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路上（1934~1936）
周恩來放棄了對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破碎夢想，於1934年10月16日開始了具有戰略意義的紅軍大撤退。這一壯舉成了舉世聞名的長征。除了避開敵人以外，紅軍沒有既定的目標。離開江西根據地時，周的手下有1萬名共產黨員。當時他們還不可能知道，長征最終會行程二萬五千裏，橫越11個省，跨過雪山與激流，穿過沼澤與森林，途經土匪聚集區、有敵意的少數民族區和缺糧區，在這裏他們有時甚至隻有靠吃自己的皮帶才能維持生存。周拋棄一塊跟比利時一樣大的根據地，開始了長達一年之久的遠征，相當於從倫敦徒步到東京，或從紐約到裏約熱內盧。
他失望嗎？後悔嗎？他那發動一場革命的希望再次落空了。這時他才明白，他隻好同那些觀點與經曆都極不相同的人聯合戰鬥了。他或許猜測到，即使俄國的幫助確實能實現的話，它也會帶有操縱性。
他又一次攜帶幾件隨身用品踏上了征程。警衛員扛著兩床毛毯、一床被子、一個包。包裏裝的是換洗衣服和一件羊毛衫。這樣的話，還可以用它當枕頭。最後，還有一個很大的銅墨水盒及他那個人們熟悉的長方形公文包。包裏保存著他用過的鉛筆、地圖、指南針、夜晚伏案工作用的放大鏡。長征途中，他的夫人鄧穎超大部分時間都患著結核病。有一段時間周本人也不得不躺倒在擔架上。
周率領著中央縱隊，包括根據地政府機構（一個印刷廠、修理廠及造幣廠），還有軍事指揮部及所有婦女兒童。毛也是這支隊伍中的一員。這支部隊攜帶著易受攻擊的輜重，在中國南部翻山越嶺，一直向西部山區挺進。為了減輕負擔，造幣廠和印刷廠等沉重裝備一個一個地被丟棄了。
第一軍團沒帶地圖就向困難的農村地區進發了。結果，他們不得不返回加入中央縱隊。白白浪費了一周的時間，也使國民黨的追蹤更加逼人。周對毛的抱怨給予冷靜解答，說這種錯誤是情報有誤所致，領導是無可奈何的。
有一次冒險行動是橫渡湘江。這次渡江損失了很多兵力，但突出了蔣介石的封鎖線。不久，他們到了貴州。在這裏的一天晚上，周遇到了一場大火，一名敵人的縱火犯點火燒了周住的房屋。警衛員不得不引他逃離險境。
在貴州邊界的黎平，他們就是否改變方向，向北進軍，並趁身後的國民黨部隊不備之際溜走等展開了爭論。毛斷然反對向北這一提議。他堅決主張繼續向西，深入貴州境內，那裏的國民黨部隊防備稍弱一些。這次，周加入了反對李德的行列。總之，他是被李德的個人習慣所激怒了，不僅是他的好色（長征途中，他身邊曾帶著一位“中國夫人”），還有他不停地要煙要酒，而這些東西已越來越難弄到，價格也日益昂貴。因患瘧疾，李德隻好不出席這次特別會議。他回憶說，當他詢問周會議的最後決定時，“他很不耐煩地作了回答。這一舉動在這位如此沉靜、自製的男人身上是不同尋常的”。
但是，饑餓使他們得以和平相處。因為這個省糧食匱乏，紅軍一來，當地居民全跑了。
天一片漆黑。為了讓身後的同誌跟上隊伍，夜間行軍時每人都在背上係一條白毛巾。有一次，周的警衛員摔了一跤，把他放在周書包裏的糧食撒了一地。周讓他把自己的那一份拿去。警衛員後來充滿歉意地說：“我弄到了一點燒穀子，你要一點嗎？”
“燒穀子？”周懷疑地問，“好吧，給我一點。”這總比什麽東西都沒有要強多了。
1935年新年，周來到了貴州北部的遵義。這時天下著大雨，周全身濕透了。他跟毛一起堅決要求李德下令停止前進兩周，召開政治局會議，研究一下局勢。1935年1月召開的這一遵義會議成了當代共產主義史上最有爭議的會議之一。會上，毛成功地掌握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權。開始隻是臨時的，但毛確信自己的位置以後是會得到認可的。作為黨的頭號人物，他再也無須向任何人讓步了。
遵義會議在毛對軍事指揮問題發起不斷攻擊之中拉開了序幕。這一軍事指揮，原則上講是由李德掌握的，也有他的中國同誌參與。後來，朱德將軍也對毛的抱怨給予了決定性的肯定。博古站出來為官方的領導工作辯護，為“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及其與共產國際的關係辯護。
鑒於博古曾訓斥人們看不到黨在國際環境中的處境，並明確批評了毛澤東那一部分人的毛病在於其狹隘的農民基礎，周坦白承認了包括自己在內的領導們的戰略錯誤。這使他們甚感驚訝。不等別人說話，周就接著建議毛從事紅軍領導工作，“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也無法救他們脫離批評的旋渦。周沒有諉過於他的布爾什維克同事們。這些人都曾相當認真，逐字逐句地像教師般的解釋過撤離江西根據地的道理—包括後來對共產黨不利的諸多客觀因素，如國際上對蔣介石的支持，共產黨力量在國民黨中國的薄弱。與此相反，周則強調主觀因素，包括黨在群眾中及國民黨部隊中進行的不適當的政治工作；遊擊戰在兵力部署上的失誤；各種戰術上及行動上的軍事錯誤。韓素音寫道，周坦率地告訴同誌們，毛“觀點正確，我們應當聽他的”。一個勇於承認錯誤的人，是會受到大家欽佩的。正是這樣，周逃脫了批評，而博古和李德則未能幸免，這樣就有可能使毛澤東把紅軍內的不滿者的批評集中在這兩個人身上，周本人則受到了寬恕。
由此，許多曆史學家得出結論，“毛周之間在遵義達成默契是很有可能的”。有一位曆史學家甚至提出，遵義會議的全部成果可能就是在紅軍開始長征前，周毛之間達成了一致意見。李德的評論是，“不出所料，周恩來大獲全勝，走到了毛的一邊”。
在遵義，毛主張的決議總算通過了。決議審查了“博古、周恩來和李德等同誌所犯的軍事路線上的錯誤”，並把他們的錯誤定為在反第五次“圍剿”中采取了單純防禦路線。還有一個次要的錯誤是，在江西突圍中以安全為借口，忽視了政治動員工作。
毛不失時機地利用自己的勝利。周仍是紅軍總政委從事軍事的領導。但是，毛的這一勝利隻是險勝。毛澤東後來說，如果沒有周恩來的同意，遵義會議是開不起來的。
人們可能以為周對自己與毛的政治聯合會感到難堪，其原因不僅在於那幾年他曾批評過毛，也在於毛不讚同周所向往的那種中國共產主義的領導，周曾希望過某種超越狹隘的農民眼界的更高級、更城市化的東西。
作為一名外國人，李德對這些事情的看法還是準確、公正的。據他說，當周確實站到毛的一邊時，他“至少部分地違背了他那良好的判斷，成了毛的最忠實的擁護者”。正如埃德加·斯諾兩年後所指出的那樣，周後來再也沒有動搖過對毛的忠心，這麽說可能有點誇張，但是他以“毛的行動計劃的最得力的執行者”而聞名，同時又被稱為“管家”—一個執行家長命令的人。據一位同誌說，毫無疑問，周在遵義會議上承認了自己沒有野心，所以毛才能把他當做一位“老練”的參謀而不是當做對手接納了。
從某種角度說，因為克裏姆林宮選定的中共領導接班人—“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的領袖王明對毛構成了威脅，所以周才能較順利地進入毛的圈子。毛王之間的敵對，被聯合起來擊敗國民黨圍剿的需要所遮蓋了。周從未親近過王。他支持王也不過是出於對共產國際的尊重或戰術上的原因。因此，毛對周獨立於王的集團是十分放心的。
遵義會議上，周同自己的追隨者即所謂的黃埔派關係的疏遠，是影響周與其黨內夥伴們關係的又一個因素。黃埔派現已包括許多才華橫溢、頗有影響的人物，在遵義那種進退兩難的特殊軍事環境中，周不會指望他們的支持。這是完全可能的。因為紅軍官兵們當時需要的是這樣一種領導：他善於作戰，能夠最有效地利用有限資源進行遊擊戰略，對紅軍即將紮根於其中的中國農村社會有強烈的感情。顯然，毛是這一人選。
紅軍領導人之一的林彪後來指責毛在遵義會議後所采取的“見敵就跑”政策的“破產”，而周的態度卻很客觀。他鎮靜地說，你們應當“走著瞧”。
周的思想的這一大轉變，很像是汕頭往事的再現，而且在戰鬥失利時把指揮權交給自己的主要批評者，這種做法不失為一個良策。再說，當時周的身體欠佳，無力擔負長征所需要的領導重任。
總之，盡管周對毛有許多意見，但他仍被這位傳統的卻具有超凡魅力的領袖人物所傾倒了。這一點是非常清楚的。也許，農村根據地的崢嶸歲月已把周在天津—巴黎—上海所形成的有關中國革命城市化的觀點的銳氣全磨掉了。中國農民必須加入革命運動中的重要性深深地觸動了他。作為一個機靈的城市人，在農村範圍內可能沒有多大幫助，但是他可以作為那位可信的農民領袖的助手，提供了解國外形勢的渠道和使其思想觀點更閃閃發光的人。
就連周的警衛員也漸漸被他培養成了共產黨員。周曾住在一座家具雅致美觀的房裏。他的部下十分喜歡屋裏那些值錢的東西。他的警衛員魏國祿在打掃房間時拾到了一枚金戒指。因為過去從未見過這種玩意兒，魏便把它戴在了手指上。第二天，當他給周打洗臉水時，被周發現了。魏正要離開，周責怪地問：“魏國祿，你知道三大紀律嗎？”（紅軍的這些基本行為準則包括不拿群眾一針一線，一切繳獲要歸公。）
魏說自己對這些紀律很清楚，而且也照這樣辦了。
周指著戒指，說：“很好，那麽，你手上的戒指從哪兒來的？”
羞愧滿麵的新兵可憐巴巴地交出了戒指。
一旦作出決定，紅軍便離開遵義，迅速向西挺進，向著雲南山區前進。作為新的由毛澤東、王稼祥和周恩來組成的三人軍事小組的成員，周忙得焦頭爛額。在遠離內地後，國民黨部隊減少了。這是長征途中一段相對太平的時期。
在雲南山區，有天晚上其他人早已就寢，周卻挑燈夜戰，全神貫注地在研究作戰地圖和情報。最後，他來到屋外漫步。
“口令！”（通行口令）路邊的值勤戰士喊道。
“我是周恩來。”他忘了回答口令。戰士馬上認出了他。周請他到房裏聊天，烤烤火，暖暖身子。
大約是在午夜時分，戰士接受了邀請。進屋後，他看到周的臉“幾乎被長長的頭發和胡子”蓋住了。他關心地詢問這位長者的身體。
“還說得過去，”周答，“去年出發時，突然得了感冒，總是複發。非常討厭。”
接著，他們又談到抓來的那些有錢商人。這些人也跟紅軍一道在行軍。這位戰士以為扣押他們是為了敲詐他們的錢，因為軍官們對他們太好了。
周解釋說：“這麽做並不是為了他們的錢。當然啦，如果他們捐獻的錢超過了他們一路的花銷，我們還是很歡迎的。不過，對我們來說，重要的是贏得朋友。這些商人都是四川的富戶和有名望的人。我們就要到那裏去。通過向這些人表明我們紅軍的良好品行，與他們建立友好關係，這是一項好政策。”
“如果他們是反革命呢？”
“遇到這種情況，我們知道如何對付他們。再說，他們也在學習，他們正在把自己那白嫩的腳同我們的腳進行比較，包括你的腳，我的腳—布滿老繭與裂口，跟其他同誌的腳一樣……我們的鐵的紀律將使他們相信，我們是革命戰士，不是土匪。”
在一個村裏，警衛員魏四處為周尋找食物，最後好不容易找到了一點玉米粉和10個雞蛋。但是，那家屋裏沒人，沒法付款。警衛員們決定先給周做出來，然後再考慮如何付錢。
當這盤菜端到周跟前時，他堅持要弄清楚這些東西是從哪裏來的，付了多少錢。警衛們猶豫不定，不知如何是好。周開了口：“這麽說你們沒有付錢嘍？”
他們隻好如實坦白了一切。周嚴厲地說，應當把東西送回去。但是，有一人懇求道：“如果給這位村民寫張字條，解釋一下這件事，在雞蛋籃裏再放上一點錢，是不是就可以了？”
周隻好答應這麽做。於是，他們留下一塊銀元做付款。還有一次，周坐在一棵梨樹下，但他拒絕吃樹上的熟梨子，因為無法向主人付錢。
在雲南，由於他們的到來太出乎意外，所以輕而易舉地繳獲了許多國民黨軍需品。有一次，3輛敵軍卡車錯把他們當做自己人，徑直朝他們開來。結果，紅軍不費吹灰之力，繳獲了大量戰利品，有一輛車裝的是火腿、藥、茶葉和軍用地圖等。
當朱德看到這些東西時，周告訴他：“敵人是我們最好的運輸隊。我們需要什麽，他們送什麽，還不要報酬……我們正為沒有雲南地圖發愁，敵人就給我們送來了這些地圖。我們的傷員需要藥，而現在想要的藥品都有了。”
大家都高興地笑了。
在四川，周心情沉重地慶祝“五一”節。因為離開江西的共產黨戰士們已有一半的人在長征的頭6個月裏英勇獻身了。此刻，當他們向北行進，穿過藏族人居住的四川內地時，每個人都經曆了艱難險阻。這裏的地形也變得稀奇古怪起來。有天晚上，周隻好靠著一棵樹睡了一覺，隻是因為地麵太濕，別無選擇。為了保護雙腳，他已養成習慣，在腳邊塞滿舊報紙。
下一個要逾越的障礙是大渡河。它沿著冰雪覆蓋的青海高原順流而下，流經四川，成為長江的主要支流之一。水勢凶猛，沿途有幾座橋。最初，紅軍想在安順場渡河，結果因為船隻不足，部隊遭到了國民黨的攻擊。經過焦急地討論，周和其他人決定在上遊再最後試一次，穿過具有曆史意義的瀘定鐵索橋。周冒著傾盆大雨，沿大渡河急速前進。可是，到了那兒一看，敵人已經毀掉了橋上的木板，戰士們正在步履艱難地過橋。
“過橋時，”周勸自己的警衛員，“你一定要多加小心，看著對岸，別往下麵看。”
他們把木板重修了一下，接著，一邊在橋上艱難地射擊，一邊把木板重新鋪上。一步一步地，有時真讓人提心吊膽。周和部隊準備過河了。可是，一開始過河，周就意識到了自己的身體也糟蹋得不成樣子了。疼痛突然向他襲來，後來被診斷為肝膿腫。他全身腫脹，但無藥可醫。過去，離開汕頭後他得過瘧疾。後來，到了大城市，就醫條件好了，他的身體仍一直欠佳。此刻，在穿越大半個中國的長征路上，他和同誌們又經曆了全新的、幾乎無助的奇跡般的戰鬥曆程。難怪這些幸存者在經曆了共同的磨難後，感到彼此間形成了一種牢不可破的關係。
下一步，他們必須翻越終年積雪的夾金山。許多紅軍戰士因不適應這裏的嚴寒氣候，倒在路上，壯烈犧牲。其中有一位是周的警衛員朋友。周和魏在冰山上挖了一條縫，把這位戰士安放在裏麵，臉上蓋著他本人的衣服，用雪掩埋了。在這裏，他們還遇到了一場冰雹，“像胡桃那麽大”。條件急劇惡化。周總算幸存下來。
在川西北這些荒無人煙的高原地區，糧食極為短缺，有位絕望的戰士因吃草中了毒。周看到他躺在地上，便給了他一碗麵粉。這是他從自己的口糧裏節省下來的唯一一點糧食。6月中旬，長征戰士與張國燾率領的一支紅軍部隊重新會合。那時，他們一定為處境稍好的新同誌們給予的幫助而欣喜萬分。張曾經是毛在黨內的上級，他對毛的提升流露了不滿。他也有野心，而且在他自己的小範圍內和部隊裏，他已習慣於當頭號人物。其他領導人，尤其是周，最初還在毛和張之間調停，想讓他倆在以後的長征路上齊心合作。最後，張被任命代替周擔任新組建的紅軍的總政委。但是，毛自己仍占據著重要的軍事職位。如果當時，周不是大半時間躺在**的話，他對這件事的影響肯定會更大。他曾想作一次講話，號召大家團結一致，抵抗日本侵略者。然而，當幾天後重新開始長征時，他又不得不被人用擔架擔著走了幾周。
張國燾的到來是對遵義會議和解的嚴重考驗。在連續召開的會議上，大家提出了許多建議。會上，領導們仍繼續在長征期間製止張國燾—最初他可能受到“布爾什維克”們的支持，也許周也默認了—對遵義會議提出的質疑，因為與整個黨休戚相關的決定畢竟是由一群人作出的。
毛的部隊衣衫襤褸，疲憊不堪。目睹這種慘狀，張國燾決定自稱領袖。他的一名部下竟然建議他為黨的總書記，這一舉動是非常無禮的，而且由於張過於魯莽地公開了自己的宣言，周和“布爾什維克”們便疏遠了他。於是，張便失去了機會。
張在會師後最初幾周裏的所作所為，使周認定毛最有組織能力，依靠他的領導，黨的處境一定會有改善。
在一次會議上，毛張之間展開了針鋒相鬥。政治局在毛兒蓋召開那一決定性會議時，周正發高燒39.5℃，未能出席。第二天，他聲音微弱，神誌不清。醫生讓他身邊的人從山上弄來冰塊，把浸過雪的毛巾放到他的額上，降低他的體溫。第三天，他的體溫開始下降。第四天便恢複了正常。
事隔不久，周的警衛員魏國祿又因瘧疾，一隻腳受傷和一隻眼感染而躺下，一度成了瞎子。
周鎮靜地對他說：“別擔心。想法找點豬肝來，做時別放鹽，就著湯一起吃下去。你還可以在熱水裏放點鹽，用幹淨藥棉做成敷布，睡前敷在眼睛上。”這些辦法都試過了。行軍時，周還把這位年輕人放到自己的馬上。
最可怕的事情還在最後，即穿越四川北端的荒草地。周後來回憶說：“對我們來說，曆史上最黑暗的時候是長征時期……特別是在穿過鄰近西藏的大草原時。我們的情況令人絕望，沒吃的，也沒喝的。我們總算幸存下來了。”
那時，周的身體正處於最壞狀態。當那位指揮先頭部隊的軍官前來接受任務時，他才知道，醫生已下令周謝絕會客。鄧穎超坦率地說，她“為周副主席的身體深感不安，因為沒有合適的藥物”（整個長征中，紅軍官兵一直使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這一稱呼）。周隻好放棄夜晚開會的習慣。他又高興地琢磨起代用營養品來。有一次，戰士們摘下皮帶，用水煮軟，再放進野草，艱苦跋涉一天後，就吃這種東西。周後來在看卓別林的《淘金記》時，肯定是大有同感的，因為他熱情地稱它是“三鮮湯”。
草地上時常遇到河流。有一次，周和鄧不得不冒著大雨，過一條齊胸深的河。由於水流湍急，腳下的淤泥鬆動，周讓同誌們解下腿上的綁帶，做成一根繩子，三人一組地牽著過河。可是，繩子後來斷了。他們便做了一根更粗的繩子，分成更小的小組過河。輪到周時，部下們說他太虛弱了，水過河會受寒，舊病又會複發。最後，周隻好同意了他們的要求，被人抬過了河。不久，他們就和陝西省的戰友會師，開進了紅軍在幾年前開辟的又一塊根據地。
盡管周身患肝病，夫人也得了肺病，但他倆總算從江西至陝西的這一年傳奇經曆中死裏逃生。鄧後來在談到她的肺病時說：“說來也真奇怪，經過一年漫長的行軍，我的病卻不治而愈了。”
這時，窯洞成了他們最好的住所。在此後的幾年裏，周還成了一位穴居者，先是在保安，後來又遷至延安。在延安，他才把穿了12年之久的長皮外套丟下。但是，他仍把它掛在那裏的舊房子裏，由當地的一位共產黨員保管。對於自己用慣了的東西，盡管破舊，他怎麽也舍不得扔。1935年年底，每位紅軍戰士都發了一件新上衣。可是，周怎麽也不肯要自己的那件。警衛員說，現在是在根據地，已經取得了勝利，每個人都理應得到一件新上衣。再說，他的那件舊上衣也太破舊、太髒了。周好像第一次看見自己的舊上衣，仔細打量了半天，最後，隻好收下那件新衣服。當警衛員讓他穿上新衣服時，他還拒絕說：“把這件舊衣服洗一洗，補一下，還可以穿。”
鄧表現得像個完美的妻子。她自己鑿了一孔窯，把它布置得像個家。鄧在窯洞的花格窗上貼上當地產的糊紙，她還解答其他婦女的家庭問題、孩子的現代式照管、結核病、裹腳及當時諸如此類的問題。周這時還留胡子。他們過著這時能夠享受得起的較安定的生活。
有一次，周回到家，夫人用一杯咖啡款待他。咖啡筒上寫著S＆W的商標。“這是最後的一點了，”夫人解釋道，“是老毛送來的。他說，這是一位西方來賓送給朱德的，已經傳了很多人的手了，在傳到我們這兒之前，大家都喝過幾勺。”
後來，周收養了一個女兒，名字叫孫維世。她是許多烈士遺孤中的一個，他們的父母都被軍閥或國民黨殺害了。她的到來彌補了他們較穩定的生活的不足，也解除了他們對沒有孩子的憂慮。鄧因過去流產已失去了生育能力。
按正常情況，共產黨以為蔣介石會發動又一次“圍剿”，把他們消滅在中國另一個地方的根據地裏。但是，這時卻出現了一個新情況，幫了紅軍的大忙。正值中國的蔣介石軍隊與共產主義者相互殘殺之際，日本軍隊侵占了滿洲。這時，日本將軍們企圖挑動一場對蔣介石的中華民國的戰爭，其目的在於奴役中國。周早已意識到日本引誘國民黨政府的用意。還是在長征途中，他就多次考慮過這個問題。這一新情況表明，在全國聯合抗日的旗幟下，中國共產黨現在是可以同國民黨合作的。而且，在此名義下，共產黨還可以進一步求助於中國大眾及基礎組織，使國民黨更難以擊敗他們。
從共產黨這一方來說，周承擔了主要的重任—創建中國抗日統一戰線。陝西附近有兩支國民黨部隊是由中國軍閥之一—優秀的張學良統率的。他繼承父親老帥的事業，被人稱為少帥，廣為人知。早年，少帥吸過鴉片，是一位花花公子。如今，他已長大成人，精神飽滿，熱忱愛國。他和自己的將領們已經正式效忠蔣介石，把蔣視為中國最得力的領袖。不過，他們的內心十分矛盾，對蔣奈何不得。由於日本人步步進逼，少帥認為，大敵當前，理應抗日優先。
1936年1月，周向東北軍發了一封由毛、周等署名的《致東北軍全體將士書》。這些將士效忠少帥，而不是蔣介石，他們也是統一戰線的可能支持者。4月，周和少帥在延安一座天主教堂裏舉行會談。雙方一致認為，蔣介石勢力強大，因此他是中國抗日唯一可能的領袖。共產黨部隊將同中華全國武裝力量竭誠合作，共產黨將停止政治宣傳，但保留自己的政治獨立權，而國民黨應釋放在押的共產黨員。這件事不禁使人聯想起20年代中期發生的事。當時，國共兩大敵對黨派在北伐中也曾合作過。當他倆達成一致意見時，周站起來同少帥握手。
“事情就這麽定了，我隨時聽候你的吩咐。”少帥遲疑地說。他還想等待蔣介石的決定。
“我很高興留在這裏……同你在一起，作人質。”周堅持說。“沒有必要。”少帥說。此時，少帥和紅軍達成了他們的地方停戰協議，後來蔣介石響應了這一停戰協議（周先到上海，後又到南京，直接同國民黨代表協商）。在有關統一戰線的大部分問題上，雙方取得了一致看法。
但是，蔣介石本人並不相信同共產黨停戰的必要性，他也沒這麽做。他相信，在日本人的威脅惡化之前，消滅共產黨是不成問題的。於是，他命令少帥向紅軍進攻。共產黨擊退了這一進攻，周還派人向少帥送了一封密信，信上說，“中國人不打中國人”，“誰殺害自己的兄弟喂養惡狼，誰就是野蠻人”。
在此期間，周有過一次偶遇。這次邂逅相遇後來證明是很有意義的。那是6月的一天，周路過延安北部的一個小鎮，看到了一位西方人。這在當時的陝北是少有的事。
“你好，”周用英語問，“你找誰呀？”
此人便是埃德加·斯諾，美國《星期六晚郵報》和《生活》雜誌的記者，一位熱情奔放的年輕人。斯諾把這位問候人描繪為“一個身材修長的年輕軍官……蓄著中國人少有的濃密胡子”。
斯諾被這位幹練的人物深深迷住了。他詳細地描寫道：周“身材修長，中等個兒，消瘦但結實。雖說胡子又黑又長，但外表還是有點孩子氣。大大的眼睛，熱情、深邃。他身上有一種磁力，這種吸引力似乎來自於他的羞怯、個人魅力及對指揮工作的胸有成竹的個人品質的綜合。他的英語雖講得結結巴巴，但絕對正確。當他告訴我他已5年沒說過英語時，我感到非常驚愕”。斯諾後來回憶說：“周很英俊，體形像個女孩子，非常苗條。”當周跟這個美國人談到統一戰線問題時，斯諾直率地問：“你們是否打算放棄革命？”
“不，”周答道，“我們是在推動革命向前發展，而不是放棄它。革命可能以抗日戰爭的方式而開始。”
周給斯諾一匹馬，帶他一塊兒到保安見毛。這位美國人獲得了一次難得的機會。根據這次會麵，他對兩位人物進行了比較。不如周的溫文爾雅，斯諾看到的是一位“強硬、思維敏捷、才智過人的人。盡管他具有理性、有魄力、自信心強、倔強和善於打動人的本領等品質，但當時他沒有打動我，後來也沒有”。
這件事發生在6月。隨著秋季的來臨，統戰問題已迫在眉睫。周的將領們加緊對少帥及其官兵們進行鼓動。10月，蔣介石意識到局勢嚴重，慌忙從南方返回，為少帥鼓氣。此前，他一直在南方對付那裏的不太順從的軍閥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