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高一籌（1931~1934）
1931年1月，中央又在上海舉行會議。會上，俄國人為了顯示自己對中國優柔寡斷的領導的關心，米夫便親自擔任了會議主席。當周到達會場時，他被指定坐在兩派敵對集團之間。這兩大派別是李立三離開後領導權的主要競爭者—以王明（米夫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時的學生）為首的受過蘇聯訓練的“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他們得到了知識分子的支持；老練的鐵路工會領導人何孟雄，他是基層工農的候選人，總愛嘲笑“年輕的學生……我們幹革命時，他們還在娘懷裏吃奶呢！”周卻持獨立態度，這既表明他感到進退維穀，也說明了他的骨氣。
米夫相信周是會支持王明及其他幾位布爾什維克接管黨的領導權的，以此作為赦免周過去所犯錯誤的條件。但是，周不僅擔心這些布爾什維克們會被外國人所支配，而且為他們的經驗不足而憂慮。另一方麵，其他的候選人又不是知識分子，周大概懷疑他們是否能夠如所期望的那樣，著眼於黨的較高層次的全球性的及思想意識上的目標。結果，像毛這樣土生土長的共產主義者便很快遇到了挑戰。周最初還想在兩派之間保持中立，但為了大局，還是不得不跟共產國際支持的“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站在了一起。
跟過去支持陳獨秀、瞿秋白和李立三一樣，在以後的3年裏，周又忠實地支持黨的領袖王明（在多年後的“**”中，他甚至被極左分子們指控為“第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但是，這種交易並不是單方麵的。王明是蘇聯的代言人，剛回國，且非常年輕，在黨內缺少勢力或支持者，因此他還要依靠周。當周服從米夫和其年輕的中國追隨者們時，王便把大部分權力牢牢地抓到了自己手裏。
周恩來、瞿秋白主持的中央批評了李立三，但共產國際認為他們隻是敷衍了事。他們仍恢複了他過去的許多政策。周的位置是十分微妙的。王明依靠共產國際米夫的支持，反對瞿秋白、周恩來，想把他們逐出中共中央。但是，米夫采取了逐瞿留周的方針，同時批評周未嚴肅地來糾正李的錯誤，結果周受到了批評。貶低周的人說他是個“生性軟弱的人”，這個人為了少惹是非，總愛采取溫和態度。
對所有的指責，周通過重新發表他3個月前寫的《少山報告》給予了回答。這個報告原封不動，隻不過重寫了一個序言。他解釋說：“它可以為那些想在李立三路線和共產國際路線之間尋求妥協的人提供一個樣板。我準備發表它，讓我們的黨來鑒別，拋棄我的錯誤。我自己也將在我們黨組織內批判這一頑固的、嚴重的錯誤。”於是，他就把這個問題留給了他人，讓別人指出他的報告有什麽錯誤。但是，即便如此，周還是未能逃避這個問題，他還是對自己過去的“調和主義”作出了“老實”交代。周還是李從前唯一的支持者，但是李沒有被要求寫出書麵檢查，人們卻對李的主要支持者加以批評。周極力設法成為某種仲裁者，要為別人澄清自己的名譽所作的努力作出判斷。
周心情抑鬱地參加了這次中央會議。然而，由於俄國人及其追隨者經驗不足，加上中國人的陣營內出現了分裂，周得以保住了自己的政治局職務，分管黨的軍事工作及其安全機構，同時還是根據地新的中央局的領導成員。在中國共產黨控製了作為反對舊政府鬥爭中的農村根據地的中國大片疆土的時刻，這不失為一條獲取權力的途徑。
然而，這次會議不歡而散。工會主義者憤然退席，在旅館裏被英國警察逮捕，並交到了國民黨手裏將被槍斃。他們中有一位是上海黃包車工人的領袖、一位詩人、作家丁玲的丈夫。他曾公開批評過王明。許多同誌不知道這些新布爾什維克是否已向這些外國警察泄露了消息。據武漢的美國副領事說，周也被“抓”了起來，第二天就被蔣介石下令處死了。然而，周並沒有被抓，仍在上海做秘密工作。他派張國燾到鄂豫皖蘇區，為的是要加強對蘇區的領導。
有一天晚上，周帶著張去拜訪第二個共產國際的代表。他是一位波蘭人。令人可怕的是，這位歐洲人威脅說，如果張不接受上次他未出席的會議所作出的決定的話，就把他開除出政治局。周趕忙為張說情。他告訴這位波蘭人，由於共產黨內分歧太多，不要驅逐持不同政見者，這是非常重要的。這也是隨和的中國人和武斷的歐洲馬克思主義者在價值上相互衝突的又一表現。
這時，周開始向外國人解釋為什麽中國不能像西方國家那樣行事。他告訴一位外國記者：
中國不能輕率地實行像美國、英國和其他真正的民主國家那樣的民主。中國人民受過長期的壓迫，在他們理解誠實投票的重要性和意義之前，還需要幾代人的政治訓練。我們還沒有為一個徹底的民主製度做好準備。我們必須慢慢來。
周可能還向米夫和其他俄國人談過這種觀點。
此時，又出現了一起反映不同價值觀念的戲劇性事件。周在黃埔時的一位朋友、學生黃警魂—突然要投奔國民黨。開始，周還想勸阻他，最後隻好定他為叛徒，並下令處死他。這是因為他可能把有關共產黨的內部情報帶給對方。周告訴一位老資格的同誌，由於證據確鑿，事情緊迫，他隻好迅速作出決定，“先斬後奏”。當他的同事婉轉地指出，處死刑在黨內算不上什麽大不了的事時，周卻坦白說，自己從未幹過這種事。盡管在過去的4年裏他一直同暴力活動相伴，但不得不下令處決一位變節的朋友，這對他來說則是有生以來的第一次。周認為，這個人不僅持有錯誤意見，而且實際上危及了黨的生存。
國民黨日益加緊對上海的控製。周認為，黨的領導人應當分散到共產黨遊擊隊占領地，這是刻不容緩的。他建議，政治局應當遷到江西毛澤東的根據地去，張國燾應到長沙以北的鄂豫皖的根據地去。如果黨繼續把自己集中在“白區”城市，那麽它將麵臨持久的困難，將會被摧毀。2月份工會領導人遭槍殺就是一個最新的例子。1931年4月，政治局同意周到江西，劉少奇和王明繼續留在上海。周指示保安頭目顧順章在去鄂豫皖根據地之前，先照料一下張國燾的準備工作。
顧這時已是一位深受周信賴的副手。他曾在英美煙草公司所屬工廠領導過罷工，後來，在海參崴接受過保密技術訓練，接著，又參與領導上海工人起義（盡管周在起義中技術上是受顧領導，但周是實際上的政治負責人）。顧深受信任。周的同誌們認為顧很有能力，但是言談舉止卻帶點上海灘花花公子的味道。顧現在的身份是魔術師，住在北緯路。他經常在先施百貨公司屋頂花園戲院裏演出。1931年，他率領一支魔術團到武漢，並乘機建立了情報網。然而，在高爾夫球場他被一個共產黨叛徒認了出來，國民黨警察隨即逮捕了他。經審問，他供出了有關共產黨領導人和組織。結果，顧帶了國民黨來逮捕共產黨人。周恩來及時地轉移了中共中央機關和領導人，未被捕。據有關資料說，顧繼續出賣他的共產黨朋友，因為他對新政治局對待李立三的態度憤憤不平。這件事並不是周的過錯，但作為顧的頂頭上司他信任了一位不忠誠的人，所以他不得不承擔一定的責任。
由於顧的出賣，6月24日，一位黨的前領導人，那位上海的船工領袖被國民黨殺害了。這時，中國共產黨及其安全負責人周恩來不得不采取行動。周下令（或默許），按上海地下工作的傳統，開展反屠殺活動。
如果說共產黨領袖們需要更大的推動才會撤離上海的話，那麽現在他們就受到了刺激。周蓄著濃黑的胡須，長五六英寸。如此化裝，他就可以和從前一樣，順利通過火車站的關卡和碼頭。在這些地方，他的照片被貼在顯要的地方。
鄧後來回憶，她在上海為黨所做的那種“秘密工作”已經讓人無法忍受了。“每天我出門，都不知自己是否會被捕。警察搜查了我在公共租界的房子……許多好朋友慘遭殺害。我們的工作無法開展。”於是，她和周先後到了江西共產黨根據地。他們是乘一條小船離滬，沿海而行至福建省，在此登岸到了紅色根據地。
人們都不知“那位造反者”出了什麽事。一位日本人報道，他已到海參崴去做手術了；國民黨則聲稱，周投降了。但是，這位喬裝打扮的“天主教傳教士”穿過福建省，已於1931 年12月到達了江西省一個大的城鎮瑞金。他便是周恩來。他一來，提高了毛澤東遊擊根據地的地位，使這一根據地將會成為新的中國蘇維埃共和國。
周衝破國民黨的重重封鎖。抵達江西時，正值毛澤東與幾乎每位共產黨領導人的關係都十分緊張之際，不久，周就發現自己在江西的毛和上海的王明之間扮演著中間人的角色。
1931年11月1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成立，毛任主席，周當選為委員（周排第四位，位於毛、項英、張國燾之後，但周在蘇區共產黨組織中的地位比他們都高）。周同時還被選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
埃德加·斯諾指出，周在江西的威望現在已開始超過毛。他是一位締造者，而不是破壞者。
周同各派之間的關係之廣是無可比擬的。這使他能夠充當各派間的調解人和平衡器，而不是通過在重大爭論中運用種種壓製手段來獲得個人領導權。
他穩固地建立了獨立於各派並忠於中央領導的軍事中心，甚至在12月對兩萬名受過粗魯的職業軍人訓練的、從國民黨投誠過來的士兵表示歡迎。毛澤東的遊擊戰理論開始在江西衰退，取而代之的是俄國人的“新學派”軍事思想，它受到共產國際顧問們的賞識，強調中央對正規軍進行控製。
1932年新的一年開始，周似乎承認了毛已牢固建立起來的權力，周希望得到他以後的合作。但是，中央局的最後決定則責備毛落到了“可憐的資產階級的驚恐與心理變態的地步”。這一表述比周的批評要嚴厲得多。另有一種說法，周幫助毛和在富田的受害者的朋友們恢複了關係，但是其他人卻毫不動搖地把這些罪責推到了毛的身上。
中央委員會的一個文件說，這些錯誤是由下列因素造成的：
那些把占領一省或數省不是看做一個近期目標而是長遠目標的人；那些對占領中心城市持懷疑態度的並傾向於率領蘇維埃政權和紅軍到偏僻地區去的人；那些對共產主義積極的向外擴展能使紅軍發揮它的全部潛力而猶豫不決的人，他們更傾向於用村裏的宣傳任務來束縛我們武裝同誌的雙手，增加部隊的開支，忘記了紅軍的主要使命是通過鬥爭來消滅敵人；那些仍然對軍事行動的逐漸擴大而徘徊不前，猶豫不定，認為防禦的和保守的戰略更為合適的人，他們必然不願意直接對非共區的敵人給予致命打擊。
這些提到的觀點非常精辟，被毛澤東廣為宣傳，但很快也被其他領導人斥為“反馬克思主義、反列寧主義和反共產國際”。
周、毛同中央在軍事戰略上有分歧。毛極力主張運動遊擊戰略，如誘敵深入蘇區，然後一個一個地吃掉。周的意見同毛的一致，這引起了中央和後方同誌的不滿。
1932年10月召開的寧都會議可能解除了這一緊張局勢。會上，周提出毛仍在軍隊中繼續工作。毛借口養病離開軍隊，黨就委任周接管了紅一方麵軍總政委的職務(17）。紅一方麵軍是江西根據地的精銳部隊。
為首的批評來自“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之一的博古。他想把毛的職務統統撤掉，而周則不想做得太過分。幾十年後，毛還稱讚周當時的做法，他告訴自己的崇拜者：“寧都會議期間，我的批評者們都想開除我，但是周……不同意。”
共產國際在江西的軍事顧問李德把周描繪成“斯大林集團的一位強硬人物”，但他讚揚了周在動員江西人民和組織江西武裝力量中的“突出貢獻”。王明動身到莫斯科時，周留下來到了中央蘇區，因為國民黨部隊所謂的第四次“圍剿”開始向蘇區逼來。在這次“圍剿”中，周與朱德領導取得了對蔣介石軍隊的勝利。
在幾次革命期間，當周在他那擺滿書本的、相對寧靜的辦公室裏時，他通常是一個漸進主義者；然而，一旦在鬥爭中，隨著他身邊革命力量的發展，他便顯得充滿信心了。
當時中央曾製定了一條“向前的、進攻的路線”。在此路線指引下，紅軍可以擴大其力量，同地方民兵合作，動員一切可能的經濟資源，進攻城市。毛的一位支持者羅明抵製這一指示，繼續采用舊的井岡山遊擊戰略。於是，中央領導懲罰他和其他不服從者，懲罰了許多人，其中有一位是毛的兄弟，還有周在巴黎的老朋友鄧小平。
1933年3月，紅軍取得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證明了周軍事路線的正確性。毛因病到醫院治療，周接替了他的紅軍總政委的職務。
在從前線發給中央的電報裏，周詳細匯報了戰鬥情況。他於3月2日報告：
我軍與敵激戰三晝夜，第三日本可將敵十一師繼續消滅或擊潰，隻因山地戰各軍聯絡與我指揮均不易達到……因敵二縱隊三個師已於昨日西向增援，今日可到新豐市、東陂、黃陂截我歸路，我將陷於被包圍中，且戰場未清理，傷兵未撤，戰利品到處堆積，故於今日在勝利中撤退……集中，準備繼續戰鬥。(18）
事隔不久，由於一個戰略重地失守，孔荷寵慌忙下令動用征集的民工，加強部分邊界的防禦工事。結果，周把他叫去狠狠批了一頓。周指責他缺乏階級覺悟，並暫時停止了他的黨員資格。在周主持召開的“思想鬥爭”會上，孔隻婉轉地為自己作了辯護。這件事更加深了周對他的不信任。周後來說：“孔同誌還沒有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孔在幾個月後投靠了國民黨。周在把自己的城市革命觀點推行到這一農村根據地和滿足共產國際的要求的過程中，他在當時的判斷是有失誤的。
10月，擁有高度發言權並雄心勃勃的領袖們遇到了一個嚴重的困難，即如何對一場軍事戰役的每日戰況作出集體的判斷。因為，當時國民黨第19路軍反對蔣介石，要求同共產黨合作。周明知多數人不讚成，還是積極行動，充分利用這次機會，派人到福州同起義部隊簽訂盟約。
這一次，中央領導人受到了共產國際代表的支持。他們對同非共產黨部隊協同作戰的意義深表懷疑，要求小心謹慎。結果，紅軍沒有及時派兵援助第19路軍同蔣介石的部隊作戰。等援兵派來時，已經太遲了。幾年後，周就此事簡要作了論述：“我們本該同福建進行成功地合作，可是由於李德與在上海的顧問們的勸告，我們卻打了退堂鼓。”
1933年，國民黨開始第四次反共“圍剿”時，周對軍事政策的支配權似乎更加鞏固了。紅軍繳獲了大量武器、電台，俘虜了大批敵軍。紅軍的組織也更加標準化和合理化。對周在這次戰役中的軍事成就，李德後來的評價是“值得稱讚”。李德還注意到，重要的軍事決定是由周作出的。
當時的中央領導人依賴他的德國顧問。會前先同他商量軍事問題，並常常支持李德的意見。有時，周與這位德國人有分歧。例如，當12月李德視察北線，發現一位指揮員拒不服從命令竟要求重新分配任務時，李德不同意。周則告訴他，做事應當留有更多的餘地。“這是……我同周恩來的一點小分歧，他勸我必須考慮這種幹部的心理。”
1934年1月，中央召開重要會議。接著，第二屆根據地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召開。這時，黨內的鬥爭達到了高峰。周保住了自己的職務，並被任命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實際上，他失去了對蘇區地方機構的一些影響，在軍事上也少了發言權。堅決主張在根據地實行投票選舉的毛澤東，當選為臨時中央政府主席。但是，毛未進入政治局常委會。不過，他仍為自己的蘇區個人計劃辯護。此計劃是他獲得蘇區舊式權力組織效忠的手段。他還把周恩來的理論的、書本的改革推遲到情況更適宜時再實行。毛製訂的革命計劃是深思熟慮、紮實穩健的，而周則想通過一次驚人的意誌努力來實現革命。
為了消滅共產黨，蔣介石又作了最後一次努力，於1933年9月發動了第五次反共“圍剿”。戰鬥開始時，局勢對共產黨極為有利。於是，周開始在共產黨雜誌上發表一係列有關通過取得持久戰的戰術性成功而獲得戰略性勝利的文章。他向其幹部介紹莫斯科的最新戰略理論，采取一切措施，擴大紅軍力量，動員了11.2萬名青年自衛隊員，而這些人的作用不久就得到了驗證。
不管是出於偶然還是早有安排，總而言之，李德成了前線的軍事總指揮。但他既沒有接受毛的遊擊戰術，也不同意周的運動戰觀點，而是倡導自己的“短促突擊”戰術。有意思的是，周宣傳持久戰的係列文章隻發表了一期，此後便被他取消了。而李德則愈來愈多地撰寫有關軍事的文章。鑒於周在前次反“圍剿”中一直身臨紅軍前線，所以第五次反“圍剿”李德又到前線指揮部隊作戰，周則留在根據地首府瑞金。幾個月前，周好像就已察覺到共產黨不可能守住江西，將被迫撤離蘇區。盡管他的公開講話仍然情緒高昂，但他的心似乎已不在反圍剿戰上了。4月，廣昌慘敗，促使他提出了秘密準備撤離江西的建議。
這一次，中國人可以把失敗的責任推到那位德國顧問的身上了。李德曾經完全可以通過無線台經上海，同莫斯科上級聯係。然而，這一聯係現在卻因國民黨的偵破和共產黨上海辦事處的關閉而中斷了。在此後的兩年裏，中國領導人在沒有俄國指點的情況下，一邊行動，一邊獨自決定自己的命運。留蘇或受蘇影響的中共領導人也不可能再靠共產國際指示獲得威望和權威了—這件事卻在此後幾個月中，在毛權力的慢慢上升中，幫了這位土生土長的領導人的大忙。
周堅決抵製住李德和其他人的反對，指揮部隊從江西突圍。高級領導們進退維穀，他們並不完全同意這麽做，可是他們明白要緊的是守住秘密。一個月後，周領著由朱德和洛甫組成的精幹代表團來到毛的住地。毛因患瘧疾在此休養。周可能直截了當地說過從冬季起他就不讚成李德指揮戰鬥。從毛這一方來說，他也許告誡周要更謹慎地為撤離江西作準備。
國民黨向他們無情地逼來，不給紅軍以喘息之機。8月底，戰略要地驛前鎮失守，這件事成了戰爭的分水嶺。周曾在那裏指揮過戰鬥。陳毅在和周一起視察北線時受了傷。於是，他們當機立斷，突圍勢在必行。但是，就如何突圍—是否要發動最後一次決戰及堵截敵人的追擊，他們爭論了幾天。10月2日，事情已到了危急關頭。周、博古、李德和毛澤東開會，決定撤離根據地，李德保留了軍事指揮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