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學法國（1920～1924）
渴求現代化的中國愛國青年抓住每個去歐洲的機會，特別是到法國去。他們認為法國是所有歐洲國家中最自由和最繁榮的國家，而法郎又正值疲軟時期。1919年至1920年，1600多名中國學生來到法國，其中很多人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如鄧小平、李富春、李立三和陳毅等。
周恩來同其他人一樣，熱心留法勤工儉學。而且，要是他沒有被關進監獄的話，他也許會成為較早的那批赴法留學中的一員。法國離蘇俄很近，又是歐洲革命的中心，身居法國，周恩來不僅可以了解和研究歐洲革命，而且還可以了解和研究蘇俄革命。
這樣，1920年11月7日，一位羞澀、說話有點結結巴巴的青年學生周恩來乘坐法國郵船“波爾多斯號”，從上海出發，前往法國馬賽。當時他22歲。當他依依不舍地望著漸漸消失在遠方的祖國時，最後掠過眼簾的是飄揚在西方國家商業機構樓頂上及遊弋於黃浦江中外國軍艦上的大英帝國、美國、法國及其他國家的國旗—這是外國奴役中國的一個活生生的表現。一位同船乘客回憶道，一路上學生們熱烈地談論著個人的誌向—有位同學說他“極想到英國學建築”，還有的想學采礦，而周恩來則說他想改變中國社會。
郵輪在香港停了一夜，又在西貢待了3天，然後經過新加坡和科倫坡，駛過蘇伊士運河，於12月13日前後抵達馬賽。途中每經過一個地方，周和他的新相識的朋友都可以看到更多的帝國主義的印記。他在從西貢寄給國內朋友的信中這樣寫道：當地的華僑揮舞著旗幟像歡迎親人一樣歡迎他們。在科倫坡，他看到勞動人民棲身路旁，而成群的蚊子蒼蠅叮附在他們的食物上。這一切與富有的外國人的高樓大廈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一位同學後來回憶說：“我們經過的許多地方不是英國就是法國的殖民地。”他和周恩來及另外一個同學“都感到越遠離中國，就越感到中國人被人瞧不起。中國的國際地位太低了，令我們感到十分憤慨”。周恩來提醒他們注意這一切後麵的曆史背景。他一直追溯到19世紀40年代的鴉片戰爭。最後，他說：“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我們絕不能袖手旁觀。”
經過5個星期的海上航行之後，周恩來從馬賽轉乘火車，趕往巴黎。到那兒後，他在蒂耶裏宮地區的一所學校學習法語。他後來對同事們說有一位私人教師給他上了一年的法語課。然而，同在日本一樣，周恩來從未像別人那樣到一所大學去注過冊。到巴黎後的最初幾個月裏，他讀了一本比爾用英文寫的《卡爾·馬克思的生平與學說》。他在書上寫滿了旁注。一個中國人在法國閱讀被翻譯成英文的德國人寫的著作—這的確讓人感到戰後的世界是令人振奮的！
雖然他在巴黎南郊的比楊古找到了住處，但由於他隻懂很少或者說根本不懂法語，因此而感到焦慮不安，也許還有一種與世隔絕之感。幾天後，他還去過英國，考察那裏的情況。(31)
在離開天津之前，他已經托人安排（也許是在比利時神甫樊尚·勒貝的幫助下）擔任了天津一家天主教報紙《益世報》駐歐的記者。他在2月1日發表的第一篇稿件中反映了他的興趣所在。令他激動不已的是英國的勞工狀況。
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給歐洲帶來了眾多的變化，使歐洲的勞工運動得到了發展、壯大。勞工問題對政治具有極大的影響力。一些歐洲工人要求不加拖延地采納蘇俄的製度，另一些則傾向要通過漸進的途徑。周解釋說：“我不能置身於這場辯論之外。”他還寫道：高度嚴密組織起來的英國煤礦工人大罷工“對我們的國家關係重大”。在中國，罷工通常是為了獲得更多的銅板，而工人們就像機器一樣被人使用著，一點也沒意識到社會的其他成員實際上已在全力以赴地幫助他們這些“遲鈍的大眾”。英國工人領取的工資相當於中國工人工資的30倍。
關於周在倫敦所從事的活動，目前還缺少史料記載，也許他和李福景（譯音）在一起待了一段時間。李是周恩來相當崇拜的南開校友，還是學校舞台上的同台演員。他們是一起乘“波爾多斯號”郵船來到法國的。李渴望到英國學習建築。周恩來在英國曾給朋友們寄過一張明信片，上麵寫的時間是1921年1月30日，地址為布盧姆斯伯裏大學區拉塞爾廣場貝納德大街36號。除此之外，他在倫敦的行蹤無人知曉。
返回巴黎後，周恩來過著極為簡樸的生活。他從中國隨身帶來一個木質的蘑菇狀的東西，用來自己補襪子。他還帶著一個汽爐子，用來燒點開水，泡點麵包，就著卷心菜或其他蔬菜當飯吃。幾十年後，當中國共產黨人在巴黎建立了大使館時，周曾不嫌麻煩地為他在奧羅裏咖啡館賒賬喝過的100杯咖啡還了賬，還送給拉丁區一家咖啡館300盒中國香煙，還上了另一筆賒賬。
由於一直幫助中國留法學生的華法教育會的破產，結果使周恩來本來就很棘手的個人費用問題日趨嚴重起來。但他得到了一些有錢的中國人的捐助，並以此來維持生活。他承認：“許多愛國老人以私人身份資助我們留學生，但他們不帶有任何政治目的。”嚴範蓀先生就是曾幫助過周恩來的老人之一。他是南開大學的創始人。周又說：“後來，當朋友們說起我用嚴老先生的錢變成了共產黨人時，嚴先生引用了一句中國諺語：‘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嘛！’”周也許還有其他經濟來源。大約在周恩來到法國一年以後，一位老校友拜訪了他。他很欣賞周恩來那身剪裁合體的服裝以及那間收拾得整潔的居室。周還承認他既從中國朋友那兒，也從天津和上海的報刊發行人那兒得到一些資助。
天主教報紙《益世報》對社會福利問題特別感興趣，周便為該報撰寫一些有關歐洲政治、經濟方麵的短文，也報道一些有關工人運動和民族解放鬥爭的情況，但更多的則是報道關於半工半讀的留學生的事情。1921年2月至1922年3月，在這一年多時間裏，他撰寫了一係列的署名文章，每周發表一次（有時他將自己的名字簡寫成“恩來”，有時幹脆調皮地署上自己孩提時的筆名“翔宇”，其含義是“在宇宙中翱翔”。另外，1922年年初，在從倫敦發回的最後一篇稿件上，他曾署名“周翔”）。這些文章報道涉及協約國的對德態度、德國的戰爭賠款問題、歐洲對蘇俄外交問題、中東問題、希臘問題、英法分歧問題、西裏西亞問題、華盛頓會議和日本的地位、蘇俄的旱災，等等。另外，還經常談論勞工的處境、各種大罷工的進展情況及中國留法學生的艱難遭遇等。他寫的文章生動活潑，文筆流暢，筆鋒辛辣尖銳。例如，他把勞合·喬治在英帝國議會上的一些講話，描繪為一個狡詐而頑固的家夥所作的冗長而乏味的講話。
盡管周恩來正在堅定地向著馬克思主義轉變，但他還是表現出許多資產階級的思想觀念。一次，他穿上他（或是一位朋友的）最好的衣服，外出劃船遊玩，還拍了一張照片。這張照片未經他要求就被加洗成彩色照片，但他相當喜歡加彩的效果，並把這張照片印到明信片上，馬上寄給了世界各地的朋友。其中一張寄給了在京都的老朋友吳，上麵寫道：“巴黎是美麗的，巴黎的婦女也是美麗的！”在背麵還寫著：“這兒有如此眾多的朋友，有如此怡人的風景，難道你不向往嗎？”但他很快意識到作為一名革命者，廣泛散發自己的照片是很不明智的。
幾乎所有描寫周恩來早年生活的中外作家都提到了他曾在位於巴黎郊外的雷諾汽車廠短暫工作過的情況。可靠的細節證實了這些傳說。有一個傳說說他曾和另一位中國共產黨領袖李立三在雷諾汽車廠幹過一天工作13個小時的活。他們和普通工人一樣，搬運沉重的鐵塊來製造供鑄造用的鐵模具。根據這種描寫，李立三比出身資產階級家庭的周恩來要強得多。周恩來僅幹了3周就離開了。他還說過：“這簡直不是人過的日子。”鄧小平被證實曾是他的一位工友。然而，許多年後，當一位駐巴黎記者告訴周恩來，雷諾汽車廠行政管理當局聲稱掌握了有關他當年的記錄，並說他是一個危險的煽動者時，周卻反駁說他從來沒有在那兒幹過活，他還說或許那是一個和他同名的人吧。另外一位法國同誌回憶道，當周恩來得知法國報紙說他在雷諾汽車廠挑動騷亂的消息時，他放聲大笑起來。
看來，雷諾汽車廠確實被列在周恩來要去考察勞動狀況的著名工廠的名單之中了，而這曾激怒了一些經理。然而，周事實上並沒有經常在那兒工作。他還曾在靠近裏昂的鋼城聖查蒙德和許多中國工人暫時生活過。50年後，他的一位房東老太太仍記得每逢聖誕節周都要給她送來鮮花。另一位法國居民回憶說他曾和周打過網球。1972年周恩來告訴尼克鬆總統，他曾在裏爾的一座煤礦上幹過“幾個月”。
周還和在法國的一些湖南籍學生一起生活過一段時間。他們中許多人都是由毛澤東組織來法的，特別是由蔡和森和蔡暢兄妹倆負責經辦的。不久，他們便一同出外觀光，如攀登聖母島頂峰等。周還把這次郊遊寫信告訴了鄧穎超。攀登了數百個石頭台階後，他們終於氣喘籲籲地來到了頂峰。“我們一幫人就像中國神話故事中的精靈似的蹲在那兒，凝視著在霧靄之中漸漸沉睡的巴黎。風景太迷人了！塞納河水碧波**漾，緩緩而流。晚霞輝映著遠處的楓丹白露大森林，光彩奪目。我們都情不自禁地用法語高喊著‘太好了，太美了’。”
然而，蔡嚴肅地提醒說：“恩來，景色固然很美。”意思是他們不應該陶醉於此。一個革命者的目光應該看到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民的痛苦。“看，即使法國也充滿了殘酷的壓迫，資產階級的剝削，以及人民反抗剝削與壓迫的正義鬥爭。盡管這兒的一切並不像中國的狀況那麽可怕（這是中國人公開對法國的進步所進行的罕見的承認），但階級矛盾和階級剝削也相當普遍。如果我們想在祖國發動一場革命，我認為首先應在法國建立一個革命組織，並和法國工人階級聯合起來，共同戰鬥。”
這番話給周恩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周補充說：“為了鄧，我到法國後，從沒有交過異性朋友。而且，今後我也不打算那樣做。相反，我認為對我來說收獲最大的是同蔡和森的友誼。”怪不得有位同學開玩笑說周恩來是個厭惡女人的人。
蔡後來在蒙塔爾吉郊外一塊林間空地舉行的儀式上，介紹周加入了新民學會。這使周有機會參加由左翼作家亨利·巴比塞組織的有關時局問題的星期討論會。巴比塞很明顯是代表共產國際的。周恩來很快就成為巴斯科咖啡館和帕迪昂附近的另一家咖啡館的常客了。他還加入了以蔡為首的半工半讀互助會。該會很快就成為留法中國學生聚集在一起發泄不滿的場所。
在記載周恩來留法期間參與的眾多事件的史料中，第一個便是中國學生向中國駐巴黎公使館的請願事件。當時，留法的中國學生陷入困境，許多人找不到工作，甚至沒有地方學習或聚會。因此，一幫中國學生代表要求中國公使解決這些問題。但是，公使隻是把學生的要求轉達給中國政府，而中國政府卻回話說不再給這些學生提供資金了，那些既沒有錢又沒有工作的留學生應該被遣送回國。這下激怒了廣大學生，由此導致了1921年2月28日學生向公使館的請願事件。公使本人默不表態。後來，法國警察衝出來，驅散了請願隊伍。在這個事件中，總共有4位領導人，其中兩位就是周恩來和蔡和森。(32)
第二個事件影響也很大。7月，中國政府派了一個代表團向法國政府借款。名義上是為了救災，但實際上則是要購買軍火。為此，大多數留法學生和工人都反對借款。夏季，他們召開了拒款大會，以示抗議。就在即將達成借款協議之際，學生和工人包圍了公使館，警告中國代表團：“如果你們簽了字，就立即打死你們。”周恩來發回國內的文章有意地報道了借款詳情並發動國內也起來反對。最後，法國政府隻好讓步。
但是，令人矚目的是1921年9月21日占領裏昂大學的事件。那裏有1000名中國學生既不能注冊，也不能工作。
本來中法兩國政府均同意在裏昂再設立一所新的中法大學。但據透露，這所新設立的學校主要招收剛從國內送來的中產階級家庭出身的學生，卻拒收那些當時正在法國的這批“搗亂分子”。當他們得知對已在法國的中國學生的經費撥款即將停止時，憤怒的留學生們便決定采取行動。周恩來寫道：“途窮了，終須改換方向；勢單了，力薄了，更須聯合起來。”他在巴黎召開學生代表大會，堅決要求在9月中旬“無條件地開放裏昂大學”，並在裏昂組織了示威遊行。
據說，周恩來身穿雷諾汽車廠的工作服，老練地和法國工人們協商。他坐在巴黎一家旅館的房間裏籌劃著最後一刻的行動方案。一位一直注視他的朋友情不自禁地說：“除了那個大公文包之外，你真很像一個汽車工人。因為在雷諾汽車廠，還從沒有一名工人提著這樣的公文包到處走動呢！”
周抬頭看了看，手裏卻還在不停地寫著。
“給，帶上它，”他邊說邊把這個包遞給了那位朋友，“等到了裏昂，我們也許需要用它來消磨時間呢！”
果然不出所料，他們真的出事了。在裏昂，他們被捕了，並被扣押在一座兵營裏。他們進行絕食，以示抗議。在巴黎的周恩來得知後，立即和聶榮臻、王若飛等進行營救。
法國政府作出了驅逐學生的決定。100多名學生被押上駛往馬賽的火車，隨後又被趕上開往中國的輪船。李立三就在這些人之列。他們發覺自己被過早地遣送回國了。李立三比周恩來大兩歲，湖南人，出身於貧苦家庭。他比周早來法國一年，一直是半工半讀。他還組織了一個自己的社會主義研究小組，並在此後加入了周及其他人組織的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33)負責宣傳工作，而周恩來負責組織工作（這和幾年後他們倆在中國共產黨內擔任的職務幾乎一致）。擅長講演、激進而又頑強的李立三主持黨的工作時，周恩來是他的忠實的支持者。
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於1921年7月在上海成立。這個消息過了一段時間才傳到巴黎，周恩來向國內的朋友通報了在法國的大多數覺悟社成員的情況，並說經過長期的探索和討論，他最後也選擇了共產主義。他還補充說:“1921年10月剛過，我們就作出了正式決定。”在寫給天津覺悟社朋友的信中，他也談到了自己到歐洲一年來的思想變化。他寫道:“覺悟社的信條自然是不夠用，欠明瞭……我方到歐洲後對於一切主義開始推求比較……而現在我得有堅決的信心了。”在猛烈地抨擊了國家主義和無政府工團主義之後，他又寫道:“政權在資產階級手中握著，生死的命運既由他們操著，工人哪有成功的希望呢？……我們當信共產主義的原理和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兩大原則。”
周估計當時在留法的中國學生中，三分之二的人是潛在的共產主義者，其他人中無政府主義者和國民黨的民族主義分子各占一半。
1921年春，周成了正式的共產主義5人小組的一名成員。這標誌著他轉而信仰共產主義運動的第一步。1921年年末，他開始籌備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大部分政治上積極的留法學生都加入了這個組織。
1922年年初，周恩來又來到倫敦，進行了近兩個半月的考察。後來，他曾對一位美國記者承認說，他“不喜歡那兒”。1月15日，他向《益世報》報道了英國軍隊在愛爾蘭和埃及的暴行，並預言這些麻煩將導致英軍在中東的更殘酷的行動。周恩來在倫敦時，發生了一件後來被證實對其政治發展影響極為重大的事情。曾在天津加入了周恩來的覺悟社的黃愛，在長沙的一次紡織工人大罷工中被槍殺。黃因此成了早期共產主義烈士之一。周懷著強烈的悲痛感，撰文悼念犧牲的同誌，這充分顯示了他們之間特殊的友誼。
周恩來對是否加入正逐步成為中國激進政治主流的共產黨，一直是在反複思考的。對這個新的哲學，周顯然在思想上有所疑慮，而且他一定為接受這樣一種極其自信的人生處世哲學而冥思苦想了一番。朋友之死，加上每個人都力促周投身這個事業，這也許成了至關重要的因素。這為周恩來提供了能消除殘存的思想疑慮所必需的情感動力。在新的青年團成立的幾個月期間，他撰文的方式都是啟發式的。他在團組織的刊物《少年》第二期上發表文章說，“共產主義是徹底的改造良方”。文章還論述道：
一旦革命告成，政權落到勞動階級手裏，那時乃得言共產主義發達實業的方法……依著中國的時勢，一切緩和修正的辦法都無所施……
我們雖是中國人，我們的眼光須放到全世界上來。我們不必想取捷徑，也不必畏難苟安，全世界無產階級為創造新社會所共負的艱難責任，我們也應當分擔起來。
從這兩段話中，人們可以感覺到，中國也許是不得不接受這個可憐的辦法，並想最充分地利用它。因為，世界其他地方都在接受這個主義。
這種樂觀主義情緒的短暫的宣泄，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時代特點。在周的同誌中，很少有人去問無產階級是否能在新的權力結構中發揮作用，也很少有人對共產黨人奪取政權和改變社會的綱領的可行性產生疑問。當時，馬克思主義頗為盛行，要想抵禦其魅力**，需要有相當堅定的決心。正如周恩來指出的那樣，馬克思主義是值得信奉的科學，這如同人們“信奉愛因斯坦定律一樣”。
對一個以現代化為主要目標，立誌使祖國趕上歐洲水平的中國人來說，要想抵禦那些由西方馬克思主義巧妙地提出來的建議的**，真是難上加難！因為這一建議暗示中國可以跨越資本主義，直奔共產主義。這樣可以節省大量時間，並能免受走進西方式社會這一必然階段的痛苦。說得好聽點，甚至像中國這樣的國家，也許還會超過歐洲。
周恩來是個反叛者，他激烈地反抗中國統治階級眾多的利益、特權及其愚昧。作為一個家庭貧困的人，他深深地同情和他同病相憐的其他社會階層的人們。在歐洲，他本能地傾向當地的反叛者們對其政府的反抗。這些反叛者很多都是馬克思主義者。留學歐洲的大部分年輕的中國人都想擺脫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但他們並沒有深入考察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周恩來也不例外。
另外還有一個因素，即周沒到法國之前，在腦海中把這個國家理想化了。這主要是由於讀了陳獨秀的文章的結果，使他產生了法國的一切都是現代化的印象。但是，20世紀20年代的法國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承受這麽高的期待。
周恩來欣賞並喜歡巴黎的許多東西。幾十年後，他對法國駐中國大使說：“你們是熱愛自由的人民。我在法國時，曾高興地注意到，在所有的大街小巷，你們國家的每個人都尊重種族平等。”但是，並不是所有的法國警察、政府官員、大學教師、女房東及其他一些中國學生與之打過交道的法國人，對年輕的中國訪問者都特別友好或能給予特別的幫助。
在周恩來的思想轉變過程中，他的言論流露出一種缺乏信心的痛苦之感。似乎他對在國內和歐洲的朋友說過：“好吧！如果你們開始信奉共產主義，我將加入你們的行列，並盡力使之步入正軌，至少是向正確的方向發展。雖然它可能不是中國目前之所需，但隻要是能使中國投身於社會變革的任何東西都行。”這種對馬克思主義所持的半保留的思想隱約出現在1922年3月他為悼念亡友黃愛而作的一首詩中：
壯烈的死，
苟且的生。
貪生怕死，
何如重死輕生！
生別死離，
最是難堪事。
別了，牽腸掛肚；
死了，毫無輕重，
何如作個感人的永別！
沒有耕耘，
哪有收獲？
沒播革命的種子，
卻盼共產花開！
夢想那赤色的旗兒飛揚，
卻不用血來染它，
天下哪有這類便宜事？
坐著談，
何如起來行！
貪生的人，
也悲傷別離，
也隨著死生。
隻是他們卻識不透這感人的永別，
永別的感人。
不用希望人家了！
生死的路，
已放在各人前邊。
飛向光明，
盡由著你！
舉起那黑鐵的鋤兒，
開辟那未耕耘的土地；
種子撒在人間，
血兒滴在地上。
本是別離的，
以後更會永別！
生死參透了，
努力為生，
還要努力為死，
便永別了又算什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