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漂泊的青春

當下的年輕人能清楚地意識到，他們需要在人生的某個時間點完成從青春期到成年的過渡。這種意識本該成為對未來充滿希望的人產生熱切期望的源泉，但對其中大多數人而言，帶來的卻是隱約不祥的預感 ，或是更糟糕的、讓人耗費精力的焦慮，並進而讓個人的發展止步不前……

在當下時代，一個年輕人的生活前景是如此的充滿不確定性。僅僅在幾十年前，幾乎所有的年輕人在青春期快結束時，都會知道他們將在何處生活、將從事什麽樣的工作，以及自己會跟誰結婚。而如今，大多數年輕人直到已步入成年，對於這些問題仍沒有清晰的答案。經濟全球化帶來了更多的機會，也帶來了更多的壓力，很多年輕人要離開家鄉，到遠方去尋找發展的機會。甚至很多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也會花數年時間去從事一些臨時性工作，而不是投身到一個穩定的職業領域。事實上，“永久性職業”這一概念已經為人們所質疑，因為很多職業正在演變成一連串相對“短期”且“不是緊密相關”的工作。至於說組建個人家庭，世界各地的年輕人結婚的年齡都在延後，或是完全拒絕婚姻。照目前的趨勢發展下去，選擇不婚的年輕人的數量還會持續增多，或者他們要等到快過了生育年齡再走入婚姻。

麵對如此的變化，當今的一些年輕人很樂於接受，並且會擁抱其中所蘊藏的新機會。這樣的年輕人已為未來構建了清晰的願景，他們有著很強的自我驅動，充滿活力，積極樂觀，並且為實現個人抱負製訂了切實的計劃。對自己充滿自信，他們享受著探索世界的過程，以及對個人潛能極限的不斷挑戰。不再需要任何的保護和激勵，他們會跨越遇到的任何阻礙。總之，他們找到了一種很強的目標感，而這一感覺不斷激勵著他們，並指引著他們前行的方向。

然而，他們很多同齡人的內心卻仍在經曆著痛苦掙紮。在步入成年，麵對一些重要的選擇時，他們感到自己在個人成長和社會發展方麵好像處於一種“漂泊狀態”或者被“卡殼”了。現在，相當多的年輕人在接納成年生活角色，如“父親或母親”“職員”“丈夫或妻子”“公民”時，都會遲疑不決。

從美國到日本再到歐洲，年輕人“延遲承諾”的現象在工業文明世界都普遍存在。舉一個極端的例子，有報道稱，意大利大多數30歲的年輕人還跟父母生活在一起，他們既不結婚，也沒有全職的工作。在美國，一項針對18～24歲的年輕人的研究通過調研發現：“對他們大多數人而言，婚姻、家庭和孩子不是想要追求的‘成就’，而是要去規避的‘風險’。”1

英國首先在政府層麵注意到“未就業的青壯年”日益增長的現象，在5年前的一份國家報告2中，首先提出了“年輕啃老族”的概念（“既不‘在讀’，也沒有‘就業’，又沒有‘參加就業輔導’”）。日本政府報道稱，有近百萬年輕人成了“啃老族”，並對此發出明確的警告，而這是在一個以“穩固的世代工作倫理”而著稱的社會。在這兩份報告中，都沒有提到“經濟放緩”問題。歐洲、亞洲，美國以及其他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經濟都在保持快速增長，給年輕人提供了充足的就業機會。但是很多年輕人仍猶豫不決，或許是因為麵對生活的不確定性而感到氣餒，或許是因為他們畏懼作選擇帶來的所謂“風險”，又或許是提供的這些工作機會和發展前景在他們看來是毫無意義的，無法激發他們的興趣。年輕人的種種“遲疑”背後隱藏的原因，令很多父母和教育工作者百思不得其解，甚至開始為這些還沒有找到什麽方向和決心可以讓生活變得更好的年輕人感到擔憂。

很多父母還表達了他們的擔心：他們的子女可能變成“回巢一族”，在本該展翅高飛的年紀，卻又回到了家庭的巢窠，父母們一開始還能以幽默的方式談論這件事情，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幽默就變得越來越少。我把它稱為“如何才能讓我那乖女兒從地下室搬出去”問題。當然，並不是所有的父母都會對子女“花比一般人更多的時間自謀生路”感到困擾。這個問題存在積極的一麵：它暗示了一種親密關係，而這種親密關係在過去幾十年中都是被很多家庭忽視的。現在，已成年的孩子還是感覺待在家裏比較舒適。他們也確實喜歡待在父母身邊，與上一代人相比，他們更能開放地與自己的父母溝通。

這個問題因媒體的報道而為更多人關注。在2007年5月的《財富》（Fortune）雜誌上，納迪拉·希拉(Nadira Hira)用輕鬆愉悅的筆調寫了一篇關於“嬰兒潮一代的孩子們”的報道，她認為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員。她以客觀的筆調讚揚與她同時代的年輕人擁有的過人天賦、活力和創造力，並以例證說明，“我和同齡人遇到的所有問題和質疑，將引領我們去探尋一些重要的答案”。同時，隨著困惑和自我探索期的延長，也就延遲了向“永久性工作”和“建立個人家庭”的過渡，這種“延遲”超越了以往任何一個時代。希拉援引了一份對2000～2006年間美國大學生的調查，該調查表明，每3個學生中有2個在畢業後搬回了父母家，其中一半以上的人在家裏待的時間超過一年以上。她引用了一個28歲的年輕人（他寫過關於這一主題的書）的描述：“如果不喜歡一份工作，我們就辭職，最糟糕的情形不過是又重新搬回家裏，這不是什麽丟臉的事情……我們的媽媽最喜歡做的，莫過於給我們做可口的肉餅。”另一個24歲的女生也表達了相似的觀點:“我認為父母也希望感覺到自己被他人需要，我是很獨立的孩子，在我請求幫助時，他們會非常開心。”

父母對孩子的愛是世界上最無私的奉獻，幸運的是，事實上大多數父母都樂於做所有事情以盡可能幫助子女成長。同樣，大多數子女也可以充分信任地期望父母滿足自己的需求，這也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並不確信，絕大多數父母都希望把自己最好的年華用在滿足孩子的基本需求上，也不相信這樣做對子女來說是真正最有益的。真正能給他們帶來益處的，是幫助他們找到一條人生道路，讓他們能為自己的家庭，甚至為這個世界作出貢獻。

最根本的問題，不是父母應該在子女生活中發揮什麽作用，而是子女應該如何實現自我價值。在青春期階段，進行一些反思和嚐試是有益的。青春期是發展的過渡階段，就像是個體走向擁有成熟的自我認同之路上的一個中轉站。這一生命階段據說是以進入青春期為起點，以對成年人的社會角色（如上文所提到的父親或母親、丈夫或妻子、職員及公民）作出鄭重承諾為終點。在向成年過渡的關鍵時期，年輕人花些時間來審視自己、思考未來，尋找到最符合個人誌向和興趣的機會，這是明智的。對於很多年輕人來說，可能都有必要在青春期經曆更長時間的自我探索和反思，以便建立充分的自我認同和尋找積極的人生方向。這就是著名心理學家愛利克·埃裏克森(Erik Erikson)曾描述的建設性的“延緩償付期”(1)。的確，在某些人的生活中，為了更好地完成“身份認同”，他可能會經曆長達數年的選擇延緩期。

然而，當今很多年輕人的延遲，呈現出了一係列讓人擔憂的特征，最主要的問題是很多的年輕人似乎並沒有在積極尋求解答。他們的延遲，可以說更多的是優柔寡斷，而不是積極反思；更多的是方向迷茫，而不是追逐明確目標；更多的是矛盾心理，而不是內心堅定。缺乏方向感，無論是從個體發展還是社會角度來看，都不是建設性的“延緩償付期”。缺乏方向感，機會會轉瞬即逝，並可能由此造成自我懷疑和偏執。不良的習慣開始逐漸生根，而好的習慣卻無法建立。當然，這並不是說存在一個關鍵期，隻有在這一時期才能獲得使人生豐滿的方向感。我所強調的是，在本應做好準備的階段過度延遲會帶來嚴重的風險，年輕人可能把“尋找積極方向”“在這一方向上堅持”“培養實現方向性目標所需要的各種技能”等任務都統統拋到腦後。

當下的年輕人能清楚地意識到，他們需要在人生的某個時間點完成從青春期到成年的過渡。這種意識本該成為對未來充滿希望的人產生熱切期望的源泉，但對其中大多數人而言，帶來的卻是隱約不祥的預感，或是更糟糕的、讓人耗費精力的焦慮，並進而讓個人的發展止步不前。延緩接納成年人的社會角色，事實上也是在緩解焦慮和抑鬱。但如果年輕人不去承擔任何職業、家庭及其他重要的社會責任，他就無法獲得走上正軌的支點。這種責任的脫離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變得讓人越來越難以忍受。它會一直持續下去，並極大地耗費人的心力。

我並不是想要暗示現在大多數的年輕人都已深陷困境，或者麵臨著隨時可能發生的危險。事實上，從大多數指標來看，現在年輕人的幸福感要比10年前或15年前的更高一些，至少不低於之前的水平。在美國，現在青少年出現早孕的可能性比10年前要低一些；暴力和犯罪傾向有所下降；他們在一定程度上不易受到毒品的**；出現主要飲食障礙的情況有所減少（肥胖症除外，與成年人的情形相似，肥胖症在青少年中仍呈上升趨勢）。大多數學生在學校待的時間更長了，並且出勤率也有所提高。學生們更加努力，學習更多的東西，至少從最新的測驗成績上來看是如此。很多年輕人的日程表上排滿了各種活動，從體育運動，到藝術活動，再到徒步和露營俱樂部。盡管近10年來多次登上美國媒體頭條的“青少年問題”仍未得到很好解決，但它們已不再呈現惡化趨勢，並且在很多地區逐步獲得了改善。的確，就像我在一開始所說的，今天的很多年輕人正在茁壯成長。

但是一些年輕人隻是表麵看上去過得很好，其中很多人似乎被“卡殼”了，他們漫無目的，不知道生活中到底該做些什麽。他們可能沒惹麻煩，並且也完成了我們交代給他們的事情，但實際上他們處於一種漂泊狀態，沒有明確的方向感。他們看上去走在人生的正軌上，但距離脫離或者衝出這一軌道隻差一步之遙。還好，他們中的很多人已經意識到生活中似乎缺少了什麽，盡管很多時候這種意識隻能通過間接的方式表達出來，比如對於焦慮（“壓力太大了!”）、玩世不恭（“這關我什麽事!”）或冷漠（“無所謂，隨便怎麽樣吧!”）的表達。年輕人身邊卻鮮有人知道困擾他們的是什麽，除非出現極端的情況，無法茁壯成長的危機將“缺乏目標感”這一無可回避的原因暴露出來。

年輕人身上常常缺乏的——並不是說普遍如此，隻是在當今極少數年輕人身上較為明顯——是對一件事情全身心地投入，或是可以衍生出一係列目標的興趣，以及可以賦予生活意義和方向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