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開國總理
藍色睡衣（1949～1952）
周恩來畢生奔波在敵人的槍林彈雨之中，常常是沒有一隻屬於他自己的皮箱。現在，他卻成了一名他的家庭一直希望他日後成為的達官貴人。但是，中國以往從未見過這樣一位達官貴人。今後26年裏，周恩來將生活在北京，處理一些棘手的任務，這些任務不僅僅是四處奔波，而且要從根本上改造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國家。在他生命的剩餘時間裏，他為這一非凡的目標而執著地工作著，並因此而聞名於中國的每一個城鎮鄉村和世界各大洲。他在戰爭方麵爐火純青的才幹有助於他在和平時期對行政工作的領導；他號召數百萬人民揭竿而起的聲音，現在得用來號召人民服從政府的管理。
第一件要做的重大事情是為中國嶄新的共產黨政府和國家創造各種組織機構。1949年6月，周恩來在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常務委員會上當選為副主任，領導製定一部臨時憲法。新政協後來名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周恩來為之奮鬥一年而取得的成果，它把從國民黨裏分裂出來的小派別及流亡香港的各政治團體的領袖聚集在一個鬆散的協商機構裏，以便消除許多非馬克思主義者對創建一個紅色政權的計劃所抱有的敵對與懷疑態度。
在籌建新國家的這段時間裏，周恩來同樣草擬了中國外交政策的主要原則，非共產黨國家應該承認新中國具有自己的內政主權，正式給予中國在聯合國席位的資格。
1949年10月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正式創建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周恩來與他的黨內同僚站在北京天安門（天國和平之門）高聳的城樓上。曆史上那些攜帶貢品的使節正是通過這道緋紅色綴滿黃銅釘的城門，對帝王那漆滿黃色的禦座屈膝稱臣的。
周恩來被任命為政務院（內閣）總理，同時兼任外交部長。從這個時刻起，世界逐漸知道了他是周恩來—周總理。他使對立雙方互為妥協的技巧為他贏得了—用老一代的美譽來形容—“太和首揆”的綽號。在政務院就計劃興建新建築物就要拆除阻礙北京交通的古建築問題而展開的著名辯論中，周恩來機敏地回憶起一首古詩，從而打破了僵局。在他父親乞靈恩賜後的50年，他的名字恩來中的“恩賜”終於來到了。
作為總理，周恩來的日常工作是連續不斷地辦公，其間穿插著各種會議。除因少有的兩三次疾病或操勞過度而短期間斷外，在他生命的剩餘時間裏這種情況從未中止過。他開創了一種無人能夠匹敵的步調，令人驚訝地參加頻繁活動，每周召開各種內閣會議，並向會議作無數報告，而其細節又分毫不差。此外，他幾乎每年都要到許多不同的國家訪問，正像法國政治家特雷蘭德提到的那樣，他“扮演著黎塞留(1)的角色”。
為了遵循政治有賴於意見一致的這一中國傳統，周恩來花費大量時間征求並左右各種不同的觀點，這些觀點不僅包括黨內同誌們的，而且包括在官僚機構與整個國家範圍內工作的黨外人士和一些利益集團的觀點。有一次，他在一個重要的黨的代表大會上發表講話，他的講話稿連續修改了不下20次。一位來訪者曾經問他，中國領導人是否就政策進行辯論。周恩來肯定地回答道：“我們不斷地辯論，我們對一切事情都辯論。”也許，他後來對他的激動情緒曾感到抱歉。
對那些敦促他休息的朋友，周恩來會說，他承擔大量日常工作是應該的，這可以給毛主席留出時間來考慮一些重大的問題。像毛澤東那樣，他仍然保持著夜間工作的習慣，常常每天工作20小時。他一般是從早上9點睡到中午，以及在乘車時打打瞌睡補充一下。他的妻子絕望地說：“我已經放棄了要他多睡一會兒的打算。”如果他的確感到累了時，他就在前額上擦點清涼油。他的公文包裏總備有一盒這種油。
周恩來不但沒有被這種日常工作壓垮，反而保持著活力。據一位美國記者報道，在平靜時刻，他表情拘謹，沉悶不悅；但是據另一位記者說，一旦他放鬆時，他又變得生氣勃勃，變化萬千，好像是他在一個令人難忘的會談中，充當了所有的角色。一位歐洲女作家發現，他目光炯炯，閃爍迅速。眼睛是他最令人驚異的特征。每個人都感到他是令人不可抗拒的。
周恩來與他的黨內高級同僚們選擇了中國帝王的紫禁城旁邊一塊靜謐的地方住下來。它位於南海公園裏麵，人們稱之為中南海。在這極為清靜的地方，碩大的雪鬆和鬆樹環繞著牆院，周恩來和鄧穎超過著他們的家庭生活。在他剛到來的時候，他的新居顯露出年久失修的樣子，牆壁烏黑，房柱破裂，地麵潮濕，窗戶千瘡百孔。天氣寒冷時，他們不得不用報紙來裱糊擋風。
周恩來經常阻擋那些建築工與油漆工對房屋進行整修。因此，他的工作人員隻好趁他出國訪問之際做一些必要的修繕。一次，周恩來回來時漠然凝視著他不在家時安裝的新窗簾，命令物還原樣。周恩來同樣不讓他們換掉毗鄰一座車庫裏的一根破裂的房梁。他說，在中國目前的貧困狀態下，資源應更好地用在其他方麵，如果繼續使用，這根房梁肯定還會支撐幾年。
與此類似，據說周恩來的工作地外交部小禮堂的通風設備不足。因此，在專家的建議下，有人決定更修房頂。“這是誰的命令？”周恩來聽後問道，“這座禮堂比我們在延安居住的窯洞要好得多……隻要我是總理，你們就不能改變這座禮堂。”
有關周恩來日常生活方麵的諸如此類的故事還流傳著很多，他在花錢方麵的吝嗇是出了名的，甚至在衣食上也是如此。據說，當他最後用壞了一條臉巾時，他又用它做了一段時間擦手巾；當它擦得不能再用時，他又用它來擦鞋。據稱，那雙在他去世後展出的打滿補丁的襪子，竟令人難以置信地穿了30年，從他做總理之前一直到他逝世為止。一次，他與另一國總理閑談時，伸出磨損的外衣袖子，舉例說明中國產品質量差，這使在場的中國外貿部長感到極為窘迫。
然而，周恩來並非什麽都簡樸，他喜歡他最愛吃的各種食品，如多刺但味美鮮嫩的鯽魚、魚和麵條，等等。但是，他桌上用的穀類食物必須是未經細加工的雜糧。從而，身為總理，他樹立了一個榜樣，而許多低級官員卻忽視這些方麵。根據一個報道，50年代初期周恩來的月薪隻有135美元。許多官員靠著各種酬勞來增加他們的收入，例如書籍的稿費。但是，周恩來卻拒收人民出版社付給他這樣的酬金。他秉公行事，甚至在支付因公購買的物品和所需服務項目時，他都公私分明。一個星期天，他因出國訪問而走進一家照相館照相時，他要求開兩張單張的發票，一張交給他的辦公室，另一張留下，由自己支付個人用的幾張照片。有一次，在廬山的官方會議期間，他發現他的房間沒有遮擋窗外走廊的窗簾，便自己掏錢安裝了一個。
他總是拒絕他的東道主、朋友和欽佩者們贈送的傳統禮物，使他們久而久之不得不對此也感到習慣。他故鄉的共產黨官員曾試圖通過向北京寄送當地精美的土產來對他們這位著名的同鄉表示敬意。周恩來將它們捆好，並直率地附上一份國務院關於禁止收受各種禮品的守則，一起寄了回去。北京飯店的廚師送了半磅花生油以取悅他，周恩來將東西退了回去，並以中學校長的語氣說，應先盡外國人用，同時中國的經濟發展無論如何也需要更多的花生油。中國政府領導人過去從未這樣做過。
在重慶，周恩來常常關照他的司機，盡量帶他參加社會上邀請的各種宴會。作為總理，他仍然如此，繼續對在他手下的工作人員表示關心。
他在北京的主要事跡之一是支持一名士兵的權利。這位士兵勇敢地要求查問一名在暴怒之下打過他的高級領導成員的通行證。在一次修麵時，周恩來突然咳嗽起來，結果理發師刮破了他的下巴。周恩來看到他那惶恐的樣子，迅速道歉說：“我本該在咳嗽前先給你打聲招呼。”或許，最感人的故事是他對一名警衛戰士的關心愛護。當時，這位警衛戰士正在周下榻的海濱寓所外站崗。突然，大雨傾盆而下，周恩來的妻子撐著雨傘，腋下夾著件東西衝了出來。
“總理送給你這件雨衣，”她說，“穿上它，他提醒你打閃時不要站在樹下。”
戰士們最記憶猶新的，是他們在崗上向他敬禮時，他走上前來握住他們的手說：“我們是在一起的同誌，不要向我敬禮。”
或許，對一位西方讀者來說，這樣的故事聽起來似乎令人厭煩，會使人想起一個地位不穩的人，為了使自己更受愛戴而作出的種種努力。但是，周恩來的地位並不是不牢靠，而且由於這種生活作風使他享有盛名，其中主要的動機是深刻和認真的，即要打破舊的高人一等的政體模式。這是第一次有人在公共生活中以真誠民主的方式來嚴格認真地按照秩序辦事。然而，正如後來的事情所證明的那樣，中國社會頑固地抵製這種改革。周恩來的許多努力都成了過眼煙雲。但是，他是黨內同誌中唯一盡力嚐試將平等主義帶到中國上層生活裏來的人，這就是他受到非馬克思主義者的中國人喜愛與尊敬的原因。這些非馬克思主義者不僅有中國大陸的，甚至還包括台灣、香港地區和在其他國家的中國人。
新總理有他自己的樂趣，盡管他的妻子由於健康不佳不常陪他出席各種聚會，但50年代初期人們常看到他們在北京飯店的舞廳一起跳舞。這種行為曾被認為是非革命的，在一次沒完沒了地等待一批次要的外國領導人的時候，我曾看到周總理緊張地用腳尖腳跟磕打著北京機場的柏油路麵，仿佛他要在地麵翩翩起舞似的。
“**”期間，有人指責周恩來包庇一家俱樂部。在這個俱樂部裏，有漂亮的舞伴，麻將可以打到半夜。周恩來同樣愛看電影，他最愛看的影片是卓別林的《大獨裁者》，鄧穎超證實說：“不管他有多忙，他都不會放棄打乒乓球。”
一次，一個外國來訪者問他的茅台酒量有多大。茅台是宴會上使用的一種烈性中國酒，也是中國外交的一個重要部分。總理不醉酒嗎？“噢，不，我也是人，我妻子總囑咐我不要多喝。但是我必須把它作為我的部分工作來做。如果酒喝多了，我就到盥洗室去，把手插進喉嚨裏，讓它吐出來，然後我帶著一杯水出來，像以前那樣繼續碰杯。”他對他的一位官員吐露，喝茅台的訣竅是像喝伏特加那樣將它一飲而盡，不要讓它沾到舌頭和嘴唇上。
他竭力阻止任何努力來修複他的故居，因為過於殷勤的當地官員屢次要求這樣做。他多次指示淮安縣委將故居拆掉。據他逝世後的報道說：“但是，考慮到人民對總理的愛戴，縣委沒有將房屋拆毀。”據另一項報道，周恩來就他的舊居對同鄉提了三項要求：“第一，不要讓人參觀；第二，不要讓在那裏居住的人搬遷；第三，不到不得已的情況不要修繕。”
盡管他家不再在那裏居住，但是他的親戚繼續讓他感到麻煩。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他有個侄子在北京讀書，畢業後留在那裏工作。10年裏，他忠實地遵從伯父的囑咐，未向任何人透露自己與總理的血緣關係，當他因功入黨而不得不因此透露他的近親家屬的名字時，他身邊的人才驚異地第一次得知他竟是周恩來的侄子。這一切都無關緊要。但是，後來這個侄子與一位淮安姑娘結了婚，因此地方官員想通過安排把姑娘調到北京來工作。這是一項幹部結婚的極為平常的安排。然而，當他們對周恩來提及此事時，他責問道，如果必須安排他們住在一起，為什麽調動妻子而不是調動丈夫？因此，後來這對夫婦很失望地發現，他們是在淮安的一個小鎮裏工作，而不是在全國的首都。周恩來作出非同尋常的努力，讓他的親戚盡可能地遠離北京居住，確保不給他造成潛在的麻煩，就像我們稍後可以看到的他侄女的情況那樣。
自然，婦女權利是周恩來熱忱改革的對象之一。他對上海的一個婦女組織說：“家庭是很重要的。你們不要看不起家務工作。不管怎麽說，你們每個人都負責一個一人政府。你們每個人都管理著你們家庭的內政部和外交部。還有誰的工作比這還重要？”也許一位西方讀者又會對此感到厭煩。但是，中國男人仍然習慣於看不起婦女。因此，這種領導是需要的。婦女權利是周恩來領導下共產黨取得的成就之一。正如他在學生時代對鄧穎超的行為預示的那樣。
周恩來對藝術沒有多少鑒賞力。他對一位西方來訪者說，如果抽象派藝術沒有思想的話，“它對人民有什麽價值呢？”他11次觀看大型革命歌劇《東方紅》一事證明了他的愛好所在。奇怪的是，他謝絕觀看一個讚頌他本人的節目。
然而這一點也沒有阻止他向演員和導演作一些“有益的批評”。的確，他那無休止的革新精神幾乎介入了中國生活的任何部分。當建築師們對新建人民大會堂的設計感到發愁時，周恩來幫助解決了問題。大會堂必須大到能容納1萬人，既不要使人們感到狹小擁擠，但又不要使人暈頭轉向。這是一個有挑戰性的難題，是周恩來首先用鉛筆首次畫出扁圓形或橢圓形的圖案，從而滿足了這些需求。這座建築物的許多細節也是出自他的建議。從一張照片中可以看出，當毛在審閱建築規劃時，周恩來顯得希望被理解這是他的創作。
另一個精明的決斷是關於杭州靈隱寺的例子。那兒有一尊60英尺高的樟木佛像。按傳統姿勢，佛像的腳被雕成交叉形。僧侶們要求佛像腳的底部向上翹著，雕塑家卻以與解剖學不符加以拒絕。像中國的許多事情一樣，這個矛盾最終送交到周恩來的辦公桌上來。
“雕像是為什麽地方做的？”他問道，“寺廟，還是博物館？”
“寺廟。”他們回答說。
“那麽就按僧侶們的要求做。”周裁決說。他曾潛心鑽研過爭論的方式，然而他用一句特有的結尾使僧侶們為他也作出讓步。他補充說：“把他的頭發改過來，佛祖是印度人，你們把他弄成中國人的樣子了。”
他甚至對小事情也都顯示出強烈的興趣，這使他看上去像個喋喋不休的保姆。如果它關係到國家大事，這還情有可原。例如當醫生試用一種新眼藥膏時，他先讓大夫在給毛澤東用之前先給他試試。還有，他曾派一名警衛到有水管的地方站崗，以免毛澤東在開會途中被絆倒，而且過後嚴厲批評有關的人，說他玩忽職守。甚至當周恩來突然出現在普通列車上，或者在冬天出現在北京的公共汽車上時，他都拒絕別人給他讓座位。他說：“我來和你們一起體驗一下。”他是來觀察上下班時間乘客的各種問題的。檢查的結果是，他建議采用一些安全島和其他措施來緩解交通。這樣，許多自覺的領導人也跟著這樣做。但當周開始在他常去的地方親自維持交通時，比如在會議廳外和舉行招待會的飯店門前等，人們便會無意識地原諒自己，認為這不是他們分內的事，而這需要的是一種熱情。
一位日本新聞記者極好地抓住了周恩來的這一側麵，描寫了周恩來在記者招待會上的情景。
“當他不談話時，他的雙眼從不停止轉動。如果這不是周恩來，我肯定會把他當成是一個正在受精神衰弱折磨的人。他會注意最細微的事情。例如，當一個距離很遠的招待員泡茶時發出聲響，他要他的翻譯暫停一下。他親自把麥克風挪到旁邊翻譯坐席上，然後從坐椅上向前探探身子，伸手把地板上的麥克風線拉直，似乎這些東西如果沒有徹底放好會令他感到不自在。”
還有一次，周恩來向離他很遠的一位攝影師指出說，他忘記打開相機的鏡頭蓋子。顯然，他目光敏銳，酷愛整潔，但有時這些稟賦逐漸被誇大，甚至到了怪癖程度。
他的官員們抱怨說，他有時容易脾氣煩躁。不過當他們見他在公開場合下執行公務時，又常常原諒他。其他人形容他性格多變、行動果斷、從不拖拉。他喜歡不停地用手做出大幅度的活潑的手勢，雙眼總愛不停地來回轉動。新政權一開始，周恩來給非共產黨知識分子和專家寫了很多封信，懇求他們在共產黨領導下的政府裏工作。接受他邀請的有大經濟學家馬寅初這樣的著名學者。這些人希望能夠影響政策，幫助把中國改革成一個現代工業國家。也許，馬寅初甚至幻想周恩來去領導一種強製可行的資本主義體製，一種周恩來在早期統戰時一直預言的製度。像許多其他人一樣，馬寅初在失望中死去。但是，也許他們所有的人感到自己與周恩來有著一致的想法，即毛澤東的共產主義統治中國一定是暫時的，未來或許會改變。在過渡時期裏，舊中國培養的這種奉獻精神有助於保持優良的價值觀念。
周恩來使用了許多中國知識分子，這些人曾在西方接受過教育，離鄉背井地生活在海外，但現已歸國。例如，他自己辦公室的浦壽昌博士就是一位哈佛培養的經濟學家，他歸國後成為總理的秘書。當然，周恩來不能管製黨內低級官員的每一項活動。有時，他的邀請也出問題。埃裏克·仇的例子就是如此。仇是香港的一位青年作家。當周恩來呼籲那些愛國的、受過專業訓練的人要幫助建設中國，而不是為了自己的私利待在香港、台灣或西方時，一位曾出版過仇的作品的香港華人編輯在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不久訪問了北京。他告訴他的作者說：“埃裏克，周總理清楚地記得你，他問起了你，我告訴他，你和我們一起在香港。他說他願意親自見到你。”40年代，仇作為一名記者的確在大陸見過周恩來，他尊敬這位總理，他的虛榮心被挑動起來，同意到中國作一次短期旅行。但是一到那裏，他就被扣了下來，最終也沒有再次見到周恩來就逃了出來。
周恩來試圖用共產主義術語將新政權描繪成一個相對自由的政權。他對兩名英國作家說：“我們並不試圖消滅個性，但是我們確實正在盡力消除個人主義。這是一種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政策，如果你喜歡那樣表達的話。”
周恩來的同事們希望早點給中國帶來一個太平盛世，但這一願望在初期就由於外部幹擾而破滅了。由於美國在共產黨勝利前幾個月斷然拒絕了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提議，他們不得不轉向俄國尋求幫助。毛澤東於1949年12月底抵達莫斯科，平生第一次訪問蘇聯和謁見斯大林。他不明智地將他最幹練的談判家留在了國內。像美國人那樣，斯大林可能也是三心二意。毛澤東被迫等了很長時間，請求援助沒有任何進展。最後，他把周恩來召去。周恩來於1950 年1月20日抵達莫斯科，帶來一飛機的專家和一套新的藍方格法蘭絨睡衣，這是他專為來莫斯科而買的。它很快就成了周恩來僅有的一套睡衣。盡管它漸漸褪了色，打滿藍白相間的補丁，變成了模糊的灰色，但他一直穿著這套睡衣，甚至後來出國訪問時也帶著它，直到他去世那一天。
周恩來到了莫斯科後，花了幾乎一個月的時間勸說難以對付的俄國人簽訂一批協議—這些協議形成了今後10年中國對外關係的基石。斯大林仍對毛澤東30年代對待共產國際和與蘇聯聯係的方式感到憤怒。現在，中國共產黨不得不為此付出代價。2月14日，他們簽署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以及其他的條約，這些條約肯定了蒙古的獨立地位，規定雙方聯合管理與俄國有著傳統聯係的鐵路與港口，並且對華提供一項為期5年的3億美元信用貸款。這些條件很苛刻。為了得到蘇聯承擔中國國防的義務與援助，周恩來與毛澤東不得不繼續忍受蘇聯在中國北部、西北部和蒙古的半殖民主義活動。這種義務和援助同美國對其他國家的援助，甚至同蘇聯對東歐國家的援助相比也是吝嗇的。
這是周恩來在50年代對蘇聯進行的6次訪問中的第一次。雙方的關係在抱怨的基調下開始，彼此漠視，很快便公開化。幾十年前，當列寧宣布放棄前俄羅斯帝國在亞洲的侵略成果時，像周恩來這樣的中國年輕一代曾對此歡欣鼓舞，並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現在列寧的繼任者不去兌現這些承諾。沒有哪個中國領導人對莫斯科能抱有好感。周恩來不得不盡可能地拚湊最低限度的協議，他從國民黨時期就習慣於這種工作，這是他第一次出現在國際舞台上。當然，這對西方尤其是美國來講是一個誘餌，使它們知道中國是無辜的，無論是道義上、政治上，還是經濟上。
對周恩來來講，人不能一仆二主，這是古老格言的一則訓誡。否則，你對一個人說東，又對另一個人說西，他們倆都會發現，並再也不相信你。周恩來希望俄國人理解中國國內的原因，中國同誌必須采取這種策略是由於關係到國民黨的原因。或許，他也考慮到像蘇聯這樣一個先進國家會把自己的民族利益與集團利益置於個人恩怨之上。然而，這兩種假設都徹底錯了。
人民共和國安定下來還不到一年，中國就成為一場有害戰爭的犧牲品，這場戰爭使它加深了對蘇聯的依賴，建立與美國的聯係變得遙遙無期，最終導致了中美兵戎相見的可怕後果。它對中國沒有一絲好處，恰恰是周恩來有意要避免的那種沒人能取勝的局麵。但是周恩來對此無能為力，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美國人相信中國人1950年慫恿北朝鮮入侵南朝鮮。事實上，就北朝鮮來講，這似乎是自由的行動，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受到俄國人的慫恿（出於不滿，他們不會同中國人磋商）。從中國的觀點看，這場戰爭肯定是不適宜的。
美國人把朝鮮看成是蘇聯打算削弱西方在各大洲勢力範圍的證據。因此，杜魯門總統派遣美國第七艦隊去守衛台灣，防止來自中國共產黨軍隊的威脅。周恩來將這一行為譴責為對中國領土的武裝侵略，因此雙方很快轉而采取敵對態度。
在北京的周恩來政府方麵看來，好像世界正在封鎖中國，唯有不值得相信的蘇聯在支持軟弱無力的新中國。印度大使潘尼迦與他的緬甸同僚徒勞地試圖勸說周恩來。他們說，在他們的國家，甚至在英國這樣的國家，有一部分重要的輿論對中國與右翼的美國政府的鬥爭如果不是明確同情的話，至少也是中立的。
周恩來給潘尼迦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這位印度人後來寫道：“我首先注意到的是他那雙手。它們不僅得到精心保養，而且就像中國人描繪的那樣，每個手指如同細嫩的蔥芽。他用它們打著手勢，產生出巨大的效果。”周恩來提出的問題是深刻透徹的。盡管他對印度了解得不多，毫無疑問，“他是一個堅定的令人信服的共產黨員，一名訓練有素的理論家，但是他的雙腳同樣牢固地紮根於祖國的土壤之中”。
不過，周恩來還是支持正式受到蘇聯撐腰的北朝鮮金日成的路線。他在公開講話中使用激烈的措辭抨擊美國，這使華盛頓多年後才能原諒。例如，1950年9月30日慶祝人民共和國創建一周年時，他說美國在通過帝國主義侵略的瘋狂行為表明自己是中國最危險的敵人。在得到解放後，愛好和平的中國人民隻想重新安居樂業，發展經濟和文化。但是，他們絕不容忍外來侵略，也絕不坐視自己的鄰邦遭到帝國主義者的野蠻侵略而置之不理。誰試圖從聯合國中排除近5億人民，誰蔑視並違背這個世界上占人類四分之一人口的國家的利益，並徒勞地幻想任意妄為地解決直接涉及中國的東方問題，誰都必將碰得頭破血流。這種粗魯的語言為中國對美國的目標未起到任何推動作用。當然，周恩來必須對自己黨內強大的具有沙文主義傾向的強硬路線派表明，當需要譴責外來強國時，他並不怯懦。
10月3日淩晨1點，周恩來約見潘尼迦大使，這是他通向華盛頓唯一可行的渠道。這位印度人發現，周恩來在今天清早的會麵中像以往一樣謙恭迷人，絲毫未顯示出焦躁的表情，但是在簡短地感謝了尼赫魯為和平事業所作的努力後，總理迅速轉入正題。他說如果在南朝鮮的美國軍隊像麥克阿瑟將軍斷然宣稱的那樣要發動進攻並進入北朝鮮，中國將被迫參戰。外交部通過其他的中立國渠道向世界各地的美國使館機構發出了同樣的危急警告。但是，使用如此多的傳播渠道來發出這一警告，看上去似乎又是運用了宣傳手段。過去，周恩來的這種大張聲勢的手法曾起到了巨大反響。不管怎樣，潘尼迦這位誠實的印度人卻不辭辛勞地注視著中國問題是否能得到理解。但是，美國和歐洲的領導人卻懷疑他在打中國牌。
尼赫魯及時地將這一信息轉達給華盛頓。但是，杜魯門總統懷疑潘尼迦的公正，將周恩來的警告視為一項對聯合國明目張膽地敲詐。《時代》周刊將其駁斥為“僅僅是宣傳”。據說，麥克阿瑟將軍認為，進入北朝鮮會感到自在些。結果，他的確這樣做了。
因此，周恩來的威嚇兌現了。毛澤東三天三夜在他的房間裏踱來踱去。周恩來則沮喪地通知官員們召集一次會議。他說：“如果必要，我們必須準備好從沿海省份撤回到內地，並且為了準備一場長期戰爭要把西北與西南變成基地。”
中國誌願軍進入了朝鮮。麥克阿瑟聲稱，他不認為有什麽東西能擋住他的道路。但是，中國軍隊阻止了美國人向前推進的速度，並終於把他們從北朝鮮趕了回去。在緊張的戰爭中，周恩來的身體有點頂不住了。官方的說法是他因工作過度而患了病。毛澤東建議他到海邊勝地旅大去療養。他好像花了一些時間與妻子在海濱療養身體。待他返回北京重新工作時，俄國人已提出停火建議。這一建議最終導致了兩年後在朝鮮的停戰。
事實上，美國人抑製住了跨進中國及對中國進行的轟炸。他們不想在此時與中國人較量。據周恩來的一位同事說，周恩來後來以一種令人驚異的孩童般的口吻對此事進行了評價。他說：“帝國主義政府的領導人是些平庸小人，你隻需用激烈的斥責來抨擊他們，並且如果有必要的話，給他們點顏色看看，他們就老實了。”還有一次，他在另一個場合說：“如果你把帝國主義者打得使他們感到疼痛，他們就會向你求和。”這是中國的政治語言，而周恩來必須擅長於此以保住他的地位。這種語言是要從心理上補償中國對世界事務的無能為力感。
中國政府計劃用3年時間來恢複生產和進行建設。但是，這一切都分散了它的力量。它必須重新改變中國的管理體製，應付對共產黨改革的不斷抵製活動。作為總理，周恩來無法逃避卷入共產黨的鎮壓工作。例如，1951年初，他不得不宣布在前10個月中一個省處理了2.8萬多反革命分子。他在所謂“三反運動”中同樣走在前麵。這場運動始於同一年，是為了反對貪汙、浪費和極度的官僚主義行為，很多人為此受到處分。
竭力把紅軍(2)留在朝鮮境內，是在無情地消耗中國的有限資源。1952年夏季，周恩來帶著國防專家前往莫斯科，強烈要求克裏姆林宮盡可能給予補償，中國人用鮮血在朝鮮捍衛著俄國的利益。據說，赫魯曉夫說話時以一種屈尊相就的態度將周恩來形容為“一個聰明靈活的、目前我們能交談的人”。通過幾個星期不停地爭論，周恩來說服斯大林同意放棄半殖民主義的特權。這些特權在第一次談判中有所保留。斯大林同意進一步增加蘇聯的經濟援助。不過，周恩來不能感到滿意。它的數量在任何意義上，都不能與中國戰士包括毛澤東的兒子作出的犧牲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