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糖史》的前前後後(2)

我對科技史懂得不多，我之所以走上研究糖史的道路，可以說大部分是出於偶然性。與其說我對糖史有興趣，毋寧說我對文化交流更有興趣。

糖是一種微末的日用食品，平常誰也不會重視它。可是“糖”這個字在西歐各國的語言中都是外來語，來自同一個梵文字?arkarā，這充分說明了，歐美原來無糖，糖的原產地是印度。這樣一來，糖一下子就同我的研究工作掛上了鉤。於是我就開始注意這個問題，並搜集這方麵的資料。後來，又由於一個偶然的機會，一張伯希和從敦煌藏經洞拿走的，正麵寫著一段佛經，背麵寫著關於印度造糖法的殘卷，幾經輾轉，傳到了我的手裏。大家都知道，敦煌殘卷多為佛經，像這樣有關科技的殘卷，真可謂是鳳毛麟角，絕無僅有。從伯希和起，不知道有多少中外學人想啃這個硬核桃，但都沒有能啃開，最後終於落到我手中。我也驚喜欲狂，終於啃開了這個硬核桃。

時隔不久，我又寫了一篇《蔗糖的製造在中國始於何時》的論文。這篇文章的意義，不在於它確定了中國製造蔗糖的時間，而在於它指出中國在唐代以前已經能夠自製蔗糖了。唐太宗派人到印度去學習製糖法，不過表示當時印度在製糖技術的某一方麵有高於中國之處。中國學習的結果是，自己製造出來的糖“色味逾西域遠甚”。文化交流的曆史往往如此。在以後的長時間內，中印在製糖方麵還是互相學習的。下麵還要談到這個問題。

到了1982年，我又寫了一篇《對〈一張有關印度製糖法傳入中國的敦煌殘卷〉的一點補充》。補充不牽涉重大問題。到了1983年，我寫了一篇《古代印度砂糖的製造和使用》。促成我寫這篇文章的原因是德國學者O. von Hinüber的一篇關於古代印度製糖術的文章。Von Hinüber的文章引用了一些佛典中的資料，但顯得十分不夠。我於是也主要使用漢譯佛典中的資料，寫成此文；資料比德國學者的文章豐富得多了，我們對於古代印度製糖術的了解也充實得多了。到了1987年，我又寫了一篇文章《cīnī問題——中印文化交流的一個例證》，講的是中國白砂糖傳入印度的問題。糖本是一件小東西，然而在它身上卻馱著長達一千多年的中印兩國文化交流的曆史。同年，我還有一篇文章《唐太宗與摩揭陀——唐代印度製糖術傳入中國的問題》。文章的內容上麵已經屢次提到這裏不再重複。我在這篇文章裏隻是更有係統地、更深入地、更詳盡地敘述傳入的過程而已。

上麵提到的這一些文章，加上以後所寫的一些文章，我都搜集了起來，準備結集成一部《糖史》。據我所知，迄今世界上隻有兩部完整的《糖史》，一本是Von Lippmann的，一本是Deerr的，一德一英。二書的寫法不盡相同，德文的謹嚴可靠，材料也豐富。英文的則差一點。二書都引用過中國資料，英文的引用時錯誤多而可笑，可見作者對中國以及中國材料是頗為陌生的。我的《糖史》既然後出，應當做到“後來居上”。至於我做到了沒有，則不敢說。反正我除了參考以上兩書外，有些東西我不再重複，我的重點是放在中國蔗糖史上，在我的《糖史》成書時，編為上編，國內編。我不講飴糖，因為在飴糖製造方麵，不存在國際交流的問題。我的第二個重點是文化交流，在蔗糖製造方麵的國際交流。這方麵的文章在成集時，我編為下編，國際編。上編已收入我主編的《東方文化集成》中，改名為《文化交流的軌跡——中華蔗糖史》，已於1997年由經濟日報出版社出版；將來出《季羨林文集》時，仍恢複原名：《糖史上編國內編》。

我現在想講一講我寫《糖史》搜集資料的情況。寫文章引用別人的著作甚至觀點，是決不可避免的，但必須注明出處，這是起碼的學術道德，我決不敢有違。如果想開辟一個新領域，創造一個新天地，那就必須自找新材料，偷懶是萬萬不容許的。我自知不是大鵬，而隻是一隻鷦鷯，不敢做非分想，隻能低低地飛。即使是大鵬，要想開辟新天地，也必付出巨大的勞動，想憑空“摶扶搖而上者九萬裏”，其結果必然是一個跟頭栽下來，丟人現眼，而且還是飛得越高，跌得越重。搜集資料，捷徑是沒有的，現有的“引得”之類，作用有限。將來有朝一日，把所有的古書都輸入電腦，當然會方便得多。可是目前還做不到。我隻有采用一個最原始、最笨、可又決不可避免的辦法，這就是找出原書，一行行，一句句地讀下去，像砂裏淘金一樣，搜尋有用的材料。我曾經從1993年至1994年用了差不多兩年的時間，除了禮拜天休息外，每天來回跋涉五六裏路跑一趟北大圖書館，風雨無阻，寒暑不輟。我麵對汪洋浩瀚的《四庫全書》和插架盈樓的書山書海，枯坐在那裏，夏天要忍受書庫三十五六攝氏度的酷暑，揮汗如雨，耐心地看下去。有時候偶爾碰到一條有用的資料，便欣喜如獲至寶。但有時候也枯坐半個上午，把白內障尚不嚴重的雙眼累得個“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卻找不到一條有用的材料，嗒然拖著疲憊的雙腿，走回家來。經過了兩年的苦練，我煉就一雙火眼金睛，能目下不是十行，二十行，而是目下一頁，而遺漏率卻小到幾乎沒有的程度。

我的《糖史》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寫成的。

節選自《學海泛槎——季羨林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