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於自然”和“詠物言誌” ——東西方思想家對某些名畫評論的分歧

唐代大詩人兼畫家王維有一幅名畫“雪中芭蕉圖”，是《袁安臥雪圖》的一個組成部分，明代仍見於著錄，後佚。此畫在曆代久負盛名，評論這幅畫的著名學者頗不乏人。宋代沈括在《夢溪筆談》卷十七“書畫”中有一段比較完整的評論：

書畫之妙，當以神會，難可以形器求也。世之觀畫者，多能指摘其間形象位置彩色瑕疵而已，至於奧理冥造者，罕見其人。如彥遠畫評，言王維畫物多不問四時，如畫花往往以桃、杏、芙蓉、蓮花同畫一景。餘家所藏摩詰畫《袁安臥雪圖》，有雪中芭蕉，此乃得心應手，意到便成，故造理入神，迥得天意，此難可與俗人論也。

沈括的意思就是，在大自然中，雪與芭蕉不能同時並存，而王維偏偏畫在一起，卻又“造理入神，迥得天意”，令人覺不出矛盾。

沈括的說法影響深遠，它被後人用來闡釋“神似”勝過“形似”的理論。具體例子頗多，請參閱陳允吉《王維“雪中芭蕉”寓意蠡測》，見《唐音佛教辨思錄》，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頁1—11。這裏不再引用。

到了當代，陳允吉教授對王維的詩畫受佛教影響的問題，做了深入細致的探討。他廣征博引，不但引用了釋典和中國學人的著作，而且還引用了王維自己的著作。他引征了宋釋惠洪《冷齋夜話》卷四“詩忌”一條：

詩者妙觀逸想之所寓也，豈可限以繩墨哉！如王維作畫，雪中芭蕉，法眼觀之，知其神情寄寓於物，俗論則譏以為不知寒暑。

他認為，惠洪的思路是正確的，王維這一幅畫確實是“妙觀逸想之所寓”。但“寓”的是什麽呢？惠洪沒有明說，隻暗示其中有佛教影響。陳允吉教授在這方麵做了進一步的探索。他利用自己廣博的學識和能發古人之覆的深入的洞察力，經過詳細的論證，引經據典，最後得出了下麵的結論：

綜上所述，王維“雪中芭蕉”這幅作品，寄托著“人身空虛”的佛教神學思想。這種神學寓意的實質，不論從認識論或者人生觀來說，都是體現出一種陰冷消沉的宗教觀念，它的思想傾向是對現實人生的否定。一定的藝術形式，總是為一定的思想內容服務的。如果說“雪中芭蕉”確實在藝術上具有“不拘形似”的特點，那末，它同樣也是服膺於表現其神學寓意而出現的。（上引書，頁10—11）

這結論是能令人信服的。這比沈括以及他的追隨者的意見恢廓深入得多了。

寫到這裏，我一時心血**，忽然聯想到《歌德談話錄》裏談到的一件事情。1827年4月18日，歌德叫人取出登載荷蘭大畫師們的作品複製件的畫冊，特別把其中的一幅呂邦斯的風景畫指給愛克曼（談話的記錄者）看。這一幅畫畫的是太陽正要落山的黃昏時分的農村景色：有村莊，有市鎮，有羊群，有裝滿幹草的大車，有吃草的馬，還有騾子和騾駒等等。這些都畫得很好，沒有什麽問題。但是光線和陰影卻出了問題：光是從對麵的方向照射過來的，被照射對象的陰影投到畫這邊來。這也是符合自然現象的，沒有注意和研究的必要。但是畫中的一叢樹卻把陰影投到和看畫者對立的那邊去。結果是畫中的人、獸、樹叢等等，從兩個相反的方向受到光照。這是完全違反自然現象的。然而愛克曼在最初卻完全沒有感覺到這個矛盾。等到歌德指了出來，他才恍然大悟。在這個節骨眼上，歌德說了一段很長的話：

關鍵正在這裏啊！呂邦斯正是用這個辦法來證明他偉大，顯示出他本著自由精神站得比自然要高一層，按照他的更高的目的來處理自然。光從相反的兩個方向射來，這當然是牽強歪曲，你可以說，這是違反自然。不過盡管這是違反自然，我還是要說它高於自然，要說這是大畫師的大膽手筆，他用這種天才的方式向世人顯示：藝術並不完全服從自然界的必然之理，而是有它自己的規律。

歌德接著說：

藝術家在個別細節上當然要忠實於自然，要恭順地摹仿自然，他畫一個動物，當然不能任意改變骨骼構造和筋絡的部位。如果任意改變，就會破壞那種動物的特性。這就無異於消滅自然。但是，在藝術創造的較高境界裏，一幅畫要真正是一幅畫，藝術家就可以揮灑自如，可以求助於虛構（Fiktion），呂邦斯在這幅風景畫裏用了從相反兩個方向來的光，就是如此。

藝術家對於自然有著雙重關係：他既是自然的主宰，又是自然的奴隸。他是自然的奴隸，因為他必須用人世間的材料來進行工作，才能使人理解；同時他又是自然的主宰，因為他使這種人世間的材料服從他的較高的意旨，並且為這較高的意旨服務。

下麵還有不少十分精彩的議論，我不再抄錄了，請讀者參閱朱光潛譯《歌德談話錄》，197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頁136—137。

為了細致深入地說明問題，我抄錄得已經似乎太多了，但是我認為這是必要的。抄錄歌德的原話，比我自己來闡釋要好得多。

看了上麵的故事，我想，誰也會立刻就發現，中國唐代王維的“雪中芭蕉”和德國19世紀歌德議論的荷蘭大畫家呂邦斯的風景畫，雖然相距千餘年，相去萬餘裏，卻有完完全全相似之處：都是違反自然的，都是在現實世界找不到的，然而卻又都是讓人覺得很自然的。

怎樣來解釋這個現象呢？

中國的評論家和西方的歌德采用的觀點是截然不同的。中國評論家所采用的觀點是——我想在這裏借用陳允吉教授使用的一個現成的詞兒——“詠物言誌”，而歌德所采用的觀點則是“高於自然”。為什麽出現這種情況呢？我不想也沒有能力去深究。我隻是認為，從這一件小事上也可以反映出東西方評論重點的分歧：中國著重個人的“誌”，也就是個人的思想感情，而西方的著眼點則是人與自然的關係。這種分歧是再明顯不過的。這是不是也與東西方思維方式的分歧有關呢？我認為是的。

我對於文藝理論隻能算是一個業餘的愛好者，決不敢冒充內行。堂奧未窺，妄論先發，其不貽笑大方者幾希矣。但是一個外行或者半外行的看法有時候會為真正的內行所忽略，他們往往能看到內行視而不見的東西。這恐怕也是一個事實。真正的內行是“司空見慣渾無事”了，外行人卻覺得新鮮。質諸方家，以為何如？

1991年7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