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上書被捕入獄

明孝宗弘治十七年（1504 年）九月，王陽明被重新委派職務，調任為兵部武選清吏司主管，他不得不從山東返回北京就任。

從山東返回北京後，王陽明開始以實際行動宣揚聖賢之學。當時的學者都喜愛陳腔濫調的複古文潮，根本就不知道經國利民的實用之學為何物。王陽明在此時帶頭講學，主張通過身心之學使人樹立聖人之誌。當時因為王陽明的名聲有限，而且剛剛開始講學，其學生不多。隻要有向他求學拜師的人，他便廣開門戶進行收納。為了使門生樹立遠大的誌向，他不斷地舉辦講座。

這時的學界士子們還普遍沉浸在科舉考試的應試教育之中，對身心學無所屬意。因此，王陽明與眾不同的行為招致了同僚們的非議，說他以此博取名聲。隻有翰林庶吉士湛若水與他來往頻繁，對其支持，成了他一生的好友。

湛若水，字元明，號甘泉，廣東增城人。明代哲學家、教育家、書法家。他天生形貌奇異，額頭有兩塊隆起的骨頭，耳朵旁邊有黑痣，左七右六，就像兩個鬥。因為湛若水的媽媽陳氏在增城東洲西嶺下一個叫甘泉洞的洞裏向神祈禱，湛若水才降生，所以後來他自號甘泉子，被人稱為甘泉先生，創建的學派便叫甘泉學派。

雖然湛若水的出生具有傳奇色彩，但他因為家道中落，十四歲開始入學，十六歲才進入了廣州府庠學習。他在科考場上不順，在二十七歲的時候才考中了舉人，離進士還遙遙無期。

在旁人看來，湛若水這輩子都不會有大發展了。但一個人改變了他的人生，這個人就是當時的理學大師陳獻章。

陳獻章是明代思想家、教育家、書法家、詩人，嶺南學派的創始人。他是廣東唯一一位祭祀過孔廟的明代大儒。他以“宗自然”“貴自得”的思想體係打破程朱理學沉悶和僵化的模式，開啟明朝心學先河，在宋明理學史上是一個承前啟後、轉變風氣的關鍵人物。

湛若水在二十九歲時前往江門拜陳獻章為師，他齋戒了三天，才敢開口向老師求教。湛若水第一次報名參加會試時，陳獻章對他說：“你如果不放棄全部的功名利祿之心，終難有所成就。”湛若水毫不遲疑地把考試證件當場燒毀，以示自絕於科舉的決心。短短的五年時間，他的學問就突飛猛進。於是，陳獻章決定將衣缽傳給他。為了傳位，陳獻章還專門寫了首詩《贈江門釣台詩》。一年後，陳獻章去世，湛若水還真在自己家鄉增城新塘江畔建了一座釣台，過起了隱居生活。

湛若水本來決定不參加科舉，發誓不進入仕途了。但是，母親陳氏和當時的廣州府官員徐弦都勸他，說他正處壯年，老待在家裏不像回事，不如出道侍君啊！於是，三十九歲的湛若水遵循母命北上考試，受到國子監祭酒的賞識，留讀於南京國子監。第二年他去北京會考，最終他列為第二名，被賜進士出身，被選為翰林院庶吉士，擢升為翰林院編修。之後，他結識了人生中最重要的朋友王陽明。兩人惺惺相惜，一見麵就成為至交。

王陽明比湛若水小六歲，可是他已經聲名鵲起，而且很清高，可以說目空千古。然而他對湛若水卻給予了極高的評價：“我遍求朋友於天下，三十年來，從未見到這樣出色的人。”

湛若水則回讚說：“我走遍了各地，也沒有見到過這樣的奇人。我與陽明先生有著共同的誌向，將來如果有人為我們作傳一定會給我們寫一個合傳。”

王陽明和湛若水兩個人有著共同的理想，相學互問，交往很深，並最終結成莫逆之交。他們終日興致勃勃地探討聖學之事，約定一起將儒學真傳發揚光大。可是，就在兩位好朋友在京師互相應和、其樂融融並準備為弘揚儒學大幹一場的時候天下卻變了。

弘治十八年（1505 年），明孝宗朱祐樘去世了，他的兒子朱厚照即位。小太監劉瑾的機會也終於來了。因為在朱厚照當太子時，劉瑾就是他最好的玩伴，這倆人幾乎形影不離。

劉瑾本姓談，出生於陝西一個貧苦之家，他在六歲那年不知跟著何人流浪到了北京，被宮中一姓劉的太監收養了，他便改名叫劉瑾。這是一個天生機靈古怪、一肚子鬼心眼、善於察言觀色、猜度他人、並利用機會討好有權有勢者以達到自己需求的家夥。

當劉瑾看到不愛讀書、整日到處閑逛的朱厚照時，他心裏非常清楚，隻要自己能夠哄住這個愛玩的太子，滿足他的一切要求，自己就能得到想要的一切。

就這樣，在朱厚照繼承皇位以後，劉瑾很快博得了朱厚照的絕對信任。對於一個少年皇帝來講，整天麵對訓斥自己的那些朝中老臣，百依百順還陪他玩耍的太監更合自己的心意。

於是，朱厚照便將大權給了劉瑾，還允許劉瑾一派的太監參與朝政。

劉瑾非常清楚，如果自己想要長期地掌握大權，必須拉攏幾個大臣。當時朝中的一些老臣自然是不買他的賬。經過長期的觀察，他便找到吏部侍郎焦芳，從此以後兩人就開始狼狽為奸。

在當時，劉瑾還與七名太監結派成黨，沆瀣一氣，時稱“八虎”。自從劉瑾掌管司禮監以後，每當朝臣有什麽事要向朱厚照匯報時，劉瑾總是先打聽好朱厚照在幹什麽，選擇朱厚照玩得高興時跑去匯報。朱厚照當然很惱火，揮手要他快走：“這些事用得著告訴我嗎？你是在跟我搗亂？你自己處理不就可以了嗎？”

這樣一來，正遂了劉瑾的意願。從此以後，他有事就自行處理，而不向朱厚照匯報了。沒過多久，司禮監這個宮廷辦事機構逐漸變成了專掌機密、批閱奏章的最高權力部門，連法定職權最重的內閣首輔，也必須聽從司禮監的。

在孝宗死前，他曾經為朱厚照找了劉健、謝遷與李東陽三個輔政大臣，要求這三位德高望重者好好管教小皇帝，以保朱家的大明江山順利延續下去。

劉瑾的行動終於引起了文官集團的警覺，劉健、謝遷、李東陽三位“顧命大臣”和一些剛正廉潔的大臣不顧身家性命，聯名上書請求嚴懲“八虎”。

武宗皇帝剛剛即位，還缺乏駕馭群臣的能力，見到如此聲勢浩大的進諫，有些堅持不住，想與群臣妥協，除掉“八虎”。但是就在這時，劉瑾在皇帝麵前的哭訴使武宗的心又軟了下來。

第二天，明武宗懲治了首先進諫的大臣。謝遷、劉健以告老還鄉相威脅，卻被武宗欣然地批準了。由此，劉健、謝遷兩位老臣被迫辭職回家養老了，李東陽雖然還在朝中，但是已經失勢了。

三位大臣沒有做成的事自有繼承者來進行。先是京城中的言官上疏乞留兩位內閣大臣，武宗將這些上疏的官員統統趕出了京城，削職為民。

接著，南京的言官也上疏進諫，彈劾劉瑾，為劉謝李三位打抱不平。武宗命人將他們全部押解到京，各廷杖三十。南京戶科給事中戴銑當場死於杖下。

南京禦史蔣欽不服軟，三天後，他單獨再上疏，又被罰刑杖三十，並被逮捕入獄。又過了三天，他第三次上疏，再次被罰刑杖三十，最終死於獄中。

言官們為什麽一再敢於上書呢？在古代的朝堂上有一些特別的規矩是曆代皆遵循的。古代的監察官員總體上屬於言官，言官的主要任務就是批評、諫言，他們可以批評朝政，可以監督官員。在一些特別情況之下，言官甚至可以聞風奏事。所為聞風奏事就是言官未必掌握了某些官員貪贓枉法的真憑實據，隻是聽說了傳言，依然可以上報。緊接著朝廷派欽差去查一查果真如此，那就將被檢舉人抓起來。如果查不屬實會不會把上奏的言官抓起來治罪呢？自古以來的規矩是不會處置言官的，因為是監督官員的行為是他們的職責。

可是在此時，進諫的言官們卻紛紛成了階下囚，誰還敢發言進諫呢？一時間朝裏朝外，人人噤若寒蟬。就是在這樣人人沉默不語的危險時刻，王陽明卻勇敢地站了出來。

王陽明的職務不過是小小的兵部主事，在兵部的屬官中是最低一級。論官階、論職責，他都可以不言語，明哲保身。他是一個十分聰明的人，可以說是在當時、甚至整個中國曆史上都很少有人能與之相比。

這樣一個明白人，他不會不清楚劉瑾的權勢及他上書後的險惡處境。他身在京城，也完全知道劉健、謝遷、李東陽等人的下場。可是，就是在這樣的情勢下，他還是不顧個人安危，勇敢上書。這在一般人看來不是十足的愚蠢表現嗎？是的，隻顧自己利益的人是難以理解具有大抱負、大胸懷、大情操的王陽明的做法。

王陽明的哲學思想中最重要的觀點就是“知行合一”和“致良知”。對敗壞朝政的大壞人，若無動於衷，膽小怕事而不敢揭露和不敢鬥爭，那就是違背了自己的良知，一生將陷入無邊的痛苦境地。這樣活著無聊且沒有意義。

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王陽明挺身而出，展現了“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大無畏的英雄主義精神，這也是他用自己的實際行動來驗證“知行合一”與“致良知”的理念。

王陽明上的是一道《乞宥言官去權奸以章聖德疏》，這是一篇委婉勸諫的奏章。其內容大意是：按照曆來的規矩，言官是不能處死的，不能因言而得罪。如果把言官們給關起來了，將來誰還肯出來說話啊？

雖然王陽明說得較為含蓄婉轉，沒有直接為被處罰的官員們喊冤，但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是為三位大臣和南京方麵的幾位言官抱屈的，這就等於指責皇帝有眼無珠，不識忠臣且重用奸佞。況且兵部主事根本不是言官，沒有進諫的職責，屬於“妄言國事”。因此，武宗皇帝立即把信轉給了劉瑾，讓其處理劉瑾大怒，心想哪來這麽一個不知死活的家夥，竟然膽敢挑戰自己的權威？

王陽明馬上遭到了逮捕，並被進了大牢。一般官員受罰都是廷杖三十，而王陽明是罪加一等，罰廷杖四十。明朝的廷杖專門用來對付士大夫，專門用來羞辱政府官員。

然而廷杖也不隻是羞辱人而已。執行廷杖的錦衣衛打你二十杖就可以把你打殘，也可以把你打死，也可以讓你隻傷皮肉，不傷筋骨，這裏頭名堂很多。

在正德之前的廷杖是不需要被打人光著屁股的。如果明天執行廷杖，被打的人可以做一些預備，可以穿棉襖，也可以在身上裹一些厚衣服、毯子、棉絮等。但是從劉瑾掌權開始，被廷杖人就不許裹這些東西了，必須要光著屁股被打。所以，王陽明很可能就是第一個在午門外光屁股挨廷杖的人。經過這樣殘酷的刑罰和人格侮辱後，血肉模糊、人事不省的王陽明被扔進了錦衣衛的大獄。

王陽明的父親王華當時任禮部左侍郎。有人勸他到劉瑾那裏去為兒子求情，以保全王陽明的性命。劉瑾得知王陽明是王華之子，態度有所轉變。早年他曾跟隨王華的一個同鄉學習書史，從那人處聽得王華的忠孝仁義事跡，因此對王華十分佩服。王華教授東宮太子時，對劉瑾等宦官一視同仁，禮數周到，讓劉瑾對王華印象非常好。因此，劉瑾派人傳話：“我與先生是舊相識，如果您願意主動跟我見麵，就能立即入閣拜相。令郎不僅可以釋免罪責，還可以升官任用。”

但是性格溫和的人也有發怒的時候，這次王華憤怒了，他對別人說：“我兒為彈劾劉瑾而獲罪，理直氣壯。如果我上門求見劉瑾，我們父子會因此遺臭萬年啊！”

不久，朝廷將王華趕出京城，外放南京任吏部尚書，職務明升暗降。明代有兩套朝廷官員，京師一套，南京一套。由於皇帝在京師，京師的一套官員有職有權。雖然南京作為陪都，也是名義上的首都，但因為離皇帝遠，官員基本上有職沒權。

王華無奈地帶著一家老小，去南京赴任。生活突然遭此變故，王陽明的妻子諸氏不知所措，但是她是剛強的女子，並沒有長久地沉浸在痛苦之中。她擔心王陽明的安危，冒著被株連的危險不斷地向官府打聽消息。

王陽明入獄後，居然活了過來。他拖著疼痛不堪的羸弱身子，一步一步爬到窗口，望著夜空那輪明月，不勝唏噓。懷著極度悲憤的心情，他寫下了一首《不寐》詩：天寒歲雲暮，冰雪關河迥。

幽室魍魎生，不寐知夜永。

驚風起林木，驟若波浪洶。

我心良匪石，詎為戚欣動。

滔滔眼前事，逝者去相踵。

崖窮猶可陟，水深猶可泳。

焉知非日月，胡為亂予衷？

深穀自逶迤，煙霞日悠永。

匡時在賢達，歸哉盍耕壟！

王陽明在這首詩中感歎皇帝昏庸，鄙視小人得誌。朝廷天寒雲暮，弄權小人當道，麵對這種烏煙瘴氣的政治環境，他充滿了憂憤，甚至有了消極的想法，希望自己也能和《論語·微子篇》裏的隱士長沮和桀溺一樣，歸隱山林，躬耕田園。

但是，這裏是牢獄，想歸隱也隻能是想象，他需要麵對眼前殘酷的現實。這時，王陽明想到了《史記·太史公自序》中的一段話：

昔西伯拘羑裏，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

大意是說，文王被拘禁在裏時推演了《周易》；孔子在困窮的境遇中編寫了《春秋》；屈原被流放後創作了《離騷》；左丘明失明後寫出了《國語》；孫臏被砍去了膝蓋骨，編著了《兵法》；呂不韋被貶放到蜀地，有《呂氏春秋》流傳世上；韓非被囚禁在秦國寫下了《說難》《孤憤》；《詩經》三百篇，也大多是聖賢們為了抒發鬱憤而寫。

這些曆代聖賢都是在經受磨難之後，其生命才煥發出異樣的光彩。這些人物激發了王陽明為了人間道義而獻身的豪情他自己也堅定了想成為聖賢的信念。

此時正是嚴冬季節，天寒地凍，狂風勁吹，白雪飛舞。獄中的王陽明卻不顧傷痛，學習起了周文王，日日捧著《周易》，遨遊在哲學的海洋裏，忘記了所有煩惱和憂患。他在《讀易》一詩中這樣寫道：

囚居亦何事？省愆懼安飽。

瞑坐玩羲《易》，洗心見微奧。

乃知先天翁，畫畫有至教。

包蒙戒為寇，童牿事宜早。

蹇蹇匪為節，虩虩未違道。

《遁》四獲我心，《蠱》上庸自保。

俯仰天地間，觸目俱浩浩。

簞瓢有餘樂，此意良匪矯。

幽哉陽明麓，可以忘吾老。

此詩前後可分兩部分，前部分王陽明寫自己囚居玩《易》，與聖人經典對話，反思當前處境；後部分他悟得精神自由，領會儒學樂境，描繪生活願景。綜觀全詩，讓人感受到了王陽明身上的樂觀精神。

王陽明在監獄中演《周易》，實際上是他在特定條件之下，特定情景之中再次表現出來的必為聖人之誌。他演《周易》，說明他堅信自己的聖人之誌隻不過是暫時受到了阻遏而已。

隨著時光流逝，王陽明逐漸對未來產生了希望。他認為劉瑾已經大權在握，當朝重臣幾乎都已驅逐。那麽在這種情況下，劉瑾下一步應該會收買人心，而沒必要進一步擴大宦官、文臣之間的衝突。所以，隻要耐心等待，自己就會有出獄的機會。

在獄中，王陽明度過了新年。有一天晚上，月光從窗欄的縫隙照進牢內，他想起故土，不禁悲從中來。他在《見月》一詩中寫道：

屋罅見明月，還見地上霜。

客子夜中起，旁皇涕沾裳。

匪為嚴霜苦，悲此明月光。

月光如流水，徘徊照高堂。

胡為此幽室，奄忽逾飛揚？

逝者不可及，來者猶可望。

盈虛有天運，歎息何能忘！

從詩中可以看出，王陽明一邊悲歎自己的遭遇，一邊依然對未來充滿了希望。雖然他感慨人事變遷，但這無傷於他的儒家信念。對於未來，他抱以樂觀的態度。

王陽明在獄中共寫了十四首詩。從詩歌內容來看，雖然對艱苦的環境有所描述，但是總體上還是抒發了積極樂觀的態度。他身居牢獄、生死堪憂，卻能做到意誌不倒、胸襟浩**，的確讓人欽佩。

就這樣，王陽明在牢獄中度過了幾個月。局勢發展正如他所預料，劉瑾覺得局勢已在控製之中，敢說話的人都被收拾幹淨，也可以對朝臣們鬆鬆手了。於是在過完大年之後，劉瑾決定把在押的官員們逐批放出大獄，給他們活命。

王陽明也被放了出來，在獄中所寫的最後一首詩《別友獄中》中，他這樣寫道：

行藏未可期，明當與君別。

願言無詭隨，努力從前哲！

該詩作於在出獄前夕。他勉勵獄友但行其誌，不忘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