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拘一格發展儒學

軍事方麵的成就是唐太宗執政生涯中最燦爛的一頁，他不但收服四夷，還使得唐朝的版圖成為曆代朝代中最寬廣的一個。但是，文治方麵的功勳也是唐太宗治理大唐中耀眼光輝的一頁。

唐太宗即位後，先把原本設在秦王府的十八學士館擴充為弘文館，招募天下有學識的讀書人到府中共商國事，讓他們充分發表對政治民情的看法，並提出建議和策略。唐太宗經常到館中聽取各方的意見並參照他們的建議決策。

某天，唐太宗和幾個親近的大臣商討用何種學說治理國家最好。唐太宗認為，儒家是最合乎中道的學說，不管在什麽時候都能適用，本朝的學術思想中心應該仍以儒家學說為主。宰相房玄齡也十分同意，他說起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道理和取得的成效，認為應尊儒學為大統。

話還沒說完，杜如晦就搖手插進來說：“不可以，不可以，那多小家子氣。收納百江才能成大海，隻讀一家學說未免限製了讀書人的眼光與心胸。”

“你們兩人不要太激動，我的意思是本朝的正統思想以儒家學說為準則，至於諸子百家的學說既能流傳下來，當然是有價值的，怎麽會把它們全部否定呢？”唐太宗連忙解釋，免得有人再插進來爭論。

“陛下，現在有一個問題，就是這些古籍太深奧了，除了大儒學者以外，一般百姓很難看得懂，這對文化的推廣一定會有影響的，該如何解決這問題呢？”孔穎達在一旁問。

唐太宗沉吟了一會兒，說：“以往隻有貴族子弟才有機會讀書，我覺得這規定太不合理，我希望普天下渴望識字讀書的人都能受教育。這件事實施起來當然有很大的阻礙，但我非做成功不可，因為這對百姓有利無害，你們就這方麵提供點兒意見吧。”

“創設學校倒不難，困難的是師資的來源以及簡易的教科書的編撰。如果能有簡易的教本，想讀書的人隻要識字便能在家自修，那豈不是件好事嗎？”顏師古說。

“對，要先有一套教科書，一套易懂又全麵的教科書。

從明天開始，弘文館學士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將深奧難懂的經籍加以注釋，並校看有無謬誤漏失的地方。”唐太宗當即決定解決辦法。

從貞觀三年（629 年）開始，整理古籍的工作便緊鑼密鼓地展開了。不多久，顏師古等人就將考訂後的五經校正本頒布天下，使天下人都有齊備的教本可以研讀。

唐太宗又命令顏師古、孔穎達、王恭、王玖、司馬才章等人合撰《五經正義》，將五經中的疑難詞句統一加注。經過這一番整理，上古的典籍才以另一番新麵貌出現。

“這樣，考試錄用人才才能有一定的依據。”唐太宗高興地說，但一轉念他又輕皺眉頭，“不過，現在又有一個新的問題出現了，我們要用什麽方法使百姓能輕易地了解本朝的思想重心在儒家呢？”

“那隻有用實際的行動、具體的表現，才能使人民一目了然。”虞世南說。

“實際的行動、具體的表現？”唐太宗沉吟著，“我已經命人把五經都整理分類了，又在各個州縣設立學校，難道這不是實際行動，不是具體表現嗎？”

虞世南連忙說：“可是您並沒有特別標榜儒家。我的意思是將儒家從諸子百家中特別提出來，給予最崇高的地位。”

“那其餘各家的學說呢？”

“當然並存，但以儒為中心，正如五經中陛下認為禮的影響力最大，特別命博士官撰五禮，但其他的經書並不因此就被抹殺了價值啊！”虞世南進一步地解釋,“首先在國學中建立孔子廟堂，尊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孟子為聖人，再征聘各地的名儒到國學中講課。陛下您最好能親臨聽講，這不就很明顯地告訴人民，本朝是如何重視儒學了嗎？”虞世南陳述他的意見。

“還有，我們可以把前代有名望的儒學大家，像左丘明、子夏、伏勝、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等人都入祀進孔子廟堂，這樣可使現代的學者有一個確切的目標，並明了思想的重心所在。”孔穎達也提供了他的見解。

“很好，這是個可行的辦法，我立刻叫人著手去做。”

唐太宗立即叫人將這些意見記錄下來，又說，“不觀史不知古今成敗，前兩天我翻查史籍，發現兩晉南北朝還沒有正史，而且北周和隋朝的史料也脫損了不少，如果不趕緊將這些史料匯編成冊，恐怕過不了多久這些東西都要湮沒了。”說到這兒，唐太宗的臉色不禁凝重起來。

他接著說：“史官是直言不隱的，當初孔子修春秋一字褒貶的成效，今日仍可從史書中看出來。了解各個朝代的興替、得失，隻有從史書著手。我們一定要將曆史上發生過的事，翔實地記載下來，一來表示對前人的追念,二來可給後人作借鑒。”

“陛下說得對，兩晉南北朝的變遷是少見的大變動，其中有許多的借鑒足以供後人警惕，當然要把它們寫下來。”房玄齡、令狐德棻在一旁點頭讚成。

“這整理編撰史料的工作就交給你們兩人啦!”唐太宗笑著對德棻說，“好好地寫，人手不足的時候，叫我一聲，我的學問不好，但抄寫的工作相信還能勝任。”

“陛下，您不必太客氣，到時您別推托就好了，怎能不借助您的長才呢？”玄齡和令狐德棻笑著說。由於唐太宗一向以誠心對待部屬，再加上大家日夜一起研究學問，君臣間的關係就像朋友一般。

君臣同心一意整理史籍，沒幾年，由令狐德棻、岑文本、崔仁師合力編著的《周書》，李百藥編著的《北齊書》，姚思廉編著的《梁書》《陳書》，魏徵編著的《隋書》，以及李延壽獨力編撰的《南史》《北史》，便陸續順利地完成了。

貞觀十八年（644 年），唐太宗宣房玄齡和褚遂良入殿說：“經過這麽多年的努力，我們已完成了不少史冊。不過，我總覺得臧榮緒的《晉書》不夠完善，因為兩晉在學術思想及生活形式上是最富創意、最多變化的朝代，如果不翔實地將這些人物故事記載下來，後人就無法領略到先人在思想、生活上曾有過的一大變革。”唐太宗感慨地說。

“陛下該不是愛屋及烏，因為喜歡王右軍的字，連帶地喜歡上那個朝代？”房玄齡以玩笑的口氣問，唐太宗愛好晉人王羲之的字是眾所周知的。

“你要這麽說也對。”唐太宗笑著回答，“事實上那本書很有修整的必要啊！”

玄齡正色說：“陛下您說得有理，我和褚侍郎會立刻開始動手的。”

不久後，一部完備的《晉史》在唐太宗君臣的策力下完成了，其中對司馬懿、司馬炎、陸機、王羲之四人的論讚是唐太宗親自動筆寫成的。在唐太宗的大力推動下，儒家中庸、篤實的入世思想擊倒了魏晉南北朝時盛行的屬於玄學方麵的出世思想。科舉製度為寒門子弟開啟了一條上進的途徑，擊垮迂腐狹隘的門第主義，一股全新的文化氣息散遍這塊廣大的領土。

在這種風氣之下，還大大發展了中華文化遺產之一的唐詩。

貞觀十八年（644 年）前後，唐太宗的政治生涯已到達巔峰，無論內政還是外交上的成就，都是超越前朝、令人震驚的。這些成就隨著領土的擴充發揮出萬丈的光華，更在無形中融合了許多民族。

當時，由這股強大而無形的力量統治的王國跨洲越海，比唐太宗實際擁有的版圖更廣大。東邊從倭國（今日本）、高麗、百濟、新羅到現今的東北各省；北邊到達現在的內外蒙古和西伯利亞；西方包括了今天的中亞、印度等地，甚至到達了歐亞的門戶拂菻（就是曆史上的東羅馬帝國）；南邊控製了整個南海地區。

偏遠落後的民族在接觸到唐朝的燦爛文化後，就忍不住被吸引了，不僅到長安學習典章文化、學術思想，也將他們的特殊文化風俗傳到唐朝。在頻繁的交流中，各種文化、思想在長安城中被攪碎、調勻，融合成一種國際性的新思潮，這種新思潮更開拓了唐人包納各色人種、各種文化思想的胸襟，因此創造出睥睨古今、雄渾豪邁、多彩多姿的盛唐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