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的朋友

朗法羅曾稱讚過惠特曼的詩包羅萬象,詩中的愛更是觸及世上每個生物:男人、少年、女人、嬰兒、樹木……詩人看得那麽透徹,用字那麽妥當。三五個字就能勾出一個畫麵,處處表現了人類陰柔之美。

惠特曼的感情之所以能如此包容,是因為他從未將感情放在個人身上,他總是去愛所有人的靈魂。當然,他也有陽剛的一麵,因為人性的貪婪、殘酷,奴隸製度還存留在美國的土地上。1856年總統大選時,惠特曼寫了一篇激動、強硬的《第十八屆總統選舉》,印成一份宣傳小冊發送。結果,1856年的大選還是平靜地過去了,奴隸問題仍然沒有解決。

在19世紀60年代,帕頓夫婦是美國文壇上最紅的一對夫婦。詹姆斯先生是惠特曼的朋友,他的太太莎瑞是非常有名的專欄作家,也是個敏感、神經質的女人。她的婚姻多有波折,帕頓是她的第三任丈夫。但是她寫的專欄卻擁有近百萬的讀者。在沒有讀《草葉集》之前,她已對惠特曼頗有好感了。

莎瑞不僅邀請惠特曼吃飯,還拜讀了他的作品,並在她的擁有眾多讀者的專欄中替《草葉集》說了不少好話。她自己非常喜歡《草葉集》,認為它“清新可喜”。

莎端之所以喜歡《草葉集》,是因為詩中**裸地描述了大自然,歌頌了健康的人類,並且尊敬女性。她的一句名言是:“我在這些草葉中沒有擠出任何毒液,它們隻有治愈我疾病的汁液。”莎瑞的讚賞大大提高了《草葉集》的價值。

《草葉集》經常被人詬病的就是它粗野爛俗,格調低下,但是莎瑞的評論將這些缺點全部掩蓋了。如果一個心思細膩又獲得百萬人欣賞的女人都覺得惠特曼的書文字優美,那 《草葉集》怎麽可能粗糙呢?

因為莎瑞的專欄每日必有百萬讀者,所以惠特曼也在一夜之間變成了家喻戶曉的人物。接著,詩人朗法羅也邀惠特曼去加入他們的聚會。惠特曼雖然不喜歡那種場合,但在相當一段時間裏,他都是聚會中最受人注目的人。就是在這種場合中,他認識了許多朋友,並輾轉結識了一代文豪梭羅。

梭羅與朋友曾去惠特曼的住所拜訪,惠特曼不在家,他們隻見到了詩人的母親。做母親的當然愛子心切,因此在客人麵前把兒子大加讚揚了一番,但她也承認,惠特曼也是有缺點的。她拿了許多自家做的糕餅待客,並相約第二天再聚。

第二天清晨,梭羅和朋友再次拜訪。惠特曼專門在家等候。跟往常一樣,惠特曼滔滔不絕地講述他的往事和各種人生遭遇,並談到想三版出書的計劃。

梭羅從頭至尾保持緘默,惠特曼多少也覺得有些別扭,氣氛怎麽也輕鬆不起來。梭羅的朋友開玩笑說,梭羅大概是擔心惠特曼會將他的森林和野生動物偷走,在互不相讓的氣氛中,這兩個人就像兩頭野獸,相互提防著對方,生怕對方會突然偷襲。

到了下午,氣氛才漸漸融洽,兩人才忘我地高談闊論起來。談話結束之後,惠特曼送了一本《草葉集》給梭羅。

梭羅不關心當代的政治,不在意眼前的社會,惠特曼認為他過於出世了,因而有些失望地說:“這個與卡萊爾齊名的人,居然蔑視一般的人民,他沒有能力享受一般人的生活。總的說來,他是個非常傲慢的人。”

梭羅有熱情的一麵,也有冷酷的一麵。但是梭羅細讀《草葉集》之後,覺得除了有幾篇略顯粗俗外,其他的詩還是很好的。最後,梭羅說:“見了惠特曼之後,我不覺得他書中的自大和吹噓有不妥之處,他應該不算是自誇的人,因為他比任何人都更有自信的權利。他確實是個偉大的家夥。”

1857年,惠特曼又冒出了新的念頭,他想做一個大眾導師,引導各階層的人(上至總統、國會議員,下至販夫走卒)“保持對公共問題的興趣”“接近人民”。為此,他在家中撰寫演講稿,像《歌頌民主和原始的美國》《我們現在由此開始》《閑遊教師》等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誕生的。

這些詩歌都非常適合在演講的時候朗誦,詩裏也簡單直接地表達了作者的本意。寫完這些頌詩之後,惠特曼又野心勃勃地想出版第三版的《草葉集》,此次包括原先的32首詩和上述頌詩中的68首。

惠特曼一直認為他的老出版商浮勒和魏爾斯沒有盡力,因此他想找新的出版商。然而當時他的經濟非常拮據,日常生活開支就壓得他喘不過氣來。

在這種情況下,惠特曼隻好放棄他做大眾導師的大誌,在布魯克林的《時報》擔任編輯。這份工作給惠特曼帶來的最大驕傲就是他策劃了一項成功的運動——要求市政府興建一整套布魯克林區完整的自來水設備。這一建議給布魯克林市民帶來了很大方便。

惠特曼有時也撰寫一些體育新聞,他並不十分鼓勵競爭激烈的運動比賽,也不認為自己是個好記者,他曾說:“我的意見總是姍姍來遲,我在任何場合都很難果斷地立刻作決定。”

這個藝術家,這個宇宙的熱愛者,他踩的是另一種人生的節拍:一隻沉默而堅忍的蜘蛛,

我觀察它如何孤懸在海岬,

我注意它如何探索它廣大空曠的四周……惠特曼雖然身在報界,仍心係著《草葉集》的續版,他自問道:我36歲了,身體健康,我還有希望。我能寫,一直寫到死亡那一天。但是我能完成一本代表我們地區的書籍嗎?我能寫完那本神聖的書嗎?

他立下誌願,要每天寫一首詩,一年寫365首詩。他預言這本新的“聖經”將於1857年完成。惠特曼心中的“聖經”包含三大宗旨,即崇尚自然、民主和科學、創立一個現代形象。

除了專注於創作之外,有一陣子,惠特曼突然又對文字學和聲韻學入了迷,他甚至於想寫一本脫離英國傳統的美國本土的字典。他去拜訪文字學的教授,沒日沒夜地研究字源學、口語和聲韻學。但是,這股熱勁過去後,他明白這樣下去會影響他寫詩的進度,於是,他快刀斬亂麻地放棄了這個縹緲的理想,又回到寫詩的老路上去了。

惠特曼不隻是憑空創作,他在寫作之前一定會涉獵大量作品,像盧梭、柏拉圖、但丁、莎士比亞、歌德等人的著作他都愛不釋手。哪怕是古代的歌謠、史詩,甚至基督教的教義,他都不放過。最可貴的是,惠特曼知道如何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此外,惠特曼還虛心地向朋友求教。一個朋友認為他學識不夠淵博,惠特曼聽了他的話,開始大量閱讀各家各派的作品。另一個朋友認為他的詩文有些粗糙,文字不夠雅致,韻律也不夠優美,詩人接受了他的勸告,一點點改善自己。他喜歡與人辯論、閑聊,借著這種機會增進自己的見聞、修正自己的觀點。

惠特曼也跟教會的人接觸。起先教會的人欣賞他的才華,但後來卻無法忍受他反傳統、反製度的新思想。教會的人給報社老板伯納德施加壓力,盡管伯納德是個溫和敦厚的老好人,而且幾年來一直與惠特曼處得很融洽,但教會三番五次的抗議使得伯納德也不堪壓力,因此,惠特曼在1859年很知趣地主動辭職了。

離職之後的惠特曼批評教會人士時說道:“他們太專製、太古板、崇尚宗教式的善行,完全反對仇恨,甚至連畏懼也不敢表現出來。”但是惠特曼一直很感激伯納德的友善。

每年過生日的時候,惠特曼都會立下一個願望,作為他一年的目標。36歲那年,他的願望是要寫一本“新聖經”。37歲那年,他立誌要改革美國的演講形式,做一個擁有權力和信心的領導人,領導美國人民解放靈魂。每一年,他都有新的願望。在他40歲那年,他在日記中寫道:“這是個脫胎換骨的年代。”可惜,40歲之後的惠特曼既沒有搖身一變成為解放美國靈魂的領袖,也沒有完成“新聖經”。他的生活較以前更拮據了,他每個禮拜僅靠七八美元的稿費維持生活。

惠特曼生活的重心還是寫詩。閑暇時,他在長島的海岸沉思,終於寫了一首《當我隨著生活的海洋落潮時》,最後這首詩卻被改名為《詩歌的象征》,發表在《大西洋月刊》上。

惠特曼的內心深處,希望自己能一直停留在青少年時代而延緩成年,但是,他又有為人父、為人兄長的渴望與熱誠。傑夫是唯一了解惠特曼的人。他在跟惠特曼離開新奧爾良後,自己也進了印刷界,不久後又愛上測量和土木工程,於是進入了自來水係統工作。

傑夫熱愛《草葉集》,也像惠特曼一樣迷戀歌劇和音樂。傑夫想學琴,哥哥就買了架琴送給他。此後,每次傑夫練琴,惠特曼就坐在一旁靜靜聆聽。惠特曼後來回憶說:“我和傑夫的感情非常好,我們曾經有過很多快樂的時光!傑夫從小到大總喜歡跟著我,直到他結了婚,我們才不像從前那樣親密了。”

惠特曼40歲那年,傑夫帶著新婚的妻子搬了出去。傑夫的妻子叫瑪蒂,是個溫柔善良的女人。惠特曼跟她的關係也很好,他曾稱讚瑪蒂說:“她是我認識的女人中最好、最溫柔的一個,我從來不妄想自己會碰到這麽好的女人。”總之,傑夫成家後,惠特曼就不能再像從前那樣細致入微地照顧他,但是他仍保持著兄長對幼弟的深厚情感。

辭去編輯的工作後,惠特曼就埋頭寫詩。到了1860年,他手裏已經積攢了不少好詩,因此,他想印行第三版的《草葉集》。盡管第三版的印行遇到了出版、發行、印製等一係列經濟問題,詩人還是準備硬著頭皮,自己來實現第三版的印刷。就在這個時候,他收到了一封來自波士頓的信,這封信改變了《草葉集》的命運。

那封信由惠特曼的老出版商轉給了惠特曼,是一個出版公司寫來的,信寫得熱情洋溢,自願替惠特曼出版詩集:惠特曼先生:

我們希望能發行您的詩集《草葉集》。當《草葉集》初版的時候,我們還隻是公司的小雇員,現在我們已是老板了。我們讀初版的《草葉集》時,就深感受益匪淺。我們相信,這些真誠的詩也必是出自真誠的作者。

在這個所謂“高尚、純潔”的時代中,像惠特曼先生這種有膽識、敢於道出肺腑之言的人,必定能獲得朋友的幫助。現在,我們願意做您的發行人。如果您能給我們一個機會,我們也一定會提供精美的印刷,引起大眾的注意。我們在各地都有經驗豐富的代理,可以幫助您大量銷售這本詩集。我們深信,我們比其他公司更能勝任這份工作。這是事實,我們絕沒有自我吹噓的成分。我們是靠行動來取勝的。如果我們能得到這個機會,不僅對我們有益處,您也會獲得相應的酬謝。

如果先生相信我們,允許我們為您發行這本詩集的話,我們可能會買下《草葉集》的全部版麵,或者在版權之外,再付灌版的款項。

您目前還寫了哪些新詩?準備何時付印?您可以讓我們先睹為快以飽眼福嗎?希望您能告訴我們您的聯係地址,方便我們聯絡。如果您有時間,也可以來波士頓一趟。

塞爾與艾爾洛基敬上

1860年2月10日

這封信令惠特曼喜出望外,1860年3月15號,他便起程前往波士頓,與塞爾及艾爾洛基出版社商討《草葉集》三版的各種細節問題。

惠特曼抵達波士頓後不久,愛默生就找到惠特曼租住的小屋,邀請他外出。那一天,他們在波士頓的公園裏互不妥協地爭論了許多問題。

愛默生因為在《草葉集》初版的時候對它寄予厚望,因此自認為應對《草葉集》負有監護的責任。在波士頓的公園內,他苦口婆心地勸惠特曼刪除其中一些露骨的片段。愛默生告訴他,現在世人開放的程度,還不到惠特曼想象的程度,一般說來,大眾是無法接受這麽露骨的描述的,他們會認為這些詩有傷風化,不夠雅致。

愛默生像軍旅出征前清點裝備的長官,操著焦急的口氣把重要的東西一一點到似的,數落惠特曼不對的地方。

愛默生並不是一個老學究,他隻是審慎地分析了當代讀者的想法。

愛默生勸告惠特曼,若是想要第三版暢銷,勢必要刪除幾首露骨的關於性的詩歌,做一點讓步。

惠特曼卻不以為然地對愛默生說:“刪了後這本書還是好書嗎?”

愛默生想了一會兒,反駁道:“我沒說‘還’是本好書,我是說刪了就是本好書了!”

但是頑強的惠特曼就是不肯退讓一步,他對愛默生說:“在我靈魂深處,我的意念不服從任何的束縛,隻走自己的路。《草葉集》是不會被刪改的,任由它自己繁榮或枯萎吧。”

既然惠特曼軟硬不吃,愛默生隻好鳴鑼收兵,兩個人漫步到一家餐廳,吃了一頓豐盛的晚餐。

晚一些的時候,惠特曼對一個老朋友說:“世上最髒的書就是被刪減過的書,刪減意味著道歉、投降、承認錯誤。愛默生要我刪減,我說‘不’!我現在一點兒也不後悔對他說了‘不’字。”

在當時,惠特曼的許多朋友都勸他刪掉那幾首詩,甚至一些素來**的人也這樣勸他。但是惠特曼堅持要保留。幸運的是,他的出版商非常信任和崇拜他,排版的時候他們連內容也不審查。回到布魯克林後,惠特曼驕傲地說:“出版商塞爾和艾爾洛基唯我是從,他們認為我做的每件事都是對的。”

第三版的《草葉集》終於出版了,這次是八開本,厚達456頁的大書。外皮是橘紅的絲布,內頁裏有惠特曼的半身像。不同於初版時的木匠裝扮,這一次,照片裏的惠特曼看起來像是一個紳士。當然,封底也沒有加愛默生的讚揚信。初版、二版所收錄的詩,在第三版中有些略做更正或刪改。新收錄的詩大約有124首,包括三大部分:《民主之歌》《亞當的兒女》和《菖蒲集》。

三版問世之後,惠特曼興奮地寫了封信給傑夫,他寫道:“傑夫,《草葉集》終於真正出版了,我非常、非常滿意,無論讀起來還是看起來,它都跟我要求和想象中的一樣好。”

大功告成之後,惠特曼好好地享受了一番。他先是半公半私地周遊了新英格蘭,到佛蒙特州看妹妹哈娜。回到波士頓後,他停留了一段時間,每天漫步於有名的華盛頓街,看劇院的海報,在公園內喂鴨,在莊嚴的道路上瞻仰美國聯邦海關機構等。這座城市以廢除奴隸製度並堅守原則而聞名全國,但是城裏的人仍然衣著保守、行為拘謹。惠特曼對一個朋友說:“這兒的人看起來都一樣,隻有我是不同的。那些我曾非常感興趣的北佬,現在完全變得困惑、冷漠。”

當然,這些隻是表象,事實上,波士頓的市民還是很熱心的,惠特曼在逗留期間也結交了許多朋友。

他的出版商艾爾洛基對《草葉集》充滿了信心,認為銷量雖然不會一下子躥上去,但必會穩步增加。所以他對惠特曼非常支持,並督促他寫新詩,兩人情感非常融洽。

為黑奴爭取權益的小說家索培基也與惠特曼交上了朋友。索培基很欣賞惠特曼的詩,因為這些詩寫出了很多作家從未展現過的狂放的一麵。當索培基知道惠特曼正在波士頓為新書排版時,就抱著崇拜的心理去拜訪惠特曼,結果他看到的是一個衣著隨便、舉止粗獷、木匠一樣的人。那天惠特曼說話不多,使得索培基敗興而歸。之後,索培基又邀請他吃飯,惠特曼這才敞開心胸,滔滔不絕地講起他的童年往事和豐富的人生閱曆。自此之後,兩人就變成了一輩子的朋友。

經過艾爾洛基的介紹,惠特曼結識了雷派茲。雷派茲寫了一本約翰·布朗的傳記,因此一舉成名。雷派茲不但是惠特曼的知己,也是他的崇拜者。

更值得一提的就是惠特曼與奧康納的私交了。奧康納後來被稱為“短篇小說之王”。當時他剛從費城一家報紙辭職,艾爾洛基請他回波士頓寫一本抨擊黑奴逃亡法令的小說。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說,惠特曼和他算是同事,兩人因此結識了。惠特曼曾經生動地描述了初見奧康納的情景:我第一次看見奧康納時,他是個英勇、俊美、快樂的男人,他的聲音很優雅,眼睛靈動有神,腳步輕盈,全身散發著健康的氣息。他是個徹底反對奴隸製度的演說家和作家(可悲的是他也是個空論家)。最初,我對他的理論非常欣賞,但漸漸地我開始懷疑,甚至畏懼他的那些空論,就這樣,我與他漸漸疏遠了。

惠特曼認為,奧康納喜歡不切實際地誇大黑人的貧困,又喜歡戲劇性地描述黑人的不幸,他還曾渲染過黑人約翰·布朗的死刑。總之,惠特曼認為他做得有些過了。

在波士頓,惠特曼也遇到了一些有趣的事。一個星期天,他漫步到泰勒牧師所屬的教堂,聽這位著名的牧師布道。泰勒牧師曾是一個捕鯨的水手,因此聽他布道的也多是水手,連教堂都布置得像個船艙。

惠特曼是抱著獵奇的心理去的,但是他很快就被泰勒神父生動的演講給迷住了,像幼年時聽希克斯講道時一樣,惠特曼又再一次感受到了心靈的震撼。他非常欣賞泰勒言辭的奇妙:“當泰勒牧師布道或祈禱的時候,他的用字精確,他的詞匯一刹那間似乎消散了,變成一股靈動的感覺,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下,緊緊抓住你的心。”

回到家鄉時,惠特曼的心中載滿了友誼、新的生命啟示以及出版商頻頻的叮嚀——催促他出版新詩。惠特曼喜不自勝,他定下了腹稿,想寫一輯《晨曦中的旗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