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遺命

完成出使西南使命的司馬遷立即趕回洛陽向漢武帝匯報。按照時間推算，這時候漢武帝正好經過洛陽，太室山就在洛陽東南。司馬遷趕到洛陽，沒有看到漢武帝的封禪隊伍，卻意外發現他的父親太史令司馬談被留在洛陽沒有隨隊東去，而且奄奄一息，情況十分不好。關於這件事，司馬遷是這樣記載的：“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洛陽），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

由這個記載，我們可以看出司馬談應該是氣憤而死，而不是生病。那麽，他為什麽氣憤呢？我們前麵一直在說封禪和漢武帝的求仙事跡，為的就是將司馬談之死的背景充分解釋清楚。司馬談的死之所以要費這麽大周折來充分了解，是因為這件事對司馬遷的一生有著極大的影響。

首先，我們先看看司馬談和封禪的關係。他所擔任的太史令隸屬於三公九卿中的太常，太常主管宗廟禮儀，其下屬除了太史令之外，還有太樂、太宰、太卜、太醫等。這時候的太史令與後世所認識的史官還不完全一樣，根據《後漢書·百官誌》的記載：“掌天時星曆，凡歲將終，奏新年曆；凡國祭祀喪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時節禁忌，國有瑞應，掌記之。”由此可見，這個官職是與天文、宗教合而為一的。那麽，封禪這種祭典的籌劃和進行自然是太史令的職責所在，也是太常所領導的“單位”理所當然的主要職務。

前麵我們說過，沒有官員知道封禪的具體步驟和程序，所以漢武帝的隨行隊伍中還有一些最重禮儀的儒生參與協辦。漢武帝寵信的方士們雖然是封禪的主要推動者，但他們沒有實際的職務，所以隻能算是與儒生相對的協辦人員。在這種三角關係中，太常的立場就有點微妙了。很顯然，除了一部分在當時已被普遍接受的陰陽家的觀念之外，太常和方士是難以和諧共處的。尤其方士的求仙謬論和其時常的無根據的怪誕說法，太常肯定不會苟同。相反地，他們與儒生之間倒是有可能誌同道合，因為太常掌管宗廟祭祀，他們敬重的就是天，就是祖宗。既然敬重祖宗，他們自然也會尊重祖宗的傳統和祖宗留下來的規矩。這與儒生的禮儀觀念是一致的，因此，在這場禮儀的爭論中，太常與儒生勢必會站在統一立場上，聯合起來與方士對抗。司馬遷的立場與太常是一致的。

司馬遷記載漢武帝盡罷諸儒時，提到一位博士徐偃，他曾對漢武帝說：“關於禮儀的執行，太常和儒生們其實不如魯國人士做得好。”於是一位魯國的儒者周霸被請來協助封禪的籌備事宜。結果，當漢武帝不耐煩地決定罷諸儒時，徐偃與周霸都被罷黜。從這段記載中，一方麵可以看出太常與儒生是執行禮儀的設計人；另一方麵也可知道，漢武帝雖然十分生氣罷了儒生，改由方士規劃封禪大典，但並沒有氣到連太常也不用，因為再怎麽樣他們也是公認的祀典執行人，而方士所謂的規劃不過是在其中加上一些求仙的東西，很多基本的儀節還是要太常及其屬官籌劃。

我們看後來實際的封禪大典中，祭泰山和祭梁父采取的都是原來就有的禮儀，隻有在泰山祭台下所謂的“玉牒書”很神秘，司馬遷說不知道其中寫了些什麽，論性質應該是祭祀時用的禱詞之類的東西，而一般祭禱詞是公開的，有人懷疑那就是方士安排的登仙禱詞。

由此我們可以推斷，當封禪隊伍從長安出發時，司馬談仍然以掌祭祀的太史令的身份隨隊而行，這時他還是執行禮儀的重要角色之一。在停留洛陽期間一定發生了嚴重的意見衝突，使得司馬談被留在洛陽而失去了參加封禪大典的機會。

究竟是什麽衝突呢？從時間和地點的因素上來看，大隊人馬很快就要到太室山了，馬上就要進入大典執行的初步階段，一行人一定在洛陽對包含太室山以後行程的諸多細節有所探討以及做最後的決定。在這種場合，司馬談一定會站在自身的立場發言。他們討論的應是禮儀問題，但禮儀如何安排自然要受到禮儀所含的意義的影響。

關於封禪的意義，相信全天下除了漢武帝和方士之外，不會再有其他人認為這是為了求神仙。因為報天意義的封禪，如前所述，可以讓每個人肯定自己的時代及幸福，而求神仙不過是滿足個人的私欲而已。不管怎麽說，司馬談不可能跟方士一般見識，而且還會以史官的執著對變質的封禪步驟安排提出意見。這種意見也許是漢武帝直接聽到的，也許是他間接聽到的，但在那個方士環繞的背景下，司馬談必定難逃觸怒漢武帝而被罷黜的命運。於是，他被留在洛陽，他氣得倒在**，拉著司馬遷的手哭著說：“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餘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

他到臨死仍強調封禪是“接千歲之統”的報天大典，連續的“命也夫！命也夫”表現出他對自己不能參加這件大事的遺恨。當然，更令他氣憤的是他懷著史官的責任感和使命感，眼看著封禪被神仙化卻無力攔阻。他能做些什麽呢？現在剩下的隻有那隻史筆，還有他未完成的寫史計劃，他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兒子司馬遷的身上，他用他生命僅存的一點力氣說出了他的臨終之言，這段遺囑非常重要，全文如下：

餘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嚐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複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餘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餘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後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脩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餘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餘甚懼焉，汝其念哉！

我們來分析一下這段遺言的意思。

首先，他說太史是司馬氏的祖業，在他之前已經中衰好幾代了，他唯恐自己一死，又要中斷，所以希望司馬遷能夠繼續這個事業。然後他很肯定地認為他死後，司馬遷必會被任命為太史令，承襲他的職位。既然如此，他對兒子提出了自己最大的期望，希望他能夠在太史令任內完成他想做而已經沒機會做的“論著”計劃。提出這個期望後，以下的話等於是對這個期望的強調和解釋，他先引用《孝經》的話，表示司馬遷如果能夠完成他的期望且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站在他個人的立場上，等於是司馬遷已對他盡了孝。而站在文化的立場上，那意義可就大了，他說周公之所以偉大，是因為他能延續周朝祖宗的德風，以《尚書》和《詩經》流傳於後世。而周幽王和周厲王以後則是依靠孔子把幾乎要衰亡的文化曆史加以整理流傳於後世的。孔子所作《春秋》，從其記事的最後一年到漢朝，中間不但同樣曆經亂局，而且已經由亂而定，更應該有人繼孔子之後加以延續曆史文化。從這個觀點來看，司馬談交代司馬遷要從事的工作是延續文化的大事，是希望他能做第二個孔子。

司馬談“所欲論著”的東西，或許在平日就已經對司馬遷說過，司馬遷可能也已經有所了解，更有可能已經實際參與其事，他的東南遊曆很有可能就是幫父親搜集資料。但在這種生離死別的時刻，垂危的父親激憤並哭泣地拉著兒子的手麵授遺命，這一句一字，句句震撼其胸，字字刻骨銘心！

在那個大時代裏，以司馬遷的才華必定會有一番作為，他對自己的前途也一定有過很美好的想象。父親的遺命雖不敢說將其固定在某一個方向上，但毫無疑問會在他心裏埋下一顆堅實的種子。這顆種子除了包藏著延續文化的使命外，還包含著他父親的激憤，以及這份激憤背後、在權勢擺弄下所產生的荒謬和不平對他的衝擊。

36歲的司馬遷聽了父親的遺命後，俯首流涕地說：“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他答應了。於是，這顆種子成為日後他遭逢一生中最大的災難時還能苟活於世的唯一力量，是燃亮他生命之火的唯一火種。

《史記·封禪書》最後說：“餘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神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

這段評語是說，司馬遷參與了漢武帝的巡遊祭祀和封禪大典，他親眼見到漢武帝信奉的壽宮神君附巫者之體而傳神語的現象，然後透過這些現象看到了求神仙的本質，能夠“具見”自古以來用事鬼神的種種“表裏”。這個“具見其表裏”正說明了司馬遷寫《封禪書》的主旨，他冷眼旁觀那一幕幕各懷鬼胎的鬼神鬧劇。那些方士、祠官表麵上是在祭祀鬼神，實際上不過是為了逢迎主上，以求名利。而漢武帝表麵上是因為符合受命、功至、德洽、暇給四大條件，以至應天人的殷望，行封禪大典，實際上不過是希望借由封禪這個行為求仙，以達到長生不死的目的。如此這般的表裏尖銳對照，正可為他父親的“氣憤”而死找到最佳的詮釋，也是漢武帝“內心多欲而外飾以仁義”的又一個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