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令

司馬談在臨死時對司馬遷說：“餘死，汝必為太史。”“負薪塞河”的第二年，即元封三年（前108年），38歲的司馬遷果然被任命為太史令。這一年，距離衛青、霍去病最後一次大規模出擊匈奴，使其遠遁，已有11年。距南越平定也已三年。東北的少數民族方麵，這一年漢朝滅了朝鮮衛氏，在其地設四郡。西域方麵，這一年擊破樓蘭、車師兩國，從此漢使西行可以無阻。另外，今青海及甘肅西南部、四川北部一帶的西羌也已平定三年。

所謂太史令，在戰國以前並沒有這個官職，隻有太史。在周禮中，太史掌邦禮，以事神為主。司馬遷說他的祖先是“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指的就是古代太史的性質，其最初的職務是記言記事，古人最重視鬼神災祥之事，所以太史也記天事，古代史官與曆官是沒有什麽區分的。漢朝距離周代很近，這種風格仍然保存，太史令也負責祭祀、星象、災難的記述工作。

說到司馬遷擔任太史令，就會使人聯想到他寫的《史記》。是的，擔任太史令與寫《史記》確實有很大關係，但並不是說司馬遷當了太史令才去寫《史記》，太史令這個職位隻是給他寫《史記》提供了一些便利。

史書還有廣義和狹義上的區分。廣義的史書泛指可以作為依據的記史之書。狹義的史書則是有組織、有體例的。依照狹義的概念來說，編年體的《春秋》才是中國的第一部史書。為什麽我們不能說司馬遷擔任了太史令就必須寫史書呢？因為在漢朝，還沒有官方修史的製度，真正的官方修史，直到唐朝才出現。

那麽也就是說，古代所謂史官掌管星曆及記言、記事，其所記的言與事，用現代的話說，不過是史料而已，並沒有加以係統化而形成一本史書。這可能是因為沒有官方修史的製度，所以史官還沒有這個責任。不過更深層次的原因是因為史書的體例還沒有發明。孔子作《春秋》時立下了編年體的典型，到了司馬遷，則開創了以人物為中心的紀傳體。

司馬遷是創新者，而不是依例行事，或依職務辦理。《史記》不是他的職務作品，而是他個人的私家著作，是接受父親遺命的結果，可以自比於孔子修《春秋》。當然，這其中也有他個人受了挫折和侮辱而發憤圖強的因素。事實上，《史記》並不是在司馬遷擔任太史令期間完成的，與太史令的職務並無職責上應該或必然的關係。不過，太史令這個職務確實是他完成《史記》不可或缺的條件之一。因為這時的太史令除宗教方麵的職責之外，還負責保管官方典藏的文書及曆代史料，因為要負責記載當代時事，地方各級政府的政務報告在呈給丞相的同時，也要分送一份給太史令，作為記錄的依據。這些資料是寫史必需的材料，也是民間無法接觸到的。這些都給了司馬遷別人無法得到的便利，所以說司馬遷擔任太史令才有辦法或比較有可能寫成《史記》。因此司馬談的遺命中才說：“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把“為太史”作為“論著”的先決條件。

司馬遷其人也是太史令這個官職的分界點。司馬遷是最後一任的集宗教、星曆與記言、記事合一的史官，在他以後，兩者就開始分道揚鑣，太史令隻管占候星曆，而不管記言、記事的文史之責。唐朝設司天台，其主管叫司天監或太史令；明朝改其為欽天監正，這很符合它的實質內容。至於記言記事的史官，從司馬遷以後就不叫太史令了，而叫著作郎、起居史、起居舍人等，分工較細。到元朝以後，又以翰林院兼掌修史之責，所以明、清兩代的士子如果入了翰林，往往自稱“太史氏”，又署其門為“太史第”，他們所謂的太史變成了漢朝以前太史的意義。

《史記·太史公自序》寫到司馬遷被任命為太史令時說：“而遷為太史令，史記石室金匱之書。”石室金匱就是國家藏書之處，就是閱讀而加以整理。看來，這應該是令他興奮而感到豐富多彩的生活。

另一方麵，太史令也管祭祀之事，漢武帝因為敬鬼神、求神仙，經常到處巡遊，祭祀名山大川，不論是站在管祭祀的立場，還是站在管記事的立場，司馬遷都要隨聖駕出行。他上任的第二年，就又隨漢武帝巡幸各處，這次巡遊大概到了今陝西、甘肅、內蒙古、河北、北京一帶。

次年，即元封五年（前106年），漢武帝又南巡，司馬遷隨行。先到南郡（今湖北一帶），又到了今湖南的九嶷山，相傳舜葬在這裏，於是漢武帝在這裏舉行了祭祀。然後到天柱山（今安徽東南部），從潯陽（今江西九江）改經水路到樅陽（今安徽桐城東南），隨從隊伍十分龐大，《漢書》上說江上“舳艫千裏”。51歲的漢武帝據說還親自射殺了江中發現的蛟。後又經過鄱陽湖，沿途巡禮名山大川，向北到琅琊（今山東東南）及山東沿海，再到泰山，漢武帝還學習古代天子，在這裏大會諸侯王、列侯，並接收各郡國呈報的賬目。

這一年，大將軍衛青去世，這似乎是漢武帝時代盛極而將衰的訊號，一代名臣、悍將多半已去，李廣、霍去病已死了十幾年，那位協助漢武帝嚴厲控製天下的法家人物張湯也死去將近十年。而衛青的去世，使漢武帝感到人才凋零，於是他以“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而下詔求才。

這年前後可說是漢朝人才交替的時期，司馬遷接替父親成了太史令。外戚方麵，衛氏時代早已結束，衛青的死等於是給衛氏的顯赫一時畫上了一個句號，取而代之的是李氏。抑鬱的關西軍人，李廣的第三代，已經長大成人，也準備在下一幕的漢、匈戰爭中登場。而這三方麵的“不期而遇”為司馬遷後半生遭逢的悲慘命運揭開了序幕。

《史記》

太初元年，即公元前104年，司馬遷42歲，有兩件重大的事情正在發生。其中一件是完成於這一年，另一件則是開始於這一年。

完成的那件大事就是太初曆的製定，我們前麵說過，按照陰陽家的說法，人類的活動要與天相應，新朝代的創建就是五行之德輪值的反映。秦自認為屬水，於是所有的製度都與水相配合，包含以十月為歲首、色尚黑、數用六等。

漢朝屬於五行中的哪一種元素呢？文帝時，公孫臣主張屬土，後來在甘肅出現黃龍，確是與土相應，此後就沒有什麽爭論。照陰陽家的說法，土勝水，正好是漢代秦的反映。人們對漢朝屬土已沒有什麽異議，所有人疑問的是什麽時候改製。

這一年是漢武帝行封禪大典的第七年，司馬遷、公孫卿等人向漢武帝建議：“曆紀壞廢，宜改正朔。”於是正式進行改曆工作，主辦人無疑是主管天時星曆的太史令司馬遷。最初由司馬遷與公孫卿及其他一些人組成了籌備小組，後來他們發現以他們幾個人的能力還無法完成改曆的推算工作，於是向社會各界招募人才。結果招選了二十多人，其中較重要的人物有鄧平、唐都等，還有一位有如神仙般的隱者。他們是如何工作的，我們不得而知，最後的詔令指示采用鄧平所推算的曆法，又經過了一道複核手續後才終於定案。漢武帝任命鄧平為司馬遷的副手太史丞，他還想任命那位隱者為侍中，可是隱者不接受。

這部太初曆並不隻是把正月定為年首（改正朔）而已，而是在以前曆法的基礎上進行了全盤的改訂，它奠定了我們現在所使用的陰曆的基礎。除了改曆以外，還正式宣布色尚黃、數用五、更官號、協音律。所謂數用五，例如官印要用五個字，丞相印刻成“丞相之印章”。更官號，例如改郎中令為光祿勳等。

說到漢武帝下令改曆的動機，因為其中有大批方士的參與，我們不免存了一個疑惑，這是否又與求神仙有關呢？

第一個讓我們覺得可疑的是，按照陰陽家所說的盛衰循環的步驟，聖人受命後天會降符瑞，天降符瑞後就要摧五行定製（即改製度以相應），然後再行封禪，即告成功。可是漢武帝的做法，是先封禪，七年後才改製度。即便是同樣求神仙的秦始皇也是在先改製度後行封禪的。漢武帝的這個做法很可能也是受方士影響的結果。至於到底是如何影響的，還找不到明確的證據。司馬遷在《史記·曆書》中雖然敘述了太初曆的製定經過，但實際上也是語焉不詳。

我們前麵的敘述，有不少是《漢書》中的記載。司馬遷隻說：“至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閎運算……”在改曆過程中占有相當大分量的鄧平卻隻字不提。

還有，《漢書》中司馬遷與公孫卿向漢武帝建議改製的故事，在《史記》中也沒有記載，僅在《韓長孺列傳》最後的評論中提到“餘與……遂定律曆”。這樣兩相對照之下，其中有什麽隱意嗎？我們看看司馬遷記載漢武帝決定改曆時說的一句話，也許可以給我們一些答案。漢武帝說：“蓋聞昔者黃帝合而不死……”合即作、作曆的意思，曆終而複始，無窮無盡，所以“不死”。原來方士所說“黃帝造曆得仙”是取曆可以隨天地年複一年，永遠循環下去的意思。可見漢武帝下令造太初曆，還是與神仙有關。隻是我們還沒有辦法找到確實的證據，證明他是在方士灌輸給他某些觀念以後，才決定製造新曆法的。

盡管皇帝的動機有些讓人懷疑，仍並不影響事情本身的價值。司馬遷站在職責的立場，指出原來的曆法“壞廢”必須更正，也已經表示這個改曆行動有其必要性。隻是，易服色、改正朔一事，賈誼早就提出來了，這麽多年之後才得以實現。還是在封禪之後才決定實施，實施的時候又有部分專以求仙為務的方士參與其間。在這種情形下，著作時間在前的司馬遷的《史記》和其後的班固的《漢書》相比，這些不一樣的記載可就頗值得玩味了。

除造太初曆之外，另一件發生在同一年的大事，就是司馬遷開始執筆撰寫《史記》，這部曠世巨著一共130篇，52萬多字，從這一年算起，大約花了14年時間才完成。有關它的研究兩千年來不曾斷絕，不斷有新的說法出現。我們在此隻簡單略述一下這部著作的氣勢和心胸。

時間範圍：從黃帝寫到漢武帝年間，即司馬遷執筆的時候，也就是從古到今，前後兩千多年，是一部“通史”。

空間範圍：東起朝鮮半島，北自西伯利亞貝加爾湖以南，西至裏海東部，西南到印度，南至越南。也就是當時漢人眼中的世界。他是想寫一部世界史。

人物範圍：有帝王、後妃、王侯、貴族公子、官僚、政客、學者、軍人、刺客、遊俠、循吏（好官）、酷吏（惡官）、商人以及戲子、算命的等各階層、各行業的人。

事類的範圍：有政治、軍事（律書）、宗教（封禪書）、經濟（平準書）、音樂（樂書）、天文星象（天官書）、曆法（曆書）、水利工程（河渠書）、社會民情（貨殖列傳）、國際外交（四夷傳）等人類各方麵的活動。

另外司馬遷創立了一種新的體裁：傳記分為三類，“本紀”寫帝王、“世家”寫諸侯、“列傳”寫各種名人。除傳記外，還有“表”，包含帝王、諸侯、將相、名臣的年表；“書”，記述經濟、文化、製度各方麵的活動。如此經緯交織而成的嚴密體裁後來為曆代正史所遵循，隋朝之後，《史記》更是被奉為正史之祖。

這一年，距離司馬遷被任命為太史令已滿四年，在第五年，他已對“石室金匱”中的圖籍做了相當程度的整理，而且正逢國家易服色、改正朔、頒新曆，這是一個很重要而明顯的曆史分界點，於是他選擇這一年為敘事的終點，並從這一年開始執筆。當然，在此之前，司馬遷早已在心中擬好了不少構想，甚至可能有些部分已有草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