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病北上

1924 年10 月，北京政局發生了變化。直係軍閥將領馮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戰爭戰事正酣之際，突然從前線回師北京，發動政變，推翻了直係軍閥控製的中央政府，囚禁了通過賄選當上總統的曹錕。於是，北方出現了段祺瑞、馮玉祥、張作霖三派力量既聯合又相互爭奪的局麵。

馮玉祥受時代思潮的影響，致電孫中山邀請他北上，商討解決時局的辦法。對此，段祺瑞、張作霖也表示歡迎。

這時孫中山已經得了肝病，健康狀況一日不如一日。有些同誌認為，北方軍閥靠不住，段祺瑞、張作霖都是反複無常的人，去了恐怕有危險。何況孫中山又有病，長途跋涉會使他的病勢加重。

盡管北上充滿了危險與艱辛，孫中山當時的身體也不好，但是為了爭取和平解決時局的可能性，他還是毅然接受了馮玉祥等人的邀請，抱病北上。

11 月10 日，孫中山先生發表了《北上宣言》，提出對外反對帝國主義，對內反對軍閥製度，要求召開國民會議，實現中國的統一。

11 月13 日，孫中山偕夫人宋慶齡，以及汪精衛、李烈鈞、戴季陶等人乘永豐艦離粵北上。

離開黃埔以後，孫中山乘永豐艦到達香港，又從香港乘船於17 日到達上海。在上海碼頭，歡迎他的人有數萬，“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歡迎孫中山先生”的口號震耳欲聾，此起彼伏。

在離開廣州前，孫中山對外國記者談話說：“帝國主義不僅是我們走向獨立自由道路上的主要障礙，而且是中國反革命當中最強有力的因素。”在孫中山途中抵達上海的時候，英國的《字林西報》竟然發表短論說：“上海不需要孫中山，應阻止他登岸。”

對帝國主義的野蠻行徑，孫中山立即做了堅決反擊：上海是中國的領土，中國人是這裏的主人，住在上海的外國人都是客人。主人在自己的領土上無論幹什麽，客人完全不能幹涉。

北京、上海之間的交通斷絕，孫中山決定經日本去天津。11 月23 日，抵達日本長崎，他接見了新聞記者。28 日，出席了神戶各商業團體、旅日華僑為他舉行的歡迎宴會，並發表了演說。

12 月4 日，孫中山乘坐“北嶺九號”輪船由日本渡過黃海抵達天津，碼頭上迎接他的人有兩萬多，不少市民自動地為他張燈結彩，燃放鞭炮。由於一路顛簸，又受了風寒，肝病發作，到達天津之後，孫中山就已經一病不起了。

就在孫中山北上的途中，北京政局發生了變化。段祺瑞將馮玉祥排擠出京，以中華民國臨時執政的身份控製了北京政權。段祺瑞上台後，為了與孫中山的國民會議主張相對抗，為了取得外國政府的承認，於12 月6 日發表了致外國使團書，公然宣布承認曆年來和各個帝國主義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

12 月24 日，段祺瑞正式公布，要召開善後會議，來解決國家大事，將廣大工農群眾、人民團體排除在會議之外，參加會議的絕大多數是封建官僚、軍閥和投機政客。他想利用善後會議來取代國民會議，和孫中山對抗。

對於段祺瑞的倒行逆施，孫中山堅決抵製，他多次發表談話批駁段祺瑞善後會議的主張，並決定國民黨堅決不參加善後會議。

12 月30 日，孫中山抱病乘車到達北京，段祺瑞派出代表葉恭綽、許世英去迎接。孫中山質問這兩個代表：“聽說段祺瑞要承認不平等條約，可有此事？”

兩個代表證實了這個傳說。孫中山勃然大怒，厲聲說道：“我在外麵要廢除那些不平等條約，你們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條約，這是什麽道理呢？你們要升官發財，怕那些外國人，要尊重他們。既然如此，為什麽還來歡迎我呢？”

問得兩個代表無言以答。過了一陣，他們膽怯地勸孫中山不要過分“激烈”，免得惹怒洋人。

孫中山不屑地回答說：“假如不打倒帝國主義，我就不革命了！”

當日，在住進北京飯店之後，孫中山發表了一個書麵談話，接著又發表了《進京宣言》，重申他入京的目的“非爭地位權勢，乃為救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