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引弓待發

1屬蛇的孩子（1893~1910）

毛澤東1893年12月26日生於華中一個叫韶山衝的小村子裏，此時還是19世紀光緒皇帝統治的時期。按陰曆算，這一年叫蛇年，如果他的父母向算卦人求教的話，算卦人會說，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將具有蛇的稟性：靈活、狡黠、生存能力強。當時的算命人一般會這樣解釋：屬蛇的人“在保護自己時，反應強烈，凶狠惡毒；在躲避和擊敗敵人時，身手敏捷；喜歡黑夜”。

毛出身農民家庭，他的父親毛順生（1870~1920）精力充沛、性子暴烈。相反，毛的祖父生性懦弱，也不會經營，為維持生計被迫出賣田地—毛童年時，他祖父還活著。毛的父親16歲就離家出去做工，賺錢貼補家用。毛後來回憶說：“我父親原是一個貧農，年輕的時候，因為負債過多而隻好去當兵。他當了好多年的兵。後來，他回到我出生的村子，做小生意和別的營生，克勤克儉，積攢下一點錢，買回了他的地。”

另有一次，毛回憶說：“我父親曾經認為，如果一個人不能照料自己，他就會受到老天的懲罰。我母親不同意他的看法。我父親死時，有很少一些人來參加他的葬禮，而我母親死時，卻有許多人來送葬。”毛75歲時曾經很坦率地對一些紅衛兵說，他父親不好。要是他今天還活著的話，他也要坐“噴氣式”（“噴氣式”是紅衛兵在“文革”時期所施行的一種很痛苦的懲罰措施：彎腰低頭，胳膊反剪在背後，高高舉起）。但是他並不完全無知。“我父親讀過兩年書，”毛回憶說，“認識一些字，足夠記賬之用。”毛繼承了他父親那倔強的個性。

毛的母親叫文其美（1867~1919），是湘鄉縣唐家圫人。她性情完全不一樣，善良、敦厚，長著一副中國婦女所羨慕的梨子型臉盤。毛長得更像他母親，而不像他父親。“母親完全不識字。”毛後來回憶說。但她在村裏很受尊敬，按照毛的傳記作者的話說，她“心地善良”，為人慷慨厚道，“隨時願意接濟別人。她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也很相信各種地方迷信。

半瓦半茅的房子從中分開，毛家住一半，另一半住的一家姓周。房子前麵有一個池塘，據說毛第一次遊泳就在這池塘裏。

毛家還有一個牛棚，一個豬圈，一個穀倉和一個小磨房。韶山坐落在狹長的穀地裏，地勢蜿蜒起伏，住著300來戶人家，許多人都姓毛，毛姓是當地最大的姓。該村的全名叫“韶山衝”，即“美麗和平之山衝”，當地流傳著這麽一首歌謠：

韶山衝來衝連衝，

十戶人家九戶窮；

有女莫嫁韶山衝，

紅薯柴棍度一生。

農民頭上三把刀，

稅多、租重、利息高；

農民眼前三條路，

逃荒、討米、坐監牢。

韶山衝坐落在群山之中，樹木蔥蘢，翠竹青青，離市鎮湘潭約有100裏路，但毛在童年時代從未去過湘潭。毛在韶山衝度過的童年生活是平靜、貧窮而閉塞的，他所知道的隻有他家族和鄰居的人情瑣事。

湖南省有3，000萬人口，在曆史上落後而閉塞，脫離於國家世事滄桑之外。但在毛的時代，湖南不僅因為貿易和交通而變得重要起來，與外界的聯係得到了改善，而且已經在知識上領導中國，自然而然地成為變革的中心。在過去兩個世紀，湖南的知識分子，特別是王夫之，已經因為重新解釋儒家學說而聲譽鵲起。他們強調人類社會和政治製度要根據新的時代的需要進行演變，必須對法律的產生進行科學的探討。部分是由於他們的影響，19世紀的湖南成為引進現代教育和工業的先鋒，成為婦女解放的先驅。這就是毛的誕生之地的知識環境和氛圍，他自己就很喜歡引用一句很流行的話：如果把中國比作德意誌，那麽湖南就是普魯士。

四分之一世紀之後，毛描述了橫跨湘江的他的湖南家鄉的情景：“住在這江上和他鄰近的民族，渾渾噩噩。世界上事情，很少懂得。他們沒有有組織的社會，人人自營散處。隻知有最狹的一己，和最短的一時，共同生活，久遠觀念，多半未曾夢見。他們的政治，沒有合議和徹底的解決，隻知道私爭……他們中也有一些有用人材，在各國各地方學好了學問和藝術。但沒有給他們用武的餘地，閉鎖一個洞庭湖，將他們輕輕擋住。

毛出生在一個充滿巨大潛力的國家，後來他在對自己的共產黨夥伴演講時說：“我們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國家之一，它的領土和整個歐洲麵積差不多相等。在這個廣大的領土之上，有廣大的肥田沃地，給我們以衣食之源；有縱橫全國的大小山脈，給我們生長了廣大的森林，貯藏了豐富的礦產；有很多的江河湖澤，給我們以舟楫和灌溉之利；有很長的海岸線，給我們以交通海外各民族的方便。從很早的古代起，我們中華民族的祖先就勞動、生息、繁殖在這塊廣大的土地之上。

但是到了毛的時代，中國已淪為“東亞病夫”，成為經濟、文化落後的國家—毛說：“經濟落後，文化也落後，又不講衛生，打球也不行，遊水也不行，女人是小腳，男人留辮子，還有太監，中國的月亮也不那麽好，外國的月亮總是比較清爽一點……”

在毛出生前後幾十年，列強給他的國家帶來了恥辱。毛在一次演說中說：

用戰爭打敗了中國之後，帝國主義列強不但占領了中國周圍的許多原由中國保護的國家，而且搶去了或“租借”去了中國的一部分領土。例如日本占領了台灣和澎湖列島，“租借”了旅順，英國占領了香港，法國“租借”了廣州灣。(2)

最糟糕的是中國人民不能組織起來以應付各種挑戰。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毛抱怨說：

原來我國人隻知道各營最不合算最沒出息的私利，做商的不知設立公司，做工的不知設立工黨，做學問的隻知閉門造車的老辦法，不知同共〈共同〉的研究。大規模有組織的事業，我國人簡直不能過問。政治的辦不好，不消說。郵政和鹽務有點成績，就是倚靠了洋人。海禁開了這麽久，還沒有一頭走歐州〈洲〉的小船。全國惟一的“招商局”和“漢冶萍”，還是每年虧本，虧本不了，就招入外股。凡是被外人管理的鐵路，清潔、設備、用人，都要好些。鐵路一被交通部管理，便要糟糕，坐京漢，津浦，武長，過身的人，沒有不嗤著鼻子咬著牙齒的！其餘像學校辦不好，自治辦不好，乃至一個家庭也辦不好，一個身子也辦不好，“一丘之貉”“千篇一律”的是如此。

毛的祖國就是這樣腐敗，毛後來為消除這種腐敗而獻身。

毛在韶山衝頭三年的生活雖然說不上很奢華，但至少是很溫暖的，因為他得到母親深切的、全身心的愛撫和無微不至的關懷。他3歲時，又有了一個弟弟毛澤民（1896~1943），從此毛就進入了競爭的世界。1958年他對自己的同事說：“每一個人都有憂患與歡樂。學生們怕考試，兒童怕父母有偏愛。8歲的毛在中國的家族製度中的地位無疑“上升”了，他得在家裏負起小責任，盡一些小義務，以補償由於有了弟弟而突然失去的母親以前所給予他的那一部分愛與關心。但他可能還太小了，不懂得這種補償的好處，因而由於有這種失落感而受到了較深的傷害。

與此同時，家業開始發達，毛的父親逐漸成為“富農”。毛後來回憶說：“這時我家有15畝田地，成了中農，靠此每年可以收60擔穀。一家5口一年共吃35擔—即每人7擔左右—這樣每年還有25擔剩餘。我的父親利用這些剩餘，又積蓄了一點資本，後來又買了7畝地，這樣我家就有‘富’農的地位了。那時候我家每年可以收84擔穀。

最後，毛的父親做起了販運穀物和生豬的生意。

“我父親還是一個中農的時候，就開始做販運穀子的生意，賺了一些錢。他成了‘富’農之後，就用大部分時間做這個生意了。他雇了一個長工，還叫孩子們和妻子都到地裏幹活……我父親做生意並沒有開鋪子，他隻是從貧苦農民那裏把穀子買下來，然後運到城裏賣給商人，在那裏得到個高一些的價錢。在冬天碾穀的時候，他便多雇一個短工幹活，那時我家就有7口人吃飯。毛6歲時，義和團（韶山還不知道，因為沒有報紙）正在圍攻北京的外國使館。毛的父親開始要他放牛，幹農活。兩年後毛8歲了，他開始在韶山的小學堂裏念書，一直讀到13歲，但家裏的活他還得幹。“早晚我到地裏幹活。白天我讀孔子的《論語》和《四書》。”(1)

毛剛識了幾個字，他的父親就要他給家裏記賬。“他是一個嚴格的監工，”毛後來回憶說，他“看不得我閑著；如果沒有賬要記，就叫我去做農活。

毛的母親教她的孩子要信佛，他解釋說：“我們都因為父親不信佛而感到傷心。”8歲時，“曾經同母親認真地討論過我父親不信佛的問題，從那以後我們好幾次想把他轉變過來”。毛當然對宗教更是抱懷疑態度，因而“我母親……責備我不熱心拜佛。

毛把午飯帶到學校去吃。但有一段時間，他晚上放學回來，總是喊餓，吃得特別多。他母親很奇怪，問他：“你晚上怎麽吃得這麽多？是不是午飯不夠吃？”

毛告訴母親說：“在我們班來了一個新同學，家裏窮，沒飯帶，我就把自己的飯菜分一半給他。”

“為什麽不早告訴我？”母親讚揚他，以後總是讓他帶兩個人的飯去。

《四書》《五經》引不起毛的興趣，雖然他背書很在行。“我的國文教員是主張嚴格對待學生的。他態度粗暴嚴厲，常常打學生，因為這個緣故，我10歲的時候曾經逃過學。”

他又不敢回家，怕挨父親的打，在外麵亂跑了三天，終於被家裏的人找到了。但出乎他意料之外，他受到了溫和的對待，“我父親比以前稍微體諒了一些，老師態度也比較溫和一些。我的抗議行動的效果，給了我深刻的印象。這次‘罷課’勝利了。

1905年毛12歲，他又有了第二個弟弟毛澤覃（1905~1935），這個弟弟受到了父親的溺愛。12個月後，毛的父母又領養了一個女孩，她本是毛的堂妹，名叫毛澤建，或毛澤紅（1906~1930）。大約在這個時候，毛的年邁的祖父去世了，因而毛在家庭中也就有了一定的地位。第二年毛13歲，他離開了小學堂，整天在地裏幹活，為父親記賬。他種菜、鋤草、放牛、喂豬，什麽活都幹，50年代他住宅的牆上還掛著金屬刷，據說他曾用這把刷子為牛刷洗。

但毛的父親對毛的勞動不滿意，“他性情暴躁，”毛回憶說，“常常打我和兩個弟弟。他一文錢也不給我們，給我們吃的又是最差的。他每月十五對雇工們特別開恩，給他們雞蛋下飯吃，可是從來沒有肉。對於我，他不給蛋也不給肉。”

相反，他的母親“心地善良”，“為人慷慨厚道，隨時願意接濟別人。她可憐窮人，他們在荒年前來討飯的時候，她常常給他們飯吃。但是，如果我父親在場，她就不能這樣做了。我父親是不讚成施舍的。我家為了這事多次發生過爭吵。”

後來毛確實用政治術語來分析他家的形勢。他說，他家分成兩“黨”。一黨是他父親，是“執政黨”，毛和他母親、弟弟組成了“反對黨”，“有時連雇工也包括在內”。但在這個“反對黨”的“統一戰線”內也有分歧。毛的母親特別反對直接打擊或公開的感情流露，主張講究鬥爭策略，不要施加太強硬的壓力。

毛的母親也反對毛的激進主義。毛後來在回憶一些哥老會成員搶了他們家囤積的糧食的情形時說，搶得好！人家沒有米嘛！但我的母親不同意我的觀點。也可能他們沒有偷毛所珍愛的書籍，否則他也不會這樣寬容。

他後來說他在小學堂裏沒有學到什麽有用的知識，如地理、曆史或科學都沒學到，他收獲最大、享受最多的是讀舊小說—特別是那些“關於造反的故事”，如14世紀的《水滸傳》《三國演義》等，他的老師討厭這些“禁書”、“壞書”，但毛在學校裏還是照樣看個不停。“老師走過來的時候就用一本正經書遮住……我認為這些書大概對我影響很大，因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齡裏讀的。毛常常在深夜裏把屋子的窗戶遮起，好使他父親看不見燈光，這樣他就可以看書了。

這一時期對他產生巨大影響的一本書是《盛世危言》。這本書講的是一個在日本受過訓練的中國商人強烈地呼籲給私人企業以更大的發展自由，要通過引進西方技術實現中國的現代化。這本書確實對毛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他甚至跑去找本地的一個學法律的學生，和他一起學習，以獲取更多的教益。稍後，他又在村裏從師一個叫毛鍾楚的老先生，學習經書古籍。毛鍾楚在官方的科舉考試中考中最低的學位“秀才”。

毛的父親不僅對經書很推崇，甚至希望毛能盡快掌握它們，尤其是在一次打官司時，由於他的對手在法庭上能恰當地引經據典從而使他敗訴之後，就更是這樣了。與此同時，老頭兒繼續聚財，這筆財產在那個村子裏已被認為是筆大財了。他不再買進土地，而是典進了許多別人的地。他的資本增加到約300美元。(2)

毛13歲時和他父親發生了兩次嚴重的衝突。一次他父親請了許多客人到家裏，毛當眾和他吵了起來並離開了家。“父親當眾罵我懶而無用。這激怒了我。我罵了他，就離開了家。母親追上前來，竭力勸我回去。”

毛的父親也趕來，一邊罵一邊命令他回去。“我跑到一個池塘旁邊，”毛回憶道，“恫嚇說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下去。”這樣他父親停住了，雙方達成了妥協。“父親堅持要我磕頭認罪。我表示如果他答應不打我，我可以跪一條腿磕頭。”按照毛最要好的同學的說法，毛兩次對他的父親磕頭認罪，一次是在眾多客人之前，另一次則是在他們走了之後，他母親又把他帶到父親跟前，要他磕頭，但毛隻跪一條腿，他母親雙手壓住他肩膀，要他跪兩條腿。

“戰爭這樣結束了，”毛後來評論說，“我從這件事認識到，我如果公開反抗，保衛自己的權利，我父親就軟了下來；可是如果我仍然溫順馴服，他反而打罵我更厲害……我學會了恨他……”對中國人來說，這是反抗自己父親的一個很突出的故事，這個故事選自1936年毛對埃德加·斯諾簡述的自傳的中文本。

毛13歲那年發生的另一件事也是個人私事。按照中國的傳統，毛的父母在他13歲那年給他“娶”了一個19歲的女子，名叫楊翠花。這樁“婚姻”可能是在一個火柴商人的幫助下安排的，其目的在於促進毛家的農業經濟。毛的父親可以把這個女孩當雇工使用而不付錢，同時，這個女孩的出現可以使毛家傳宗接代，養育潛在的勞動力，盡快地派上用場。

但毛背叛社會傳統，反對這樁婚事。毛後來在談到自己的早年生活時說：“我14歲的時候，父母給我娶了一個20歲的女子，可是我從來沒有和她一起生活過—後來也沒有。我並不認為她是我的妻子，這時也許並沒有想到她。據說這個女子最終也沒有和別人結婚。

毛13歲時，長得和他父親一樣高大，每天能夠挑一副沉重的糞桶往田裏送好幾趟肥。毛養成了帶書到田裏的習慣，這樣，他隨時都可以跑到古墓後的大樹下讀那些英雄傳奇和造反的故事。他的父親總是抱怨看不見他的影子，最後當場抓住了他，手裏拿著書，兩隻空桶放在他身邊。

“你是不是成心不想幹活？”他父親問。

“不，爹，”毛回答說，“我隻是歇會兒。”

“今天一早你還一擔都沒挑呢！”

“誰說沒挑，”毛抗議道，“從天亮起我已經挑了好幾擔了。”

“到底幾擔？”他父親問。

“至少也有五六擔吧！”毛說。

“半天才挑五六擔！你以為幹那麽點活，我就得白養著你嗎？”

“那你說你半天能挑幾擔？”

“20擔，”他父親回答，“起碼也得15擔。”

“從家裏到田頭有不少路程呢。”

“那你的意思是不是我該把家建在田埂邊，你就省心了？！我像你這麽大的時候，還不是一樣幹這種活。我看你一點也不關心這個家。你說我們該怎麽過日子？你生得倒安穩，好像沒事人似的。你知不知道感恩圖報？耗費時間讀這些破書，有什麽用？你不是三歲小孩了，要想吃飯，就得幹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