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交有識之士

孫中山在大學學醫期間，學習刻苦，成績優良，但是他並不隻是一個埋頭讀書、兩耳不聞窗外事的書呆子。他是一個有著濃厚政治興趣、偉大政治抱負的人。

孫中山從廣州博濟醫院轉入香港西醫書院，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相較於廣州，香港更為自由，政治環境也比較寬鬆。到了香港西醫書院之後，孫中山充分利用香港相對自由的條件，繼續高談革命，宣傳必須要對中國進行改革的道理。

在鼓吹革命的同時，孫中山也十分注意結交誌同道合的朋友。當時，在孫中山身邊，能夠理解他革命言論的人並不太多。

一些人認為孫中山的革命言論簡直就是大逆不道，讓內地官府知道了是要殺頭的，甚至要株連九族；另外有一些人則把孫中山看成是一個瘋瘋癲癲的瘋子，對他的革命言論付之一笑，覺得不必當真。隻有鄭士良、陸皓東兩個例外。

鄭士良，廣東惠陽人，從小就有大誌，曾跟隨鄉中父老學習武術，與附近的綠林豪傑以及三合會有交往，並加入了三合會。

後來他由惠陽到廣州求學，開始時是在德國教會所設的禮賢學校求學，並且在那裏入了基督教。

1886 年，也就是在孫中山進入博濟醫院求學的那一年，鄭士良也進入該醫院求學。其他人對孫中山喜歡高談闊論、暢論國事往往一笑置之，而鄭士良則對孫中山十分尊敬，熱心傾聽他的言論，對他的言論頗為讚同。可是，鄭士良從來都是守口如瓶，不公開發表自己的政治意見。孫中山認為他是一個奇人，大為喜歡。

相處日久，鄭士良、孫中山的關係日益密切，彼此之間的了解也越來越深，鄭士良告訴孫中山，他參加了三合會，在社會中有著廣泛的關係，將來孫中山有事要用得上他的時候，他可以動員三合會眾人聽從孫中山的指揮。

後來，孫中山於1887 年轉學到香港西醫書院，鄭士良則在1888 年輟學回老家開了一所西醫房，但是他們兩人並沒有中斷聯係。

鄭士良經常到香港中環的楊耀記商店（中央書院坐落於這條街道）與孫中山會麵，他十分讚成孫中山的政治主張，並告訴孫中山，他現在一麵行醫，一麵聯絡會黨，以為將來的革命鬥爭準備力量。

陸皓東，前麵已經提到了，他是孫中山的同村好友，兩人自小就很要好。1883 年孫中山在翠亨村破壞神像的事，就是和陸皓東一起幹的。

當孫中山在香港學醫時，陸皓東在上海電報局任報務員，但每次由上海回廣東途經香港時，常常下榻楊耀記商店，與孫中山等人會麵，暢談革命——“談傾覆清廷事，情義甚洽”。

楊耀記商店的店主人叫楊鶴齡，和孫中山、陸皓東自幼相識。孫中山在香港時常去看他。

有一次孫中山去看楊鶴齡，路上恰巧又碰見了在廣州學醫時的朋友尤列，兩人十分高興。原來尤列也從廣州來到了香港，現在是香港華民政務司署的書記。當天，他們三人談了個盡歡而散。第二天，孫中山請尤列到威靈頓街杏宴樓西菜館吃飯，兩人又密談許久，約定相互支持，反抗清廷。此後，他們就常常來往於香港、澳門和廣州之間，宣傳革命。

尤列，廣東順德人。他的祖父與父親都是學者，是當地有影響的知識分子。在與孫中山結識以前，尤列已經是一個見多識廣的愛國青年了。

尤列性格放誕不羈，好流浪。1882 年，他十七歲，初遊上海，再東渡日本，遊曆了長崎、神戶等地。第二年，又遊曆了杭州、嘉興、湖州、蘇州、常州、鎮江等地。

1883 年2 月，尤列北上燕京。第二年，他又從北方南下，由蘇州、常州沿江而上到漢口，然後又入洞庭湖，沿湘江到長沙、衡陽，再轉道到桂林等地。

由於早年師從名儒學習，接受了民族主義思想，又遊曆大江南北以及日本等地，對於當時中國所麵臨的危機以及清王朝的腐敗，尤列有相當的了解，因此他“慨然有匡複之誌”。

1885 年冬天，尤列入廣州算學館，留館三年，與楊鶴齡同學。

尤列曾任過廣東沙田局丈算總目、廣東輿圖局測繪生，以及中法越南定界委員。在中法越南定界委員任上，尤列對於時局和政界頗有感觸，他不想再幹了，毅然辭職。

此時，正值香港華民政務司署招考書記，尤列參加了考試，被錄用。於是，他又來到香港。尤列到香港之後，與孫中山的交往日益密切。

1891 年，孫中山少年時代的同學羅玉文在香港壽爾康酒店舉行婚禮，孫中山與尤列等同為賀客。

尤列性喜詼諧，又好品評人物，在酒席之上公然說：“你們大家都沒有見過洪秀全吧！”

隨即指著孫中山說：“孫逸仙長得很像洪天王，將來該有洪秀全那樣的事業！”

孫中山當即指著尤列說：“那你是遊智開。”當時遊智開為廣東巡撫。因為“遊”與“尤”同音，這一說弄得滿座歡笑。

孫中山經常在朋友中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尤列在公開場合說孫中山長得像洪秀全，應該有洪秀全那樣的事業，這其實隻是朋友間說笑的話。但是，這種話公開說出來也是可怕的，畢竟那時民智未開。第二天，孫中山邀請尤列到一家西餐館小敘。

孫中山說：“昨日你在酒席上所說的話，那隻能在幾個要好的朋友之間說，最好不要在公開場合說。我們要推翻清政府的計劃，現在還要請你暫時保守秘密，不可隨意對外人說。我以前在檀香山教人造反，因民智尚未開通，無從著手。現在我在香港鼓吹革命，幸而遇到了你這樣的同誌，此後如何進行革命，我們之間還是要商量，多交流，要共同奮鬥。來，為了我們共同的事業幹杯！”

尤列聞聽此言，就說：“既然如此，我隻希望事業能成功，至於誰居其功，不必計較。”

孫中山還有一個好朋友，叫陳少白，廣東新會人，比孫中山小四歲。

1888 年，陳少白考入美國傳教士創辦的廣州格致書院。在這裏，陳少白得到了區鳳墀的賞識。區鳳墀是廣州傳教士，最喜歡獎勵新青年；他曾經是孫中山的國學老師，對孫中山也賞識有加。

1889 年，陳少白有事要去香港，區鳳墀對他說：“你到香港去，我可以介紹給你一個人，這個人恐怕和你見解很相合的。”

隨後，區鳳墀寫了一封介紹信。到了香港以後，陳少白就帶著介紹信去找孫中山。第一次見麵，孫中山和陳少白談得十分融洽。

陳少白這樣記述這次會麵：

孫先生見了那封介紹信，就很高興地同我談了起來。

大約經過十分鍾，就跟孫先生到了一個植物園，選擇了一個很靜的地方，兩個人坐下，談談時局，覺得很情投意合。談到革命的事，也是很投機。

最後，他就問我：“這次到香港要耽擱多少天？”

我說：“隻有一天，馬上要走的。”

他就說：“無論如何要想辦法經常談談。”

不久，陳少白到香港半工半讀，他時常到西醫書院去與孫中山談天。

孫中山常勸陳少白學醫，說醫學是很有用的，但是，陳少白認為自己不適合學醫。孫中山為了使陳少白能留下來，還悄悄地略施小計，幫他轉入了西醫書院。對此，陳少白自述說：有一天，我照常在他那裏談天，他忽然說：“請你坐坐，教授來了，我要聽講去，散課後，再回來和你談天。”

隔了一會兒，他匆匆地跑回來對我說：“康德黎博士請你見麵。”康德黎博士當時是醫學校的教務長。

我說：“不認識他。”

他說：“有事情才請你去。”

我說：“人既不認識，哪裏會有什麽事情呢？”他不待我說完，就抓了我的衣袖拉到教務長室內，見康德黎博士。

當時康德黎博士見了我，說：“我們是很歡迎你的。”

其實他所說的歡迎，是因為方才孫先生說我要到這裏來讀書。

那時，我又蒙在鼓裏，聽了康德黎博士的話，無從致答，隻說“Yes，thank you”而已。

後來我們就退出來，我責備他不應該強做主張。孫先生說：“好了，你進來念書，大家可以多談了。”

我沒有辦法，就答應了下來。其時，我所讀的一班，比孫先生差兩年。

孫中山、楊鶴齡、尤列、陳少白四人，由於同住香港，又誌同道合，彼此來往甚密。楊鶴齡還在店裏特意騰出一個房間，作為他們聚會的地方。

他們所談的都是革命言論，所懷的都是革命思想，所研究的都是革命問題。他們倡言革命，提出了“勿敬朝廷”的口號。

他們被尚未覺醒的人們視為大逆不道，有的則把他們看成“中風瘋狂”，不敢同他們接近，甚至稱他們為“四大寇”。

不過，這時的“四大寇”，還隻是高談革命的“四大寇”，並不是從事真正革命鬥爭的“四大寇”。孫中山自己也說，這一時期是他“革命言論之時代”。他們的革命言論，主要限於攻擊清政府的腐敗無能，不能使中國強盛，致受外人欺侮；至於將來怎麽辦，中國的前途到底是怎樣的，應建立一個什麽樣的國家，他們並沒有係統的認識。

孫中山在西醫書院讀書時，認識的另外一個朋友是楊衍雲。他是福建澄海人，出生在一個有民族意識的知識分子家庭。

大約在1891 年，他和孫中山相識。他也常常到楊鶴齡家的楊耀記商店去，和孫中山他們一起談論革命。

孫中山和他的這些朋友，雖然出身、經曆不盡相同，但是他們都接受過一定的近代西方教育，都具有強烈的愛國思想、反清的民族主義思想。他們在一起高談反清革命，相互鼓勵，相互促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