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陷囹圄（1919～1920）
“五四”運動在中國政治中占據了數年的支配地位。成千上萬的學生反對政府和駐京各大國的示威運動受到士兵和警察所規定的線路的限製。他們所受到的虐待在全國範圍內引起了更強烈的抗議，幾乎使學生第一次有組織地聚集起來，迫切要求進行政治改革。
在天津的抗議運動領導人中，有一個是位年輕的姑娘，她的名字叫鄧穎超，當時年僅15歲。另一個是位傑出的穆斯林，叫馬駿。馬和他的其他南開朋友對21歲的周於1919年春天重新出現在過去在天津待過的地方而感到非常高興。在一個大型的茶話會上，周向大家講述了自己在日本的經曆。當馬向他簡述學生們正在從事的事業時，他才知道他的老校長張伯苓博士已成為新的南開大學(25)的校長。此刻周與張之間的友誼已變得很不正常，因為張是中國基督教青年會的一個領導人，他試圖把自己的學生從街頭政治中引開，目的在於使自己成為他所希望的、不久將在中國實現的一個民主國家的勝任的公務人員，而革命者周卻拒絕接受這種漸進主義。不過，他們卻仍然互相尊重。
數年後，周堅持說：“南開大學沒有把我當成它的學生，因為我的名字沒有被列入校友冊內。”然而，根據記載，他於1919年9月25日進入了該大學。最近發現的新生表格證明，該表包括了他的名字。可以肯定的是，像從前一樣，他在天津時很少學習功課，隻是把大學當做一個臨時寓所。
經濟問題仍是一個需要對付的老問題。他的那個已敗落的家庭無法支付他的全部經費。張博士前來解救他，給他找了一個當秘書的活幹。周後來解釋說：“我在南開大學成了《天津學生聯合會報》的編輯(26)，這幫助我解決了部分費用問題。”依靠這兩個費用來源，他能夠僅僅維持一年的生活。
學生日報的報頭上有條顯著的英語標語：“民主：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我們的箴言。”不久以後，周說服了編委會把報紙的主要內容所使用的語言由文言文改為現代白話文，為此編委會成員當即把他選為主編。該報紙的日發行量為兩萬份，這需要非常強的責任心。周把大量的時間花在位於榮恩街的印刷廠裏，了解技術操作過程，向工人們傳送革命思想。他親自讀校樣，有時讀到深夜，以此來節省點經費。但是，他把更多的時間花在撰寫稿件上，因為報紙的大部分文字都是由他親自編寫的。他使用各種不同的筆名，目的在於使自己的作者身份的程度不至於太明顯。
在這個階段，盡管他們是自由的社會主義者和烏托邦式的人物，但他的思想仍然還不是共產主義的。他特別尖刻地反對孔子、孟子和軍閥，但他的社論也攻擊蘭開夏和大阪的紡織巨頭，揭露他們利用資本來剝削廉價的中國勞動力，抨擊毫無用處的老式的中國家庭製度，並報道工人們貧困的生活。用西方的話說，他的態度最接近托爾斯泰。
當一個北京大學的學生用“列寧第二”的筆名寫了一篇歡迎俄國十月革命的文章時，周或許略受張伯苓博士的影響而對此產生了疑慮。但不管怎麽說，蘇聯這一榜樣是不能完全被蔑視的，他帶著一批學生到法租界去給在北京大學任教並為共產國際工作的一個俄國教師謝爾蓋·包列伏依打電話。這是他第一次與國際共產主義的個人來往。
正如鄧穎超後來回憶的那樣，那批學生其中（“我年齡最小”）談論“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大家都還沒有一定的信仰，也不懂得共產主義，隻聽說最理想的社會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由於周住在天津城南部的河北第三大街，他養成了一個固定的習慣。他每天早上在一個路邊的小吃店裏以豆漿和炸油條為早餐。然後，他到公共廁所去，並利用這個時間構思每日社論。
一個同事回憶了自己是如何逐漸尊敬周的。那時，在“學生聯合會”裏有一些愛出風頭的人，周卻不像他們那樣。他不介入權力之爭，平等待人、熱情善良，他善於迅速處理各種事情，如立刻看完交給他審閱的稿件而不是把它們擱置一邊。30年以後，在人民共和國裏，人們正是這樣評價他的。
在1919年7月21日的一篇慶祝社論中，周堅定地認為要進行社會改造，傳播新思想，昂首闊步前進以反對流行的悲觀情緒。8月份，報紙的新主題是日本無恥利用凡爾賽和會，通過吞並山東省的部分領土來占中國的便宜。支持日本人的山東軍閥加速了他們對學生的鎮壓，解散了他們的組織，殺害了一個愛國協會的一些領導人。“國民啊！”周8月6日寫道，“黑暗勢力，越來越多了……我們應當怎樣防禦啊？要有預備！要有辦法！要有犧牲！”他繁忙地組織天津學生團體的一些特別會議以舉行抗議，並與其他城市的學生組織進行配合。他們把自己的組織集中為一體以便準備得更充分，並派代表到北京去參加全國性的抗議活動。當這些年輕人被逮捕時，周便努力解除仍然在家的同誌們的疑慮：“這正是繼續加強愛國運動的時機，用不著驚慌緊張，依照計劃進行就是了。隻要經得起考驗，就沒什麽！營救他們是我們的責任。”他在學生報紙上寫道：“我們必須團結起來進行戰鬥。我們必須營救被捕的代表！”
此後48小時內，數百名天津學生趕到北京，聚集在中國的總統府外進行抗議。他們在那裏等了整整三天三夜。後來，軍警開始用槍托來打他們，並逮捕了學生領袖。最後，周與其他學生領袖一起來到北京，組織了數千名學生包圍北京和天津的警察署。8月底，政府作出讓步並釋放了被關押的學生。9月初，周和其他人率領大家凱旋，並開始計劃下一步的反政府行動。
周想把分開的男女愛國組織結合起來，而這一舉動是如此具有現代意識，以至於在當時的中國被認為是有傷風化的。經過4天詳盡的談判後，一個新的聯合組織於9月16日舉行了首次會議。
“我們今天到會的人，”周說道，“都是受了20世紀新思潮的啟發，覺悟到中國社會要從根本上解決，就要把那些不合現代進化的軍國主義、資產階級、黨閥、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頑固思想、舊道德、舊倫常等，全部加以鏟除、改革。”他明確地建議創辦一份取名為《覺悟》的白話文雜誌，並成立覺悟社(27)來主辦該雜誌。這個成立的新機構與其他城市相類似的學會一樣具備同樣的目標。這些學會包括毛澤東在長沙建立的新民學會。它的成員都是一些激進分子，盡管他們並未成為共產主義者。後來有些人成了無政府主義者，還有一些人加入了國民黨。
當周用發顫的聲音讓女士們在首次舉行的男女生混合會議上介紹自己時，其中站起來的一個人是當時在第一女子師範學校上學的標致能幹的鄧穎超。她敢想敢幹，被選為天津女子愛國學會的負責人。她寫的關於“五四”運動的論文已成為一篇傑作。她像周及周的朋友那樣，堅持組織各種講座和各種會議，不斷提高政治覺悟。然而，用周值得驕傲的話說，“她才15歲！”
但是，周的愛情道路卻不那麽順利。當周在南開中學上學時，天津有個最受人追求的姑娘，她是一個富翁的女兒，長得極為漂亮。周早就認識她。她的父親和兄長喜愛周恩來的才幹，主張把女兒（妹妹）嫁給周恩來。他們把這一意思透露給周恩來，周恩來沒有同意。他的考慮是對方既富有，家中又有權勢，自己家中貧窮，將來會受製於人。
周不得不承認他曾受到這一小插曲的影響。於是，他在學校中宣布自己抱獨身主義，以避免來自婚姻方麵的幹擾。周埋頭於學習和追求革命思想之中。
天津的覺悟社開始工作後不幾天，周便邀請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先驅李大釗從北京來與覺悟社的成員們交談。從這時起，他便開始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啟示。他後來回憶說，在天津的這一年，“我閱讀了《共產黨宣言》中譯本，考茨基的《階級鬥爭》和《十月革命》”。所有這些書是在陳獨秀主編的革命雜誌《新青年》上發表的。
用於學習的時間總是不多。日本人的行為繼續激怒著中國學生。天津新近被任命的警察廳長是一個專橫跋扈的家夥，周公開與他展開唇槍舌劍的辯論。學生們利用10月10日共和國周年紀念日—著名的“雙十節”為借口召開會議和舉行示威遊行。天津學生們計劃聚集的地方南開運動場，此刻被警察嚴實地包圍了起來。鄧穎超帶領女學生指責警察，她們高喊：“警察也要愛國！”“你們不能打愛國學生！”被包圍的學生用棍子打掉警察頭上戴的盔帽，使他們狼狽不堪。最後，學生們衝破了包圍圈，反過來包圍了警察廳。
政府於9月22日禁止了周恩來主辦的《天津學生聯合會報》出版，但兩個星期後周又使該報出現在街頭，它是學生們在工人的幫助下自行印刷的。他成功地脫險而未被捕，但他的朋友馬駿卻被警察抓走了。幾天之內，周奔波於天津與北京之間，動員有影響的人出麵幹預馬的釋放問題。周對警察粗暴殘酷地對待自己的年輕夥伴而感到憤怒。他寫的東西不再是平靜的說服規勸，而是認為需要廢除中國的匪警、匪兵。憤怒的語調漸漸地充滿了他的文章。
1919年末，他寫了一首揭露黑暗社會的短詩，名為《死人的享福》：
西北風呼呼響，
冬天到了。
出門雇輛人力車，
車夫身上穿件棉袍。
我穿著嫌冷，
他穿著卻嫌累贅；
脫下來放在我的腳上，
我感謝他愛我，
他謝謝我助他便他。
共同生活？
活人的勞動！
死人的享福！
此詩通過與人力車夫的偶然相遇和兩件不同外衣，譴責了舊的製度和剝削，顯露了周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觀。
這首詩發表在1920年1月20日出版的《覺悟》雜誌創刊號上。所有的投稿人都用抽簽的方式來取筆名。鄧穎超抽到“一號”簽，用“逸豪”做筆名，意為“一號”；周的筆名是“伍豪”，因為他抽到“五號”簽。這個化名周後來用了好多年。
從覺悟社的一張成員照中可以看出，鄧坐在前排，打扮整潔，莊重自尊，而周站在第二排的一端，顯得不那麽整潔，身體略為斜傾一點。
鐵窗生活對周來說即將來臨。那些從日本貨物中源源獲利的商人毆打了抵製購買他們貨物的人們，為此，1920年1月學生們再度進行抗議，而這一示威卻成了當局大批逮捕學生的借口。1月29日，天津的學生們舉行群眾大會，決定進行報複。他們向省長請願，要求省長支持他們的抵製運動。這次請願是由周和一個男生、兩個女學生領導的。鄧穎超被留下來協助守衛學生總部。
寒冷的北風卷著殘雪，撲打著人們的麵頰，他們等待著，隻要一聲令下他們便馬上出發。周身著一件單薄的短上衣，長長的頭發隨風飄拂，他一步躍上台階，提醒人們要記住大家一致同意的請願要求。
當他們到達省長辦公所在地時，通向省長辦公室的大門卻緊緊地關閉著。“我們是天津的學生代表，”周對一個從側門出來探視學生們想幹什麽的官員說，“我們要見省長，要陳述我們的愛國意見。”
這個官員縮了回去，遭到的卻是周身後成千上萬雙憤怒的眼睛送去的譴責的目光。大約20分鍾以後，他出來傳話說，省長可以召見學生代表，但其他學生必須後退。學生們拒絕後退，結果形成了僵局。
突然，周發現正門底部有一個空當，衛兵們忘了關上，他們正好可以爬上門檻，從空隙處閃身而進。周對自己的同誌們說：“打破僵局開展鬥爭的唯一辦法是通過門檻空隙進去。”
學生中有人反對說那樣太危險，但是，周反駁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他和其他3個同誌鑽了進去，其中兩個是女的，在裏麵與軍警發生了扭打。當他們被帶到衛兵室等候省長的決定時，周發現大門旁的牆上靠著一個梯子。他迅速登上去，從牆頭上向同學們大聲喊道：“如果我們一點鍾之後仍不見歸來，就是失敗了。大家要再接再厲，另尋辦法，決不讓步。”
不久，士兵和警察們闖到學生中間，用警棍抽打這一老辦法來解決問題。這是一場浴血奮戰，而此刻在裏麵的周和其他3個夥伴還未受到任何損傷。警察廳決定不經審問而無限期地拘留這4位學生領袖，並把他們隔離開來。但周發現可以在廁所裏進行聯係，隨後他們均同意在4月初開始絕食。
這幫助了在外麵的其他學生及他們的家人把這一事件和逮捕學生的真相公諸於世。他們通過報紙和其他公共出版物，很快便了解到外麵仍在繼續抗議。鄧穎超帶領一批學生到警察廳，自願前來替換絕食的代表。
當局為開庭審理周感到煩惱，而此時周已經從單人牢房轉移，和其他犯人關押在一起。他抓住這一機會，給同獄的人們灌輸激進思想。他和其他3個學生即席給大家講授經濟、法律、馬克思主義甚至心理學方麵的知識。周後來還把在獄中寫的東西編成《警廳拘留記》，在獄中每日堅持寫《檢廳日錄》。
在“五四”運動爆發一周年紀念日那天，他們在獄中舉辦了一個文藝晚會。他們因陋就簡，用三塊門板拚到一塊兒做舞台，用被子做帷幕，用人的模仿聲做交響樂。周演了幾出小戲，在扮演地主壓迫農民以及法帝國主義的行為時，演得也很好。當他表演最後一個節目—他曾在南開中學演過的《一元錢》時，感動得獄卒們都流下了眼淚，使他們都保證今後一定要愛國。
最後一次審訊在8月份開庭。(28)周坐在“被告席”上，幾個月的監獄生活使他明顯地消瘦了許多。數百名朋友和同學的目光都集中到他身上。當周被問到他非法闖入省政府辦公處是否屬實時，周輕蔑地一笑，然後接二連三地向法官發出質問：“學生們出於愛國之心，抵製日貨，維護民族利益，究竟犯了什麽罪？”
“學生們到省府請願，推舉我們當代表，求見省長，這又犯了哪一條王法？”
“當局派軍警用刀槍棍棒打散請願學生，造成流血慘案，又是哪條法律有此種規定？”
“既不審訊，又不釋放，無理拘留各界請願代表達半年之久，又依據法律的哪一條文？”
……
這一連串的質問，像排炮一樣，打得法官招架不住。他惱羞成怒地喝道：
“究竟是你審問我，還是我審問你？”
法官的裁決原來是準備宣判學生重刑，但他隻好從違法的技術性上給予學生輕判，包括學生們事實上已在押的日子。這樣大家的麵子都挽回了。周的祝賀者們認為這是一個巨大的勝利，把他簇擁到汽車上，汽車上插著彩旗和鮮花。在人們的夾道歡呼聲中，周隨汽車一起離去了。
周對自己在監獄期間鄧給他的幫助深為感動。他也突然發現有兩個出乎預料的人前來歡迎他，一個是他受審中的辯護律師，另一個是南開中學的創辦者之一。這兩個人都是周的崇拜者，他們都對周的行為和品質產生了深刻的印象。南開大學的校董嚴範蓀過去曾願把自己的女兒許配給周。周婉言謝絕了。這時他仍拿出500美元，資助周到國外深造，因為當時周把個人私情看得很冷淡，而是正在積極考慮留學法國一事。送中國青年學生到歐洲勤工儉學是覺悟社關心的主要事務之一。1920年6月8日，周在獄中寫的一首詩中，表達了自己展望前程的滿懷**。
這是一首寫給李愚如的送別詩。李是鄧穎超的同學和好朋友，她在遠渡重洋赴法勤工儉學之前前往獄中看望周。在一張便條中，周對愚如姑娘解釋說：“你走了，不能送你，我作首詩送給你吧！今天我從下午4點半鍾作起，作到6點半鍾，居然成功了。這首詩的成績，在我的詩集裏，要算是‘中上’了。”周在回憶了愚如姑娘早期的事業和抱負之後寫道：
三個月沒見你，
進步的這般快了。
前些日子念強來說，
你要往英，
我以為不過說說。
過幾天丹文又來說，
你要往法，
我也以為不過說說。
哪知不幾天，
你來別我，
當麵告訴我，
你能去了。
你竟去了。
述弟(29)來信告訴我，
說你給他去的信道：
“……況且我是個人，
可以做工自給的；
無論如何，
總不至餓死他鄉！
你要知道：
幸福是要自己去找；
株守相等，
是沒有得到一日的……”
你別時也同我說：
“……買四等票，
坐三等艙……
……勤工儉學去；
念一年書後，
工讀自助。
……研究實用理化；
本我的誌趣，
辟我們女子的生計獨立、精神獨立的自由徑路；
保我們女子的人權天賦……”
念你的精神，
你的決心，
你的勇敢，
興勃勃的向上；
全憑你的奮鬥壯膽。
出國去，
走東海、南海、紅海、地中海；
一處處的浪卷濤湧，
奔騰浩翰，
送你到那自由故鄉的法蘭西海岸。
到那裏，
舉起工具，
出你的勞動汗；
造你的成績燦爛。
磨煉你的才幹；
保你天真爛漫。
他日歸來，
扯開自由旗；
唱起獨立歌。
爭女權，
求平等，
來到社會實驗。
推翻舊倫理，
全憑你這心頭一念。
過南京，
見著述弟；
想象中下關車站，
黃浦江畔，
一刹那的別離難。
同在世界上，
說什麽分散。
何況情意綿綿，
“藕斷絲不斷”。
兩月後，
新大陸又見了述弟的足跡。
大西洋的波瀾，
流不斷你們的書翰；
兩個無線電杆，
矗立在東西兩岸，
氣通霄漢。
三月後，
馬賽海岸，
巴黎郊外，
我或者能把你看。
行行珍重！
你竟去了。
你能去了。
三個月沒見你，
進步的這般快了。
—九、六、八下午恩來作於天津地方檢察廳看守所(30)
在詩中，周預期了自己幾周後的重大旅遊，“走東海、南海、紅海、地中海……”送他到那“自由故鄉的法蘭西海岸”。然而，他給他的女合作者提出了具體的希望：“勤奮刻苦……造你的成績燦爛。磨煉你的才幹；保你天真爛漫。”這個有現代思想的人仍對性的貞操抱著傳統守舊的觀念。
1920年秋，在覺悟社舉行的年會上，周建議李大釗指導召開一個由北京和天津各組織參加的聯合會議。他說：“大家一致認為，今後的救國道路，隻有深入勞工群眾，依靠勞動階級，並把‘五四’運動後在全國各地產生的大小進步團體聯合起來，采取共同行動，才能挽救中國的危亡，改造舊的中國。”這是他和覺悟社的許多成員乘船赴法之前開展的最後一項政治活動。
在李愚如給周的信中，她寫道：“你應該出國，在這得到歡樂，坐在大樹下麵等待將會一事無成。”周當然沒有坐在大樹下等待。他幾乎難以抑製自己的急切之心情，像中國的學者們所說的那樣—“去喝洋墨水”。