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之行

1854年，《尼伯龍根的指環》的一部分《萊茵的黃金》曲譜完成了。

1855年，瓦格納接受擔任倫敦愛樂學會指揮的邀請，指揮八場音樂的演出，酬勞是200英鎊。瓦格納對自己能夠再次站在舞台上指揮一支龐大、高水平的樂團感到欣喜。

然而，這次的倫敦之行糟透了。倫敦到處彌漫著濃霧，遇到的人大多不友善，樂評家總是心懷惡意地指責瓦格納。登場前沒有足夠的時間演練，演出的曲子也是東拚西湊而成，但觀眾竟然沒有表示不滿，反而掌聲如雷。

在第七場的時候，維多利亞女王和她的丈夫也到場觀看，瓦格納與女王相談甚歡。22年後的1877年，瓦格納再獲女王接見於溫莎堡，他那次也是指揮八場音樂會的演出，節目內容是他自己作品中的片段。“女王身材矮小，不是很漂亮，她的鼻子有點紅紅的”，這是瓦格納對女王的印象。被女王接見這件事，是瓦格納此次倫敦之行最驕傲的事。

倫敦的生活費用要比蘇黎世高，瓦格納大部分的錢都用在食物、煤和出租馬車上，但是他還是盡可能地一星期存上一些錢。瓦格納後來才明白，原來他被請來指揮舊派的愛樂學會，其中還有故事呢。倫敦的愛樂學會不久前分裂為“新”、“舊”兩派，舊派想找的著名指揮索爾不能來，而柏遼茲又為“新”派招去。盧德士曾讀過瓦格納的《歌劇與戲劇》，就向學會的委員會推介他。委員會以為“這麽受人攻擊的人，本身一定有了不得之處”，便派了財務主管親自前去邀請。瓦格納是在這種情況下被請來的。

倫敦的觀眾對於聖樂和俗樂間的界線，劃分得很清楚，瓦格納一方麵覺得好笑，另一方麵又覺得不是滋味。他所指揮的八場音樂會，都在漢諾瓦街的方廳中舉行。其中第二場裏，有幾首曲子取自《羅恩格林》，他照往常一樣在曲譜上加注解釋，可是像“神聖的聖杯”和“上帝”之類的字都去掉了，因為在俗樂裏不許提到這些。在艾塞廳演出聖樂時，卻“人手一份亨德爾的鋼琴譜”，就像“拿著聖經上教堂那樣”虔誠。他發現英國的音樂文化，與英國國教精神牢不可分，聖樂比歌劇更能吸引觀眾。

盡管瓦格納在倫敦覺得失望透頂，可是他看到指揮新愛樂的柏遼茲時，他說：“一個幾乎是我長輩的人，為了想賺幾基尼金幣而來這裏，跟他相形之下，我不禁飄飄然，覺得開心極了。他整個人看起來真是又困倦又失意，我不免……同情起來。”柏遼茲對瓦格納不似往常那麽疏遠。

1855年，瓦格納待在倫敦的幾個月裏，日子過得很沉悶。他的健康狀況不好，總覺得倫敦過於寒冷。不過瓦格納還是設法完成了《女武神》第一幕的譜曲，而且馬上就要開始第二幕了。情緒極端惡劣無法工作時，他就讀但丁的《地獄》。他寫信給李斯特說，自己就像是活在地界裏的罪人。生日那天，瓦格納寫了首挖苦自己的打油詩寄給明娜：

在這輝煌的五月裏，

理查德·瓦格納爬出了蛋，

即使最喜歡他的人，

也都希望他還留在裏麵。

瓦格納這時認識了兩個重要的朋友，一個是年輕的卡爾·柯林華，他是李斯特的學生。後來柯林華為瓦格納歌劇寫了不少鋼琴曲譜，他長相清秀，可惜沒有男高音的嗓子。瓦格納為此覺得非常遺憾，要不然，他是演《齊格弗裏德》的極佳人選。另外一個是德國的政治逃犯瑪薇妲·馮·梅森堡，她是早期就賞識瓦格納的人。

瓦格納要回蘇黎世去了，舊愛樂樂團熱誠地為他餞行，團員和觀眾們把他團團圍住，對他報以如雷的掌聲。瓦格納帶著報酬迫不及待地回到蘇黎世。他說：“這是我賺過的錢裏麵，最難賺的。……每一英鎊，無不付出了艱苦的代價，我不希望會再遭遇到這樣的艱苦。”

回到了蘇黎世，瓦格納和明娜兩人就前往琉森湖邊的塞利斯堡。他原本以為在這山明水秀的地方，會對他有點好處。瓦格納精神上的病痛越發地折磨他，飲食或天氣稍有變化，就要發作一次，造成劇烈的痛苦。瓦格納的病痛導致《女武神》的進度大大地慢了下來。他寫信告訴李斯特說，這些詩，隻有在他把它們譜上音樂時，才對他有意義。回去後的幾個月，他草寫了《特裏斯坦和伊索爾德》第三幕裏的內容。

瓦格納的才智是多方麵的，他對於文學、藝術、音樂、哲學和政治的新風尚、新力量，都作了本能的反應，他感到有一股衝動，必須在自己的論述裏、信件裏和音樂中，對它們加以評論一番。不過他本質上是個藝術家，音樂和詩歌的意念對他而言，比理性的世界更真實。

扭轉19世紀音樂風格的是瓦格納。英國的報界卻一直對瓦格納予以惡毒的批評，他們宣稱：“瓦格納的泡泡吹爆了，而音樂終於還存在著！”像這樣的批評，甚至到他去世後依然繼續著。這時，歐洲的每個國家和美國各重要城市裏，群眾蜂擁著前去聽他的歌劇。

1856年，海涅在巴黎去世，瓦格納則決定嚐試回到德國。瓦格納出現在政治舞台上的時間很短，他那動搖不定、奇特而業餘式的言行，都在說明他不適合做革命家，腓特烈·奧古斯特二世和他的朝臣們都明白這一點，他要是沒有逃跑，可能也就從輕發落了。1856年春，瓦格納寫了封陳情書，寄給薩克森國王，請求寬赦——以前他是不肯這樣做的。信中，他陳述七年前所以同情叛亂的理由。他之所以逃離薩克森，不接受審判，並非出於膽怯，實在是因為德累斯頓不能接受他的藝術觀點，他以為政治、社會情況的轉變，或許會實現他的理想，使藝術與生活有適當的關聯。他對政治和時事的關心，隻限於它會影響到他的藝術理想的部分；而他也從未真正認真地支持過任何政治活動。他在蘇黎世所寫的那些書，倒還真的都是關於藝術、生命、哲學等方麵的理論。他說，他並不在意繼續過著流亡的生活，隻是他覺得自己的藝術與祖國密不可分，“隻有在那裏，我才有希望見到自己的樂劇演出,而這種經驗，對我將來藝術的發展是不可或缺的。”最後，他承認自己丟開藝術去搞政治是錯誤的，他發誓說，以後絕不再涉足任何政治活動了。這封信從薩克森國王手上，轉到了司法部，結果請求被駁回。

這段時間唯一使瓦格納感到高興的，是一位醫生治好了他的毒熱。瓦格納原來的想法，是在萊茵河畔建一座“速成”劇院，但是現在他相信，會有更多的群眾欣賞他的這些作品。

瓦格納認為《尼伯龍根的指環》將會是他最偉大的作品。他說：“單隻它那高純的詩，我可以說就已經使德國有了一部將來必引以為傲的作品。”

這隻是瓦格納自己的想法，其他人則沒有這樣的看法。雖然《萊茵的黃金》和《女武神》已經完成了譜曲，但是他們認為瓦格納長期索居於蘇黎世，必然已與現實脫節，恐怕很難完成《尼伯龍根的指環》的譜曲，甚至李斯特也是這麽認為的。瓦格納把所有時間都花在譜寫《尼伯龍根的指環》上，他已經開始譜寫《尼伯龍根的指環》中的另一部劇《齊格弗裏德》，同時思索《特裏斯坦和伊索爾德》的情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