艱難的生活

瓦格納從小就為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所吸引，後來他在萊比錫的格凡島劇院所聽到的，卻讓他迷惑。現在這些法國的音樂家們，受過了意大利抒情詩的訓練，抓住了曲調和歌曲是音樂奧秘所在的要領。這樣，瓦格納不顧生活的困頓，也開始嚐試作些曲子，以滿足自己的藝術渴求。瓦格納譜寫的《浮士德》序曲後來成為浮士德交響曲的第一章，而第一章《葛雷卿》也已經在他腦海中成形。這首D短調的序曲先前受了《第九交響曲》的影響，後來則影響了《漂泊的荷蘭人》。15年後，瓦格納在李斯特的建議之下重新改寫。

瓦格納為《音樂報》寫了一篇短文《走訪貝多芬》，以表達他對貝多芬的崇敬之情。在這一篇和其他的幾篇文章中，瓦格納顯示出他還是一個十分優秀的文學作家，他的文體介於霍夫曼和海涅之間。

斯勒辛格早先一直拒絕出版瓦格納為法國聽眾所寫的一些歌曲。瓦格納的朋友們建議他寫些簡短的曲子，讓一些有名的歌手在音樂會上演唱，他們甚至還編寫了部分歌詞給瓦格納譜曲，結果沒有成功。沒有一個有影響力的歌手願意接受瓦格納的歌曲，而瓦格納也永遠忘不了那些自滿的法國歌手給他的羞辱。有一首被拒的歌，瓦格納特別喜歡，他決定自費出版。後來他無法把製版費用付給斯勒辛格，隻好做工抵債，因此就為《音樂報》寫文章，他寫了一些優美而富於幻想的故事和文章。

瓦格納又著手寫貝多芬的傳記，由安德斯從旁協助，提供許多貝多芬的事跡給他。這本書以小說的方式寫成，內容很詳細，但是沒有任何出版社感興趣。

瓦格納希望多聽些柏遼茲的音樂。柏遼茲曾仔細聽過瓦格納的《哥倫布序曲》，並稱讚他的一篇故事《在巴黎的一個外籍音樂家》——這裏麵瓦格納毫不隱諱地寫出了斯勒辛格的貪婪和強取。瓦格納觀看了柏遼茲的新作《羅密歐與朱麗葉》的演出之後，對於曲子的壯麗與技巧的繁複十分讚歎。

瓦格納在巴黎遇見了尤金·斯克萊伯，在裏加時瓦格納曾把《禁戀》寄給他，但他不承認自己收到過。

瓦格納夫婦搬進了巴黎近郊穆登的一所便宜的夏季小屋裏，因為他們的經濟情況越來越差。1841年4月，瓦格納的《黎恩濟》已經被接受，要在德累斯頓演出。這是一岀五幕劇。它的曲譜剛完成幾個月，是瓦格納歌劇裏最長的一岀。

瓦格納向薩克森國王請求演出《黎恩濟》之前，特別借了一個節拍器，好在曲譜上記下正確的拍子。用完之後，他把節拍器揣在薄外套底下，拿去還給人家。除了還東西，還得借錢吃下一餐飯，同時設法讓債務已經到期的債主，答應把借據換新，把還錢的日子往後延長，而且還要向斯勒辛格借點錢，好將《黎恩濟》的曲譜寄往德累斯頓。

手上持有瓦格納的借據的人可以說是遍居於巴黎各地。“……我必須去找一個賣幹酪的人解釋——還要去還節拍器。早上跟明娜黯然道別以後，就早早出門了。她憑經驗知道，我這趟是去籌錢的，不到深夜不會回來。濃霧籠罩著街道，我離開家時，第一個映入眼簾的是一年前被偷走的狗兒羅伯。……我以為是見到了鬼。”瓦格納設法尖聲呼叫它，它也似乎認識他，可是它後來又小心地朝後退縮，瓦格納在它身後跟著走了好些迷宮似的街道，最後它還是消失在濃霧中。瓦格納站在那兒，久久不動，心裏有著說不出的難過，它居然會逃避舊日的主人，瓦格納覺得這是個惡兆。

瓦格納認為《黎恩濟》是經過劇烈的陣痛才誕生出來的。它有五個極好的終場，很好的讚美詩，多人大合唱，遊行的場麵和聲勢浩大的管弦樂曲。如果《黎恩濟》是梅耶貝爾寫的，一定會風靡全巴黎，可惜它卻是一個窮困到極點的德國鄉下青年所寫的。

明娜不得不寫信給一個朋友，請求金錢上的救助：“今早理查德必須離開我去坐債監……再過兩星期，《黎恩濟》的序曲就要公演了；可是在演練的時候他不能親自在場，這怎麽行呢？……我的眼淚又管什麽用?難道這就是我們的末日了?”結果《黎恩濟》沒有公演。

雖然幾年後，有些歌劇院請求上演《黎恩濟》，但被瓦格納拒絕了。因為它太長，而且音樂性質不均勻。瓦格納也不滿意這部作品。《黎恩濟》最後三幕，是在瓦格納生計最艱苦時寫的。二十多年後，每談及巴黎這段痛苦日子，瓦格納總忍不住熱淚盈眶。他一生一世都深深地感激著明娜，是她在他最貧賤的時候，勇敢而冷靜地守著他，他的失望使她難過，看到他晝夜不停地為斯勒辛格拚湊些差勁的歌劇的改寫曲，她感到既憐惜又驕傲。

1841年10月，瓦格納夫婦住進了傑克伯街，明娜為瓦格納作了很大的犧牲，她把自己所有的首飾都當了。在巴黎這段困頓的日子裏，瓦格納經常和明娜散步到很遠的地方去，並對她談到他所謂的“南美洲自由的生活”。那裏沒有音樂和歌劇，但是若能苦幹實幹，便能過不錯的生活。他那時在看一本關於馬裏蘭州的書，以為它是在南美。明娜對他說，留在巴黎別上南美去，才是明智之舉。後來，瓦格納在德國推動音樂的改革，一遇到阻力就想移民到美洲去。

經常在瓦格納腦中浮現的一幕，是來巴黎途中在挪威海岸外所遭遇的風浪，巨風在船上纜索間的呼嘯聲，以及水手們回響在花崗岩壁間的吆喝聲。他在船上時，水手們曾告訴過他有關漂泊的荷蘭人的故事，在遭受暴風雨襲擊時，這個故事便開始在他腦中成形。當他聽著狂風吹著纜索的響聲，他突然隱約中看到另一艘船出現，然後又突然消失於黑暗中。他相信自己是見到了漂泊的荷蘭人，於是他的腦海裏又漸漸有了音樂。

瓦格納在裏加時曾讀過海涅的《赫恩·斯那伯勒夫斯基的回憶》，這本小說的主題是，隻有一個女人的愛，才能贖救那沉淪於地獄中的船長的靈魂。在巴黎，這個歌劇裏的詩句和音樂逐漸成熟。瓦格納想《黎恩濟》若是遭到拒絕，也許短短的獨幕歌劇，作為芭蕾舞表演前的開幕劇，會更有發展的機會。

梅耶貝爾把瓦格納介紹給歌劇院的新負責人雷昂·皮耶。瓦格納把新劇的稿本給皮耶看，皮耶很喜歡，但卻不肯讓他作曲。他建議瓦格納以500法郎的價格把故事賣給他，並告訴他，歌劇院至少幾年內不會請他譜曲。瓦格納聽從了他的建議，這個故事成了歌劇《幽靈船》的前身。

這年的夏天，瓦格納寫了《漂泊的荷蘭人》的曲譜草稿。幾個月後，他把全部曲譜完成。年底，瓦格納將它寄給柏林劇院的經理韋翰·雷登。《漂泊的荷蘭人》首次展示了瓦格納的一種特殊的能力，他能把一個原始樂曲的原始主題，發展成為全劇的主題。雖然技巧不夠嫻熟，但是從這部歌劇看來，他已經打定主意，不走容易的、傳統歌劇作曲家的路線，而另辟蹊徑，孤獨而勇敢地向音樂戲劇之途邁進。在巴黎，他終於應驗了吉恩·保羅的預言，成為糅合詩歌與音樂的藝術家。兩年後，《漂泊的荷蘭人》在柏林上演。

隨著《漂泊的荷蘭人》的完成，瓦格納開始領悟到自己改革音樂的使命。瓦格納渴盼著返回德國，他認為德國將更有利於他的發展，他可以試著改變人們對音樂的鑒賞力。

1841年，費爾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質》出版後，在整個歐洲引起了強烈反響。在這本書中，對宗教的批判由對人與宗教之間的關係的表述所代替。這種表述力圖說明，所有宗教都是人和社會創造出來的。瓦格納從此刻起成了費爾巴哈的信徒和無神論者。在《1849年革命》這篇自由詩體的文章中，瓦格納寫道：“我渴望打碎強權者、法律和財產的暴力。自身的意義是人的主宰，自身的樂趣是他唯一的法律，自身的力量是他的全部財產，因為神聖者是自由的人，沒有什麽東西比他更高貴了。”

瓦格納在巴黎度過了3年饑寒交迫的生活。他在這裏看到資產階級社會的最發達形式，即畢爾納所稱的“有毒的金錢經濟”：人民的貧困和以羅斯查爾德家族為代表的銀行家們的奢侈生活。巴爾紮克曾借紐沁根男爵的形象在小說中給他們勾勒出一幅惟妙惟肖的畫像。瓦格納認定自己是歌德和席勒、貝多芬和韋伯等為代表的德國古典藝術和音樂的學生和崇拜者。懷著這一信念，他發現自己陷入力圖將所有藝術變成商品的藝術工業社會中。在巴黎，瓦格納積累了社會經驗，這些經驗將影響他以後的整個世界觀。

1842年4月7日，回德國的日子終於到了。瓦格納在朋友們依依不舍的送別中，離開了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