公平的措施挑戰，他找了一份鐵路乘車規則，發現上麵並沒有這種差別待遇的規定，因此，他便信心十足地對雅尼說：“我明天要搭乘頭等車。如果買不到票，我寧肯租一輛馬車到比勒陀利亞去。”
甘地立刻寫信給約翰內斯堡車站的站長，向他表明他是印度籍律師，要趕到比勒陀利亞辦事，因為一向習慣坐頭等車，當然這次也不能例外，他請求把車票賣給他。
出發的時候，甘地穿著大禮服，戴著領帶，除了頭巾之外，其餘打扮全是英式的。當他乘馬車抵達火車站時，便到售票口去買票。他拿出一個英鎊的車票錢放在櫃台上，告訴售票員他要買一張往比勒陀利亞的頭等車票。
這時，從票房內馬上走出一個白人站長，和氣地說：“寫信給我的人就是你吧？”
“是的。你要是給我一張車票，我將不勝感激。我今天必須趕到比勒陀利亞去。”
站長笑著說：“我不是英國人，是荷蘭人。看了你的來信，我十分了解你的心情和處境，我很願意給你一張車票，但是有一個條件：如果列車員讓你到三等車廂裏去，你不要把我牽連進去，因為我也是英國人雇的職員。這是頭等車票，你拿去吧。我知道你是一個紳士，祝你一路平安。”
甘地接過車票，一麵向他致謝，一麵保證不論遇到任何情況，絕不提起他賣票給他的事。
雅尼也來車站送他，看到這種情形，雅尼又驚又喜，但也憂心忡忡地說：“隻要你能平安到達比勒陀利亞，就謝天謝地了。但願列車長和白人乘客不會找你的麻煩。”
甘地告別了雅尼，坐上頭等車廂後不久，火車便開動了。當他抵達日耳米斯頓時，列車長來查票了，他看到甘地坐在那裏非常生氣，便用手指著三等車廂，示意甘地滾到那邊去。
甘地把車票拿給他看，他全然不理會，隻說：“我不管你買的是什麽票，現在，你必須乖乖滾到三等車廂去。”
車廂裏隻有一個英國乘客，他為甘地打抱不平地說：“你這樣麻煩這位先生是什麽意思？難道你沒有看見他有一張頭等車票嗎？他和我坐在一起，我一點也不在意。”然後他又轉頭對甘地說：“你就坐在這裏，不必害怕。”
列車長聽了很不高興，用帶著嘲諷的口吻說道：“既然你願意和一個苦力同車旅行，那就請便吧。”說完後便頭也不回地走了。
甘地很感激這個人，在他困窘的時候，肯挺身為他解圍。以前他也接觸過不少白人，可是像他這樣的紳士卻難得一見。
火車在晚上8點鍾抵達比勒陀利亞。甘地原以為阿布多拉公司會派人來接他，但到站後卻不見任何人來。後來他才了解，因為他是星期天到的，他們要派人來一定很不方便。
甘地覺得為難起來，不知道要去哪裏才好，因為他害怕沒有旅館肯收留他。最後迫不得已，他便詢問售票員，這附近有沒有可以住宿的旅館。售票員看了他一眼，便轉過臉去不再理他了。這時，站在旁邊的一個美國人看到這種情形，便走過來對他說：“你大概是第一次到這裏吧？如果你不介意，我可以帶你到一家小旅館去，老板是一個美國人，我跟他很熟，我想他會收留你的。”
甘地不知道這人是否可靠，但他也沒有別的選擇，隻好跟著他走。他帶甘地到了一個家庭旅館。經理看到甘地，立刻答應讓他投宿，不過他有些為難地說：“非常抱歉，我想提一個要求，就是請你在自己的房間吃飯，不要到餐廳去。你不要誤會，我們美國人沒有種族歧視，但我這裏都是歐洲客人，如果你在餐廳吃飯，恐怕他們會不高興。這一點，請你諒解。”
“你肯幫忙，我已非常感激了。我已經多少知道這裏的情況了，也了解你的難處，你不用擔心，我可以在自己房間裏吃飯。”
於是，甘地就在房裏一邊吃飯一邊思考許多事情。過了一會，突然有人敲門，他打開門一看，發現是經理先生，他愉快地對他說：“讓你在這裏吃飯，我實在是覺得過意不去。剛才我在餐廳跟其他客人提起你，結果大家都歡迎你到餐廳去用餐，而且，如果不介意的話，你在這裏住多久都可以。現在就請你到餐廳好好吃頓飯吧。”
甘地再一次向他道謝。想不到白人裏麵也有很多心地善良的人，這樣一想，他的心情頓時明朗起來。
第二天早上，甘地去拜訪阿布多拉公司的英籍律師貝加先生。謝多曾經向甘地提過貝加的為人，而貝加也在謝多那裏大致了解了甘地的情形，所以貝加看到他就坦率地說：“我除了當律師之外，也從事傳教工作，沒有種族的偏見，你不要有顧忌。”
寒暄過後，貝加跟甘地說起有關阿布多拉公司訟案的問題：“這件事很複雜，要從長計議，才能妥善解決，千萬急不得。目前最重要的就是解決你的住宿問題。這裏有一種可怕的種族偏見，所以為你找住處是不容易的。不過我認識一個零售商，我想他們會收留你，走吧，我們到那裏去看看。”
於是，他就帶甘地去看了看，甘地覺得還不錯，而且那家人也願意收留他，加上食宿，一周35先令。
住宿安排好以後，甘地便立刻著手調查有關訴訟的事，問題果然很複雜，必須花費很長的時間調查詳情，才能順利解決。
在這段時間，甘地又想起在南非的種種遭遇和印度人的地位。他覺得他必須為他的同胞做一些事情。於是，甘地去拜訪了一位叫做姆哈馬德的人，他是謝多的朋友，在比勒陀利亞勢力很大，這個地區的印度人遇到問題，都會來向他求助。
拜訪姆哈馬德時，甘地告訴他想借他的力量與更多的印度人接觸，他很高興地答應了，過了不久，他就籌備了一次大集會。
甘地在這次集會上的演說，可以說是他生平第一次對公眾的講話。因為來的大部分都是商人，所以他演講的主題就是商業上的誠實。
各位鄉親，我們都知道住在南非的印度人經常遭受白人的歧視，要想改善這種不公平的待遇，必須從我們本身開始做起，在此，我有三個建議提供給大家參考。第一，我們每個人都必須秉持誠實的態度，在外國誠實格外重要，因為少數幾個印度人的行為乃是我們億萬同胞的品行的準繩；第二，印度人的生活習慣和英國人比起來是不衛生的，大家應該力求改進；第三，我們不能一直逆來順受，對種種屈辱保持緘默，應該把我們的痛苦向德蘭士瓦政府申訴，請求他們解決。
在演講之前，甘地已作過充分的準備，所以效果還不錯，與會者都讚成他的建議，決定以後每個禮拜集會一次。過了幾周，甘地對比勒陀利亞地區印度人的生活情形也有了更深的了解。
在推行這項工作時，甘地認識了英國總督府的代理官賈科布斯·戴·韋特先生。他很同情印度人的處境，但他自己沒有什麽權力。不過他答應盡力幫助他們。
接下來，甘地又給鐵路局寫了一封抗議信，內容大致是說印度人在乘車時遭遇的種種歧視，是不人道而且不合理的。
他很快收到了回信，信中避重就輕地說隻要服裝整齊，任何人都有權利購買頭等或二等車票。
事實上，這封信並不能解決問題。所謂的“整齊的服裝”也全由站長的喜好來決定。假如他以歐式服裝為標準，那麽，印度人即使穿上整齊的印度服裝，也無法買到頭等或二等的車票。
雖然甘地到比勒陀利亞的時間還很短，但是已對當地印度人的狀況有了很深的了解。他發現印度人所受的差別待遇，並不全是白種人與土著所給予的歧視所引起的。
1885年，德蘭士瓦通過了一個非常嚴酷的法律，根據這個修訂過的法律，所有的印度人到德蘭士瓦都得繳納3英鎊的人頭稅。此外，不準印度人在德蘭士瓦置產，除了住處外，不得再租借其他土地。而且他們也沒有選舉權，不許走人行道，甚至規定晚上9點以後，沒有警察的許可，不能到外麵遊逛。
不能走在人行道上，晚上9點後又不能外出，這對甘地來說很不方便，因為他常常在夜間和阿布多拉公司的顧問柯慈先生外出散步，他們很少在10點以前回家。甘地對這項規定毫不在意，仍是我行我素地來來去去。柯慈先生卻很為他擔心，並帶他去見了當地的檢察長克勞斯博士，請求他保障他的安全。克勞斯博士是甘地留英時的校友，對他的處境非常同情，他沒有給他發通行證，但他寫了一張“準予整天外出，不受警察幹擾”的字條給他，這樣一來，甘地就可隨時出去辦事了。
雖然有克勞斯博士所寫的字條作為護身符，但是有一天，還是發生了意外。
那天，甘地走在德蘭士瓦總督官邸前的人行道上，突然來了一名警察，一聲不響地撲向他，連踢帶推地將他趕到街上去。這使他驚慌失措，正準備爬起來找這個警察理論時，正好柯慈先生騎馬經過這裏，他難過地對甘地說：“你受到這樣粗暴的毆打，我覺得非常遺憾。如果你要去法院裏去控告這個人，我很樂意當你的見證人。”
甘地一麵拍身上的灰塵，一麵回答：“你不必難過，這個可憐的人知道什麽呢，我不會告他的。”
“你太仁慈了！我認為你應該提出控訴，像這種人，我們就應該給他點教訓才行。”
柯慈見甘地堅決表示不準備提出控訴，於是走到警察身旁，彼此交談了一陣，因為警察是布爾人，他們講的是荷蘭話，談些什麽甘地聽不懂。他們講完後，警察馬上走過來向甘地道歉。事實上，即使他不道歉，他也會原諒他。
不過，從此以後，甘地便不再走這條路了，因為官邸前的站崗警察經常輪換，就算這個警察不會對他無禮，但換了另一個警察，就難保不會發生類似的事情了。
發生這件事後，甘地對移居南非的印度人更加同情了。如果從事律師這種高級職業的人還得到這樣的待遇，更別說那些從事卑微職業的普通人了。
然而當時他的主要任務還是關於阿布多拉公司的案子。
他對這個案子很有興趣，並把全副精力都投了進去。他看了關於這個案件的所有文件，發現事實是有利於阿布多拉公司的。但是他也知道，如果官司繼續打下去，對雙方都沒有好處。律師費急速地增長，當事人雖然都是有錢人，也經受不了這麽龐大的支出。甘地向公司的股東阿布多拉提議，如果能找到一個雙方可以信任的仲裁人，請他出來仲裁，這件案子就可以迅速獲得解決。最終，甘地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使雙方達成和解。
通過這件事，甘地懂得了律師的真正職責是使有嫌隙的雙方言歸於好。他一直銘記著這個教訓，所以在他做律師的20年間，大部分時間都花在促使案件的雙方私下妥協解決問題。他這樣做毫無損失，甚至他的收入也沒有受到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