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牛津到紐約

1938年，伯特蘭寫了一本《權力論——一個新的社會分析》。書中分析論述即使是社會主義國家，也該有某種程度的自由，但是這種自由不是過去所講的，而必須重新加以定義。他認為此一主題非常重要，希望能引起更多的注意。他從基本的假設上而非枝節上反駁馬克思和古典經濟學家。伯特蘭認為社會原理的基本概念是權力而不是財富，所以，公平的社會應該盡量地使大家有平等的權力。

自從《權力論》完成以後，伯特蘭的思想路線便又轉到了理論的哲學上，1937年年底，牛津大學邀請他去講學，他選擇了“語言和事實”為題。早在他1918年被監禁的時候，就開始對有關“意義”的問題產生了興趣，但過去他忽略了這些。

伯特蘭在牛津大學講學期間，曾在牛津附近的金林頓買了一幢房子，住了大約一年。他在那裏未曾受到人們的尊敬。伯特蘭在自傳裏說，隻有一位牛津的女士去拜訪過他們。後來在劍橋也是同樣的情形。這使他意識到這些曆史悠久的學術中心對他的態度。

就在這時，伯特蘭在美國找到了一份安定的工作。1938年3月，美國芝加哥大學的人類學係聘請伯特蘭去做客座教授，期限是一年。伯特蘭心中明白，實際上不可能隻有一年，所以他做了充分的準備以便能夠長期居留。

不過，愛子心切的伯特蘭，又為即將與子女分離而深感煩惱。自從和桃拉離異後，約翰兄妹除了住校念書外，每逢假期就輪流到父母那兒去團聚。遠隔重洋，不但不能常常見麵，而且監護權問題也會隨之產生。

1938年4月10日，他寫了一封信給奧托琳，這是他們自1911年在貝德福44號相識以後的第1775封信，不料發信後的第十天，奧托琳病逝，伯特蘭為此難過不已，從此失去了一位可以傾訴心聲的知心好友。

不久後，伯特蘭把位於牛津附近金林頓的房子賣掉了，但一時又無處棲身，於是雇了一輛旅行大篷車到布洛克索的海邊度過了將近半個月的流浪生活。那個地方經常下雨，他們一家五口（包括約翰、凱蒂及最小的康拉德在內）隻好擠在一堆，蓓蒂為大家做飯。8月底，約翰兄妹回到學校，伯特蘭、蓓蒂和康拉德則啟程赴美了。

到達美國後，伯特蘭本來準備在芝加哥大學講授“語言和事實”，但是當他聽說美國人不喜歡課程是單音節的字，因此就把它改為了“口語與身體運動習慣的關係”，但內容卻沒有改變。

伯特蘭在此教學期間，有兩件事令他困擾。第一是芝加哥的氣候不適、環境雜亂，令人非常地不舒服；其次是芝加哥大學的校長赫欽斯先生整天忙著編輯“一百本最佳書籍”，而且他們之間在哲學上的見解不同，兩人的關係越來越冷淡，隻要聘約期滿，一定不會續聘。

幸運的是，在聘約到期之前，伯特蘭接到了加州大學為期三年的新聘約。

在他來美的同時，慕尼黑危機升到最高點，有人問他關於張伯倫準備跟希特勒會晤的意見，他先談論歐洲情況，做了一番分析。他認為希特勒的勢力無法抗拒，與其生靈塗炭、讓無辜的人民死於毒氣或炸彈，倒不如對德軍歡迎。這種論調，招致了不少攻擊。他在《如何達成和平》這本書中，竟建議波蘭由德、俄瓜分，也許能使得德俄兩國因而和解，他又說，即使德、俄開戰，英國也可以維持中立。

1939年3月，當他們離開蕭瑟淒清的芝加哥時，那兒仍然很寒冷，而加州卻已是冬盡春來的好季節了。

當年的夏天，約翰和凱蒂利用假期到美國和他團聚。他們抵達後沒過幾天，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了，伯特蘭不讓他們再回英國去，於是為他們辦好移民手續，接著再為他們安排受教育的問題。約翰已經17歲，伯特蘭把他送進了加州大學。凱蒂隻有15歲，上大學還太早，但是由於 沒有合適的學校，隻好把她也送進了大學。

加州的氣候以及環境雖然很好，但伯特蘭對加州大學的一些作風不滿意，學生中沒有什麽傑出的人才，而校長也很可厭，如果教員言論過於奔放，就會被認為教得不好而被開除，各學院如有什麽地方令他看不順眼的，他就會橫加幹涉。

學年度快結束時，紐約市立學院聘他去任教，他希望馬上離開加州大學，於是立刻寫了一份辭呈，當辭呈遞出不久，他獲悉紐約的教席職位還未確定，為了穩妥起見，他又去見了加州大學校長，希望收回辭職書。校長向他表示，已經太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