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暗處，朝他丟了石頭
一個正常人，
何以從旁觀者變身施暴者？
白蟻是個少年，他真的很喜歡女生的內衣褲，不隻拿來聞，還拿來穿。
別誤會，他並不想變成女人；相反地，穿上內衣之後，好像就有一種女人直接住進身體，搖醒他性欲的感覺。白蟻平常不太擅長與人溝通，也沒交過女友，因此不可能光明正大地買套女性內衣回家，於是他選擇用偷的，不僅方便，而且內衣一旦沾染了人的氣息，有了肌膚之親，那套內衣就會活過來。
對於一個異裝癖（Transvestic Disorder）來說，有什麽比“會呼吸的內衣”更值得收藏？
某個清晨，白蟻又順手偷了一套紅色內衣，但他並不知道，那會是他最後一次偷內衣。
幾天後，他收到一張光盤，來源不明，是直接塞進信箱裏的。光盤裏有幾段用手機拍攝的影片，他第一次成為影片的主角，卻是以不太光彩的腳本登上舞台。白蟻拿出光盤後馬上關了燈，躲在書桌旁，他不知道這是一種警告還是戲謔，於是他把那兩箱整理得井然有序的竊來的內衣塞進了垃圾袋，隔天一如往常地去上班。
接下來的日子，白蟻過得非常不安。
他在工作的書店裏掃視著每一位客人，很希望自己的隱形眼鏡具有某種辨識係統。
他回到作案現場，循著拍攝角度尋找幕後人，但一無所獲。他隻好在社交網站留言，暗諷那位正義魔人，而那段留言也徹底發揮作用，隔天，他又收到第二張光盤，於是白蟻崩潰了。
他直接把光盤掛在胸口，當成一麵照妖鏡，不斷在作案現場徘徊，希望能靠它篩選出凶手。很可惜，這樣做隻能篩選出認為他是神經病的人。多虧老天眷顧，後來被他找到兩名手持相片、形跡可疑的嫌犯，他二話不說便動手將那些相片悉數撕毀。隻可惜他撕毀的是兩個無辜文青的攝影競賽資格，因而遭到一頓痛毆與辱罵。然而相較於被打，他更想向這個世界辯白：“我不是個變態！”
於是，他不斷對空吼出這句話。
但周圍早就沒人了。
白蟻回到家，想起小時候在媽媽的房門口目睹的一切。那時媽媽正與她的男友**，對於孩子的窺視渾然不覺。白蟻的震撼不是來自感官的衝擊，而是瞬間確認了親情的叛離。原來在爸爸過世後，除了自己，媽媽心裏還有別人。自此，他在真實世界裏喪失了所有權，隻有女性內衣能讓他奪回一些想象。然而這樣就是變態嗎？他想起自己雖然戀母，但並沒有害過任何人，想起大家都在假裝正常，想起無論再怎麽掩飾，自己終究被當成怪物──於是他拿起剪刀，一刀一刀，把自己的頭發剪成了“鬼剃頭”。
他不想被了解，但也不想被誤解。隻是他還年輕，不明白這兩件事其實是一個連續的過程 ：人們對於不了解的人，往往都是以誤解收場。
白蟻覺得身上很多東西都在流失，幹涸的身體讓他變得很敏感。第二天上班時，他對每一件事都看不順眼，就像他最在意的書序仿佛被誰弄亂了。在結束與客人的爭執後，白蟻被老板趕回家，心神不寧的他，過斑馬線時沒注意交通信號燈，突然間就被撞死了。
在一旁看傻的你，仿佛是整起車禍的目擊者，但你很清楚，自己其實才是肇事者。
那天清晨，你蹲在前男友家門口，不想接受被分手的事實，百無聊賴之際，發現露台底下有個變態正在偷內衣，於是順手拍了下來。
你無心念書，生活索然，寫著無關痛癢的報告，念著沒有未來的專業，情感的空窗，讓你隻能隔牆偷聽室友**的聲音。直到有一天，你再度在路上遇見那個男人，於是你跟蹤他，一路跟到書店，從胸前名牌得知他的名字，再跟蹤他回家，最後在社交網站查出他其實是你學長。
乏善可陳的人生，自此露出一線曙光，出現一片明朗。
你不想把光盤交給警方，隻想給這個道貌岸然的“變態”一點教訓，因此決定跟他玩個小遊戲。或許是為了正義，更多時候是想填補情感的空虛。你不想花力氣去確認這個人的背景，你隻需要確認這樣的行為是一種罪，這樣的動機，讓你忘了每個人其實都有自己的傷痛，都有自己的理由。
你看著那具屍體，根本沒想過這樣做會害死誰，你隻是要為這個世界出一口氣。
即便你根本不認識他。
沒錯，認識一個人太花力氣，更何況對方還是個變態，給他定罪就輕鬆多了，正如前麵提到的，這正是電影《白蟻：欲望謎網》(15)告訴我們的事。
而所謂的定罪，大抵上就是用激烈的語言去重複宣示他的罪行，一句一句堆棧，透過正義的包裝與號召，演變成一種不落痕跡的暴力、問心無愧的霸淩。
一個正常人，何以從旁觀者變身為施暴者？答案在1971年的加州。那裏有所大學叫斯坦福大學，裏頭有個長得很像演員李羅的心理學教授，叫作津巴多（Philip Zimbardo），這個家夥進行了一次舉世聞名的“斯坦福監獄實驗”（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聞名之處在於它既混亂又失敗，但最後卻成功地產出了五個字 ：“路西法效應”（The Lucifer Effect）。
實驗是這樣搞的：老津想知道一個正常的好人，有沒有可能因為“體製”或“權威”的壓迫，讓他喪失判斷力，投入邪惡的施暴行列。於是他把斯坦福中心廣場的一部分改造成監獄，招募了24個心智正常的大學生，每個人看起來都是相信世界和平的嬉皮士。接著把這群人隨機拆成兩組，一組當獄警，一組當囚犯，每天都隻要蹲在假牢房就能輕鬆地領到15美元，然後大家一起開歡樂派對度過接下來的兩周。
怎麽可能。
囚犯組在第一天就被剝奪了一切，包括他們身上原本的衣服、一切能對外通訊的方式，以及他們的名字。他們發現老津是動真格的，自己的存在隻是一組號碼。獄警組成了匿名的矯正官，他們被賦予的任務很簡單：“盡量像個真正的獄警。”而這個指令，吹響了這場混戰的號角。
第一天，兩組人馬還能練肖話。第二天，獄警們開始覺得自己不太受到尊重，於是試著加強對囚犯組的規範。接下來幾天，他們開始對囚犯的各種生活細節挑刺，在不傷害對方身體的原則下，進行了一係列的懲處。因為在獄警眼中，人名一旦轉換成號碼，對方的感受就變得不太重要了，更何況，他們還是獲得授權的。
想當然耳，囚犯組也不是吃素的，他們很清楚自己進來的目的，就是輕鬆地賺 15 美元，而不是進來沒事被罰幾百下俯臥撐或徒手刷馬桶。於是一部分人起身反抗。但他們愈是如此，愈讓獄警們投入到這場實驗中，因為獄警充分感覺到：“這真的是囚犯會有的反應。”
自此，兩組人馬開始往極端的方向靠攏，一方享受施虐，一方習得無助(16)（Learned Helplessness），在真實與模擬失去界線的同時，善惡開始變得分明。
但就在囚犯組陷入絕望之際，老津突然終止了實驗，因為他被女友瘋狂暴捶後幡然醒悟，然後出了一本叫《路西法效應》的書，探討好人如何在一夕之間變成壞人，善惡之間的界線如何經由體製的壓力被抹殺。
由此可見，建立一場霸淩，隻需要三個條件：
第一，“體製”的許可。一旦獲得製度授權，我們就能心安理得，因為一切都是奉命行事，執行者隻是經辦人，經辦人隻是通道。
第二，偏見。隻要設定好所謂的“敵人形象”，建立製式的模板，就不用花時間去了解他的背景，箭靶不需要任何背景。
第三，從眾。經由群體的背書，保障了整個過程的正當性。
於是，當某條令人發指的實時新聞跳進手機頁麵時，出自心中的善，讓我們感到憤怒，當媒體幫大家設定好敵人的形象後，憤怒找到了出路。它讓我們不問因果，不做判斷，直接用文字或語言製裁對方。
人類自從發明了鍵盤，“獵巫”(17)就變得簡單。在狩獵的過程中，我們並不覺得自己正在被風向帶著走，我們沒有試著推敲始末，厘清敵人的形象，因為這樣做實在太煞風景，太故作清高，不如把自己埋進群體，放下定見，順風走勢又獲得一波集體**。
荒謬的是，當熱潮退散，我們才會發現自己連敵人的來曆都不太清楚，就像影片中被撞死的白蟻。
我們領著輿論的許可，踩在道德的製高點進行轟炸，整場定罪行動就像一組被默認的流程，對象是誰根本不重要，重點是大家宣泄了生活的苦。
仔細回想，我們跟斯坦福監獄裏的獄警根本毫無二致，仰仗體製，以善之名，執行問心無愧的霸淩；隻不過身處網絡時代，多了一張匿名的保護傘，讓人得以隱身在暗處，然後朝有“罪”的人丟石頭。
隻是，到頭來，我們究竟實現了什麽？
如果沒有具體的答案，我們是否該考慮，什麽樣的決定，才能讓眼前的局麵不再惡化？我們可以跟大家一起為情緒找個出口，也可以選擇不妄下評論，增加對幽微人性的理解。熱血不代表蠻橫，冷靜也不代表矯情，但不管決定為何，我們都必須為接下來的舉動負責，也逃避不了可能造成的波及。
我始終相信，當我們麵對計算機屏幕，準備在頁麵上留下文字之際，一定還有其他選項等著我們。
伊朗導演阿斯哈·法哈蒂(18)曾說過一句話：
現代社會的悲劇，是一場善與善的戰爭，無論哪一方獲勝，結局都讓人心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