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兒童時期的性歧變

我們在上文已經再三說過，我們把宗教的、道德的、社會的許多成見撇開以後，我們對於兒童時期與成年時期的性現象，不便再適用“邪孽”“乖張”一類的字眼，尤其是對於兒童時期。從生物學的立場看，我們有許多行為，雖不合於風俗習慣，卻未嚐不合於自然，而就民族學與曆史看，所謂風俗習慣又大抵因時因地而有不同，不知道聽從哪一時一地的好，因此，我總覺得我們用這一類的形容詞去描寫兒童的問題，例如弗洛伊德以前常用的“多形的乖張”（polymorph-perverse），不但是不相宜，簡直是有罪過。幸而這一類的字眼現在逐漸地已成過去，而取而代之的，有“自動戀的”“生殖期前的”等名詞；這種名詞上的推陳出新，當然是一個進步，美國精神病學者傑利夫（Jelliffe）早就提出過這一點來。就在弗氏自己，後來也看到，發育與教育所逐漸造成的種種障礙，是比較後起的事，在兒童時期內並不存在。因此，“邪孽”之說便絕對不適用，弗氏自己說我們不應當“拿成熟而完全能負責的人的道德標準與法律科條來準繩兒童”；對兒童濫用“邪孽”的字樣便根本犯了準繩錯誤的毛病。弗氏以前所稱“多形的乖張”原是一個很浮麵的印象；初生的羊齒的葉子呈一種很離奇彎曲的狀態，至長大時，才逐漸地拔直；這是很自然與正常的事，而在不明白的觀察者也許不免以“乖張”“邪僻”目之。其實呢，幼小時節的拳曲狀態是一切生物必經的段落，是不足為奇的，假若幼小的時節便表現長成時節的形態，那才真是離奇古怪咧。

這一點是不得不特別申說的，因為許多自命為所謂“性學”專家或性教育家的人就不明白這一點，而被傳統的葛藤糾纏著，不能自解。我們不妨說，一般人對於所謂“邪孽”的談虎色變的一種恐怖心理，以及一部分人特別喜歡在兒童身上尋找“邪孽”行為的一種瘋狂心理，那才是最邪孽的一種邪孽。這種恐怖心理與瘋狂心理在別處是難得遇見的，大凡生活比較健全與比較自然的民族，例如一般未甚開化的民族，或西洋文化所由萌蘖的古典民族有如希臘，都沒有這種情形。至於對於成年人身上的所謂“邪孽”行為，這一般人與一部分人的病態心理也正複如此。他們不知道童年的所謂“邪孽”是不隨童年而俱逝的；由童年進入成年，“邪孽”的方式與程度容有變遷，而並不因年齡的長成而完全消滅；傑利夫不說過嘛，“很少人是真正長成了的”。不過一到成年，常人於所謂“邪孽”之上，又添出兩**接的一段行為，而交接的最終的目的，則在使兩性的生殖細胞得到結合的保障。至此，童年與青年期的“邪孽”可以以遊戲的方式而成為性行為的烘托的東西，我們甚至於可以說，在**的藝術裏與受精作用的技巧裏，它們是很合法以至於很用得著一些陪襯。約言之，它們並沒有超出合理的變異範圍以外。除非是，喧賓奪主，尾大不掉，把主要與中心的交接行為取而代之，或浸**日久，使交接的能力減縮或成為根本不可能，如此而把它們叫作邪孽，那是可以容許的。

總之，我們平時要避免邪孽這個名詞，而對於童年，特別的要蠲棄不用。兒童心理活動的方式是和成人心理的很不一樣，在發育的後一個時期裏所認為“自然”的，在早些的時期裏便不一定如此。因此，兒童不一定總能了解成人的心理活動，成人也不一定總能了解兒童的。一個人變作成人以後，不再想象當初兒童時代的光景，或雖想象而此種想象往往很不活潑，即不再能設身處地，這是很不幸的一件事。不過我們中間，也有不少的人，至今還能回憶當初在兒童時代如何的不受人了解，與因而如何地得不到公允與合理的待遇。這裏誤解與不合理的待遇初不限於性的範圍以內，在許多別的生活的方麵，童年與成人的分別並不很大，卻依然可以發生此種認識與待遇上的錯誤，則在很不相同的性的題目上麵，此種錯誤的層見疊出，是可想而知的了。

但是我們也不要以為童年時代就沒有性的變態。童年時代有。不過和成人比較，這些變態更是一個數量與程度的問題，而不是一個品質與種類的問題。無論問題的性質如何，要不發生則已，一有發生，我們多少總可以推溯到不健全的遺傳上去。一個兒童潛在的性衝動發生了異樣的變化，到了足以妨礙到自己，或別人的安全或健康時，例如“施虐戀”或“受虐戀”（二者總名為“虐戀”，西文為algolagnia）到一個流血的程度，或喜歡偷竊到一個我所稱的“竊戀”（kleptolagnia）的程度，這樣一個兒童的遺傳品質是決不會沒有問題的。既有遺傳的根底，我們唯有竭力地設法，就醫療方麵，或衛生方麵，改善他所處的環境。我們總須記得，目前社會上有兩種人，都是在腦筋上比較轉不過來的，第一種始終不了解人類行為有一個先天稟賦的因素，第二種則始終不了解人類行為有一個後天學習的因素，他們一遇到這一類的問題，總是分別用他們的成見來應付。就他們眼光所能達到的一部分的生活說，他們固然也各有各的用處，但就生活的全部說，就健全與穩定的整個的人生觀說，他們的見解，便是合則兩利，分則兩傷。我們總得把兩方麵的眼光合並起來，才有希望可以看到一個問題的全部與問題的真相。一個問題既多少不能沒有先後天的成分，則對於後天的部分，我們應設法加以治療，對於先天的部分，治療既不可能，則唯有安排一個適當的環境，使問題不再惡化。

童年**的變態往往可以分作兩類，而在不良的境遇之下，這兩類變態又有維持到壯年的趨勢：一是不足與缺陷的傾向，二是過度與流放的傾向。（11）這兩種傾向在西洋文明裏特別容易發生，因為在西洋社會裏，不論就身外的環境說或身內的心理說，性活動的刺激既如此其多，而對於性活動的限製又如彼其甚。在童年時代不足的傾向（性感不足與性興奮性不足）比過度的傾向（性感過度與性興奮性過度）的危險性小，因為此種不足也許並不是根本不足，而隻是發育遲緩的一個表示；隻是遲緩是無傷的，一到成年，依然可以踏上健旺與順利發展的路。遲緩的發育並且還有好處：這種人在壯年時期的**，說不定更有力量，更有幸福。漢密爾頓醫師的研究就很能夠暗示這一點。在他的研究對象中間，他發現性的好奇心發生得越遲，後來的婚姻生活便越有滿意的希望（滿意與否的最好的測驗。據漢氏的見解，是交接時充分的亢進）。漢氏研究的結果裏有一點是最奇怪而出乎意料的，就是，大多數的女子，初次接受性知識的時候，在心理上曾經一度受過驚嚇與震撼的，比起打頭就覺得性是一個有趣的題目的女子來，婚姻以後的**反而見得滿意（幾乎占百分之六十五，所謂滿意也是以性欲亢進的充分程度為準）。打頭就覺得性題目有趣的兒童，我們不妨假定，是事實上**早已有相當發展的兒童，也就是情竇開得太早的兒童，而一度受震驚的兒童是情竇開得比較遲的。這樣看來，漢氏的發現雖若為意料所不及，卻並不是一個真正的變態，而是性的好奇心發展得遲緩些的一個必然的結果。至於性的早熟或情竇早開，雖不一定是一個不良的預兆，比起晚熟或遲開來，多少倒是前途健全發展的一個障礙。不過戴維斯女醫師的研究結果，發現早年不曾**過或有過其他性的玩弄的女子中間，比起有過的女子來，後來婚姻生活更見愉快的女子也不一定多些。狄更生與皮耳遜（Pearson）更以為維持**的習慣的女子，在後來的健康上，比早年以後不再**的女子，要占便宜；這也許是因為維持這種習慣的女子是一些根本上比較健康與強壯的女子，換言之，就是二氏的資料原先就有過一番不自覺的選擇，也就是，其中有遺傳比較健旺的分子，也有比較孱弱的分子，前者的健康不因**習慣而有多大的損失，後者亦不因早年就擯絕此種習慣而有多大的進步；同時我們也知道，自動戀活動的增加，或自動戀活動的斷而複續，對於女子往往是健康增進的一個表示（但不是原因）。二氏又說：**習慣開始得早與在十八歲以後才開始的人中間，健康上沒有什麽清楚的分別。這個結論我們怕不能無條件地接受。

所以童年**的兩種變態傾向裏，不足的問題要比過度的問題為單純，而易於設法應付。（12）我們從上文所引的證據看，更不妨說，就春機發陳以前的年齡而論，不足的狀態，與其看作有害，毋寧看作有益；不過有一個條件，就是，這種狀態的產生，必須是自然的，是兒童發育遲緩的一個不知不覺的表示，而不是人為的、浮麵的與不良的物質與心理環境所強製而成的。不過過度的問題，卻是複雜與繁變得多了；因此，每一個過度的變態必須分別地應付。到此，我們就不能沒有一個明智的醫師的幫忙，而做醫師的對於兒童的生活與問題，還得有充分的了解才行。在以前，這一類的醫師可以說根本不存在，就在今日，他們的人數也還是寥寥無幾；不過就目前兒童研究與兒童指導發展的情形說，我們可以希望，對於兒童與青年的**的變態問題，今後總可以有一些更開明的處理的方法。

不過就大體說，兒童指導的工作，總須從家庭中開始，而就大多數兒童而言，也應在家庭中完成。至於家庭中的成員，最自然合選的當然是母親，固然做父親的，即對於女孩子的指導，也未嚐沒有他的重要的地位。我們應該明白，今日之下，母道是一個極嚴重的職業，不是一切女子都有份，或任何女子都擔當得起的。母道的訓練是多方麵的，非強有力的女子不辦，不過有了這種訓練之後，那責任也就不輕。這世界似乎已經很快地向人口過剩的路上走，在未來的窮兵黷武的人大可不必硬要把每一樁婚姻當作製造士兵，或增加“炮灰”的苗床，換言之，即無須乎人人婚姻，人人負生娶教訓的責任；假定這是事實，（13）近代女子應該覺得慶幸，因為，從此，在不負生養之責的可以做些別的工作，而負生養之責的可以真正地做些貢獻。從人類的立場看，它也並不希望每一個女子做母親，它認為做母親的人數不妨少些，但每一個必須是品質最優良的女子。這種選擇的原則，有一天受大家公認，（14）一定可以在我們的**裏，引起一個革命，而這番革命工作，好比任何別的有效的革命工作一樣，必須從嬰兒時期入手。（15）

用我們目前的眼光來看，以前西洋的母親約略地可以分作兩類。第一是人數較多的一類，她們一則因為知識缺乏，再則因為膽量狹小，把子女的性的問題，幾乎完全放在腦後，這種不聞不問的政策，結果倒也不一定壞，並且往往很好；第二是人數較少的一類，她們吃了一知半解的虧，對於這個問題，反而不免表示一番富於神經作用的過慮與慌張，而過慮與慌張的結果就弊多利少了。（16）今日的新式的母親，自身所處的環境，所受的教育，對於性的題目，既已漸漸有從幽穀入喬木的希望，她對於子女的性問題的態度，自不免另成一格，和舊式的兩類母親都不一樣。新式的母親比較靈活，知識上也比較豐富，同時也比較虛心，比較的不肯武斷，她自知對於子女生活裏種種表現的性質與傾向，未必完全了解，因此也就不覺得有隨時隨地加以幹涉的必要。她也逐漸地知道，她的孩子，在完成發育之前，必須經曆許多不同的段落，而在這些段落之中，即使有一部分的活動不大合情理或不大健全，而不妨幹涉，她也覺得以不幹涉為是，因為她明白，幹涉太多，或太切心於幹涉，其所引起的結果說不定比活動本身所引起的結果還要不好。她也知道她的主要的責任是在了解她的孩子，獲取他的信賴，而遇有問題發生的時候，可以當他的導師與顧問而無愧。真正的新式母親似乎確有這一套本領，而這本領有時候好像是得諸天性，而不是得諸教育，因為近代女子教育裏根本沒有這一套。無論如何，這一些直覺的見解是健全的。凡是對於兒童生活接觸多而認識清楚的人大概都可以坐實這一點。即就**的一端而論，到了壯年還維持著**習慣的人，中間總有一部分在早年是受過母親有力的幹涉的，不幸得很，這種有力的幹涉也許就是習慣所由長久維持的一個因緣了。反過來，大拇指的吮咂有人以為可以轉進到**的習慣，而許多的兒童，從嬰兒時代起，便知從這種吮咂的活動裏覓取愉快，不過若不加幹涉，到了相當的年齡，這種活動自然會漸漸地消滅，而別的更有性的意義的活動，例如**，也不至於取而代之。

家庭而外的教育機關當然是學校。一到學校，困難就加多了，因為在學校裏，許多兒童混雜在一起，所接觸的比較年長的人又並不是知道他們最深而愛護他們最切的父母兄長，在這樣一個環境裏他們不但得不到指導，並且這環境根本就是不自然的，既不自然，弊病的發生必然的是不一而足。戈德史密斯女士（Elizabeth Goldsmith）（在《文明中的性》一書裏）講到一個學校，這學校當局經過一番指導的努力後說：“我們現在到達一個結論，就是，幼童的**的活動，我們最好是不去限製它們，我們要研究一個兒童的整個的適應或位育（17）問題，而特別注意到的一點，就是讓他知道他是一個健康的、天天向上的活潑的孩子，他和周圍環境的關係以及種種活動都很可以令人滿意。”所謂“特別注意到”雲雲是對的，並且至關緊要，注意到以後的結果如何呢，戈女士的文字裏沒有提到。無疑的這一類學校政策的試驗期還短，一時不能有確切的成績可言；除非我們壯年的人真正能夠回想到自己童年時代的經驗，真能設身處地地替兒童著想，怕一時不會有具體的結果。無論如何，假如同時我們對於兒童生活的了解不足，而提醒警覺的功夫又不到家，這一類的政策怕也不容易順利地進行。

若就目前一般的學校而論，那就無所謂政策了；要有的話，那是一種“不癡不聾，不作阿家翁”的政策。但若間或發現個別性行為“不檢”的例子，學校當局卻又突然耳聰目明起來，非把那犯罪的人特別提出來，“做一個以儆效尤的榜樣不可”［法人賽蘭庫爾（Hugh de Sélincourt）做過一本小說，叫《一個幼童》，裏麵就很有聲有色地敘述到這個問題］。學校裏女童的自動戀行為，方式雖然很多，大抵總是異常秘密，並且在女童本人也多少是不自覺的；但在男童，則比較的不守秘密；在較大的學校裏我們有時候可以發現**的“俱樂部”和其他秘密的性活動的組織，不過做教師的也難得疑心到它們的存在罷了。在這種組織裏，中心的人物總是少數性情緒的遺傳特別強烈而性發育特別提早的兒童，這些，要是行跡過於顯露而被人覺察的話，就成為我們現在所稱的“問題兒童”了。這種兒童，一方麵雖有些性的病態，一方麵卻又連帶的有些毅力與領袖的才具，所以對於性情比較正常與年齡小而容易接受習染的兒童，不免發生一些不良的影響。所以，凡在大量兒童集團居住的場合裏，為大多數兒童的自由發展與自然發育設想，一個最根本的條件是先把這種問題兒童很審慎地提開。我們目前已有的一些試驗都證明這是必須的；要不然，一切不良的習慣，包括性的習慣在內而並不限於性的習慣，便會應運而生；甚至於強有力的兒童，憑借了他們自然的或病態的殘虐的行為傾向，會把比較小的兒童當作俎上的魚肉。從此我們可以明白兒童指導的工作是困難很多的，兒童的發展是不容易順著自然的秩序逐步進行的，一方麵我們既要避免指導者自身的橫加幹涉，一方麵我們更須把這一類足以阻礙自然發育的影響鏟除淨盡；好比種穀子，前者是要消極的不揠苗助長，後者是要積極的耘苗或去惡草。至於對於問題兒童的應付，有時候第一件應做的事是把它們隔離開來，但無論隔開與否，每一個例子總得分別地應付，因為沒有兩個例子是完全相同的，而這種個別的待遇又是需要很高明的技巧與手段的；同時更要注意，在這種兒童中間，一些歧變的性的傾向雖十之八九可以發覺出來，但是它們的不正常的行為絕對不限於性的範圍而止，而這種不正常的行為也往往就是反社會的而且可以影響到別人的安全。

不過就普通的兒童說，這種指導的責任總是無可推諉的在父母的身上，特別是在母親的身上。唯其如此，我們今後再也不應把母道看作隻是一個動物的生理的功能，而應承認它是一種極高明的職業，非聰明智慧與受過適當的訓練的女子不辦；至於有些女子，或因身體上有欠缺，或因自然的興趣別有寄托，最好是不必問津。無能的父母，粗心的父母與愚蠢的父母，在子女身上可以發生很壞的影響，時至今日，是很多的人已經逐漸公認的了。就在自命為不屬於這些類別的父母，或因潛心於自己的專門業務，或因一時的意氣用事，往往沒有一定的合乎情理的應付方法，時而失諸過於嚴厲，時而失諸過於放任，不但使子女無所適從，並且使子女發生一種反響，就是不出聲的暗中評論。要知子女正自有他們的壇站，正時常不斷地在評論他們的父母；起初，子女總認為他們自己的父母是天下最完美的父母，這也就是他們一部分的自尊與自愛的心理所由寄托；換言之，他們心目中的父母是陳義極高的，唯其陳義高，所以期望重，唯其期望重，所以父母一有蹉跌，在他們心理上所引起的反響是極嚴重的。

英國學童父母會有一次在倫敦開會的時候，卡利斯教授（Winifred Cullis）說過一句話：“最能夠教練兒童而使他們到克己功夫的人便是一些別的兒童。”這一點觀察是很對的，不過我們必須把它和上文的討論合並了看，那意義才完全。我們總得和我們等輩的人共同生活，而共同生活的必要條件是紀律和克己功夫，真是不錯的。（18）生活必須有抑製，所謂抑製指的是種種衝動的裁節以及一部分自然傾向的駕馭。在社會生活裏無節製的放縱是沒有地位的；弗洛伊德在他的《精神分析演講集》中很值得佩服的第二十七講裏，說過一句很中肯的話：“所謂自由生活本身就是一種抑製。”因為要取得自由生活，我們總得把我們一半的衝動壓製下去，而這一半也就是最富有人性的一半，壓製而成功，我們的幸福才算有了最後的憑借。做老輩的人，最好不要把紀律與克己功夫強製地安放在兒童頭上，而多擔當一些指導與顧問的任務。從最幼小的年齡起，一個人其實始終在訓練他的紀律生活與培養他的克己功夫，但這種生活與功夫的養成，與其憑借老輩的訓誡之力，毋寧依靠等輩的磨煉之功，因為後者要自然得多，健全得多，而自然與健全的教育我們以為才是真正有價值的教育。（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