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總有一天，苦澀的悲傷也會泛起甜甜的味道

2004年4月

大圓掛鍾的指針似乎每走一步都得先猶豫一下，才繼續蹣跚著向前走。時間就在這嘀嗒嘀嗒聲中一分鍾一分鍾地過去。會議晚點了，下一個將輪到我發言。我把厚厚的筆記摞好，仔細把邊緣對齊。我挺直肩膀，把一縷頭發從眼前移開。會議室的方形橡木桌旁，坐著二十多名心理健康專家，使會議室顯得頗為擁擠。他們都齊刷刷地盯著我。坐在我對麵的是一個小個子的女人，一位世界聞名的精神分析師，她臉上浮現出祖母般慈愛的微笑。這時院長點點頭示意，開始！

“我的演講主題是‘超越’，是關於我自己的故事。”我開始了演講，盡量讓聲音沉著、飽滿，“我，站在您麵前的、鮮活的我，今天在這裏發表演講。我不僅是作為一名經驗豐富的心理學家，更是作為一個年少時曾在這家機構做了幾年病人的女人。”

我抬頭看了一眼，那位分析師再次微笑。那一刻，我神采飛揚。

我很早就到了。按照邀請我參加會議的精神科醫生在邀請函背麵所畫的地圖，我走出停車場，走進這棟大樓。我仔細地觀察著舊木地板上早已褪色的地毯、間隔交替出現的窗戶、牆壁，還有角度奇怪的天花板。我努力回想著我是否真的曾在這裏—被人們叫作“布盧明代爾之家”的著名精神病院，度過了一段年少歲月。實際上，除了那些抹去了我大部分記憶的電休克治療，以及那些在我不到20歲時就放棄了我的醫生外，對於幾十年前曾被關在這裏的那些往事，我已很難記清其中的細節了。

為了這次演講，我準備了好幾周的時間，把想要說的話寫了又寫，改了又改。我在鏡子前練習，並用攝像機錄下演講過程，再在電視機上回放以確保萬無一失。我可能再也沒有這樣的機會了—我必須點燃他們的熱情。

我掃了一眼桌邊圍坐著的人們，他們有男有女，有胖有瘦，有的時髦，有的土氣，有年輕的臨床醫生和實習生，也有聲名在外的分析師和研究員。我自己呢，則是一個留短發，身材瘦削，長相普通，戴著一副三焦遠視鏡的中老年女性。表麵上看，我跟在座的各位沒什麽兩樣。我心裏不禁想，他們中還有跟我同樣經曆的人嗎？

坐在我旁邊的是一個比我大幾歲的白發男人，是他安排我來演講的。我們在另一家醫院相識，如今已經快40年了。當時他還是一名年輕的實習精神病醫生，而我是他所在科室的住院病人。在座的這些人，期望見到的是一個病人還是醫生呢？我這樣想著，有一絲絲的憤怒，如同陽光下的塵埃，在我心中閃現。有一瞬間，我仿佛又回到了17歲：彌漫著汗臭味的走廊裏，我渾身**地裹著粗糙、潮濕的毯子，躺在病**，不住地顫抖。

我的臉熱得像火燒一樣。於是我趕緊用手捋了捋頭發，強迫自己回到現實。

我穿著從折扣店淘到的布克兄弟套裝，脖子上圍著我最喜歡的天鵝絨圍巾，腳邊放著一個剛剛擦得鋥亮的皮質公文包—那是20多年前我取得博士學位時，我丈夫送我的禮物。公文包裏裝著一頁頁的紙，上麵都是我想說的話。那些話可能足夠做20次演講了。

我輕輕撫過別在衣領上的銀色花籃小胸針，又摸了摸小拇指上那枚銀質的戒指，這些是我的孩子們特地為我做的，那時他們還很小，需要在爸爸的幫助下才能製作完成。那時候的我會想到有這麽一天嗎？我抬起頭，挺直了腰板。

“40年前，我曾是這裏的病人，”我繼續說道，“因為誤診，我經受了多年的可怕治療，那些治療讓我的精神狀態變得更加糟糕。最後，由於病情沒有改善，我被轉院了。”說著我心中突然泛起一股強烈的情緒—暴怒、恐懼還是歡喜？——令我措手不及。我的雙手在桌子底下緊緊攥在一起，以免自己會崩潰，然後開始講述我的故事。

我從高中時的精神狀況說起—我一直說著，眼前的字變得越來越難以辨認；我的聲音似乎也漸漸消失了；我的身體連同靈魂一起仿佛離開了這個世界，轉而進入了一個隻屬於我的小天地裏。我說起那些充滿了內疚和自我厭惡的日記，說起我的自殺計劃，並直接引用了病曆中醫生對我的評估—高傲和自我貶低。

然後我講了我所接受的電休克治療，以及對它帶來的致命抽搐所懷有的巨大恐懼；向他們說明，當情況未能得到預期改善時，我的主治醫生給出的方案是加大電休克療法的頻率。聽到這裏，老院長移開了目光，他悲傷的雙眼望向無盡的遠方，臉上的皺紋更深了。我感覺自己的靈魂似乎離開了身體—我忘記了自己是誰，身在何處。

“我是不是該停下？”我問他。

“不，不，請繼續。”他答道，聲音很輕柔，似乎感受到了我內心的痛苦。

“在第一家醫院待了三年後，我被安排轉院。轉院時給出的診斷結果是：早發性癡呆（精神分裂症）；治療狀態：未見改善。又過了一年，按照醫院的安排，我遇到了一位精神病醫生，一位把我當人—普通人，而不是精神病人來看待的醫生。當我開一些傻氣的雙關語玩笑時，他會大笑。我跟他說臭烘烘的‘垃圾’（暗指自己）應該被消滅，他則說，他認識的某人卻能從‘垃圾’裏發現寶貝。他說：‘甲之臭味，乙之香水。’他的話深深震撼了我，我覺得自己在宇宙中不再是孤獨一人。我開始對我自身，以及我的思想、行為是如何運轉的產生了深深的好奇，對外部世界的興趣也與日俱增。我開始慢慢康複了。”

“但我們都知道，”我補充道，“無論治療師多麽有天賦，治療關係多麽好，康複之路總是崎嶇漫長的。”我繼續講述著我那沒有記憶的頭二十年：假裝自己還屬於這個世界，隱藏起自己曾是個精神病人的過去，繼續生活。很多時候，我似乎都在過著一種雙重生活。

我跟他們說起四十年後當我看到醫院記錄時所發現的秘密。那時候，我已經是一名經驗豐富的臨床醫生，因此我很快就明白了多年前我自己的那些醫生是哪裏出了錯。年少時的記憶如潮水般向我湧來，我害怕被這記憶所淹沒。

我又一次環顧在座的人們，那一張張蒼白的臉上有淚水劃過。坐在我對麵的一個棱角分明的男人滿臉通紅，嚴肅地盯著我。有幾個人低下了頭，或是看向別處。一股涼意在我胸中蔓延。我是不是傷害了他們？他們是不是覺得被背叛？在座的各位，當時還沒有在這裏工作。

然而，從一個有自殺傾向的青春期少女的角度來講，當我選擇指出精神病院的治療有誤時，我還能期望得到什麽樣的反應呢？我之所以要現身說法，是希望他們能學會傾聽，因為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多醫生在犯著同樣的錯誤。我多次聽過以下說法，“啊，是的。”說話者邊說邊痛心地搖頭，“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他們的確幾乎把每個病人都診斷為精神分裂症，並在他們身上使用電休克療法。”說得好像這種事已經是老皇曆了，如今已不再發生了。

但據我所知並非如此。沉迷於診斷和治療的那股狂熱之風仍然存在。我們這些精神健康專家，經常迫切並快速地給患者確定病症，推薦最新的藥物和療法，消除副作用引起的紊亂。我希望這些臨床醫生能夠意識到自己手中的權力是多麽舉足輕重，影響深遠。我之所以將自己的故事和盤托出，是想讓他們在麵對每一名患者時都能給予無微不至的關注。

牆上的掛鍾提醒我該加快進程了。離我不遠處，一個又瘦又高的男人開始不停地看表，顯得坐立不安。他可能正在擔心我還沒講完，他就不得不終止我的演講。我知道我可能無法把我努力準備的信息全部表達出來。我加快語速跳過了最後一部分，盡管那是最核心的部分。最後我重複了我的請求：請一定要關注你的病人。

場下一片安靜，所有人都沒動。空氣中似乎被注入了麻醉劑，所有人都動彈不得。好吧，也許這樣做是個錯誤。

然後，慢慢地，人們開始向我提問—貼心又智慧地提問，措辭小心謹慎。

“您認為對您的康複影響最大的是什麽？”

“在您度過的那段艱難時期，您認為電休克治療起到了什麽作用？”

他們的語氣聽起來既友善又充滿敬意。希望他們這樣做不是出於對我曾經罹患疾病的同情。我努力聽著他們的問題和評論，但我的回答卻總是含混不清。原本想表達的意思還沒等我說出口，就忘記了。多年以後，我才明白，是解離(1)令我的想法、情感和所見的一切籠罩在迷霧中。

我得走了。又有一批人進入了會議室，下一個會議該開始了。

就這樣結束了嗎？我邊想邊走出會議室。原本我以為我會很開心，以此挽回了我生命的尊嚴。然而我隻是沉浸在一片灰暗情緒之中，絲毫沒有預想中的陽光與歡笑。簡直失望透頂。陰雨連綿。

我全身似乎仍被濃霧包裹，越飄越遠。我到大廳的衛生間外排隊，希望雙腳能慢慢找回踩在地麵上的踏實感覺。這時，有兩位女士來到我身旁，感謝我做的演講。“內容豐富……有價值……鼓舞人心……”她們好像是這麽說的。其他人也圍過來說了類似的話。我緊緊盯著說話的人，希望能看穿他們的內心，衡量出他們的誠意。我該相信他們嗎？

也許我會好起來的。我一邊這樣想著，一邊走出大樓，往停車場走去。沒有人批評我，也沒有人嘲笑我。我沒有表現得像個瘋子。

來到停車場，我已經不再感覺渾渾噩噩，也不再疑慮重重。我意識到我剛剛公開了我最隱私的秘密。四十多年來，我始終過著一種雙重生活，而這是第一次，我不必再隱藏自己的另一麵。一時緩不過神來，也是情有可原的。

我鬆開緊攥在手裏的圍巾，打開車門，但沒有進去，而是站在那裏，伸開雙臂，深深地呼吸著春天裏的新鮮空氣，感覺到從未有過的通透。我仍然想不起以前是否也到過這裏，但我能想象出，那個絕望的少女在這裏度過的每一刻都充滿了恐懼。那時候的她做夢也想不到自己會成為今天的我吧？她也想象不到被陰霾籠罩的內心，有一天會迎來陽光，更加想象不到滿心苦澀的悲傷，有一天也會泛起甜甜的味道。

我又舒展了一下身體，環顧四周，身邊的事物井然有序，使人感到安慰。停車區邊上，人行街道旁被打理得井井有條，街道兩旁開滿了深紅的鬱金香和明黃的水仙花。柵欄外，陽光透過鬆樹的鬆針灑下熠熠光輝，朵朵白雲從天空中飄過。一陣清涼的微風將一縷發絲吹到我臉上。我伸出手，輕輕將發絲撫平。

“我做到了。”我一邊側身坐進車裏，一邊對自己說道，“我真的做到了。”

(1) 解離（dissociation）：防禦機製之一。曾為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中使用，現在已被“壓抑”代替。解離是通過切斷自我與當下現實之間的聯係來逃避難以接受的思想和情感。——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