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如何成為“雜家”的(5)

季羨林，生於1911年8月，原籍是山東省清平縣（現改歸臨清市），家庭是農民。父親和叔父幼喪父母，家裏貧無立錐之地，被迫逃到濟南謀生。經過艱苦奮鬥，叔父終於在濟南立住了腳。我於七歲離開父母往濟南依靠叔父，在那裏上小學、初中和高中。1930年高中畢業，考入北京國立清華大學西洋文學係（後改外國語文係）。1934年畢業，獲文學學士學位，回濟南任母校山東省立濟南高中國文教員一年。1935年被錄取為清華大學與德國的交換研究生。是年秋赴德，入哥廷根大學，學習梵文、巴利文、吐火羅文等。1941年獲哲學博士學位。1946年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係主任。解放後任原職。1956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78年兼任北京大學副校長、中國社會科學院與北京大學合辦的南亞研究所所長。1984年，研究所分設，改任北京大學南亞東南亞研究所所長。

從中學時代起，我就開始學習著寫一些東西，也曾翻譯過一些歐美文學作品。上大學後，念的是西方文學，以英文為主，輔之以德文和法文。當時清華大學雖然規定了一些必修課，但是學生還可以自由選幾門外係的課。我選了幾門外係的課，其中之一是陳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文學”。這門課以《六祖壇經》為課本。我從來不信任何宗教，但是對於佛教卻有濃厚的興趣。因為我知道，中國同印度有千絲萬縷的文化關係。要想把中國思想史、中國文學史搞清楚，不研究印度的東西是困難的。陳先生的課開闊了我的眼界，增強了我研究印度的興趣，我學習梵文的願望也更加迫切了。

1935年我到了德國。德國對梵文的研究是頗有一點名氣的，曆史長，名人多，著作豐富，因此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外國許多梵文學者是德國培養出來的，連印度也不例外。我到了德國，入哥廷根大學，從瓦爾德施密特（Waldschmidt）教授學習梵文和巴利文。他給我出的博士論文題目是關於印度古代俗語語法變化，從此就打下了我研究佛教混合梵文的基礎。苦幹了五年，論文通過，口試及格。以後，瓦爾德施密特教授應召參軍，他的前任西克（Emil Sieg）教授年屆八旬，早已退休，這時又出來擔任教學工作。這位老人待人親切和藹，對於我這個異域的青年更是寄托著極大的希望。他再三敦促我跟他學習吐火羅文和吠陀。我今天在這方麵的知識，都是他教導的結果。我畢生難忘我的德國老師們。

在德國十年，我主要致力於語言的研究，對於印度古典文學很少涉獵。

但是回國以後，情況有了很大的變化。我喜歡的那一套印度古代語言，由於缺少起碼的書刊資料，不管我多麽不願意，也隻能束之高閣，研究工作無法進行。在科學研究方麵，我是一個閑不住的人。現在幹些什麽呢？我徘徊，我遲疑，結果我就成了一個“雜家”。有什麽飯，就吃什麽飯；有多大碗，就吃多少飯。這就是我當時的指導思想。於是，我研究印度史，研究中印文化關係史，研究印度佛教史，翻譯和研究梵文文學作品也成了我的主要工作。

對於中印文化關係史的研究，我很早就有興趣。在德國求學時期，遇到有關資料，我隨手劄記。回國以後，既然研究印度古代語言和吐火羅文有了困難，我就更加注意搜集中印文化關係史的資料，寫過一些文章。50年代中期以後，集成了一個集子，名之曰《中印文化關係史論叢》，195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80年代初，我把這個集子進行了改編，把有關印度古代語言的，用德文、英文和漢文寫成的論文，編成了一冊，名之曰《印度古代語言論集》，1982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把原有的有關中印文化關係的文章和50年代以後新寫的與此有關的文章編在一起，名之曰《中印文化關係史論文集》，1982年由三聯書店出版。

至於翻譯，50年代初，我翻譯了一些近代德國作家的作品，其中有托馬斯·曼的短篇小說等等。翻譯最多的是安娜·西格斯的短篇小說，已經集成了一個集子《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說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從1957年起，我陸續翻譯、出版了古典梵文名著《沙恭達羅》《優哩婆濕》《五卷書》《十王小傳》（選譯）等等。從1973年起，翻譯印度兩大史詩之一的《羅摩衍那》。這一部書在印度文學史上和世界文學史上都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對南亞東南亞各國有很大影響。有很多印度各種語言和國外許多語言的譯本。它對中國也有影響。蒙、藏和新疆地區，以及雲南少數民族地區，都有羅摩的故事。《西遊記》中孫悟空的形象也顯然受了它的影響。但是卻一直沒有漢文譯本。在過去，翻譯這樣一部規模巨大的史詩，對於我這個行政工作和社會活動都非常繁忙的人來說，簡直是無法想象的。但是，當時所謂“**”還沒有結束，我頭上被戴上的那一大堆可怕的帽子，一頂也沒有摘。我被命令到一座學生宿舍和係辦公室合在一起的大樓裏，去看守大門，傳呼電話，分發信件。後來不知怎樣一來，我又成了教師，教一點英文。總之，我是靠邊站，除了上麵說的那些雜事之外，什麽事情也不管。這真是一個難得的好時機，我從1973年起，用了五年的時間，終於把這部長達二百多萬字的巨著譯完。這使我感到十分欣慰。1980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羅摩衍那》第一冊，到1984年完全出齊，共八巨冊。

與中印文化關係史有關的工作，我也做了一些。主要是同一些同誌共同校注了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記》，中華書局於1985年出版。陝西人民出版社於同年出版了《〈大唐西域記〉今譯》。同年，廣西漓江出版社還出版了我翻譯的《家庭中的泰戈爾》。現在正寫一部《糖史》。

吐火羅文的研究，由於缺少資料，已經中斷了多年。1981年起又收拾起來。因為在1975年新疆吐魯番地區出土了一批吐火羅文A（焉耆文）《彌勒會見記劇本》殘卷。我受新疆博物館的委托解讀這些殘卷。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進度比我預想的要快得多，從1982年起，我在國內外一些雜誌上用漢文和英文發表了一些論文。將來準備把全部殘卷整理成一部書出版。

有人可能認為，搞一些枯燥的語法現象同艱深的宗教理論，會同文學翻譯與創作有矛盾。也許是因為我在兩方麵都搞得不夠深，我倒沒有感到有什麽矛盾，反而覺得有利於腦筋的休息。換一個工作，腦筋就好像刀子重新磨了一樣，頓時鋒利好用。五六十年以來，我就是這樣搞下來的。我不但翻譯文學作品，自己也從事創作。少年時代大概也寫過詩。從高中起就專寫散文，迄今未斷。已經出版了四個散文集：《天竺心影》，1980年，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朗潤集》，1981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季羨林選集》，1980年，香港文學研究社出版；《季羨林散文集》，1986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第五個集子《萬泉集》也已出版。個人回憶錄《留德十年》也在排印之中。

從上麵敘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我這一生是翻譯與創作並舉，語言、曆史與文藝理論齊抓，對比較文學、民間文學等等也有濃厚的興趣，是一個典型的地地道道的“雜家”。我原以為，我成為“雜家”是被環境逼出來的。現在看起來，似乎並非如此，我真好像是有一些“雜家細胞”。現在環境早已改變了，而我仍然是東抓西抓，還樂此不疲，這事實我能否認掉嗎？我早已年逾古稀，至今仍無改變的跡象和意願，我恐怕將以“雜家”終了。

1988年4月15日寫完

原收入《季羨林學術論著自選集》，1991年

(1)習彌那爾：即Seminar。

(2)標題有改動，原為《糖史》。

(3)編者注：“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出自柳永《蝶戀花》。

(4)標題有改動，原為《〈學者論大學生的知識結構與智能〉序》。

(5)標題有改動，原為《自傳（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