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其他方麵的情況依然如故。在午夜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他對外國記者發表共產黨對一些事件的看法，就像一個美國記者所寫的那樣，他們“看著周，聽他通過一個翻譯用漢語發表講話，假裝自己不懂英語”。
周不得不對美國人提出越來越多的批評，因為他們和蔣介石靠得越來越近。他向馬歇爾將軍抱怨國民黨軍隊破壞停火，四處進攻共產黨。然而，當他反對美國對蔣的軍事援助時，馬歇爾辯解說，這是對一個友好國家的政府的應有的支援，華盛頓終究隻能與中國的合法政府打交道。
“你是不是有點拘泥於形式？”周問道，“難道這裏沒有一點虛偽的成分？你知道，每個人也都清楚，你交付給國民政府的任何東西都必定會牽扯到對付共產黨軍隊的問題。”
馬歇爾厭倦了他那吃力不討好的任務，在10月份作出了安排停火的最後一次努力，但周的耐心也已經消失殆盡。當司徒雷登大使邀請他會見一位國民黨代表時，周回答說：“夠了，委員長不可信。”
甚至連迄今為止在國共兩黨之間保持中立的幾個小黨都在國民黨的壓力下準備屈服，三個小黨的領導人給周帶來了一份關於在滿洲配置軍隊的妥協建議。他打斷他們的說明大聲喊道：“請不要再說了！我傷心極了！國民黨壓製我們還不夠久嗎？現在你們又要加入他們一方來壓製我們！今天和平的崩潰將從你們開始！”三個客人尷尬地收回了他們的意見。
但周沒有忘記此事，在一次為一個他尊敬的、正直的無黨派政治家舉行的告別會上，他說：“我一想到將來有一天他們三個人，還有許多像你這樣的好朋友將會站到我們的對立麵，你今天奉獻給我的這杯美酒就變得淡而無味了。”
蔣委員長拿定了主意，相信他自己既得到國人的擁護，又有美國人的支持，一定能重新開始他消滅共產黨的進程，完成幾年前被日本人打斷的商業。他宣布1946年11月召開由國民黨控製的國民大會，對此周進行了憤怒的反擊：“和談的大門被國民黨單方麵關上了。”周向馬歇爾要了架飛機，帶走了製止這場中國曆史上最血腥的內戰的最後的微弱希望，於11月19日飛抵延安。
毛在延安的簡易機場跑道上等著歡迎周，毛知道周可能會受不了西北冬季的嚴寒，為回報他們一起去南方時周贈送他太陽帽的一片盛情，毛把自己唯一的一件大衣送給了周。周現在不得不重過困苦和低水平的生活，與此同時馬歇爾也悲哀地卷起行李回國，中國各地都不再有安全可言。
以後的4個月裏，周參加了黨製訂的令人擔憂的計劃，衝出蔣對延安的包圍圈。這如同長征的再一次開始，隻不過更壞的是，國民黨配備了大量的美式武器。先是日本人的侵略，後是美國人的抑製，這些都使得蔣介石不能消滅他在國內的主要敵人。現在他不再克製了，周和他的共產黨夥伴對這一點是相當清楚的。
考慮到如果有人被俘，其他人還可以繼續組成一個值得信賴的司令部，共產黨領導便分散開來。毛派劉率領一部分工作人員向東衝出陝西，轉移到河北西部較安全的山區。毛自己和周繞了一個長長的半圓向北而去。周不僅成為毛更加必不可少的助手，而且還可以用另一種越來越深的同伴關係，來更加接近這個將是他終身上級的沉默的農民。
1947年3月18日，他們最後一批撤離延安。窯洞城延安作為中國一個政權的根據地，向世界展示了10年的風采。
在此後一年中，周和毛在極為惡劣的條件中常常是冒著極大的危險一起奔波。周取了一個假名“胡必成”，意指“必勝”，但勝利似乎還遙遙無期，因為他們是在敵人的追蹤之下，在地形複雜的鄉村穿梭行軍。
至於食物，他們不得不依靠當地村民所能提供的燒得很糟的小米飯、野菜和“榆葉糕”等東西度日。周偶爾流露出一種鬱悶的自我解嘲：“這比起長征中過草地時吃的東西強多了！”
離開延安後的第三天，他們乘坐的卡車就被國民黨的飛機炸壞了，他們隻得改為騎馬，不久周的鼻子開始不停地流血。他們隻帶著一副擔架，原打算給毛和女同誌使用的，但毛堅持要周用。在周爬上擔架時，人們發現他的鞋底磨了個大洞。
“您怎麽能穿這樣的鞋走路？”有人說，“您的鞋墊都露出來了。”
“那不是鞋墊，”周辯解說，“我在那兒塞了一疊報紙，原以為它會堅持一會兒的。”
順著長城，他們繞過縣城，於4月到達一個脫離國民黨的追蹤的臨時安全地帶，但他門差一點在蘆河陷入包圍。他們不得不在瓢潑大雨之夜從一座門板搭成的簡易橋上渡過河去。周冒著大雨在泥濘的河岸指揮這次行動，直到每個人都安全通過。他到達對岸後又幫助運送傷員，這是他們在遷徙中被國民黨軍隊逼得最緊的一次。
不久，他們到達一個小山村，有一段時間他們待在半山腰的又黑又臭的窯洞裏，實際上他們幾乎是擠成一團，工作和休息都很困難。周找來一個樹樁坐下，用他的短上衣墊上，把肘靠在泥爐子邊閱讀文件。周似乎睡得比毛還少。有一次夜間行軍，他看見敵軍經過山穀時燃放的一堆大火，便命令衛兵保持安靜。
毛說道：“別擔心，今天的世界不是他們的，世界是我們的。”周經常徹夜在電台旁指揮戰鬥。太陽出來後，他出來洗臉準備睡上一兩小時，發現擔架隊抬著傷員從戰場上下來了，周立即放棄了他的打算，著手安排他們的接待、醫治和飲食。
還有一次他派出了所有的有戰鬥力的士兵去前線打一場小仗，有那麽一會兒他和毛在震耳欲聾的大炮和炸彈聲中，連一個警衛都沒有。
盡管他起初曾是擔架上的病人，但後來他自己也成了一個擔架隊員。一次，兩個人抬著擔架路過周所在的村子，其中一個累垮了而無人替換，周看出擔架上的病人大腿傷得很重，需要立即送醫院，便叫自己的警衛把累垮了的擔架隊員送到附近的一個醫療點去，他自己抬起擔架的一頭說：“來，我們把他抬到另一個村子去。”
在這一年的躲閃和戰鬥之中，由於糟糕的飲食，再加上疾病和緊張，周的顴骨變得突出，使人幾乎認不出他來了，隻是後來到北京安定下來過了一段時間安穩的日子後，他的麵容才恢複了一些往日的風采。但到了1948年4月，奔波至少已成為過去，周可以定居在河北西部的村莊西柏坡，他和毛在那兒與劉的那一半中央機關成員會合了。盡管延安被蔣介石占領，但這時已收複了。共產黨依然存在，並仍然進行著猛烈的反擊。
共產黨各路頭頭聚集一起又掀起了一場新的爭論，特別是關於對待蘇聯和美國的方式問題。斯大林擔心引起美國人的幹涉和一場新的世界大戰—當時冷戰的緊張空氣正在上升。然而在中國，國民黨在通貨膨脹和共產黨的抵抗下已經士氣低落，共軍控製了大片北方地區。經過對這些最高政策性問題進行了一年多的大辯論後，共產黨決定將戰爭進行到底，選擇了奮勇前進奪取對國民黨的決定性軍事勝利的道路。
盡管國民黨軍隊擁有大批新式美國裝備，但共產黨也繳獲了大量的日本武器，並且從國民黨軍手中繳獲了美國裝備。他們能打敗和戰勝他們的國民黨敵人。許多國民黨部隊既無能又士氣不振，許多戰地指揮官不相信和共產黨全力作戰對國家來說是件好事。在6個月內，陷入困境的國民黨政府再一次求和，到1949年1月時局勢已糟到蔣委員長不得不辭職的地步，共產黨軍隊取得了一連串的勝利，幾周之內國民黨防線就土崩瓦解了。
周和毛領導中國共產黨和它那戰無不勝的軍隊於1949年3月25日開進北平，並主張將這個城市定為中國的首都。許多人認為共軍將占領長江以北，國民黨將守住長江以南。但是，共軍部隊並沒有駐足不前，他們在年底渡過這條大江向南方進軍。國民黨政府隻得不光彩地渡海逃到台灣，把中國大陸留給它的第一個共產黨政府。這場漫長內戰的輝煌戰果就連中國人都感到驚奇，現在沒有人懷疑國民黨是多麽的腐敗，而像共產黨的卓越將領指揮下的士兵是多麽英勇善戰！這個最後勝利使解放軍聲譽大震，周在這支軍隊的組織和戰術問題上發揮了巨大作用。
在近30年的鬥爭中，由於反動派的鎮壓和內部各種矛盾的幹擾，中國共產黨幾次麵臨崩潰的邊緣。例如，蔣介石在1927年對上海工人階級進行大屠殺，以及1934年紅軍進行的似乎注定是一場逃亡的長征等。但是，共產黨領導人取得了統治中國的權力並開辟了一條大膽創新的社會實踐的道路，黨員人數此時已超過300萬，在反抗日本侵略的戰爭中共軍增加到400多萬。可以說，周和他的夥伴將坐到北京皇帝的皇座上去宣布一種全新的主義。年輕人會發現它是最為現代化的，它包括這樣一個目標，要把中國社會從迷信精英統治轉變為真正的社會民主，但這幾乎又是不可能的。他們的困難由於外界（蘇聯除外）不願承認這個新中國政府而顯得更加複雜，但從現在起周麵前的任務是全力指導管理國家和向未來的外國夥伴求援。經過一生的造反，周在51歲時開始正式執政。
在北京，他開始狂熱地工作以鞏固新生政權和盡可能使它得到最廣泛的支持。他提醒每個人勝利會帶來的問題。他對一些中立的政治家說，要接管國家“需要時間和合格的人才，我們必須以一種有組織的方式去做這些事”。“至於合格的人才，不可能由中共一黨全部提供，社會各界的所有知名人士一定要參加進來……我們擔心的是工作沒有做好。”
他補充說，在他年輕時，他和他的同事曾提出打倒孔夫子和反對封建家長製的口號，但今天我們認識到，孔夫子所說的任何有益的東西我們也可以拿來為我們的目的服務，如果我們的父母來和我們住在一起，我們應該照顧他們，“但知識分子必須改變他們的觀點。”周說，“總的來說，腦力勞動者的一個特點是他們單獨進行工作……這很容易導致個人主義傾向，作家和藝術家應特別努力地學習工人階級的集體主義精神。”說到農村，他預示“在不久的將來，另有兩億農民將參加到土地改革的浪潮中來”。
周知道不僅要爭取激進主義的支持，而且要爭取自由派知名人士的支持。他多次努力說服中國的第一任總統和國民黨創建人孫中山的遺孀宋慶齡來北京，參加新政府的成立典禮。他派宋的老朋友鄧穎超去上海落實他的懇求。最後，當宋在9月到達北京站時，周和毛在月台上迎接她，並在人民共和國政府裏為她安排了職務。
在公開場合，周保證新政府將比以前的政府更加愛國，並將反抗美國對此施加的任何壓力，“中國人民是具有光榮傳統的人民……勇敢……勤勞。多麽偉大的人民，毫無疑問我們熱愛他們（當然，其他民族也有他們的優點，我們應該承認這點）”。如果美國帝國主義膽敢侵犯新中國，共產黨政府將舍棄一切，“包括手紙和冰淇淋”，直至把他們趕出中國。周清楚他的敵人的弱點。
“周確定無疑是一個真誠的共產黨人，”美國外交使團在給華盛頓的電報中說，“而且，在對美國的經濟製度的認識上，他表現出一些馬克思主義以外的東西。”換句話說，周把自己同正統的對美國經濟製度的教條式指責區分開來。此外，美國人對中國人民有著真正的興趣。
一個月後，當美國外交官試圖向周轉達美國國務院相當消極和保守的反應時，他們遭到了拒絕。或許周在那時認為，司徒雷登大使是與華盛頓打交道的更為可信的渠道。
司徒雷登本想在6月底訪問北京，但未能成行。他收到周一封相當消極的私人信件，該信戳了一些老傷疤，周取消了對司徒雷登的邀請，幾周後又把這個運氣不佳的大使描繪成“慣於以和藹可親的麵目掩蓋其虛偽和欺騙”。
追溯上去，人們可以察覺出這些不斷變化的矛盾。周可能真誠地為新中國尋求美國的幫助，但又不能在這方麵走得太遠，以致受到黨內親蘇派的批評和傷害；而美國由於種種令人遺憾的原因，錯過了幫助成立新中國的機會，如果抓住了這些機會，那麽也許兩個國家就可以避免在以後四分之一世紀中許多人為的誤解。
周的直率和他那不裝模作樣的共產主義作風在1949年夏季中的一次講演中大放光彩，他在北京的一次青年大會(21）上對那些共產主義的下一代談到毛時說，毛是一個偉人，但與普通人沒什麽兩樣，他不應該被看成是“一個偶然的、天生的、神秘的、無法學習的領袖”，年輕人向他學習時應該“從他的曆史發展來學習，不要隻看今天的成就偉大而不看曆史的發展”，“昨天迷信的孩子可以變成今天的毛主席（當然，我不是說所有的孩子都可以成毛主席）”。他再次提醒說，毛也曾在農村問題上犯過錯誤。然而，毛已經開始美化他自己的曆史，允許獻媚的助手去篡改文獻。這一腐敗傾向在7年前的“整風運動”中就開始了。
周在講話結束時表示完全同意劉少奇對毛的讚揚之詞，即毛成功地運用普遍真理於中國的實際。但他補充說，為了使老百姓在這一真理中受益，必須首先通過教育和宣傳來使他們提高政治覺悟，因此，周正確地預見了以後10年中國的政策路線鬥爭，表明他選擇了一種緩慢而實用的變革進程，而不是向一種難以捉摸的社會主義作瘋狂衝刺。
(1）應是廣東黃埔軍官學校政治部。—譯者注
(2）葉劍英在黃埔軍校時曾要求加入共產黨，當時黨組織因不在國民黨高級將領中發展黨員，而未接受。後來，1927年7月，經周恩來同意，葉劍英參加了共產黨。
(3）此文寫於1926年3月。—譯者注
(4）應為1920年。—譯者注
(5）原文如此。鄧出席了1926年1月在廣州召開的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並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譯者注
(6）指東江各屬行政委員。—譯者注
(7）指共產黨員李之龍。—譯者注
(8）周這時已沒有國民革命軍的職務。
(9）周恩來沒有參加中共五大，當時他在上海。在五大上他當選為中央委員。1927年5月他到武漢後，任中央政治局常委。
(10）南昌舉行武裝暴動，是7月中旬舉行的中共臨時中央常委會決定的。—譯者注
(11）周7月27日到達南昌。—譯者注
(12）納爾遜是曾在海上打敗拿破侖艦隊的英國名將，他以自主作戰著稱。—譯者注
(13）陳毅、聶榮臻當時不在，是起義軍南下時趕到的。
(14）指張國燾。—譯者注
(15）周11月上旬從香港到上海，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以周為書記的南昌起義前敵委員會成員受到“警告”處分。—譯者注
(16）可能指向忠發。—譯者注
(17）原文如此。1932年7月恢複紅一方麵軍番號時，任命周兼總政委，經周多次提議，中央局於8月8日同意任命毛為總政委。—譯者注
(18）這次戰役中，紅軍消滅了蔣介石嫡係部隊一個師和另一個師的主力。
(19）應為南開中學。南開大學遷往昆明成為西南聯大的一部分。—譯者注
(20）後來經調查證明這是一次誤會。
(21）指1949年5月在北京舉行的中華全國青年第一次代表大會。—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