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美國政治的慣性與突變

人類的政治史總是充滿著鬥爭，甚至暴力革命，美國也不例外，建國初期一樣經曆了連綿不斷的殘暴戰爭。但是美國政治除了戰爭之外，更多地留給後世的是一種妥協的基因，這種政治文化甚至迅速治愈了美國內戰帶給這個國家的傷痛。這種妥協基因造就了長時間的政治與經濟之間的穩定關係，美國由此造就了各種繁榮景象。

獨立戰爭結束之後的建國曆程，是相當精彩的政治妥協過程。現在看來，這屬於政治家們的頭腦風暴式的協商建國模式。首先，在正式建國之前，美國東部的幾大州已經獨立運作了好多年。從州到聯邦的過程本身就是一種巨大的妥協，因為州帶有天然的自治特性，讓各個州通過談判協商的形式建立聯邦，州的代表最大的擔憂之一，就是地方讓渡給聯邦的權力如何最終來保障各個州以及人民自身的權力。這一結構性矛盾雖然在建國初期得以解決，但是後期隨著經濟、社會、文化的不斷發展和人口結構的不斷變遷，這種天然的政治張力不時會出現強烈反彈，在內戰、民權運動、新冠肺炎疫情、選舉紛爭期間無一例外。

美國這個年輕的國家為現代世界創造了第一部成文憲法，這部憲法就是對政治妥協進程的一個並不完美但相當莊嚴的總結。美國憲法文本充斥著人類對美好政治理念的設想，但是這部憲法真正壓抑住美國政治最紊亂的局麵的，卻是依靠馬歇爾首席大法官在“馬伯裏訴麥迪遜案”中的判決。該案以一種非製度性的約定俗成建立了一種解決終極社會紛爭的政治體製，使美國憲法中的權力製衡機製得以真正實現，從而黏合了全體人民對憲法的政治信仰。之後200多年至今，這個世界頭號超級大國的政治基本在按照這部成文憲法設計的製度運作。這部憲法的主體從未被修改，美國人隻是為其增添了27條修正案，而且前10條修正案即“權利法案”是和憲法文本一起討論通過的，隻是決定在憲法製定後以修正案形式補充，最終在1791年12月15日一次性通過完成。

從這個角度來看，以憲法文本為基礎的美國憲政一直比較穩定。從亨廷頓的政治穩定秩序終極目標來看，西方創造了高度發達的物質文明，美國作為西方發達國家的代表，同時實現了長時間的政治穩定和經濟社會發展，這是世界發展進程中較為突出的曆史狀態。20世紀後半葉以來，美國政治逐漸進入較大的起伏狀態，特別是自21世紀之初布什與戈爾的總統競選始，表麵平穩的憲政製度受到政治極化趨勢衝擊，社會政治光譜趨於複雜多變，美國的政治穩定逐漸發生動搖，經濟上的優勢地位進一步衰減，這對美國、對世界的影響巨大。其中緣由值得追索。

2016年特朗普的當選徹底打破了美國政治的平穩，之後各種社會矛盾相繼爆發，在其任期內美國內政外交都掀起了巨大的波瀾，一直到他離任總統前兩周，爆發了200多年來從未發生過的衝擊國會山事件，導致他成為美國曆史上第一位被兩次彈劾的總統，其第二次彈劾更是引發了不小的憲政危機。2020年大選也出現了極大的爭議，這次爭議的程度遠遠超過2000年的總統選舉。2000年的大選爭議最後由聯邦最高法院一紙判決得以解決，雙方握手言和，整個美國社會並無掀起大的波浪，甚至還引以為傲。而20年後的2020年大選，就沒有那麽幸運了。共和黨、民主黨兩大陣營不但沒有握手言和，反而將社會深層次矛盾公開化，兩黨不僅互相爭鬥，更嚴重的是各自在黨內出現了嚴重的政治鬥爭。尤其在共和黨內部，矛盾不可調和，甚至差一點走到使該黨分裂的地步。

民主的必要條件之一是同意，無論是一致同意，還是大部分同意，甚至通過妥協達成的同意。深刻分裂的社會與民主機製之間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這種分裂的背後是無法調和的社會利益分配矛盾，影響深層次社會矛盾的主要有人口結構和利益分化兩大因素，而這些因素是全球化發生以來美國無法避免的。在經濟全麵上升階段，政治上的分歧並不是什麽大問題，但是現在的美國已經像是人到中年，負債累累，負重前行，力不從心，於是社會矛盾就會對民主政體造成衝擊，建國先賢們擔憂的合眾國與聯邦各州之間的矛盾已經開始凸顯。美國部分精英和輿論將社會極化的原因歸咎於特朗普，這是很不公平的，事實上特朗普隻是點燃社會矛盾導火索的人。

極端思想和全球化導致的政治纏鬥是美國政治的重大轉折。230多年前美國的建國先賢們雖然設計了良好的政治製度，但是他們怎麽也不會考慮到當白人變成少數族裔時的製度場景，2012年美國首次出現白人出生嬰兒比例低於50%的情況，如今美國18歲以下人口中白人比例已經少於50%，多民族社會背景下政治極化與選舉民主的融合問題再也無法回避；他們甚至都不會考慮到家裏做飯洗衣的主婦會和自己的男人有著不同的政治傾向，更是做夢也不會想到除了男廁所和女廁所外居然還有“全性別廁所”這種事情，2015年以後更是賦予了同性婚姻的合法地位。美國的民主機製是要解決社會多元利益的平衡，而且是要平等地解決，但利益的多元化是無止境的。

在意識形態上，多年來，相比保守主義而言，文化多元主義和全球主義更有衝擊性，把民主、共和兩黨都逼到了牆角，退無可退，逼迫兩黨進行著無休止的政治鬥爭，甚至比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製度之爭對兩黨的考驗還要大。美國社會在諸如婚姻、性別、種族、槍支、生育等激進議題上陷入了大分裂，聯邦最高法院對許多重大判決也進退兩難。在社會流動標準方麵，在以白人為絕對多數的社會中，精英主義、優績主義等思潮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美國人，無論是自由派還是保守派都能信奉這些社會流動的基本教條。但是隨著人口結構的變遷以及全球化對美國本土製造業的嚴重衝擊，美國社會傳統的保守主義價值觀受到了挑戰，白人勞工階層率先表達了不滿，用選票趕走了民主黨候選人希拉裏，之後美國社會陷入了各個層麵的文化衝突。特朗普隨後的四年總統任期讓美國政治變成了角鬥場，最終席卷全美的反種族主義示威暴亂和衝擊國會山事件為他的退出畫上了句號。“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BLM）運動被視為正義的社會運動，而衝擊國會山事件則被定性為對美國民主的史無前例的破壞。由此可見，自由主義占上風而保守主義退卻的基本格局已經形成。

民主黨在總統和國會選舉中大獲全勝，在意識形態的各個領域也基本占據優勢，使得美國政治形勢發生了突變，而且民主黨還掌控著現代社會最強大的互聯網利器，這一方麵為拜登政府繼續推行全球化和多元文化主義提供了有利的保障；但另一方麵也把保守主義陣營逼到了相當局促的境地，為美國政治的進一步極化發展做好了鋪墊。傳統上一直被認為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共和黨，在2020年大選後不得不清醒地承認自己已經是美國普通工人階級的代表了。這背後的一個大問題就是，利益分配出現嚴重不平衡之後，富人和知識精英階層背叛了共和黨保守主義集團，成為全球化的既得利益集團。因為富人或大資本家明白隻有繼續擁抱全球主義才能不斷擴張自己的財富，所以他們的代言人拜登不斷強調要重回國際盟友隊伍。而手無縛雞之力的知識精英階層不得不屈服於民主黨激進思想陣營，因為他們知道自己雖然擁有知識和話語權，但即使他們是哈佛大學這樣的名牌大學教授，一旦當排山倒海的社會運動來臨之際，他們和好萊塢的演員一樣不堪一擊。

人們不禁會問，是美國的整個民主機製衰敗了嗎？的確，大量的民意調查數據顯示，普通民眾對聯邦政府的信任度以及他們對政府的政治效能感都處於或接近曆史最低水平。美國人對美式民主的自豪感在顯著降低，甚至有大量的年輕人並不以身為美國人而感到自豪。雖然美國的憲政機製仍然能夠解決一般的政治危機，但不可否認的是，這個國家的意識形態極化已經到了無法調和的地步，美國民眾已經開始不接受對方陣營的總統，美國內戰、兩個美國等敏感字眼屢屢成為社交媒體的高頻詞匯。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社會200多年積澱下來的社會共識受到了致命的侵蝕，美國民眾對於公共政策的影響微乎其微，宗教信仰、社團文化等原本在小政府政治體係中占據重要地位的要素逐漸淡化，這反過來會促使民眾質疑他們是否真的是民主體製的主宰者，抑或隻是民主運行過程中的工具，而非主人。

美國作為世界超級大國一直推動著經濟全球化進程，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卻使美國在世界範圍內的勢力衰退很明顯，國內政治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動**局麵。而受益於全球化的美國精英階層不願意放棄與世界的合作，因此美國必須思考如何與世界重新相處的問題。由於中國在全球格局中的分量不斷提升，在重建世界政治經濟體係的過程中，美國卻給出了相反的對華政策導向。但在美國國內，雖然民主黨和共和黨的角色互換，但中美關係卻變得更加撲朔迷離。共和黨表麵上對中國極盡口誅筆伐，但實際上不太擅長做顛覆其他國家意識形態的工作，而這本來卻是綿裏藏針的民主黨擅長的領域，但由於人口和階層的急劇變化，民主黨認為從處理美國內政中更能收獲選票，比與中國激烈纏鬥具有的獲得感更實在。

拜登政府上任之後中美之間僅有兩次正式的部長級會晤，第一次會晤中方代表遠赴阿拉斯加，會談中，中方正式提出平等相待的要求，這一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要求在之後並沒有遭到美國的反對；第二次會晤美方代表飛赴天津，常務副國務卿謝爾曼也隻是口頭上承諾美國將堅持“一個中國”的政策，主動回應中美關係中最核心的問題。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讓美國看到了中國在有效的防疫措施下繼續保持了世界工廠的地位，而且龐大的人口已經成為世界消費引擎，但民主黨政府仍難接受與中國平起平坐的現實。如果美國的對華政策不出現重大變化，中美關係將遭遇更多波折，因為美國政府必須回應其國內選民要求重建全球秩序的呼聲。美國國內政治的巨大轉折以及中美關係的此消彼長，將會引導世界呈現一張全新的地緣政治地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