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通緝的日子裏
《新萊茵報》上的文章像榴彈一樣打擊敵人，科倫和整個普魯士的革命活動異常活躍。
恩格斯深入發動各階層人民群眾，組織城市工人與近郊農民建立聯係，並努力把運動擴大到萊茵省其他城市。
1848 年9 月17 日，恩格斯參加在科倫以北沃林根附近舉行的一次大規模的群眾集會。除科倫的群眾外，伊斯、杜塞爾多夫、克雷弗爾德、希特多夫、弗雷亨和萊因多夫的代表團也雲集而來。人們不顧警察設置的種種障礙，不怕反動軍隊的大炮威脅，從陸路、水路會集大會會場。經過大會決議，成立了安全委員會，卡爾·沙佩爾當選為大會主席，恩格斯當選為大會秘書。根據恩格斯的提議，安全委員會通過決定：“如果普魯士和德國由於普魯士政府反對國民社會和中央政權的決議而發生衝突，我們準備為德國而戰，直到流盡最後一滴血。”
正在這時，傳來了法蘭克福國民議會通過普魯士馬爾麥休戰協議的消息，法蘭克福資產階級代表背叛了人民。對此，恩格斯義憤填膺。
9 月20 日，恩格斯在科倫民眾大會上報告了法蘭克福起義的經過。報告揭露了法蘭克福所謂國民議會議員都是人民的叛徒，確認法蘭克福的街壘戰士為祖國建立了功勳，同時，群眾在恩格斯的帶領下，大家一致向法蘭克福起義者歡呼致敬。起義被鎮壓後，9 月25 日，《新萊茵報》編輯部的恩格斯、沃爾弗和畢爾格爾斯及沙佩爾都被起訴為“陰謀顛覆活動”。
連日來，普魯士各大小報紙上登出了通緝告示：“茲根據本市檢查官發出的通緝令，即請各有關機關和官員，……密切注意查訪恩格斯。”並要求一經發現，立即逮捕，解交科倫。通緝令上的“相貌特征”表明“弗裏德裏希·恩格斯；階層：商人；籍貫：巴門；宗教信仰：新教；年齡：27 歲；身長：5 英尺8 英寸；頭發和眉毛：棕色；前額：正常；眼睛：灰藍色；鼻和嘴：勻稱；牙齒：健全；胡須：褐色；下顎和臉：橢圓形；臉色：健康；身材：細長。”
9 月26 日，科倫戒嚴。
9 月30 日，恩格斯的住宅闖進幾名武裝警察，得到的隻是一群聚集他住宅門前的民眾一陣陣嘲笑聲。
警察當局隻逮捕到沙佩爾，恩格斯和其他人都已逃脫。
恩格斯在宣布戒嚴前就由德朗克陪同離開普魯士。他的所有大件行李連同一切衣服，都不得不留在科倫的寓所，連護照也沒來得及帶上，口袋裏隻有幾塔勒的旅費。
他們成了乞丐，一路上由群眾接濟，好不容易才偷越邊境，進入比利時恩格斯和德朗克在比利時第一個城市維爾維埃把情況通知了馬克思。隨後又繼續前往呂提希，再從呂提希奔赴布魯塞爾。
誰知，通緝令也從德國科倫來到了布魯塞爾，恩格斯和德朗克都被列入科倫逃亡的一份“黑名單”中。10 月4 日，他倆都被逮捕，並被驅逐出境比利時警察押送他們乘火車進入法國國境，他們10 月5 日到達巴黎。這時的巴黎不再是二月革命中那個歡樂、沉浸自由夢幻的城市了，這裏短暫的“陶醉於共和國的蜜月中的時光”已經消逝。工人們沒有麵包，沒有了武器，這裏到處埋藏仇恨的種子。恩格斯說：“巴黎已經死了，這已不是巴黎了。”
“我必須走開，不管到哪裏去都行。於是我先動身上瑞士去。因為我身邊的錢不多，所以隻好步行，並且我也不願意選擇最短的路程，因為我心裏是不想輕易離開法國的。”
德朗克仍滯留在巴黎，恩格斯獨自“一直信步往南走去。”
於是，有了他後來的《從巴黎到伯爾尼》這篇遊記，記述他這次穿過法國中部的四十天漫遊，遺憾的是這篇遊記沒有寫完。
恩格斯還把沿途走過的路線繪在兩張草圖上。他在日記中生動地敘述了自己的旅程：首先順著塞納河向奧爾良進發，然後沿著羅亞爾河岸走，最後通過勃艮第。恩格斯驚歎法國風景的美麗和植物資源的豐富；他受到農民們的殷勤款待，親眼看到勃艮第在1848 年的葡萄大豐收。他寫道：“在勃艮第采集葡萄甚至比在萊茵地區還要快樂得多。一路上我盡碰見一群群非常快樂的人們，非常甜的葡萄和非常美麗的姑娘。”
恩格斯一路上喝了不少法國葡萄酒。他喝酒寫酒：從波爾多酒到勃艮第酒，從勃艮第酒到聖若爾日烈酒、律內爾酒和南方的弗朗亭南酒，從南方的弗朗亭南酒到起泡沫的香檳酒，有多少種類嗬！從普提—馬康酒或沙布利酒到沙姆彼爾田酒、沙托—拉羅茲酒、索帖爾涅酒，到盧西利昂酒和起泡沫的阿伊酒，有多少種白的和紅的葡萄酒嗬！妙不可言的是：喝了其中的每一種酒都會產生一種別致的醉意，喝了幾瓶酒以後就能使一個人的情緒發生各種各樣的變化——從跳輕佻的四人舞到唱“馬賽曲”，從跳康康舞的狂烈到革命熱情的激發，最後，喝了一瓶香檳酒，又能鼓起人間最愉快的狂歡節的情緒！
恩格斯在科倫經曆幾個月的暴風驟雨之後，橫越清新的法國農村，對他來說確實是另一種難得的享受。但在這五百多公裏的長途旅行中，辛勞、窮困總是多於愜意的。加上恩格斯旅行時還帶著一種清醒的政治目的在敏銳觀察和遊曆法國。他在自己的旅途隨筆中切中要害地論述了這個國家社會政治情況，並試圖探索一下在這個國家裏有沒有可能出現一次新的革命熱潮。
恩格斯像在工人區調查那樣在注意著農民：農民的勞動負擔沉重，他們生活狀況的各個方麵都是千篇一律，同時這些鄉村居民的農民所有製意識已有所發展，他們過的是與世隔絕的生活。恩格斯從他在各村落所見到的情況說起，還簡單地談到直到1848 年為止法國曆史上農民的政治態度，指出這種政治態度正是他們的生活狀況和所有製關係所帶來的結果。
10 月下半月，恩格斯進入瑞士國境，10 月24 日到達日內瓦，並立即從日內瓦給他家裏和馬克思寫信。這時，他口袋裏連郵票的錢也很難拿出了……恩格斯的父母對報上登載通緝他們的長子的命令感到震驚，不過他們卻並不怨恨反動派，相反，還為自己的兒子落到如此地步感到羞愧。
父親接連給恩格斯寫信，勸他到美國去，要他和那個叫“馬克思”的特利爾之子分手，與共產主義斷絕關係。
連母親也寫信說：她“從可靠的方麵……”得悉“《新萊茵報》編輯部已經宣布說，即使你回去他們也不再接受你參與工作了。……你現在可以看清楚，你的朋友都是些什麽人。”
在向父親籌資辦《新萊茵報》時，恩格斯說“他寧願叫我們吃一千顆子彈，也不會送給我們一千塔勒”。眼看孩子處於逃亡乞討的處境，父親還是寄錢給了恩格斯，使他可以購置必要的衣服過冬，勉強度日。
馬克思在自己手裏很拮據的情況下，盡力幫助恩格斯。當他接到恩格斯急需要錢的信後，立即把自己身邊僅有的11 塔勒寄去，還有一張可向日內瓦一個商人取款的50 塔勒匯票也寄給了恩格斯。
恩格斯沒有被窘境所壓倒，也絕不聽信中傷摯友的讒言。
馬克思獲悉有人在挑撥他和恩格斯的關係，沒有退出《新萊茵報》的資產階級股東還要求他把恩格斯及其他逃亡在外的編輯從編輯部攆出去。對此，馬克思非常痛恨。他明確表示：“至於你們的編輯職務，我這樣做了：一在第1 號報上就立即指明，編輯委員會原有成員不變；二、向愚蠢而反動的股東們聲明：他們可以隨意把你們不再看做編輯部人員，但我有權隨意付出我所要給的稿費，所以，他們在金錢上將絲毫占不了便宜。”
馬克思還寫信向恩格斯保證說：“我能把你丟開不管嗎？哪怕是一會兒那也是純粹的幻想，你永遠是我的最知心的朋友，正像我希望的我是你的最知心朋友一樣。”
恩格斯得知《新萊茵報》由於戒嚴曾停刊兩個多星期，馬克思把自己所有的錢投入到恢複辦報事業中，甚至父親的一點遺產和他妻子的金銀首飾也全部傾入，一家過著半饑半飽的日子……恩格斯駁斥了雙親對摯友的懷疑，母親總算在12 月初回信說：“關於馬克思，我不再說些什麽了，如果他像你在信中所寫的那樣做的話——對此我從未有過絲毫懷疑，那麽他已做到他能做的一切，為此我對他表示感謝。”
這時，《新萊茵報》在巴黎的通訊記者海爾曼·艾韋貝克也試圖離間這一對極好的朋友，唆使馬克思反對恩格斯。這一招失敗後，艾韋貝克又起另一招。恩格斯在瑞士工人聯合會和德意誌民主民族聯合會上當選中央委員會秘書，艾韋貝克又向同盟在瑞士的盟員施加不利於恩格斯的影響。
在這非常時期，馬克思對恩格斯堅信無疑，兩位朋友在患難中見真情。
隨著時間的推移，科倫的緊張形勢過去，估計在那裏被捕的危險性較小了。1849 年1 月中旬，恩格斯重返科倫，再次擔任《新萊茵報》副總編。2 月3 月，逃亡在外的沃爾弗和德朗克也從巴黎回來，編輯部委員會的人員又全部到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