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書李鴻章失敗

孫中山雖然成了名醫，收入可觀，但是他關注的不是自己收入的多少、生活的好壞、社會地位的高低，他是一個具有遠大抱負的人。

1890 年，當孫中山還在香港西醫書院讀書的時候，他就給香山縣退職的洋務派官員鄭藻如寫信，主張效法西方國家進行改良。信中提出三點具體意見：第一，興農會，以倡導改革農桑業；第二，立會設局，以禁鴉片；第三，興學會設學校，以普及教育，建議在香山縣試點，然後逐步在全國推廣。

第二年，孫中山又寫成《農功》一文，再次呼籲改進農業，特別是蠶絲業。但是，他提出的有關國計民生的大事，卻無人重視。

不過，一再的挫折，並未使他望而卻步。民族的前途、國家的命運、人民的幸福，始終是他最關注的。

隨後，在澳門、廣州行醫的過程中，孫中山廣泛接觸社會，接觸了許多官僚、富商、巨紳，還接近了官場，使他更加了解了清朝政治的腐敗。

孫中山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自己的醫術雖然高明，但是所能救助的人畢竟有限，不可能救助所有的貧苦民眾，更不能解決國家貧弱的問題。要解決國家貧弱的問題，必須從改革中國的政治入手。“醫術救人，所濟有限”，“醫國”比“醫人”更重要。

孫中山在行醫的過程中，十分注意結交朋友，尋求革命同誌。孫中山與這些新朋舊友們，經常聚集在廣州聖教書樓後的禮拜堂和廣雅書局南園的抗風軒（在今廣州文德路中山圖書館南館內），談論時事和政治，謀求救國的辦法。

1893 年冬，孫中山邀集新老朋友八人，聚會於抗風軒，醞釀成立革命團體，以“驅逐韃虜，恢複中華”為宗旨，取名“興中會”，但是，沒有展開具體的組織活動，並無實際結果。

盡管抗風軒的聚會、議盟沒有實際結果，但是，它表明孫中山的民族革命思想已趨於成熟。孫中山已進入到了結集同誌、團聚力量、組織革命團體以促進和領導革命的新階段，為後來興中會的建立、發動廣州起義做了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

組織團體的事情作罷後，孫中山決定采取另一個“醫國”的重大行動。

1894 年初的一天，在香港的陳少白突然接到孫中山藥房的信，上麵說：“孫先生失蹤了，藥房中開銷很難，收入不敷，隻剩十幾塊錢了。”接到信後，陳少白趕忙來到廣州，替孫中山維持店務。

十六天後，孫中山才露麵。原來，孫中山在農曆春節前就回到翠亨村老家閉門拒客，埋頭十多天，寫出了萬言書《上李鴻章書》。其中提出：

西方國家之所以富強，並不在於他們的“船堅炮利，壘固兵強”，而在於他們能夠做到“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這四方麵才是“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中國要想實現富強，就必須立即著手從這四方麵做起；否則，僅僅像洋務派那樣，片麵追求西方的船堅炮利，那隻能是“舍本而圖末”，不可能有好的結果。

總之，孫中山希望上層統治集團實行一些資本主義的改良措施，以改變中國貧窮落後的麵貌。

在孫中山上書的時候，李鴻章官居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集軍、政、外交大權於一身，是清朝統治集團中的實權派人物。孫中山從少年時代起就存在反滿複漢思想，他常把清王朝看成是異族人的朝廷，主張恢複漢族人的朝廷。在這種思想指導下，他希望能在漢族高官中尋找改革推動者，而李鴻章就成了再合適不過的人選。

在起草《上李鴻章書》的前後，孫中山還曾想去拜訪康有為。

康有為是中國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是後來1898 年戊戌維新運動的領導人。他早年受業於名儒朱次琦，博通經史。

1879 年、1882 年，康有為先後遊曆香港、上海，目睹了來自西方的近代資本主義文明，大受觸動，認為西方人治國有法度，不能把他們看作是古代的夷狄，於是開始閱讀有關介紹西方社會政治製度、自然科學的中文書籍。

1888 年10 月，康有為感到1883― 1885 年中法戰爭後民族危機的加深，上書朝廷，痛陳民族危機的嚴重，提出了“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主張。因為頑固派的阻撓，上書沒能呈到皇帝那裏，卻在愛國人士中傳誦開來。

1893 年秋，孫中山由澳門到廣州行醫，與康有為同處一城，尤其是康有為將萬木草堂遷到府學宮之後，與孫中山掛牌行醫的雙門底不遠。

自從上書清廷之後，康有為在全國關心時事的愛國知識分子中已經是一個著名的人物了，而在廣州聚徒講學又使他成為廣州城裏的著名人物。

那時的康有為正在研究維新變法的理論。孫中山去拜訪康有為，大概就是想就上書李鴻章的事，向康有為請教一些問題。

但是，孫中山並沒有見到康有為。關於此事有兩種說法。

一種說法是，孫中山先托人向康有為轉達結交的意願。康有為表示，孫中山要結交可以，但要先具門生帖子前來拜師才可。孫中山認為康有為妄自尊大，因此就沒有去拜訪。

另一種說法是，孫中山和陳少白專程到府學宮的萬木草堂去拜訪康有為，不巧的是，萬木草堂那時已經放假，所以沒有見到康有為。

對於這次上書之舉，孫中山可謂全力以赴，也寄予了很大希望。為了送到李鴻章之手，他動用了所能用上的全部關係。

孫中山先找到已經退休的澳門海防的魏恒，魏恒非常賞識孫中山的學識和醫道，欣然致書給自己的朋友——著名實業家盛宣懷的堂弟盛宙懷。

盛宙懷是李鴻章手下的一員洋務大將，控製不少大的洋務企業，在李鴻章麵前是能說得上話的人物。如果能打通他的關係，要拜訪李鴻章並非難事。

由於有了魏恒給盛宙懷的這封推薦信，1894 年3 月，孫中山由陸皓東陪同，離開廣東到達上海，如願見到了盛宙懷。其後，又找到《盛世危言》的編者——著名改良派人物鄭觀應。

在上海停留期間，孫中山在鄭觀應家裏見到了中國近代史上另一位著名人物王韜。時任上海格致書院院長的王韜，與孫中山一見如故，他不僅親自幫助修改了孫中山的那篇長文章，而且提議說，自己有個朋友叫羅豐祿，是李鴻章的幕僚，可以通過羅豐祿見到李鴻章。

1894 年6 月，孫中山與陸皓東由上海抵達天津，寄住在法租界佛滿樓客棧。孫中山手持盛宙懷、鄭觀應、王韜三位的介紹信，拜訪直隸總督幕僚羅豐祿、徐秋畦等，表達想上書之意，羅、徐兩人也表示願意協助，他們向李鴻章做了匯報，並將“上書”

一同呈上。

但是，李鴻章以“軍務匆忙”為由，隻留下一句話：“打仗完了以後再見吧。”後來，接見孫中山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了。孫中山上書李鴻章，宣告失敗。

在上書李鴻章失敗後，孫中山、陸皓東離開北京，去了武漢，然後又到了上海。

1894 年7 月25 日，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後。值此之時，慈禧太後為了給自己過六十大壽，挪用了大量軍費，致使軍需得不到有效補給，並且奉行不抵抗政策，導致中國慘敗。

無情的現實使孫中山清醒過來，認識到“和平方法，已不可再用，不得不改換成強迫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