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重新出山，我老王又是一條好漢

當上了一把手

明朝的製度規定：地方官每三年要進京一次，朝見皇帝，並接受吏部和都察院的考查。王陽明雖然隻當了六個月的知縣，但趕上了這次朝見。

正德五年（1510年）十一月，王陽明進京入覲例行公事，住在大興隆寺。在這裏，他遇到了黃綰。

黃綰，字宗賢、叔賢，號久庵、石龍。少時求教於謝鐸，刻苦求學，學有所得。後來憑借老祖宗的功績，在京城任職後軍都督府都事。

在王陽明眼中，這個長相英武的年輕人大有前途，因為他有誌於聖學。

“此學久絕，你有什麽見解？”

“隻是有這個誌向，還不知道從哪裏著手。”

“人最怕沒有誌向，不怕沒有用功。”

“我如何才能通向那個目標呢？”

“你可以做減法，把多餘的東西扔掉，這樣，內心就可以讓更多的陽光進來。人心是關鍵，做起來，就能成，憑著意誌和內在的修煉就能實現你的夢想。”

王陽明上來就跟黃綰講授“心學”，黃綰一下就聽傻了，為王陽明的學問所折服，立誌潛心修行。毫無疑問，這段對話讓他們師徒之間拉近了距離，黃綰後來成了王門弟子重量級的人物。

黃綰的演講論辯能力很強，王陽明對他極為看重，甚至稱其為“吾黨之良，莫有及者”，把他看成自己的“子路”。

雖然王陽明極其看重這位弟子，但當他死後，卻遭到了黃綰的背叛。黃綰振振有詞地說：“我開始並不相信王學，後來相信了，而且非常狂熱，但經過實踐，我發現王老師的學說不是理學，而是禪學，隻會耍嘴皮子，於國於民沒有什麽益處可言。”（予始未之信，既而信之，久而驗之，方知空虛之弊誤人非細。）

就這樣，黃綰成為中國思想史上較早全麵批判“王學”的人物，這當然是後話了。王陽明在京城朝覲後，原本就要到南京刑部去上班的，但湛若水等老朋友就是不讓他走，一拖就拖了一個月。原來他們在京城暗中活動，上下打點，送出了不少銀子，為王陽明在京城謀了個一官半職。

結果，正德六年（1511年）正月，王陽明的新任命就下來了，吏部驗封司主事。這個官職主要是管封爵和褒賞的，是個有實權的肥差。這樣，王陽明就不用去南京了，可以在京城吏部上班了。

雖然王陽明隻是吏部驗封司的一個小吏，但畢竟是京官，機會多多。不過，他不加入哪一個黨派，也不依附於哪一方勢力，專心於他的心學。好在吏部驗封司主事是個閑差，他有更多的時間研習心學。湛若水在翰林院也閑得要命，除了喝茶、看閑書外，就剩下侃大山了。再看黃綰，他也忙不到哪裏去。所以每天下班後，這三人便傾心交談，甚至還約定“終身相與共學”，那叫一個過癮。

二月，王陽明又擔任了會試同考官。不過，如今他已經看透了科舉考試的弊病所在，沒有了當年主試山東的豪情。再說，會試雖然比鄉試高了一格，但主考官往往是禮部尚書一類的人物，他這個同考官的位置就顯得很尷尬，說不上什麽話。這還沒完，好運來了是擋不住的。這年十月，王陽明又升任吏部文選司員外郎，相當於中組部負責官員調動的副司長。正德七年（1512年）三月，他又升為吏部考功司郎中，成了一把手，正兒八經的正廳級官員。

朱陸之辯

這期間，戶部侍郎喬宇即將前往南京任禮部尚書，在臨行前，他特意前來向陽明請教。

喬宇，字希大，號白岩山人，樂平（今山西昔陽）人，“晉中三傑”之一，幼年跟隨父親來到京師，學於楊一清，成化二十年進士。他是王陽明的故交，王陽明當初貶謫龍場時，經常寄詩給京城的這些好朋友，喬宇就是其中的一位。

喬宇在臨行前與王陽明有過一段精彩的對話。

王陽明說：“學貴專。”

喬宇說：“是啊，我小時候刻苦學習下棋，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才學有所成，在三年內都沒有遇到過對手，學貴專，的確沒錯。”

王陽明說：“學貴精。”

喬宇說：“沒錯，我長大後學文辭，字雕句琢，如今已經不讀韓柳的文章，專攻漢魏的大賦，學貴精，的確是這麽回事。”

王陽明說：“學貴正。”

喬宇說：“是啊，我中年以後想學聖人之道，後悔以前學的那些棋藝與文辭占滿了心靈，沒有別的空間了，我該怎麽辦呢？”

王陽明說：“不管是學習下棋，學文辭，還是修道，都是學問。然而，這三件事帶來的結果卻有很大的差異。‘道’是指大路。若不走大路，專走充滿荊棘的小路，就很難走得通。因此隻有專於道，才是真正的‘專’；精於道，才是真正的‘精’。如果隻是專於棋藝，沒有專於道，那不是真正的專，而是沉溺。如果隻是精於寫文章，沒有精於道，那不是真正的精，反而會流於怪癖。文辭與技能雖從道出，但離道太遠，是雕蟲小技。如果以文辭技能為主，不去求道，那就背道而馳了。所以，必須把意向調到道體本身來，才能不再平庸，活出精彩。”

一席話說得喬宇心服口服。

喬宇走了，更多的人奔王陽明而來，京城的讀書人都被他的心學所吸引，王陽明在京城一下成了炙手可熱的公眾人物。大興隆寺簡直是門庭若市，各行各業的人都湊到這裏，一睹王陽明的容顏，聆聽他講學。

當然，任何一個新生事物的成長都是曲折的，何況是顛覆人們思想的學說，有舉手讚同的，自然就會有反對的聲音，發生爭論是在所難免的。

這不，王陽明的兩個弟子王輿庵和徐成之站在了擂台之上，開始唇槍舌劍，唾沫星子亂濺。

為什麽會爭吵呢？

原來，王輿庵認為陸九淵是對的，徐成之則認為陸九淵是禪，朱熹才是儒之正宗。二人誰也說服不了誰，便請王陽明做裁判，前來定奪誰是誰非。

王陽明認為，雖然朱熹和陸九淵的學說似乎有所不同，但都不失為聖人之徒。不過，尊朱還是尊陸，這在當年實在是一個尖銳敏感的問題，王陽明不好正麵回答。畢竟，如果讓明朝人放棄信仰了幾百年的朱熹，改信陸九淵，這難度是非常大的。

所以，王陽明打了個太極，他首先肯定他們這種辯明學術的熱情，接著說，他們各執一端，不能全麵完整地領會朱熹和陸九淵的本意，隻是停留在口號之爭上，是一點也不能解決這個問題的。這種爭論是無聊的，還是趕快“養心息辯”吧。

這話太中庸了，說了等於沒說，大家不幹了，你這個精神領袖都這麽模棱兩可，我們還怎麽跟你學？你的學說到底靠不靠譜啊。

王陽明本來不想表態，想讓大家領會精神、堅持原則，但一看大家的表情，他知道這回是繞不過去了。

盡管被逼到了死角，但王陽明還是很有藝術地闡明了自己的觀點。他說：朱熹和陸九淵都是大家。他們的學說有所得也有所失，還有互相交叉的地方，沒有必要非得捧起一個打倒一個。不過，朱學早已被大家所熟知，繼續討論的意義不大，而陸學蒙受了四百年的不白之冤，難道不應該為它平反嗎？

雖然話說得很委婉，沒有非得要打倒誰，但這種“非朱是陸”的態度還是一時無法讓眾人接受，朝野嘩然。王陽明作為革新理學和反潮流的理論家，他的膽識氣魄著實讓人欽佩。當時吏部郎中方獻夫官位比王陽明高，但聽聞王陽明的心學後，感到羞愧不已，於是拜王陽明為師。

經過艱難摸索，尤其是“朱陸之辯”後，王陽明知道如何繞開宋儒的影響，走自己的路了。他認定了陸九淵，還有許多工作要做。

自從龍場悟道以來，這三四年間，王陽明終於心明眼亮，找到了登堂入室的精微問題，他要想辦法讓大家明白，即使把自身變成儒學辭典，也未必能擁有儒學的真精神。若要為天地立命，為百姓立心，為萬世開太平，走培養自由意誌這條路比走知識積累的路重要得多。

不過，王陽明如此公開地和一堆吃朱熹飯的人作對，肯定要吃苦頭的。果然，視王陽明為眼中釘的一幹人開始采取行動，先是湛若水被派往安南（越南）出使，次年，黃綰因為被人參劾，告病歸浙，離開了京城。

左膀右臂接連被斬後，王陽明在京城的第一次講學就這樣失敗了。

對付了湛若水和黃綰後，接著王陽明也遭到了“毒手”——正德七年（1512年）十二月，“升”王陽明為南京太仆寺少卿，正四品。

明太仆寺由元代兵部的群牧所演變而來，太仆就是古代掌馬政之官。洪武六年（1373年），在滁州置太仆寺。洪武三十年（1397年），為了加大軍事力量，先後在北平、遼東、山西、陝西、甘肅等處設立行太仆寺，主要職責就是給國家養馬。

如果燃起戰火，與北邊遊牧民族作戰，馬是首要的軍需品，軍馬的優劣決定戰爭的勝負。楊一清就是從督陝西馬政起步，邁向閣臣生涯的。但當時是和平年代，這個官職就顯得不那麽重要了。

總的來說，太仆寺是管馬的一個機構，在這裏啥也混不出來，很明顯這次調動是明升暗降。

雖然“資位稍崇”，但對於當時的行政係統來說，王陽明還是個邊緣人、多餘人、看客而已。當然，退一步說，即使是轉著升，也比蹲著不動強得多。

也許你會說，如果不講學，王陽明就不會被外放到南京了，但那也就不是他了，官冊上的名字多一個少一個，無礙曆史大局。但若少了“王學”，那世界就沒那麽精彩，枯淡多了。

師徒論辯

在上任之前，王陽明想先回餘姚老家看一看，離家好些年了，想家的感覺一直在心頭縈繞，心頭常常會有一種濃濃的憂鬱包圍著，揮之不去。如今好不容易忙裏偷閑，他便向朝廷請了假，一路向家的方向奔去。

陪同王陽明南下的是他的妹夫徐愛。還記得當初王陽明被劉瑾派人追殺，危在旦夕的時候，徐愛不怕受到牽連，引來殺身之禍，毅然拜王陽明為師，這種勇氣和膽識讓人佩服。

這麽多年過去了，他們各忙各的，很少聚在一起，王陽明也沒有盡到當老師的責任。如今同船而行，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王陽明決定把自己多年的悟道心得好好地向敦厚好學的徐愛講一講。

雖然王陽明的身體向來不好，徐愛的身體更差，但這不足以影響他們精神上的交流。水路平緩，又與俗務相隔絕，完全可以從容寧靜地坐而論道了。

在船艙中，王陽明親自給徐愛倒了一杯茶。

“弟子受不起啊。”徐愛一副受寵若驚的樣子。

王陽明喝了一口茶，笑道：“咱師徒有五年沒見麵了吧，也不知道你的學問有進步沒有。”

徐愛頗有些不好意思地說：“弟子愚鈍，知道笨鳥先飛的道理，所以從來不敢在讀書上有所懈怠。”

“嗯。”王陽明點頭道，“你對《大學》不陌生吧。”

“《大學》？”

徐愛愣住了，心裏開始犯嘀咕：老師這是在考我嗎？拿這種啟蒙讀物來說事兒，也未免太小兒科了吧，傳出去都讓人笑掉大牙了。

但無論怎麽看，王陽明都不像是在開玩笑，徐愛便說：“我非常熟悉。”說完便開始背起來。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

“好了，不用背了，你終究還是錯了。”王陽明打斷了徐愛的背誦。

徐愛頗為委屈，因為他覺得自己沒有背錯。

王陽明哈哈大笑道：“你不必如此委屈，教你的老師都錯了，你自然就對不了。”

徐愛一頭霧水，他完全跟不上王陽明的節奏。

王陽明一本正經地說：“應該是‘親民’，而不是‘新民’。程頤誤解了曾子的意思，朱熹沒有發現錯誤，繼續沿襲了程頤的說法，結果把後人引入歧途，朱熹之言不必都信。”

徐愛雖然非常尊重王陽明，但不能因為恩師的一句話就顛覆了自己幾十年樹立起來的價值觀，便與王陽明進行了一番理論。

徐愛不解地問：“朱熹認為‘在親民’應作‘在新民’，第二章的‘作新民’的文句，好像可以作為他的憑證。先生認為應按以《禮記》舊本作‘親民’，有什麽根據嗎？”

王陽明要的就是這個效果，隻有敢於質疑，敢於發問的學生才更有前途。他侃侃而談：“‘作新民’的‘新’，更多的是‘自新’的意思，和‘在新民’的‘新’不同，就談不到什麽憑證了。後麵說的‘治國平天下’，也都沒有‘新’的意思。比如：‘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這些都含有‘親’的意思。‘親民’猶如《孟子》中的‘親親仁民’，親近就是仁愛。百姓彼此不親近，虞舜就任命契作司徒，推行倫理教化，加深百姓間的感情。《堯典》中提到的‘克明峻德’即是‘明明德’，‘以親九族’到‘平章’‘協和’即是‘親民’，也就是‘明明德於天下’。再如孔子的‘修己以安百姓’，‘修己’即是‘明明德’，‘安百姓’就是‘親民’。說‘親民’，就包含了教化養育等意思，說‘新民’就有失偏頗了。”

王陽明的這番長篇大論，引經據典，富有很強的說服力。徐愛聽完後如五雷轟頂，不禁感歎道：大明的教育製度真是害死人啊，想想自己一直對朱子的言論深信不疑，沒想到卻還有另外一層意思，如果沒有遇到先生，那自己就會一直被蒙在鼓裏，真是太可怕了。想到這些，他不禁更加崇拜王陽明了。

不過，兩種解釋，究竟誰對誰錯，還真不好說。畢竟，曾參兩千年前到底說了什麽，誰也不知道，僅僅憑借書麵記載並不能否定誰，肯定誰。

那麽，王陽明為什麽揪住四書之首《大學》不放呢？

其實，朱熹版的《大學》提倡：修己而後安民。而王陽明則提倡：修己與安民並不衝突。

可見，朱熹是極力忽悠大家去格物，隻有到了一定的境界才能成聖。而王陽明是主張知行合一，人人皆可成聖。他的見解顯然更符合孔孟首倡的“仁”愛之心曲。徐愛非常興奮，把所得忠實地記錄了下來，做成《傳習錄》的序言。他忍不住跑出船艙，對著天空大喊：“我明白了，我終於明白了。”

王陽明非常看好天資聰穎的徐愛，認為他是傳承自己衣缽的不二人選，所以在後來失去徐愛後才那麽痛苦，像孔子痛失顏回一般。

徐愛在外麵扯著嗓子繼續問：“《大學》中還提到‘知止而後有定’，朱熹認為事事物物都有定理，似乎與先生的說法不同啊。”

王陽明走到船艙外，繼續傳播自己的感悟心得，說：“如果到具體事物中尋求至善，就認為義是外在的了。其實，至善是心的本體，隻要‘明明德’，並且至精至一就是至善了。當然，脫離了具體事物也不能至善。《大學章句》中所謂的‘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徐愛又問：“如果隻是從心中尋求至善，恐怕不能窮盡天下的所有事理吧。”王陽明說：“心即理，難道天下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嗎？”

王陽明的意思是說，無論如何“格物”，都應該把重點擺在心上，而不是專注於事物上。徐愛自然是心神理會，眼前豁然開朗。他非常推崇王陽明的“心”學，認為聖學從此有了入頭處，認為程朱之學不能與之相提並論，大有唯我獨尊之意。就這樣，王陽明與徐愛一路探討，倒也不寂寞。

步入四品大員行列

正德八年（1513年）二月，四十二歲的王陽明和徐愛終於回到了闊別已久的家鄉餘姚。

此時，正是草長鶯飛二月天，是踏青的好時光。隻見，古橋下的姚江之水平緩而輕柔地流過，橋邊傲然挺立的幾棵翠綠蔥蘢的古榕又粗壯了幾分，倒影在水中流連。橋下的水清澈幹淨，緩緩地流向村外，不急也不躁。屋後翠竹依然鬱鬱蔥蔥，更加茂盛了。村中的景物沒什麽大的變化，但大人們都已經老去了幾分，小孩們也長高了不少。

七十歲高齡的老父親王華早已在門口眺望多時了，他著實不理解兒子在京城的所作所為，不好好做官，瞎折騰什麽呀，啥時候能讓自己省心啊。

日盼夜盼，兒子終於回來了。但見到王陽明後，王華恨鐵不成鋼，便忍不住開始數落起兒子來：

社會如此險惡，內心強大是必須的，但也不能和社會的主流意識相悖。朱熹是誰？是古代先哲，是理學大師，毫不誇張地說他是大明朝的精神領袖，這種人豈能輕易批評？還聚眾講學，生怕別人不知道你似的。你與眾人為敵，自然不能過安生日子了。這倒好，北京吏部待不住了吧？被外放到南京，這都是自找的。

聽著父親的數落，王陽明沒有生氣，也不會生氣，父親曾經是那麽高大，如今背也駝了，頭發也白了，真是歲月不饒人啊。

見父親紅光滿麵，思路清晰，就知道他老人家的身體沒有問題，王陽明也就放心了。他當了個很好的傾聽者，靜靜地聽父親嘮叨著，很享受這種難得的時光。

再看王華，他知道自己的這個兒子出類拔萃聰明過人，非常人能比，自己把意思說明白，盡到為父的責任，就行了。至於王陽明能聽進去多少，他也無能為力，畢竟以後的天下是他們年輕人的，要靠他自己去闖了，誰對誰錯，還要在實踐中檢驗才能下定論。

不管王陽明走到哪裏，哪裏都有他的粉絲和跟隨者。他在家待了數月，又收了幾個弟子，便暫緩去滁州赴任，先帶著他們在餘姚一帶遊山玩水。

五月終，本來打算和黃綰一起遊玩，但等了多日也不見黃綰的影子。黃綰不來，王陽明便沒了情緒，盡管身邊也有幾個資質不錯的學生，但都不足以討論精微的問題，不能讓自己進入忘我之境，很難有什麽更深的體會心得。

不過，王陽明認為山川形勝比人還有靈氣，便就近做逍遙遊，帶著一夥弟子從上虞進入四明，觀賞白水，尋找龍溪之源；登杖錫，到雪竇，上千丈岩，觀望天姥、華頂；本打算從奉化去赤城，正好碰上大旱，山田盡顯龜裂，景色慘然，讓人高興不起來，便從寧波返回餘姚。

值得一提的是，王陽明並不是單純的地遊山玩水，消磨時光，而是在觀賞山水中點撥弟子，使弟子們受到啟發，提高學業。他的弟子錢德洪評價這一活動時說：“蓋先生點化同誌，多得之登遊山水間也。”這便是一個很好的證明。

同年十月，王陽明到安徽滁州督馬政。滁州距南京有一百多裏，山清水秀，風光旖旎，自古有“金陵鎖鑰、江淮保障”之稱，“形兼吳楚、氣越淮揚”“儒風之盛、夙貫淮東”之譽。洪武三年，朱元璋追封已故的郭子興為滁陽王，在滁州建滁陽王廟祭祀。洪武六年，兵部在滁州設立管理放牧繁殖軍馬的機構——太仆寺，令滁州軍民養殖馬牛。

這裏的生態環境很好，幾百年前歐陽修用一篇《醉翁亭記》讓這裏聞名天下，如今，王陽明要將這裏變成講學聖地。

王陽明雖然是正四品的官員，但作為一個管馬的副職，沒啥大事要幹，有大把大把的空閑時間。這正合王陽明的心意。他帶著弟子們遨遊琅琊、瀼泉。夜間，數百人環龍潭而坐，歌聲震響山穀。大家飲酒賦詩，載歌載舞，好不快哉。

這段時間，拜入王陽明門下的弟子出現了第二波**。看著眾弟子跟著自己潛心學習，王陽明心裏很滿足。他完全被琅琊山的美景所吸引，寄情於山水之間流連忘返，怡然自得，詩興大發：

狂歌莫笑酒杯增，異境人間得未曾。

絕壁倒翻銀海浪，遠山真作玉龍騰。

浮雲野思春前動，虛室清香靜後凝。

懶拙惟餘林壑計，伐檀長自愧無能。

王陽明很慶幸自己沒有繁雜事務的纏繞，能與弟子們在幽靜的山水間探討哲學問題，這種逍遙自在的日子過得也很美，別有一番滋味。

王陽明與門人、朋友一起生活遊息時隨時隨地指點他們，諸生也可以隨時請正。比如在滁州講學時，有弟子問：“靜坐中思慮紛雜，不能強禁絕。”王陽明說：“紛雜思慮，亦強禁絕不得，隻就思慮萌動處省察克治，到天理精明後，有個物各付物的意思，自然精專無紛雜之念。《大學》所謂‘知止而後有定’也。”靜坐，在各家各派中都是一種使主體獲得清明狀態的修持方法。比如，坐禪是佛家的基本修習方式，道家講究的“坐忘”也是與靜坐有關的修習方法。這裏提到的靜坐並不是要求一念皆無，否則就成了佛教禪宗的做法了。心學所講的靜坐與禪定不同：禪講究不起念，而王陽明認為不起念是不可能的。

在王陽明看來，靜坐是用省察克治的方法使念念歸正，最後達到純天理的境界。省察克治指的是當惡念剛剛從心裏產生時，就馬上覺察並消滅它。在陽明看來，一般人的最大問題就是此心向外不知向內，以為追逐名利之心就是自我。王陽明講學就是讓學生體會到自家的心體才是你真正的自我，而方法就是靜坐。

王陽明在滁州待了不到七個月，正德九年（1514年）四月便升為南京鴻臚寺卿，主管朝會、典禮，也是個不管事的閑職，幾乎沒有任何實際職責，不過是奉旨休閑罷了。不過，雖然是個閑職，但至少是一把手，而且搬回南京市內辦公，不再那麽閉塞了。

此時，王陽明早已超然物外，他沒有興趣做這種隻爭一世之短長的事情，不屑於跟那些俗不俗、雅不雅的人一起浪費生命，一意去明心見性，然後回到治國平天下的正道上來。

王陽明離開滁州時，眾弟子依依不舍，一直送到烏衣，還舍不得分別，真有點柔情似水的女兒態了。王陽明寫了首長歌，表達自己此刻的心情。

滁之水，入江流，江潮日複來滁州。相思若潮水，來往何時休？空相思，亦何益？欲慰相思情，不如崇令德。掘地見泉水，隨處無弗得；何必驅馳為？千裏遠相即。君不見堯羹與舜牆，又不見孔與蹠對麵不相識？逆旅主人多殷勤，出門轉盼成路人。

因為離別的傷感，詩中自然找不到豪邁的感覺，隻是一些老生常談的相思和勸勉罷了。不過，匆匆結尾，好像沒寫完似的。

王陽明過長江後，到南京當四品正卿，先後隻用了四天時間就走馬上任了。看來，他還是很滿意這次升遷的。雖然工作崗位不是那麽重要，但畢竟是四品大員了，勉強進入了最高層的眼簾。等國家用得著自己的時候，就能一顯身手了。但讓王陽明想不到的是，他這一等就是近兩年半，真是考驗人的耐性啊。

歸心似箭

在南京的這兩年半，是王陽明韜光養晦的時期。在嚴酷的專製體製中，驟起終敗的例子，王陽明見得太多了，一旦失敗便前功盡棄。起初，他想在官場大幹一番，實現自己的誌向，但頗多不順。後來，劉瑾倒台，他被調回朝廷任職，這幾年雖然升遷不斷，但他的心思早就不在官場上了。

通過在京師和滁州的講學，王陽明的名字在大江南北無人不知，無人不曉，而他自己也從講學中得到了無窮的樂趣。

和眾弟子相坐傾談，講究天理，說的是真話，沒有鉤心鬥角，過著粗衣素食、起居有節的日子。閑靜時喝杯清茶，讀幾本古書，或者獨自靜坐，人間的快樂無非就是如此。到現在他才知道，當年孔子周遊列國，顛沛流離，忍饑挨餓，卻十多年樂此不疲，是真正從講學中體會到了人間最大的快樂。

修身修到這般意境，對於官場的鉤心鬥角自然是不屑一顧的。次年正月，王陽明就上了一道《自劾乞休疏》。

在京察大考之際，每個人都要述職，但上乞休書的不多見。既然無望成為英雄，那麽成聖之路應該能走得通吧。在滁州時，他就感歎“匡時已無術”，便有想回陽明洞的衝動。所以，王陽明除去牢騷的成分，還有幾分是真的，但皇帝壓根兒就沒理他這茬兒。

等到十月，王陽明又上了一道《乞養病疏》，說自從正月上疏後，病就更重了，我雖也想為國盡忠，但以前在荒夷之地，蟲毒瘴霧已經侵肌入骨，又不適應南京的氣候，病情才嚴重了起來。而且我自幼跟奶奶長大，她已經九十六歲高齡，盼我早日回去，死前能見上一麵。王陽明寫得讓人動情，但皇帝看到了沒有還是個問題，又白寫了。

在南京的這段時間，王陽明寫了四十多首膾炙人口的詩，現選取幾首，第一首題為《登閱江樓》：

絕頂樓荒舊有名，高皇曾此駐龍旌。

險存道德虛天塹，守在蠻夷豈石城。

山色古今餘王氣，江流天地變秋聲。

登臨授簡誰能賦，千古新亭一愴情。

洪武七年（1374年），明太祖朱元璋登臨盧龍山時，賜名獅子山。這座山在南京市下關區興中門內，地勢險要，是長江南岸的一個製高點，自古為兵家必爭之地。朱元璋曾在這裏設伏，以八萬人擊退了陳友諒的四十萬大軍。

後來，為了提升帝都的京師形象，鎮服四方，朱元璋在獅子山上建了一座高樓，名為“閱江樓”，還親自寫了一篇《閱江樓記》。現在閱江樓的正麵廊柱上，還有朱元璋禦製的楹聯：“佳山佳水佳風佳月千秋佳地，癡聲癡色癡情癡夢幾輩癡人。”反映了朱元璋平定天下後的閑適心情和人生感悟。

當王陽明登臨時，高樓早已破敗不堪，這從末句“千古新亭一愴情”可以看出當時似乎還有一亭，從“荒”“樓”到“新亭”，抒發的是他的“愴情”，表達無樓的遺憾。

另外，王陽明還指出，一個王朝的安危並不在天塹，隻要“道德”建設好了，“蠻夷”並不可怕。正如他所說“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

此時，南京作為“留都”“陪都”被冷落很久了，君主不會來登臨閱江樓和獅子山了，因此也少有臣子、才子來作賦寫記。麵對一角新亭，王陽明隻能寫詩慨歎一番了。

第二首為《獅子山》：

殘暑須還一雨清，高峰極目快新晴。

海門潮落江聲急，吳苑秋深樹腳明。

烽火正防胡騎入，羽書愁見朔雲橫。

百年未有涓埃報，白發今朝又幾莖。

這首詩描寫雨後天晴，登臨獅子山，耳聽江濤陣陣，目睹秋深美景，壯麗山河，天下太平，讓人心曠神怡。但邊境久不見報警信號和邊關緊急文書，這種表麵安寧潛伏著巨大的危機，讓人不得不防啊。正所謂居安思危，才能讓社稷久保太平。

王陽明登獅子山這年，大明王朝開國已經整整一百四十六年，基本上馬放南山，刀槍入庫，太平歲月麻痹了大家的神經，但王陽明是清醒的，所以才有“百年未有涓埃報”的憂患。

但時光飛馳、生命苦短，他尚未建功立業的情懷，卻已經有了不少白發。那句“白發今朝又幾莖”，讀來不禁讓人有些心酸。

五年後，寧王朱宸濠發動叛亂，曆史證明了王陽明的憂患很有預見性。在他登獅子山後的一百三十年，大明王朝宣告覆滅，更證明了王陽明的憂患極具遠見性。

如果沒有特別的機會，王陽明也許就會在這個閑職上終老，默默地淡出人們的視線，而他的心學也會銷聲匿跡，不被世人所熟知，不會在五百年後還大放異彩。

不過，人生總有許多意外，誰都不知道下一秒會發生什麽。正如有句話所說：人生是一連串的意外，意外是一輩子的人生。就在王陽明縱情山水，陶醉在他的心學中時，農民起義爆發了，他就此被推到了最前沿，直麵農民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