汨羅江畔

離開了會稽山的大禹陵墓，司馬遷逆長江而上到了今湖南南部，湘江上遊的九嶷山，這是上古三皇五帝舜的陵墓所在地。《史記·五帝本紀》中記道：“（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為零陵。”

然後，司馬遷又到了楚國屈原懷石自沉的汨羅江，《水經注》稱之為“汨羅淵”，又叫作“屈潭”，它是汨水和羅水合流之處。這是一個容易令司馬遷傷感的地方，他後來在《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中寫道：我曾經讀屈原的《離騷》《天問》《招魂》而感動悲傷。後來，我到了長沙，看到屈原自沉的汨羅淵，難免垂涕傷感，想見其為人！

我們前麵說過，司馬遷很同情弱者、失敗者。這主要是因為他的內心有著豐富的情感，而這種情感時常躍然紙上。整部《史記》中，我們經常可以看到“餘每……未嚐不流涕也”“觀……未嚐不垂涕”“未嚐不廢書而歎也”之類的話。或許，豐富的情感和深切的悲憫情懷也是一個史家應該具備的素質吧！豐富的情感使司馬遷愛人、關心人，而後注意人物的活動，並細心地記錄下來；深切的悲憫情懷使他的目光不會被炫眼耀目的成功所強占，而是可以看到弱者、失敗者的悲慘命運，使他們的故事不至於湮沒在曆史的洪流中。

這篇列傳除了描寫屈原外，還描寫了另一位文人的故事，那就是我們前麵提到過的賈誼。司馬遷在兩人故事的轉接處寫道：

自屈原沉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吊屈原。

為什麽把兩個相隔一百四五十年的人合並在一篇傳裏呢？

有關人士的研究顯示，屈原大約生於公元前343 年，他是富於浪漫氣息的楚國的貴族和詩人。司馬遷說他早年“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那時屈原很年輕，還不滿28 歲，由於少年得誌，遭到了一批人的妒忌，有人在楚懷王麵前屢進讒言，多方陷害，終於使楚懷王漸漸疏遠了屈原。

當時距秦始皇一統天下不過半個世紀左右，戰國群雄中以秦、楚、齊三國最強，正是張儀、蘇秦的“合縱連橫說”在九州大地風行的時候。楚國內部有親秦派和親齊派，以屈原那種浪漫詩人的個性來說，他自然與愛談神仙的齊國文明較能契合，他是個親齊派，視強秦為虎狼之國。他的被排擠、遭陷害，也從另一個層麵上顯示出在楚國親秦派占了上風。

這中間，楚懷王這個沒見識的昏君還鬧過一個著名的笑話。秦惠王想攻打齊國，怕楚國和齊國聯合，就想先和楚國達成一個互不侵犯的協議。秦惠王不動兵刃，派張儀到楚國遊說。張儀說，隻要楚國與齊國斷絕關係，答應不在秦國與之交戰期間和齊國聯合，秦國願意割給楚國六百裏土地。楚懷王信以為真，痛痛快快地與齊國斷絕了關係，然後歡天喜地地派使臣向秦國索取六百裏土地。沒想到，張儀卻不慌不忙地說：“儀與王約六裏，不聞六百裏。”於是“楚使怒去”。

六百裏變成六裏，秦、楚兩國的關係急轉直下，親秦派當然臉上無光，屈原也因此得到機會回朝，這時他大約32 歲。屈原這次被複用，最初幾年頗受信任，還以特使的身份出使齊國。但親秦派並沒有沉寂下去，他們設法促成了秦、楚聯姻。秦惠王之後的秦昭王特來邀請他的親家楚懷王到秦國會麵，屈原痛諫：“秦，虎狼之國，不如毋行！”楚懷王不聽勸告，一意孤行。屈原因觸怒楚懷王再次被免職流放，不久就傳來楚懷王死於秦國的消息。這時屈原約45 歲。

秦、楚絕交，屈原又有機會回朝，可是不到三年，親秦派的勢力又恢複了，楚懷王之後的楚頃襄王又與秦國修好，可憐的屈原又遭到了放逐。

又過了七八年，即屈原大約60 歲的時候，司馬遷說他“顏色憔悴，形容枯槁”地來到汨羅江畔，“披發行吟”。

他感慨地對漁翁說：

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

並表示自己已經看破一切，“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然後他作《懷沙》之賦，自投汨羅江而死。

這個投江的場麵被司馬遷描寫得淒切動人。文中漁翁勸屈原既然舉世混濁，幹脆就“隨其流而揚其波”算了。

屈原說：

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

讀來確實令人傷感。這一段文字很可能就是司馬遷在這次旅行中聽到的，對他講述這段故事的人也很也可能就是汨羅江畔的漁夫。

在汨羅江畔憑吊屈原，司馬遷自然而然想起了比他早三四十年、同是站在這裏憑吊屈原，望著江水長歎並寫下《吊屈原賦》的賈誼。賈誼也是少年得誌，後來被讒言排擠，也擅長寫辭賦。他的《吊屈原賦》就好像是對自己鬱鬱不得誌的控訴，是一種共同體驗的抒發。

賈誼，洛陽人，生於漢高祖七年（前200 年）。他18 歲時就已經很有名了，最得意時是20 歲出頭的那幾年。最先任用他的是河南郡太守吳公（名字已失傳），後來吳公因為政績優良被升為廷尉，掌管司法刑獄，他順便把賈誼這個“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的青年推薦給漢文帝。

文帝馬上任命賈誼為博士。博士這個職位在文帝時代仍是顧問，各家各派都有，不過能當上博士的，大部分都是年紀很大、知名度很高的學者，賈誼是其中最年輕的一個，可算是出盡風頭。

司馬遷說賈誼，“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漢文帝非常欣賞賈誼，一年之內調升他為中大夫（漢朝的爵位分為公、卿、大夫、士，大夫又分上、中、下三等），後來甚至要把他提升到公卿的地位，結果招致保守元老集團的嫉妒。這批元老功臣是漢文帝登基的巨大助力，漢文帝怎麽可能為了賈誼而得罪他們？於是，漢文帝隻好把賈誼調離中央，外放去做了長沙王的太傅（太傅地位尊貴但無實權，是皇帝的顧問，位在丞相、太尉、禦史大夫三公之上，所以又稱上公。賈誼擔任的是諸侯王國的太傅）。約四五年後，漢文帝曾召回賈誼，但仍不敢把他安置在身邊，隻能又派他去**子梁懷王的太傅。

又過了幾年，梁懷王在一次騎馬時意外身亡，賈誼認為自己未盡到輔導之責，終日鬱鬱，第二年就過世了，年僅33 歲。從他初見漢文帝，嶄露頭角，到他鬱鬱以終，共10 年左右。在這10 年中，他為後世留下五十多篇政論文章，最著名的就是那篇擲地有聲的《治安策》。這篇文章一開頭就說：

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遍以疏舉。

他所謂的事勢中糟糕到令人痛哭的，就是封建諸侯的問題。當年漢高祖為了顧及社會形勢，大肆分封諸侯，與郡縣製並行。賈誼認為這一定是個亂源，主張“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溫和改革辦法。對於匈奴，賈誼的看法是要先消除人們對匈奴的恐懼心理，同時采取強硬政策。他還主張注重太子的教育，因為太子是將來天下命之所係；還主張要禮遇大臣，不可讓大臣隨便受到刑戮，大臣如果真的犯了大罪，也隻能命其北麵而拜，跪地自裁，不能讓他受獄吏的淩辱。

賈誼的這套治國理想被近代學者讚為“開國之盛音，創建之靈魂，漢代精神之源泉”，並說劉邦是物質上的開國，而賈誼則是精神或理想上的開國。賈誼死後的漢代政情無一不是按照他提出的理想和方針發展的。漢朝分封和郡縣並行的製度後來引發了七國之亂，這可以說是沒有采用賈誼提倡的用溫和辦法削弱諸侯勢力的政策導致的結果。不過，他說的“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辦法在七國之亂後得以實行；他對匈奴的強硬主張也在漢武帝時得到貫徹；他重視太子教育的理念到漢武帝時演進成除了太子教育外，還設立博士弟子員，重視全國青年教育的政策；他移風易俗的呼籲後來演變成董仲舒的文化複古運動。

這樣一位才華橫溢的青年政論家，無疑是司馬遷的偶像和榜樣。司馬遷又正好身處盛世，正是當年賈誼嶄露頭角的年齡，一種想像賈誼一樣流芳後世的想法在司馬遷心中滋生出來。司馬遷是愛才、惜才的，或許他的容易傷感也正是因為這種“愛”和“惜”。他打破時間距離，把屈原、賈誼這兩位同樣有才能而遭遇同樣命運的天才，放在同一篇列傳裏，唯有這樣才能夠顯示出他們命運的悲愴，也唯有這樣才能申述司馬遷自己內心的感慨！

與屈原的《懷沙》之賦相對，司馬遷也錄了賈誼的《鵬鳥賦》。鵬鳥是一種無法遠飛的鳥，長沙人說這種鳥是凶物，飛入哪家，哪家就會有人死去。賈誼被排擠到長沙後，有一天飛來一隻鵬鳥，於是“自以為壽不得長”，而作《鵬鳥賦》，看破生死榮辱自我安慰。他引老子的話“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又說“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化為異物兮，又何足患？”果然，沒幾年，賈誼就死在了梁懷王太傅的任上。

這篇《屈原賈生列傳》很可能與司馬遷遭受殘酷刑罰後的心境有關，是他發泄自己對人世蒼涼的感慨。此外，也許司馬遷在學賈誼，用一篇文章來表明自己強作平靜的態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